第三部　神话 第09章　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和朱迪丝，阿斯帕西妞和卢克丽霞，潘多拉利雅典娜（At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以为她所是的那种形象。即便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她实际上也还是一直被规定为他者。而她的含糊性正是他者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就人的处境被规定为它与他者的关系而言，它也是人的处境的含糊性。正如我已说过的，他者是恶；但由于为善所必需，它也是善。通过它，“我”达到整体；但它也使“我’与整体相分离。它是通往无限的途径，也是衡量“我”的有限本性的尺度。这便是女人未能体现任何稳定概念的原因。通过她，从希望到挫折、从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的转变在不断地进行着。不论我们可能从哪一方面来考察她，首先碰到的都是这种矛盾。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寻求的他者，既是大自然也是他的同类。但我们知道男人心里对大自然有怎样一种矛盾的情感。他剥削它，但它挤榨他；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他的存在（haing）之源，也是他按自己意志所征服的王国；大自然是用粗物制成的、关押灵魂的血管，也是至高的现实；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它是违反精神的，也是精神本身。它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仿佛是涌出生命的黑暗沼泽，仿佛是生命本身，仿佛是生命迈向的遥远之处。女人把自然概括为母亲，概括为妻子和理念；这些形式有时是相混的，有时是冲突的，它们每一种都有双重面孔。

    男人深深植根于大自然，他和动植物一样是被产生的。他很清楚，他只有活着才能够存在。但从父权制出现以后，生命在他心目中具有了双重特征：它是意识、意志和超越，即是精神；它也是物质、被动性和内在性，即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宣称，在人世间犹如在奥林匹斯山，真正有创造力的是男性本原：由此产生了形式、数量和运动；谷物的生长和增加得助于得墨忒耳，但谷物之起源及其真实性则在于宙斯女人的生育力被认为只具有被动的性质。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太阳和火是男神；大海是母性符号组成的、大量存在的最一般概念之一。水被动地接受炽热放射物的授精作用；草地被农夫犁开以后，也是这样被动地在犁沟里接受种子。但它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抚育着生命的幼芽，保护它，供给它生长用的物质。这就是男人甚至在把大母神废黜以后，仍崇拜生育女神的原因。他因他的收成，他的牛群，他的全部财产，而感激赛比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归因于她。他对于水的歌颂不亚于对于火。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里欢呼：“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奇怪的冒险。”男人也崇拜大地，如布莱克（Blake）所称谓的“主妇般安详的泥土”。一位印度先知劝告他的门徒不要掘地，因为“在耕作时对我们大家的母亲的任何伤害，任何切割或断裂都是一种罪孽……难道我可以手持利刃，刺入我母亲的胸膛？…难道我可以在她身上乱劈乱砍，使她粉身碎骨…我怎敢剪掉我母亲的头发？”在印度中部，拜迪亚人（theBaidys）也认为，“犁开他们地母的胸膛”是一种罪孽。相反，埃斯库罗斯在谈到俄狄浦斯（Oediplls）时却说，他“敢在将他形成的神圣犁沟里播种”。索福克勒斯（Sophboles）谈及过“父亲般的犁沟”和“只在播种时采访一次的犁地者，茫茫田野的主人”。在一首埃及诗歌中，被爱者宣称：“我就是大地！”伊斯兰经文里也把女人称为“田野…葡萄园”。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FwrisofAssist）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提到：“大地，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作用盛开的花朵，茵茵的青草守护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米什莱在阿克基泥浴时高喊：“亲爱的万物之母，我们是一体的！我来之于你，归之于你！…”在渴望生命战胜精神的活力论浪漫主义全盛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和女人的不可思议的繁殖力，在当时似乎比男人的人为作用更加令人惊叹；于是男人梦想重新完全置身于母性的庇护之下，以能再度发现他存在（being）的真正根源。母亲是深植于宇宙的、能够汲取其精髓的根茎；她是涌出生命之水的泉源，而这水也是滋补的乳汁，是温暖的春天，是用上和水和成的泥，它富有健身效力入

    仅是男人也常常反抗他的肉体状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陨落的神：从光明有序的上苍，落入他母亲的混沌黑暗的子宫，这是他的祸根。那火，那他想用以孤芳自赏的纯粹主动的升腾，被女人埋在泥土里。他本来应当是必然的，本来应当和纯粹理念一样，和此者、全体、绝对精神一样。然而他却发现自已被关在能力有限的身体里，被关在他不能选择的时空里；于是他是多余的，无用的，拖泥带水的，可笑的。整个肉体的偶然性，就是他自己的偶然性，他在被遗弃中一，在无法辩解的无用中倍受折磨。她也使他注定要死去。在子宫（它如坟墓一般隐秘封闭）里形成的颤动胶质体，再清楚不过地会招致腐尸，令他不寒而栗。不论生命在何处这样创造出来，其生长和发酵都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仅仅形成于破坏之中。从粘性胚胎所开始的循环，在死亡的腐败中得以完成。由于对无用和死亡感到恐惧，男人也对自己的被产生惊恐万状。他情愿否认自己与动物界有关，杀气腾腾的大自然通过他出生这一事实控制了他。

    在原始人当中，分娩被极其严格的禁忌所笼罩。尤其是要把胎盘小心翼翼地烧掉或扔进大海，因为不论是谁占有它都会掌握新生儿的命运。胎儿赖以生长的那种膜状体，是胎儿依附的标志；它一旦毁掉，个体就能够从活体粘状物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分娩的不洁被归咎于母亲。利本记及一切古代圣典都强迫女人分娩后行法身利。在许多农村，洗礼仪式（产后感恩）延续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小孩子、少女和男人在看到孕妇隆起的腹部和胸部时，都情不自禁地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常以嘲笑为掩饰。在博物馆，好奇的目光以一种病态的兴趣，紧紧盯住蜡制的胎儿和浸泡着的胎儿，这种兴趣和他们看到荒坟时是一样的。尽管社会洒下了尊重，怀孕功能也还是引起天生的反感。如果小男孩幼年时在感觉上依恋母亲的肉体，那么当他长大，变得社会化并注意低的个体存在时，这个肉体则会让他感到恐惧。．他将抹煞它的存在，认为他母亲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人。如果他急于相信她的纯洁和忠实，那不是因为情爱的嫉妒，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把她渗成一个肉体。如果青少年和同伴散步时偶尔遇见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的任何女性亲属，那么他也会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她们的出现，让他回到了他想摆脱的内在性三国，暴露了他想挣脱的根基。小男孩在母亲吻他和哄骗他时表现出的愤怒，也有这种含义；他不承认自己和家庭、母亲、母亲的胸部有关系。他很想如雅典挪那样充分发育、全部武装和刀枪不入地跃入世界。曾被怀在腹中和后来生为婴儿，是威胁他命运的祸根，是站派地存在的不洁，也是对他死亡的预告。对生的迷信始终和对死的迷信相联系。地母神吞食了自己孩子的尸骨。她们是编织人类命运的女人——帕耳开和摩伊赖。但也是她们割断了这些线。最流行的说法是，死神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哀悼死者，是因为死亡是她们的成果。

    所以女人一母亲之神有一到黑暗的面孔：她是空灵，万物从那里来，又总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她是虚无。在这漫漫的长夜里，白昼揭示出的世界多重面目被泥在了一起；这是被物质所民限的一般性与浑浊性的精神之长夜，沉睡与虚无之长夜。这是大海深处之长夜：女人就是那昔日令航海者胆战心惊的阴暗的海妖；这是地球内部之长夜。男人害怕这长夜，因为它是生育力的另一面，使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他向往天空，向往阳光，向往明媚的顶峰，向往蓝天那纯粹的清冷。而他脚下却是潮湿、温暖、阴暗，想把他拖下去的深渊。在许多传说我们的确看到，当主人公重新落入母性黑暗——洞穴、深渊和地狱时，他便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这时矛盾又在起作用：如果生与死永远相联，那么死与生育力也始终有关。令人憎恶的死似乎是一次新生，于是又受到赞美。死去的英雄每年春天被救活，如俄赛里斯（OSiris）；他通过新生获得再生。荣格（Jmp）在《里比多的变态》一书中说，男人的最大希望“是死亡的黑暗之海能够变成生命之海，死亡及其冰冷的拥抱能够变成母亲般温暖的拥抱，像大洋那样，虽然吞没了太阳，却又在深处将它托出。”许多神话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太阳神葬身于大洋，又令人困惑地出现。男人不但希望活着，而且渴望安宁、长眠和虚无。他不希望自己能不朽，所以他可以学会热爱死亡。尼采写道：“无机物就是母亲的胸膛，摆脱生命就是再度变为真实，就是达到完美。不论谁要认识这个问题都应当懂得，重返无感觉的尘埃是一种快活。”乔史通过一位长生不死的老者之口这样祈祷：“日日夜夜，我用我的棍故敲打着大地，我母亲的门槛，我喊道：啊，亲爱的母亲，让我进来吧！

    男人很愿意证实他的个体生存，骄傲地依靠他的“本质差别”，但他也希望能突破自我的屏障，与水和夜，与虚无，与整体融为一体。女人把男人判为有限，但她也使他可以超出自己的有限。所以她的魔力是模棱两可的。

    在一切文明中，女人直到今天仍让男人感到恐怖：这是他对自己肉体的偶然性所感到的恐怖，他从她身上看到了这种偶然性。青春期以前的小女孩没有威胁，她不为禁忌所限，也无神圣的特质。在许多原始社会，她的性别仿佛是清白的：年幼时允许男女孩子玩性游戏。但一到女人可以生殖时，她便是不洁的了，严格的禁忌包围了行经的女性。利未记对隔离和洁身做了详细的规定，许多原始社会也有类似惯例。在母权社会，月经魔力是矛盾的：月经可能扰乱社会活动，毁坏庄稼，但也可以用于媚药。甚至今天某些印第安人还把一块在经血里浸泡过的织物放到船头上，防止河妖出现。但是父权时代以后，则认为女性月经只有恶的魔力。普林尼说，行经的女人毁坏了庄稼，破坏了花园，杀死了蜜蜂，等等；如果她碰葡萄酒，这酒就会变成醋；如果摸牛奶，牛奶就会变酸，如此等等。英国古代有一位诗人在诗中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啊，流着经血的女人啊，你是恶魔，

    世间万物都会与你隔开以免受害！

    这种信念以巨大力量延续到近代。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公然宣称：“肉一经行经女人触摸便会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列举了个人观察的实例。本世纪初，法国北部有条规定，不许“带来祸害的”女人进糠厂，否则糖就会变黑。这些观念在农村一直很顽固。农村的厨师全都知道，若女人在旁边，蛋黄酱就会做不成。有些乡下人认为，如果女人在旁边，苹果酒就不会发酵，另一些人则认为腊肉就会脆不成并变坏。少数似是而非的报告，也许会给这种信念提供点证据。但是显然，从这一信念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来看，它必定有一种迷信的神秘起源。这里的确有一种对血的反应，它比一般更大然而同样是神圣的。但经血有其独特性，它代表女性本质。所以若被人滥用，它恐怕会给女人本身带来伤害。列维．斯特劳斯说，在查戈人当中，女孩子受到警告，不要让任何人发觉来月经的任何迹象；衣物必须藏好，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凶兆。利本记把月经比做淋病，而维尼（Vigny）则把不洁概念与疾病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女人，病儿和十二倍的不洁”。

    女人的月经周期奇怪地与月亮运行周期一致，于是月亮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反复无常的。女人是那使行星和太阳正常运行的可怕机器的一部分，她是宇宙能的猎物，而宇宙能在主宰着星辰与潮汐的命运，男人必须忍受它令人不安的辐射。但经血也应介于生命和物质之间，尤其对有机物有影响：使奶制品变酸，肉类变坏，引起发酵和分解。这不是由于它是血，而是由于它流自生殖器。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确切功能，但已认识到它和生命繁殖有密切联系：古人不知道有卵巢存在，甚至把月经看做精子的补充。经血的确末使女人不洁，宁可说它是她不洁的标志。女人生育力在男人那里引起的恐怖，通过经血表现出来。

    不准和处在月经不洁中的女人发生各种性关系，是最严格的禁忌之一。在各种文化中，冒犯者本人被认为在某个经期是不洁的，或者为了赎罪要过严格的苦行生活。人们认为，男性的精力与活力可能会由于女性本原处于力量顶峰而被破坏。男人隐隐感到，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看到母亲的可怕本质是令人厌恶的，他决意把女性的这两个方面分开。于是普遍产生了禁止乱伦的法律，它表现为对异族通婚的规定或较为近代的形式。这是男人在她特别热衷于自己的生殖角色时——月经期、孕期和哺乳期H向于避开她的原因。恋母情绪（对它应重新加以解释）并不否认这种态度，反而含有这层意思。只要女人代表世界的以及模糊的有机发育的隐隐根源，男人就会在她面前处于守势。

    不过也正是借助于这个幌子，女人才使她的群体既能脱离宇宙和众神，又能继续与其保持联系。今天她在贝都因人和易洛魁人那里仍然在保障着田地的肥沃。在古希腊，她能听到地下的声音，听懂风和树的语言：她是皮提亚（h讪，女巫，女预言家；死者和众神借她之口讲话。她至今仍保持着这种预言的魔力：她是神婆、看手相者、扑克算命者和千里眼，她是有灵感的人；她能知道人们想说出的愿望，她能看到幽灵。当男人感到需要重新置身于动植物生活，如安泰为恢复体力而触摸大地，他们就会求助于女人。在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文明中，对地狱的崇拜始终存在。这些崇拜与正式的宗教生活一般相去甚远，如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最后甚至具有神秘仪式的形式：它们的含义和崇拜太阳的含义相反。在对太阳的崇拜中，男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的、精神性的意愿。但这两种崇拜也是互补的。男人试图通过狂喜来摆脱孤独：这是神秘仪式、酒神节狂欢、酒神崇拜者的结果与目的。在一个重新被男性征服的世界上，是一位男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s），篡夺了伊西塔的。阿斯塔尔忒的无节制和木可思议的权力；但她们仍是围着他的偶像纵情狂欢的女人：疯狂的女人、酒神的女祭司和崇拜酒神的女人，使男人处于神圣的醉态，处于祭神的疯狂激动。宗教娼妓也在扮演相似角色：这是一个释放而又疏导生育魔力的问题。今日民间节目仍以纵欲为特征。女人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给人以快感的客体，也是达到狂妄自大、放荡不羁状态的工具，而个体在这种状态中超越了自我的界限。G·巴塔耶写道：“一个人在走火火魔的、悲剧性的、‘盲目惊叹’的自我当中所深深占有的东西，除非在床上，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新找到。”

    在发泄性欲时，男人抱着他的爱人，想陶醉于她肉体的无限神秘之中。但我们已经看到，另一方面，他的正常性欲倾向于割断母亲同妻子的联系。他对生命的神秘魔力感到厌恶，而他自己的生命却是用大地的芳香可口的果实养育成的，这些果实给他带来了快活。他希望把它们当成他自己的；他渴望维纳斯重现于大海。父权社会第一次把女人揭示为妻子，因为最高创造者是男性。在做人类的母亲以前，夏娃是亚当的伙伴。她被赐予男人，于是他可以占有她，使她受精，就像他拥有土地并使它肥沃那样。通过它，他让整个自然成为他的王国。男人在性行为中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短暂快感，他还希望征服、获取和占有。拥有女人就是去征服她。他插入她的体内，犹如犁头插入犁沟。他甚至在占有并耕作土地时就占有了她；他劳动，他栽培，他播种：这些形象和书写一样古老。从古到今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例子：“女人似田地，男人如种子”，摩奴法典说。在安德烈·马松（AntheMasson）的一幅画中，有个手拿铁铲的男人，在女人阴户状的花园里挖地。女人是丈夫的猎物，为他所占有。

    男性在恐惧与欲望之间，在担心受无法制约力量的支配与希望战胜这种力量之间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处女神话当中。由于时而为男性所恐惧，时而为他所渴望乃至需要，处女似乎是女性神秘的最完美形式。因而她既是它的十分令人不安的表现，也是它的令人神迷的表现。男人是否要妻子在嫁给他时是处女，这要随他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征服这种合围力量而定。在女人大权在握的原始社会，支配着他的是恐惧，让女人在新婚之夜以前失去处女贞操是适当的。马可·波罗在谈到藏人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娶一个身为处女的姑娘为妻。”这种拒绝有时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男人不愿意要一个还不曾引起男性欲望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尔·贝克里（EIBedri）提到斯拉夫人时说，“若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妻子是一个处女，就会对她说：‘要是你有一点儿可取之处，男人就会向你求爱，你的处女贞操就会被人夺走。’于是他把她赶出家门，将她遗弃。”甚至还据说，有些原始人只同已做了母亲从而证明有生育力的女人结婚。

    但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迫使处女失去贞操的习俗，它们所基于的真正动机，却是神秘的。有些人想像，阴道里有一条蛇，它在处女膜刚破时会把丈夫咬住。有些人则把可怕的魔力归咎于阴道里流出来的血，这血与经血有关，同样可以摧毁男人的生殖力。这类想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本原未经损害时更有力量，更具威胁性。

    有些实例没有提出让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则所描述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当中，女孩子根本就不是处女，因为从幼年就允许她们玩性游戏。在某些文化中，母亲、姐姐或一些已婚女人有条不紊地破坏少女的贞操，于她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扩大她的阴道口。另外，破坏处女贞操也可能在青春期进行，女人用木棍、骨头或石头捅破处女膜，不过这只被视为是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在其他部落，女孩子在青春期受到野蛮的启蒙：男人把她拖到村外，以强奸或物件夺取她的处女贞操。一种常见的礼仪是，把处女赐予过路的陌生人——不论是认为陌生人对只威胁该部落男性的超自然力满不在乎，还是认为何种魔鬼将在陌生人面前被释放出来。祭司，或医师、酋长、族长，在新婚前一夜夺走新娘的处女贞操，更是司空见惯的。在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教徒就负有这种义务。听说他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没有快感，所以要求有很高的报酬。众所周知，所有圣物对俗众都是有威胁的，但被奉为神圣的人都完全可以触摸它们。因而可以理解，祭司和部落首领能够征服丈夫必须加以防范的邪恶力量。在罗马，这一习俗残留下来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让未婚妻坐在普里阿普斯（Naplls）石像的阴茎上；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即增强她的生育力和吸收她身上所携带的两种有魔力的（因而也是邪恶的）液体。丈夫可以用一种不尽相同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自己去破坏处女的贞操，但这要在礼仪中进行，以使他在日后关键时刻不受伤害。例如，他可以当着全村人的面，用木棍或骨头来做这件事。在萨摩亚，他用裹着白布的手指捅破处女膜，然后把这带血的布撕成碎片，分给在场的人。或者也可能允许丈夫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的处女贞操，但3天内不能在她体内射精，这样生殖微生物便不会被处女膜破裂时流出来的血所玷污。

    由于得到重新评价（这一评价在宗教领域是经典的），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阴道里流出来的血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法国，有些村落仍保持着新婚后第二天早晨在亲友面前展示有血迹的床单这一习俗。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而野兽和未被征服的自然力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对于可以将其驯服并且拥有它的人来说，也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特性。男人把野马的奔放激情，把电闪雷鸣，把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变成了通往幸福的手段。所以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财富。在少女必须保持贞操的强制性要求中，无疑有合理动机在起作用：和妻子的贞洁一样，未婚妻的清白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如此，父亲以后才不会冒着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人的孩子的风险。但是在男人把妻子看成他个人的财产时，对处女的要求还有更直接的理由。首先，积极实现占有观念是永远不可能的；的确，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一个物或任何一个人，于是他便想以消极方式确立所有制。坚持某物归他所有的最可靠方式，是阻止别人使用它。在男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从未属于过任何人的东西更值得向往的了：所以征服仿佛是唯一的、绝对的事情。处女地永远令探险者人迷；由于想攀登天人攀登过的顶峰，甚至由于仅仅想开辟一条向上攀登的新径，每年都有登山者丢掉了性命。好奇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尚未查明的地下洞穴的深处。男人已使用的物品成为一种工具，它被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了十分深刻的性质：在奔腾不息的洪流中，比在常见的泉水中有更大的希望。

    处女的身体有一股僻远山泉般的清新，一副欲放蓓蕾般的娇容，一种太阳永远照不到的珍珠般的光泽。洞穴、神殿、神秘的花园——男人如孩子一般都深深地迷信于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幽暗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在等待着奉送：他应当单独去获取、插入的地方，好像的确是他创造的。而且，所有欲望的追求目标之一，便是耗尽这个被渴望的客体，这含有破坏的意味。和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的插入相比，男人破处女膜时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更为直接。他以破坏处女贞操这一必然行为，把那个身体毫不含糊地变成了被动客体，证实了他对它的获取。这种观念清楚表现在骑士传说中。骑上艰难地穿过丛生的荆棘，要去摘下一校至今尚未飘逸芳香的玫瑰；他不但找到了它，而且毁了它的根；正是在那时他才把它归为己有。这一形象是如此清晰，以至在大众语言中，从女人那里“采花”就是指夺走她的处女贞操。这种表达方式当然是“defindion”这个词的起源。

    但是，处女性只有和青春相联系才具有这种性的吸引力，否则它的神秘性又会令人不安。今天，许多男人对老处女深感性的厌恶。人们认为，不只是心理原因使“老处女”变成自私的、遭人怨恨的女性。祸根在于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是不为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任何男人的欲望都不曾指向它；虽然它已花开花落，却未在男人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它离开了自身的适当目标，变成了一个怪物，和无法与其沟通思想的疯子一样令人心烦。在说到一个40岁时仍很漂亮、但也许是个处女的女人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粗鲁地说：“‘她心里肯定布满了蜘蛛网。”的确，地下室和顶楼，若不再有人问津便毫无用途，就会充满不适当的神秘，幽灵就很可能常去光顾。若是房子被人遗弃，也会成为幽灵的住所。除非将女性的处女贞操奉献给一位神，否则人们就很容易认为它含有某种与魔鬼联姻的意思。未被男子征服的处女，以及摆脱男人控制的老妇人，更容易被人视为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就是受另一个人的奴役，她若是逃避了男人的支配，就要准备接受魔鬼的支配。

    在举行夺取处女贞操的礼仪从而摆脱了恶魔的支配以后，或在彻底清除了她的处女性以后，看样子，新婚妻子就完全有可能成为非常令人称心如意的猎物。丈夫拥抱她时，他要占有的是生命的全部财富。她是大地上的全部动物和植物；是瞪羚和雌鹿，是百合和玫瑰，是毛茸茸的桃子和香气扑鼻的浆果；是宝石和珍珠蚌，是玛瑙、珍珠和丝绸；是蓝天、清爽的泉水、空气、火焰、陆地和大海。东方和西方的诗人都把女人身体比做鲜花、果实和小鸟。而且，从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作品中，我们信手拈来的东西准会汇成一本内容丰富的集子。有谁会不知道《雅歌》呢？歌中情夫对情妇说：

    你的眼睛似鸽子……

    你的头发如一群山羊……

    你的牙齿像一群剪了毛的绵羊……

    你的鬓角宛如石榴……

    你的双乳恰似两头小鹿……

    蜜汁和奶水从你口中流出……

    在《神秘的岁月》中，安德烈·布勒东也进行了这永恒的赞美：“在梅留辛第二声啼哭那一刻：她从她细长的腿腰跳了出来，她的肚子是八月所有的麦子，她的躯干如爆竹一般从弯曲的腰部进出火花，形似燕子的双翼；她的双乳是刚会叫时就被捉住的小貂，它们那燃烧着的嘴，犹如炽热的火炭，灿灿的光辉令人眼花缭乱。而她的双臂是溪流的双胞胎，在歌唱，在飘逸着芳香……”

    男人在女人身上重新发现了明亮的星星，梦幻般的月亮，太阳的光明和洞穴的黑暗。反过来，灌木丛中的野花，美丽花园里的玫瑰也是女人。山林水泽中的仙女，楚楚动人的海妖和小妖，常出没于田野、树林、江湖、大海以及荒原之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像泛灵论这样深入人心。对于水手，大海是一个女人，它危险，背信弃义，难以征服；但他对努力降服它借有希望。那难以就范的、处女般的、险恶的、傲然耸立的大山，对于拼命想攀登上去的登山者来说也是一个女人。人们有时坚持说，这些比喻揭示了性的升华。但宁可说它们表现了与性本身同样重要的女人同自然力的密切关系。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权的客体。但是其他客体也能起到这种作用。有时男人想从少男身上，重新发现海边的沙滩，柔和的黑夜，忍冬属植物的馨香。但性的插入并不是完成对大地进行物质占有的唯一方式。斯坦贝克（Steinbeck）在他的小说《致未知之神》里描述了一个男人，他选择了一块长满苔踪的岩石做他本人与自然的中介。柯莱特在小说《猫》中，写了一位年轻的丈夫，把他的爱集中在一只他特别喜欢的猫身上，因为通过这个又野又柔的动物，他把握了他妻子的过于人化的身体所不能给予他的肉欲世界。和女人一样，大海高山也可以成为他者的完美化身。它们同样在消极地反抗男人，这种难以逆料的反抗同样使他能够实现自我。它们是一个需要加以战胜的不驯服之物，一个需要加以占有的猎物。如果大海和高山是女人，那么女人对于她的情人也同样是大海和高山

    但是，不论什么东西以这种方式来充当男人与世界的中介，都没有把它送给任何一个女人。男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他的伙伴的性器官是他自己性器官的补充。她还必须是生命开出的神奇之花的化身，同时又要将其若明若暗的神秘之处隐匿起来。首先她要年轻健康，因为他压在所怀抱的一个活人的身上时，只有忘却死亡永驻于生命，才可以对她感到陶醉。而且他还要求得更多：即他的爱人必须美丽。女性美的理想千变万化，但某些要求也是永恒的。首先，既然女人注定要被占有，她的身体就必须表现出客体所特有的惰性与被动性。男性美是身体对活动的适应，是力量、敏捷和灵活。赋予肉体以活力的超越现象，决不应当重现于肉体本身。只有在斯巴达、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那样的社会，女性理想才是对称的。那些社会把女人派给国家，而不是派给个人；把她专一地看做母亲，未给性冲动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一旦把女人作为男人的财产移交给他，他就会要求她纯粹为了肉体本身代表肉体。她的身体不是被看做主观人格的放射，而是被看做深陷于内在性的一个物：这样一个身体是不会和世界其余部分有关系的，不必对有别于自身的事物怀有希望：它应当结束它所唤起的欲望。这种要求的最质朴形式，表现在霍屯督人（theHOttentot）对于臀部肥突的维纳斯的理想中，因为屁股是身体神经最少的部位，那里的肉体是无目的的证据。东方人对于肥臀大乳女人的爱好也有类似性质。他们喜欢让这种可笑的脂肪大量增生，它的活力不靠任何设计，除纯粹存在没有任何含义。即便是在对肉欲较为敏感、具有礼节与和谐之观念的文明社会，乳房和屁股也还是讨人喜欢的部位，因为它们的风韵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割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的联系：裹足的中国女人步履艰难，好莱坞明星的优美指甲使她们的手不能活动自如；高跟鞋、胸衣、裙撑、鲸骨衬箍和有衬架的裙子，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它的无能。女人的身体，由于胖得成了累赘，或相反，瘦得弱不禁风，由于被不方便的穿戴及繁文得节搞得麻木不仁，于是在男人看来，它是他的财产，他的物品。梳装打扮和珠光宝气也加深了表情的这种呆滞，身体的这种僵化。装饰性服饰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它有一种宗教的含义，但更常见的是意味着把女人变成偶像。这是一个有歧义性的偶像！男人希望她是肉体的，她的美能有如鲜花水果之美；但他也希望她是平滑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能有如鹅卵石一般。装饰物的作用在于，让她更直接地涉足于自然，同时又可以摆脱自然的属性；在于给颤动的生命带来一种对人工雕饰的冰冷紧迫感。

    由于她的身体和花朵、裘皮、珠宝、贝壳混在了一起，女人成了植物、豹子、钻石和珍珠母。在她身上散发着百合与玫瑰的芳香。但是羽毛、丝绸、珍珠以及香料也在起着掩饰她肉体与气味的动物原始性的作用。她在嘴和面颊上涂抹化妆品，给它们戴上了十分固定的面罩；她的眼睛周围被深深涂上了黑眼圈和睫毛油，如彩虹一般五光十色；她的头发是辫着的，卷曲着的，整过形的，失去了其令人不安的植物般的神秘性。

    经过梳妆打扮的女人，本性仍然存在，但受到约束，人的意志被改造得接近男人的欲望。女人的表现较为称心如意，她的本性在某种意义上既得到较大的发展，又受到较严的限制：“老练的”女人始终是理想的性爱对象。对于自然美的爱好，往往只是老练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形式。莱米·德·古尔盖希望她的头发能逐渐变形，宛如小溪和草原的自由波浪；但只有做成维罗尼卡·莱克那样的发型，而不是任其蓬乱，人们抚摸它时才有水中波浪和地里庄稼之感。一个女人，越是年轻健康，她那崭新的光彩夺目的身体就越是有永久的新鲜感，就越是不需要人工雕饰。但向男人隐瞒他怀抱中猎物的肉体弱点以及危及它的退化，却永远是必要的。由于他对她的偶然性命运感到恐惧，也由于他认为她是固定不变的、必然的，男人想从女人的面容，从她的身体和四肢找到理想的确切表现。在原始人中，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大众型的完美理想：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种族，造就了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维纳斯。在以后的一些时期，对女人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审美原则。但一个女人的相貌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比例越是不自然，她就越是深受到男人的喜爱，因为她似乎摆脱了自然物的兴衰。于是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矛盾境地：男人希望发现女人的本性，但由于他想发现的是理想化的本性，于是他注定要让女人进行人工雕饰。她不但是自然生成的，而且也是非自然生成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实行“电烫”的、用发蜡及乳胶发带理好多余头发的文明中存在，在女人戴“口轮”的黑人国度、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斯威夫特（Swif）在他著名的《西莉亚领》中，痛斥了这种故弄玄虚的做法。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描述了卖弄风情的女人的随身用品，并不胜厌恶地想起她身体的动物性要求。他的愤慨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男人既希望女人是动物和植物，也希望她藏在一种人为的表面下面；既喜欢她出现在大海，也喜欢她出现在时髦裁缝做的衣服之中；既喜欢她的裸体，也喜欢她穿上衣服，裸露于衣服之内——正像他在人性世界发现她时那样。城里的男人寻求女人的动物性；但对于在服兵役的年轻农民来说，妓院也突出了城市的所有魔力。女人是田野和牧场，但也是巴比伦。

    然而，这也是女人的最大欺骗性，她的最大不忠：就是说，是生命本身的最大欺骗与不忠——生命虽藏在极有滋力的形式下，却始终受年老和死亡酵素的侵扰。男人对女人的使用，毁坏了她最珍贵的魔力：她背着沉重的母性负担，失去了性魅力；即便是不育，失去扭力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女人变得年老体衰和丑陋不堪，她会令人望而生畏。据说她会像植物那样凋谢和枯萎。的确，男人的衰老也是令人生畏的，但通常，男人并没有感觉到年老的男人是个肉体，他和这些分离的、陌生的身体的结合是抽象的。男人是在女人身上，在注定属于他的身体上，真正遇见肉体退化的。维庸（Villon）写的《做头盔的美丽女工》，以男人的仇视目光，审视了她身体的退化。年老的女人，丑陋的女人，不仅是无魅力的客体——她们还引起夹杂着恐惧的仇恨。在她们身上，妻子从前的勉力一旦消失，母亲令人不安的形象就会重新出现。

    但是，就连妻子也是个不吉利的猎物。维纳斯从大海——新鲜的浪花、金黄色的庄稼——上出现对，得墨忒耳还在活着。当男人通过得自于她的快感占有女人时，他也引起了难以把握的生育力：他所插入的那个器官，也是导致生育的器官。这就是在所有社会当中男人都要受到许多禁忌的保护，以避免遭受女性铁器官的危害的原因。反之则不然，女人对来自男性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到恐惧；他那个性器官被认为是世俗的，笃圣的。虽然男性生殖器可以有神的尊严，但对它的崇拜没有任何恐惧因素，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无任何必要受到神秘保护以防受害，它永远是吉利的。使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母系社会，性行为是很自由的。但只有在女人的童年期，在她的青春初期，也就是在性交与生殖观念无关时，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马林诺夫斯基有点惊讶地说，无拘无束地共同睡在“单身房子”里的年轻人，乐于公开他们的私通；实际情况是，未婚女孩子被看成是不能生育后代的，性行为因此也就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平静的世俗快乐。相反，一旦女人结了婚，丈夫在公开场合就绝不应对她有任何感情的表示，他不能去触摸她，而且对他们亲密关系的任何涉及都是笃圣的：于是她逐渐分享了母亲那令人畏惧的本质，性变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此后性交便被禁令和防范所包围。耕耘、播种和收获时节是不准许性交的。这些时节要避免个人性交所造成的生育力浪费，而这种生育力是五谷丰登因而是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此时不允许重视与生育力有关的魔力。但节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丈夫的雄赳赳体力。这在男人外出捕鱼戏狩猎时，尤其在备战时是必要的。男性本原在和女人性交时被削弱，所以，只要男人需要完全保存体力，就必须避免性交。

    问题是，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是否总是由性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利未记，梦遗被认为是一种玷污，不过女人与此无关。在我们现代社会，普遍认为手淫是一种危险和罪孽：许多喜欢手淫的孩子和年轻人，在这样做时感到极其恐惧和苦恼。正是由于社会的干预，特别是父母的干预，单独获得的快感才成为一种罪恶。漫不止一个少男本能地对射精感到恐惧：在他看来，从他自己的本体流出的任何东西，不论是血液还是精液，都是令人不安的。泄漏出来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超自然力。然而，即使在主观上，男人可以在无女人在场的情况下经历性冲动的体验，在客观上他的性行为也还是在暗示着她的存在：如柏拉图在两性人神话中所说的，男性机体以女性机体为必需条件。男人在发现自己性别的同时也发现了女人，即便她不是以有血有肉的成形象的形式出现的。反之，也正是因为女人是性的化身，她才是可怕的。我们决不应把活生生体验的内在方面同它的超越方面分开：“我”所恐惧与渴望的事物，永远是“我”自己生存的化身；但除非经历非我，“我”不会发生任何现象。梦遗和勃起所暗示的非我，即使未明确处于女人的形式下，也至少是大自然和生命的表现：个体感到他被一种不属于他自己的魔力所占有。

    的确，他对女人的情感矛盾，在他对自己性器官的态度上再现了出来：他为它骄傲，却又嘲笑它，以它为耻。小男孩和伙伴在一起比赛阴茎时，第一次勃起既让他无比自豪又令他十分恐惧。成年男人把自己的器官者做超越与权力的象征；它和一块随意肌一样，同时也和一件神奇的礼物一样，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它是一种自由，充满了既成的然而又是任意的事实所具有的全部偶然性。在这种矛盾的外表下，他沉湎于它，却又疑心受骗。他想借以表现他自己的那个器官，并不服从他。它带着一种远未被满足的欲望，突然勃起，有时在睡梦中发泄自身，所以它表现了一种可疑的、反复无常的生命力。男人渴望以精神战胜生命，以行动战胜波动性：尽管他的意识同自然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要改造它，但他在自己的性器官中还是发现自己受到生命、自然以及波动性的困扰。

    叔本华写道：“性器官是意志的真正落脚点，它的另一极是大脑。”他的所谓“意志”是对生命的依恋，是磨难与死亡，而“大脑”是思想，它在想像生命时脱离了生命。在他看来，性羞耻是我们在愚蠢地迷恋于肉欲之前感到的表处。即使我们不赞成他观点中的悲观主义，他对这种对立的观察也仍是正确的：性与大脑的对立是男人二元性的表现。作为主体，他塑造了世界，因而他处在这个被塑造的世界之外，成为它的统治者。若他把自己看成肉体，看成性，他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完全自由的人：他陷入了这个世界之中，是一个有限的、易腐烂的客体。生殖行为无疑超出了身体的界限，可是它也确定了这种界限。阴茎，这个后代之父，相当于母亲的子宫；男人是在女人体内生长的那种微生物的产生者，他本身也是那种微生物的载体。通过赋予生命的播种，被抛弃的是他自己的生命。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便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约定，是在坚持物种与个体的对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动性否定了主体引以自豪的独特性。生命与精神的这种较量，使性器官令人厌恶。当男人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动性的象征，看成是占有他人的一种工具时，他对它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当他认为男性生殖器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肉体，他因它而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时，他又以它为耻。这种羞耻感很容易以嘲笑为掩饰。别人的性器官会轻易范起一阵笑声；勃起常显得滑稽可笑，因为这好像是随意的行为，但实际上是非随意的；单单是人们看到生殖器的出现，就会笑出声来。马林诺夫斯基说，对于他生活在中间的野蛮人来说，仅仅提起那“可耻部位”的名称，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所谓拉伯雷式的或“猥亵的”许多笑话，都未超出这种低级文字游戏的范围。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女人在家神清园的日子里，有权粗暴地蹂躏任何一个胆敢走近的陌生人。她们群起而攻之，往往把他整个半死。部落里的男人对此一笑了之；在这种蹂躏中，受害者成为被动的、依附的肉体；他被女人所占有，又通过她们，被她们的丈夫所占有。相反，在正常性交时，男人希望把自己确立为占有者。

    但是，也正是在这时，他极为确凿地认识到他肉体处境的含糊性。只有在他的性行为是占有他者的手段时，他才可以为这一行为倍感自豪——而这种想占有的梦想只能以破灭告终。在真实的占有中，他者也是这样被取消了，被消耗和毁掉了：只有《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才有权在黎明将至时让情妇们离开他的卧榻，砍掉她们每个人的头颅。女人在男人的搂抱中苟且偷生，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想摆脱他。他刚松开双臂，那猎物对于他就又变成了陌生者。她躺在那儿，又新又完整，准备同样短暂地让新的情人占有。男性的一个梦想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从而让她永远属于他。但是连最自负的男人也很清楚，除了回忆他什么也不会给她留下，而与真实的现存感觉相比，最热烈的回忆也是索然无味的。整个文学都在详述这种挫折。女人成了攻击的目标，人们说她水性杨花，是叛徒，因为她的身体竟然可以一般地献给男人，而不是特定地献给一个男人。

    然而，她的背叛的确是背信弃义的：她实际上把情人变成了她的猎物。只有身体才能够与另一个身体接触；男性只有让自己成为肉体，才可以做他所渴望的肉体的主人。把夏娃赐给亚当，是为了让他通过她实现超越，可她却把他拖入内在性之夜。在令人眩晕的快感中，他的情妇又把他关在黑暗子宫的非透明体中；而这个非透明体是母亲为儿子建造的，是他想逃之夭夭的。他般占有她，结果却发现被占有的竟是他自己！怪味、汗水、疲惫厌倦——大量书籍描述了一个用意识制成的肉体所具有的这种＊郁的激情。欲望诚然掩饰了厌恶，但它在满足时也暴露了贪心。有人曾说：“性交后人这种动物是悲哀的。”还有人说：“肉欲可悲。”可是男人在情人怀抱中甚至连最后的满足也未得到过。欲望在他身上很快就又萌发，这种欲望不仅仅是针对一般女人的，也是针对特定女人的。于是她握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权力。男人感到自己身体的性要求只是一种与饥渴相似的一般要求，一种无特定对象的要求，所以，把他和这特定的女性身体紧联在一起的结合，是他者造成的。这种结合不但和不洁的受孕腹部一样神秘，而且在腹部有它的根基，它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是魔力。

    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把女人描绘成女巫、女妖，以美色和咒语迷惑男人。这种陈词滥调是远古广为流传的神话的反映。女人被奉献给了魔力。阿兰（Alain）说，魔力是万物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一种行为若不是来自于主动者，而是来自于被动者，它就是有魔力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男人才始终把女人看成既定事物的内在性。即使地引起了收获和生育，这也不是出自她本意的行动。她不是主体，不具备超越性和创造力，而是满载液体的客体。在崇拜这些神秘事物的社会，女人因具有这种魔力而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尊为祭司。但是，一旦男人努力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性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事物堕性的既定本性，女人便被看成了女巫。十分清楚，祭司与巫师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众神和法律的旨意，以群体全体成员的名义，为了公益，去控制并指挥他所驾驭的力量的；而巫师则抛开了社会，背离了众神和法律的旨意，只依他自己的嗜好去加以操纵。于是，女人不可能被完全并入男人的世界。身为他者，她同他们是对立的。很自然，她利用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为了让超越这一勇敢的壮举贯穿于男人的社会并扩展到未来，而是为了通过分离和对立把男性施入分离的孤独，拖入内在性的黑暗之中。女人是海妖，她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她是喀尔刻（Ci。e），把情人变成了野兽；她是水妖，把渔夫吸入潭底。被她的扭力所迷住的男人，失去了意志力、事业和未来；他不再是一个公民，而仅仅是一个被欲望奴役的、被割断与社会联系的、受制于那一刻的、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邪恶的女巫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她留住远离家门的游客，用酒把他灌醉，使他忘怀一切。

    要想占有他者，男人就必须始终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不可能的占有所导致的挫折，他想成为他无法与之结合的那个他者。于是他被异化了，他迷失了，他喝了春药，在他自己面前成了陌生人，坠入飞逝的、致人以死命的水潭之深处。母亲在赋予儿子生命时，也让他面临死亡的厄运。被爱的女人诱惑她的情人放弃生命，沉湎于最后一次共寝。将爱与死联为一体的结合，在特里斯坦（TristLlll）的传说里有详尽的描述，但确实有较大的真实性。由于生自于肉体，男人在做爱时也实现为肉体，而这肉体注定要走入坟墓。这更证实了女人同死亡的联系。收获女神是使五谷丰登的生育力的反面。但她似乎也是一个可怕的新娘，在她甜美虚假的肉体下面，露出了她的骷髅。

    所以，男人最喜欢也最讨厌在女人（情妇或母亲）身上固定而又形象地呈现出她的动物性命运。生命对于他的生存诚然是必需的，但也判决了他的有限与死刑。男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开始走向死亡：这是在母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理。他在生育中支持物种反对他自己：他在妻子的拥抱中懂得了这一点。由于兴奋和快感，甚至在此之前，他就忘掉了他唯一的自我。虽然他权力辨别母亲与妻子，还是通过她们只证实了这样一件事：他终有一死。他希望尊重他的母亲，爱他的情妇，可他也怀着憎恶与恐惧的心情对她们进行反抗。

    在强调肉体戏剧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时，男人可能有多种态度。若男人不认为生命是难一的，若他对自己的特定命运不甚关心，若他不怕死，他便会欣然接受他的动物性。穆斯林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因为社会的封建结构不允许呼吁国家反对家庭；因为宗教——它表现了该文明的好战理想——直接把男人献给死神，剥夺了女人的魔力。既然男人可以随时置身于穆罕默德的天堂的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以平静地享用女人，既不需要防范他自己，也不需要防范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表明女人是安慰和快乐的源泉，如同水果、蜜饯、芳甜可口的蛋糕和香油。我们今天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当中也发现了这种对感官的乐善好施：由于热衷于即时，不向往于不朽，法国南部的男人（他透过明朗的天空和清彻的大海，发现了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的大自然），会以美食家的情趣去爱女人。他依照传统对她们所进行的藐视，足以阻止他把她们看做人：他几乎把她们身体所带来的愉快和按滩、海浪所带来的愉快当成了一回事；他对肉体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不论是她们的还是他自己的。维多里尼在他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里说，他7岁发现女人裸体时，没有大惊小怪。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思想支持这种安然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过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劣等者从属于优越者，因而对他是有用的。这些和谐思想未对任何肉体表示出敌意。不论是面向理念的天堂，还是面向城邦或国家，把自己视为精神（Nas）或公民的个人都认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动物本性：不论他沉湎于快乐，还是奉行禁欲主义，结合于男性社会的女人都只有较次要的重要性。当然，理性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性冲动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仍有其矛盾性：礼仪、神话和文学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女性的诱惑力和危险仅以弱化形式表现出来。

    基督教重新赋予女人令人畏惧的威望：对异性的恐惧是男人因良心不安而痛苦的表现之一。基督徒的本身是分裂的；身体与灵魂，生命与精神完全处于分离状态；原罪使身体成为灵魂的敌人，与肉体有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只有被基督免罪并被引向天国，人才可以得救。但他天生只是一个堕落者。他的出生不仅使他注定要死去，而且注定要被罚太地狱。神的恩典使天堂可以为他开放，但在他的种种形式的自然存在中都有祸根存在。邪恶是一种绝对的现实，肉体则是罪孽。当然，由于女人永远是他者，人们并不认为男女彼此互为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它只能是女人。从她身上，基督徒看到了世俗的诱惑，肉体与魔鬼的化身。神父们全都坚持认为，是她把亚当引向了罪孽。我们必须再次援引德尔图良的话：“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说服了连魔鬼都不敢直接攻击的他。由于你，上帝之子才不得不死。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所有的基督教文学都在极力宣扬男人对女人所能产生出的憎恶。德尔图良把她规定为“handpeumsngdoacaln”〔建在阴沟上的神殿］。圣·奥古斯丁则惊恐万状地让人去注意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的令人厌恶的混合：“IndrfN我们生于屎尿之间。”基督教对女性身体是如此反感，以至它虽然决意让它的上帝死于耻辱，却不准他受到降生的玷污：东派教会的以弗所公会议和西派教会的拉特兰公会议都声称基督是处女所生。早期的教父们——奥利金（Origch）、德尔图良和哲罗姆，都认为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女人一样，也是在血污中临产的。但圣·阿姆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却很流行。圣母玛丽亚的身体是封闭着的。中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拥有身体这一事实对于女人是一种耻辱。甚至连科学也被这种憎恶长久地麻痹了。林亲在论述自然的论文中，回避了对女人性器官的“可恶的”研究。法国医生劳伦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引起非议的问题：“非常有理性和判断力的、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这种有灵性的动物，怎么会被女人那个让体液玷污的、可耻地位于躯体最下部的、污秽不堪的阴部所吸引？”

    今天，有许多其他影响在干扰着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表现。但是，尤其在清教徒世界，对肉体的憎恶依然存在。例如，在福克纳（h周见mer）的《八月的白昼》中就有这种表现。主人公的最初性冒险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关于年轻男人第一次性交后感到浑身不舒服以至于恶心的描写，在文学中屡见不鲜。如果说这种反应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见，那么对此描写得如此频繁就不是偶然的。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受清教主义的影响很深，女人在大多数青少年和许多男人那里引起或多或少被公开承认的恐惧。这种心情在法国相当强烈。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里写道：“现在我倾向于把女性器官看成某种不洁的东西或伤口，因此它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只是同出血的、分泌粘液的和易受感染的东西一样危险。”对于性病的看法表达了这种恐惧。女人引起恐惧不是因为她传播了疾病。实际上，这些疾病之所以显得令人厌恶是因为它们来自于女人：有人曾告诉我说，年轻人认为，性交过于频繁能够引起淋病。认为由于性交，男人会失去肌肉力和清醒的头脑，他的磷会给耗尽，感觉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一种普遍的信念。的确，手淫也含有这些危险。由于道德上的原因，社会甚至认为它比正常的性功能更为有害。合法的婚姻和对于生育的愿望，可以对性冲动所带来的恶果起一种防范作用。但我已说过，他者同各种性行为都有牵连，而他者以女人面目出现随处可见。借助于她，男人极其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肉体的被动性。女人是吸血鬼，她吆他喝他；她的器官贪婪地以他的器官为食。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为这种想像提供科学依据，认为女人从性交得到的全部快感，可能都是来自于她象征性地阉割了他并占有他的阴茎这种情况。但是，似乎对这些理论本身就应当做精神分析，发明这些理论的医生们很可能在忙于形象地表现他们祖先的恐惧。

    产生这些恐惧的原因在于这一事实：相异性，他性完全力所不及地留在他者那里。在父权社会，女人仍有许多在原始社会所拥有的令人不安的魔力。这就是为什么她不但未被交给大自然，反而被禁忌所包围，给她举行洁身利，让她负责管理祭司的原因。男人发誓不接近处于原始裸体状态的她，但通过礼仪和圣礼，却可以让她离开大地和肉体，把她变成一个人的造物。因而她所施展的魔力受到引导以后，就会变得和避雷针及发电厂出现以后的闪电一样。甚至将她的魔力用于一般利益也成为可能；这里我们看到了男人那种犹豫的新发展，而这种犹豫也是男人同他的女人的关系的特征。他爱她，在这种意义上，她是属于他的；就她仍然是他者而言，他又惧怕她。但是，正是由于她是可怕的他者，他才想更彻底地占有她——这就是他赋予她以做人的尊严，承认她是他的伙伴的原因。

    女性魔力在父权家庭被彻底驯化了。女人给予了社会一个机会，使宇宙力可以合并于她。迪梅齐尔（forl）在他的《密多罗一伐楼拿》（Misra．Varouna）一书中指出，在印度和罗马，男性权力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种以伐楼拿和罗穆路斯（ROInlus）。乾阔婆（Gantw）和牧神祭司团为代表；这种权力是侵略、强奸、混乱和蛮横的暴力；这时女人仿佛是一个要被强奸躁路的人。被强奸的萨宾女人显然是不育的，她们受到鞭打，由于常遭受到暴力而要求遭到更多的暴力。但第二种却与此相反，密特拉则、努玛（Numa）、婆罗门教徒和祭司在城市代表着法律和秩序：这时女人通过婚姻受到丈夫的约束（精心策划的礼仪是这种婚姻的特点），并且和他一起劳动，确保他能够支配种种自然力，而男人认为这些自然力也属于女性力量。在罗马，朱比特的祭司在妻子死去时要辞职。埃及也是如此；伊西斯失去圣母的至高权力以后，依旧是慷慨的、和蔼的、仁慈的、善良的，依旧是俄赛里斯的极其美丽动人的妻子。但若女人要这样成为男人的伙伴，与他互补，是他的“老婆”，就必须给她一个有意识的自我，一个灵魂。男人不可能紧紧依靠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如我们已提到的，摩奴法典答应合法妻子同丈夫一样升入天堂。男性越是个体化，越是要求他的个体性权利，他就越会确定无疑地承认他的伙伴是一个个体，是一个自由的人。东方人不关心他自己的命运，满足于让女性充当他的享乐工具。但西方人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意识到他自己的唯一性（unqp因社踞），就可能会受到另一个既陌生又驯服的自由人的注意。希腊人根本不认为闺房女人是他所需要的同类，所以他把爱送给他的男伴们，据说这些男伴的肉体和他的肉体一样是有意识的，自由的。或者他把爱送给高级妓女，她们的智力、教养与智慧几乎和他不相上下。但是，只要环境允许，仍是妻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男人的要求。罗马公民承认主妇是一个人：通过科涅利亚（Comalla），通过阿利亚，他都有与他相对应的人。

    荒谬的是，竟是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男女平等。对于女人，基督教所憎恶的是她的肉体。如果女人放弃了肉体，她就会成为上帝的造物，为救世主所饶恕，变得和男人无异：她在男人旁边，在被保证有升入天堂之乐的人们中间，有她自己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几乎如天使一般是无性的，而且由于得到恩典，都在抗拒人间的诱惑。若女人同意否定自己的动物性，她——由于自己实际上是罪孽的化身——也会和那些已经战胜罪率的上帝的选民一样，是胜利的最辉煌的化身。可以为人们赎罪的救世主当然是位男性。但人类在拯救自己的灵魂时必须进行合作，因而他必须以最屈辱、最不正当的形式证明他有顺从的良好意愿。基督是上帝，然而是一个女人即圣母玛丽亚，在统治着全人类。不过，只有边远教派恢复了女人的特权和伟大女神的魔力——教会则表现了父权文明，并为其服务。而在这种文明中，让女人仍旧附属于男人是适宜的，正当的。正是由于做了男人的驯服仆人，女人才同样会成为一个圣徒。于是在中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男人的、极其完美的女人形象：基督之母的面部被光轮环绕。她是罪人夏娃的反面，她踩死了脚下的蛇；她是救世的调解者，而夏娃却是该罚入地狱的。

    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她处于母性状态时，必然身体变形和受奴役。圣母玛丽亚的处女性首先有一种消极价值：处女的肉体因被免罪而不再具有肉体的性质，它未被触摸或被占有过。同样，亚洲的大母神也不应当有丈夫：她创造了世界，在牢牢地统治着世界；她可能会肆意妄为，但她做母亲的威严并没有被妻子受的奴役所削弱。圣母玛丽亚同样不懂得性的站污。和弥涅尔瓦（Minerva）一样，她也是象牙塔和避难所，是坚固城堡的主楼。和大多数基督圣徒一样，古代的女祭司也都是处女：献身于善的女人，应当在体力完好无损的光辉中被奉献出去，应当以末被征服的完整性来保持自己的女性本质。如果说圣母玛丽亚根本不具备配偶的地位，那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她身为女人一母亲的地位。但是她只有接受了她的从属角色，才可以得到赞美。“我是上帝的仆人”。在人类历史上，她第一次跪在儿子面前，毫不在乎地接受了她的劣等地位。这是男性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在对圣母玛丽亚的狂热崇拜中完成的——这是以女人的最后失败对她的名誉所进行的恢复。伊西塔、阿西塔尔忒和赛比利都是残忍的，任性的，好色的，而且拥有魔力。她们握有生死大权，在生出男人时就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在基督教中，生与死只取决于上帝，人一旦离开母体，就永远摆脱了那个身体，这时大地只是在等待着埋葬他的尸骨。在废除了母亲魔力的地方，统治他的命运已告结束，所以洗礼使那些把胎盘扔到火里或水里的礼仪显得滑稽可笑。在世界上不再有魔力的任何位置：唯有上帝才是国王。大自然最初是有害的，后来由于得到恩典，无法再造成危害。母性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女人若想克服她的固有缺陷，只有服从上帝的意志，附属于男人。通过这种须从，她可以在男性神话当中担任新的角色。既然她已经被打倒，既然她只要想支配，只要没有明确退位，就会受到踩踏，那么也就可以让她享有奴仆之尊荣。她的原始特质一点也没有失去，但作为象征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凶兆，现在是吉兆；恶的魔力变成了善的魔力。作为仆人，女人被尊为最伟大的神明。

    女人既然被树为母亲，她就要首先作为母亲受到爱戴和尊重。在母性的两种古代面目中，男人今天只希望知道那和蔼可亲、吸引人的一面。男人是受时空限制的，他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他在自然和历史之间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两者都与他无关。女人也受到限制，和男人一样，她也有精神；但她也属于大自然，生命之流源源不断地从她那里流过。所以，她在个体与宇宙之间好像是一个调解者。既然母亲已是一个使人放心的圣人，男人自然要转而去爱她。他在自然中迷失，于是想逃避，但一旦同她分离，又希望回去。母亲被牢牢地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所以确实是善的化身：她部分属于自然，不过自然变成了善，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还具有神秘性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神秘性，就和达·芬奇画的圣母像中的那种神秘性一样。男人不希望做女人，但他却梦想自己能够囊括所有的存在，因而也包括这个和他有区别的女人。他在崇拜母亲对，极力占有她那奇怪的财富。承认他是母亲的儿子，就等于从心里承认他的母亲。就女性是和大地、生命以及过去的联系而言，这是同女性并为一体。

    在维多里尼写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中，主人公看望母亲时所寻求的，是他的故土，是故土的芬芳与果实，是他的童年，是他对祖先的记忆，是传统，是他的个人生活把他从那里切断的根。正是这深深扎下的根，让男人对自己的超越倍感骄傲。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看到自己是怎样挣脱出母亲怀抱，为冒险、为未来和战争而一往无前的，这让他感到高兴。这种分别，若无人挽留，便不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动，就会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且，他也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随时准备欢迎他的归来。在紧张的战斗之后，主人公很想和母亲一起重新享受一下内在性的宁静：她是避难所，是静寂；她用手抚摸他时，他又落入自然的怀抱，他任凭自已被生命之流静静地冲向前去，就像在子宫或坟墓里那样。如果说传统让他为探母而死，那是因为，在母性面前，甚至连死亡也是驯化了的，与生一致的，同所有的肉体生命密切相关的。

    和在古代帕耳开神话里一样，母亲仍与死相关，就是说由她埋葬死者，哀悼死者的去世。但她的作用也正是把死与生联为一体，把死与社会、公共福利联为一体。所以，对“英雄母亲”的狂热崇拜受到蓄意鼓励：如果社会能说服母亲让她们的儿子去死，它便会认为它有权杀死他们。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控制母亲对于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身上满载荣誉，她拥有一切美德，宗教的产生与她有特殊关系——因而不许背离宗教，冒天下之大不匙去犯笃圣罪和亵渎罪——的原因。她是道德的守护者，是男人的仆人，是魔力的仆人，如果它存在的话。所以她会以既定的方式去亲切指导她的孩子。一个社会，其乐观态度越是坚定，它对这种温柔权威的服从就越是驯服，母亲就越是受到美化。菲利普·怀利（PhilipWyie）在《毒蛇的后代》中，把美国“妈妈”描绘成了一个偶像，因为美国正式的意识形态，其乐观主义十分坚定。赞美母亲，就是承认生育、生命和死亡既具有动物的形式，又具有人类社会的形式，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由于奥古斯特·孔德梦想达到这种综合，他让女人变成了未来人类值得崇拜的人物。但这些想法又使一切革命者都反对母亲的形象。他们对她表示蔑视，拒绝接受那种试图通过母亲这位法律与习俗的守护者所强加于他们的——毋m〔现状严。

    给母亲带来荣耀的尊重，环绕着她的禁令，压抑了怀有敌意的憎恶，而这种憎恶与她引起的肉体敏感性自然地温在了一起。然而，对母性的某种潜在恐惧依然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以来，始终存在一种较为次要的、可以肆意表达这种厌恶的神话：这就是关于岳母的神话。从寓言到轻歌舞剧，男人总是通过他妻子的母亲去表达他对母性的轻蔑，而她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不愿意想到他所爱的女人是被生出来的：他岳母是衰老的明显写照，她在生出女儿时就使她面临衰老的厄运。她的肥胖和她的皱纹在提醒人们注意，肥胖和皱纹也会出现在年轻的新娘身上，这样便可悲地预示了新娘的未来。她在母亲旁边似乎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物种的一个阶段；她不再是一个被人渴望的猎物，一个被爱的伙伴，因为她的个体的和分离的生存被融进了一般的生命。她的个体性被普遍性淹没，她的精神自主性被她的植根于过去和肉体的存在可笑地夺走：男人正是这样让怪人的客体生存沦为笑柄。但如果他的嘲笑充满了积怨，那是由于他十分清楚，他妻子的命运是大家的命运，也是他的命运。各国的故事与传说都让继母充当母性残忍一面的化身。是继母把白雪公主给整死的。在继母的邪恶形象中，始终《以发现戴着繁髅颈链的喀里的影子，如德·塞居尔夫人（J肝班加种辩）书中的非希妮夫人，她在鞭打索菲时就是如此。

    可是在被尊为圣徒的母亲的后面，还紧跟着一群把草药汁和命星放射物献给男人的善良的女术上：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慈善姐妹全的修女，有一双极温柔的手的护士，魏伦动轴心地梦中的情人：

    你甜蜜、沉思，对什么也不吃惊，

    人们吻你的前额，犹如一个孩子。有人说她们同弯弯曲曲的葡萄树和淡水一样，非常神秘；她们敷裹并治愈伤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无声智慧，她们无师自通。在她们面前，男人忘掉了自尊；他体验到温顺和重新变成孩子的甜蜜，因为和这些女人呆在一起，无须为威望而斗争：他不会妒忌自然拥有的非人的魔力；这些在照料着他的聪明初学者，在奉献自己时承认她们实际上是他的仆人；他服从她们的仁慈权力，因为他知道，尽管他服从，他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童年的朋友，纯洁的少女，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在这伙慈善者之列。而他妻子本人，她的性魔力一旦消失，她就会被许多人看成是他们孩子的母亲，而不是爱人。既然母亲以前曾经既被奉若神明又是受着奴役的，人们就不必再把她当成伙伴，因为她现在也是既被奉若神明又受着奴役的。为母亲恢复名誉，就是为肉体因而也就是为肉体结合及妻子恢复名誉。

    由于她的魔力武器为婚礼所剥夺，她在经济和社会上附属于丈夫，于是“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她十分彻底地属于他，以至有和他一样的本质。她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而他为她负责。他称她是他的“老婆”。他为妻子感到骄傲，就像他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骄傲一样，有时甚至更加骄傲。通过她，他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权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现世命运。在东方人看来，一个女人应当是丰满的，这样人们就能够看到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她就能够为丈夫增光。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把她们打扮得越俏丽，他得到的评价就越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如他订做的汽车车身那样。若他是富有的，就会用裘皮和珠宝来打扮她；要是不太富有，他就会夸耀她有德行和会持家。而最穷困潦倒的人，要是得到一个能侍候他的女人，就会认为他毕竟有了一点财产：《驯悍记》中的主人公把他的邻居全都找了来，看他可以多么有权威地降服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男人都会令人想起坎道勒斯王（kingCandaules）：他当众裸露妻子的身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大肆宣扬他的好品质。

    但是，女人不仅满足了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他以支配她为乐。除了犁钟开沟的那些现实主义象征，如果女人还是一个人的话，她还有更神圣的象征：丈夫不但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记号于她，在她身上打上了他的烙印。男人喜欢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它们的形式，刺入它们的本质。而女人尤其是“他手中的泥”，这块泥是被动的，任他加工，任他塑造。她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物质，对它的加工和处理很快就会完成，因为做这项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但女人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在于，她身上的某物以某种方式逃避了每一次拥抱。于是，男人成为这样一种现实的主人：它更值得驾驭，因为它不断地逃避控制。

    女人在男人身上唤醒了一个陌生者，他骄傲地承认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婚姻的无可指责的狂欢中，他发现了他自己动物本性的伟大：他是雄性。同样他也发现女人是雌性，不过这个字眼现在溢满赞美之义：这个雌性动物在为她的孩子操心，在给他们喂奶，在抚摸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这个雌性是人类的典范。男人激动地要求他的伴侣做出这种忍耐，这种奉献。她依旧是大自然，但却被渗入了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用的所有美德，他懂得如何将这些美德领人家中。男人和孩子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揭示藏在事物中的秘密；从这一角度来看，事物具有欺骗性。布娃娃一旦被撕开，它的内部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再有什么灵性。生物的内在本性更让人难以琢磨。女性的腹部是内在性和死亡的象征，它固然暴露了部分秘密，如在女人的脸上露出快乐的表情时，但它也隐瞒了这些秘密。男人把这个隐隐颤动的生命骗到他家时，这种神秘性并未因占有而受到破坏。女人把雌性动物的功能搬进了人类世界。她延续生命，统治内在性的王国；她把子宫的温暖与亲密带到家中；是她在理家，让家里充满了生气，而这个家不但维持了过去，也在预示着未来。她生出下一代，养儿育女。多亏有了她，男人才能把由于工作与活动而散落在外部世界的生存，重新集于她的内在性之中：他晚上回到家时，总算又能抛锚上岸了。他日常工作的连续性是靠他的妻子来保证的；不论他在外部世界碰到什么意外，她都要保证让他吃好、睡好。不论什么被搞坏了或用旧了，她都要恢复过来，她为疲惫不堪的工人去做饭，在他生病时照顾他，她缝缝补补，洗洗唰唰。她把整个广大世界全都引进了她所建立和维持的婚姻世界：她生起炉火，在房子周围种花，驯化来自太脱水和大地的物质。一位被倍倍尔列举过的资产阶级作家，认真总结了这一理想：“男人所渴望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不但只为他一个人操碎心，而且可以抚平他额头上的皱纹，可以带来宁静、秩序和稳定；他每天回到家时，她可以温柔地调节他的情绪和控制他得到的东西；他希望有人能够让家中的所有东西都飘洒着女人那种难以言状的芳香，具有生命那种生机盎然的温暖。”

    基督教出现以后，女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被精神化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她不是集中体现了事物的那种可直接供玩赏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内心深处的隐秘的纯粹的存在，比肉体的神秘性更加高深莫测，它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荣格说，城市总是被比做母亲，因为它们包括公民：于是赛比利被描绘成戴着塔式头冠。同样人们也谈到“祖国”（mothercoulltw），但这不仅是指养育他们的土地，也是指以女人为象征的一种更微妙的现实。在旧约全书和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不仅仅是母亲：它们也是妻子。有些城市是处女，有些城市则是妓女，如巴贝尔和泰尔。所以法国被称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和意大利是拉丁姊妹。在代表法国、罗马和日耳曼的雕像中，以及在协和广场的那些赋予斯特拉斯堡和里昂以人格的雕像中，所展示的不是女人的功能，而是她的女性气质。把这些地方比做女人的比喻，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也为许多男人所深切地感觉到。旅游者常从女人身上寻找所访国家的要害：当他拥抱一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女人时，他似乎觉得他占有了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芬芳本质。有一位记者说：“每当我来到一所新的城市，总要先去光顾妓院。”如果说一块棕黄色的巧克力就可以为吉德揭示出整个西班牙，那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亲吻就更可以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动物和植物、它的传统和文化，向情夫全盘托出。女人虽然不是政治制度或经济实力的概括，但她却是它们物质内核的和它们神秘超自然力的化身。从拉马丁的《格拉齐拉》到皮尔·洛蒂的小说及莫朗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陌生人努力通过女人去把握一个地方的灵魂。米尼翁（Mignon）、西尔维亚、米雷伊、科隆巴（COlolnba）和卡尔曼（Cannan），揭示了意大利、瓦莱、普罗旺斯、科西嘉和安达卢西亚的最深层现实。在德国人看来，歌德赢得了阿尔萨蒂安·弗里德里卡的爱，是德国兼并阿尔萨斯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巴莱土看来，柯莱特·博杜克拒绝同一个德国人结婚，就是阿尔萨斯击退了德国。他用贝尼丝这个小人物来象征文格莫尔特和一种微妙而敏感的文明的全部；而她也象征了作家本人的敏感性。她是自然、城市和全人类的灵魂，男人也在她身上发现了他的神秘幽灵；男人的灵魂是普赛克（PsyChe），一位女人。在玻（Poe）的《乌拉路姆》中，普赛克具有女性的特质：

    有一次，我和我的灵魂

    穿过长着松柏的泰坦小径信步走去——

    和普赛克，我的灵魂……

    我抚慰着、亲吻着普赛克……

    我说：“亲爱的妹妹，在这位说的墓口，

    可留下了什么？”

    而马拉梅在和“一个灵魂或不如说我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即人的精神之神性）的戏剧对话中，把灵魂称为“十分典雅而反常的贵妇”（原文如此）。基督教世界较少用肉体存在去代替他女和女妖，但住家、景色、城市和个人本身，仍被一种难以察觉的女性气质所缠绕。

    这一隐藏在事物之夜的真理，也在天国放射出光芒；灵魂完全是内在的，但它同时也是超越，是理念。城市和国家不但具有女性的特质，也具有抽象的本质，如制度：基督教教会、犹太教、共和政体和人性都是女人，和平、战争、自由和胜利也是如此。男人把在他面前树为主要他者（theessential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比喻，不论在语言中还是在绘画中，都是女人的原因。女人是灵魂和理念，但她也是它们的调解者：她是神的恩典，她把基督徒引给上帝；她是在地狱里指引但丁的比阿特丽丝，是激励彼特拉克走向诗的顶峰的劳拉。在把自然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所有学说中，她仿佛是和谐、理性和真理。诺斯替教派把所罗门的智慧变成一个女人——索菲妞，并认为她有拯救乃至创造世界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不再是肉体，而是受人赞许的本体；她不再是被人占有的，而是放射出完好无损的光辉，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笔下的面色苍白的死者犹如流水，犹如拂面而过的风和流逝的记忆。由于骑士爱和女雅士的出现，并且由于向女人献殷勤的传统，女人不再是一个动物，宁可说是一个幽灵，一缕清香，一道霞光。于是，女性之夜的浑浊变成了透明的，而邪恶也有了变成贞洁的趋向。

    女人向下的作用发生了逆转，她不再是把男人弓；向大地，而是把他引向天堂。歌德在《浮士德》结尾处宣告：

    永恒的女性，召唤我们向上。

    圣母玛丽亚是获得新生并献身于善的女人形象的化身，她被家喻户晓，并受到普遍尊重。看看文学和绘画是如何表现她的，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是从中世纪的热情基督徒向她做的祈祷中摘下的几段话：

    …至高的圣母啊，你是滋润的露珠，快乐的泉水，怜悯的航道，冷却我们热情的活水之井。你是上帝让孤儿吸吮的乳汁…你是精髓，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有善物的核心，你是正在的女人，你的爱始终不分…你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不是萨莱诺或蒙彼利埃所能相比的……你是淑女，有一双能治病的手…能让瘫痪者行走，能起死回生。

    在这些祈祷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女性特质。圣母玛丽亚是生育力。露水与生命的泉源。许多雕像都描绘她在井旁，在泉源和泉水分边时的情景，“生命之泉”是用得最广的一句话。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