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肉体条约 第一章 怪客的消失
第三部 肉体条约 第一章 怪客的消失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我到医院值最后一天夜班。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邦雅曼-托隆走了。当然,他有权走。他签了出院单,离开了房间。更糟的是:他脱掉了他的伪装,把面具和帽子扔在一张椅子上。我大叫起来:
“你们至少应该有他的一张照片!他长的什么样子?”
“再普通不过了。”
“他有缺陷吗?印痕、伤痕……”
“没有,他跟您我没什么不同。”
“他留下地址、电话了吗?”
“什么都没留,他没有固定的住处。”
“放他走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
“可这个病人并不属于您管!”
我好像病了:他用他那套伪装愚弄了我。我真想走出医院,找遍全巴黎!但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我抓起面具和帽子,闻了闻,塞进口袋。我想诅咒人道。有的故事让您开心,有的故事让您伤心。邦雅曼的故事就属于后一种。这个神秘王国的密使,用他的秘密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我想知道结局时,他却抛弃了我,让我悬在深渊的边上。他的故事使我冷静下来,并与费迪南这个巨大的阴影抗衡。邦雅曼变成空气消失了,我又成了随便什么人的工具。我已看见那帮吵吵嚷嚷、急不可耐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要凑到我耳边,讲述他们的那些龌龊的事情。
我的心理突然出了问题,我决定休了我的情人,离开他,与他一刀两断。我就像掉入陷阱的狐狸,为了重新获得自由而咬断自己的腿。我打算一意孤行,消灭所有的感情。
费迪南见女人就追。不但如此,他还从不放过贬低我的机会。如果说,爱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而对方又不加以利用的话,费迪南则恰恰相反,他利用我的弱点,无情地折磨我。朋友之间讨论问题时,只要我提出反对意见,他就打断我:“你不会懂的,你不是艺术家。”他嘲笑我的工作,“心理医生,哼,你以为你那套谁也听不懂的话有什么用?”假如我不幸地说了一句医学术语,他便打断我的话:“马蒂尔德,请不要说这种难懂的话。”他让别人作证,把我当成是一个卖弄学问的人。起初,当他还喜欢我的时候,他便进行他所谓的“解除魔法术”:他戴上老花镜,让我躺在灯下,凝视着我的毛细孔,把它放大成千倍。我身上的红斑和缺陷使他放心了。他一层层脱我的衣服,说:“最漂亮的女人,是让人看得朦朦胧胧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经得起这种检查。”或者,他揭我的短,说:“你之所以当。心理医生,是因为你不会生孩子!”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他摆出审美专家的样子,其目的就是封住我的嘴。他有这种本领,能让人相信准以相信的事情。有时,吃晚饭时,他会吹嘘自己是佛教徒,乞求不事张扬的喇嘛的支持。他赞扬他们的智慧和敏锐,学那些清心寡欲的人的微笑。“你注意到没有,佛教徒经常脸带微笑?”有时,他又说自己无所适从,没有国籍,因为他母亲是利摩日人,父亲是里尔人。他渴望流亡者的尊严,就像渴望荣誉勋章一样。他总是幼稚地想默默地生活,不随大流,像“小牛犊”一样老是跟在妈妈身边。
当他在台上演出时,他说话结结巴巴的。开始几个月,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我把它当作是他的一个缺陷,求他去看正音科医生,进行治疗。我恢复了一个医生的威信,这使他感到矮了三分。我越是坚持,他的舌头越是不灵,老是重复前几个音节。看到他这样,真让人同情。最近,我对他的这种毛病感到高兴,我老说他在舞台上笨嘴笨舌的,把他用来增高的后跟垫片藏起来——他觉得自己太矮小——我老说他36岁了,还没有出名,他的名字只局限于小舞台极小的范围内。
“你不干活,替人配音,当替角。你什么时候能扮演一个真正的角色?”
我揭他的伤疤:
“除了在情妇的床上留下精斑外,你在历史上不会留下别的痕迹。”
他难受,我就开心。谁让他与我对抗呢!他错了,以为来点狠的,能刺激灵魂,调剂日常生活。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马上就傻眼了。两人的仇越积越深,双方都以互相报复为乐。他跟我讲些骇人听闻的下流故事和阴郁的浪漫故事,还让我给他熨下一场演出要用的长裤!
他的抒情以前曾让我如痴如醉。现在,我觉得简直是一堆乏味的垃圾。一天,费迪南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向我揭露了他勾引女人的计谋,我如梦初醒。原来,他把诗歌、格言和趣事熟背于心,这使得他在女孩子面前显出一副深刻的样子,十分富有欺骗性。第一次见面。他跟我说的那些闪光的语言,我原先还以为他是即兴发挥的呢!现在我才弄明白,那不但不是他自己的话,而且跟好多女人都说过,说了许多年。他既做记号,又藏纸条。“费迪南,你欺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盗用别人闪光的思想。我讨厌你那套陈旧的鬼把戏。”
跟前一天晚上一样,我很窝火。我发现我的这个情人尽管被糟践,但仍深藏在我心中,轻而易举地控制着我,我气愤极了。我对自己说,让那些病人插到我的中间来吧,把我们隔开。我还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离开医院,在这期间,既然不能做婊子,就让我当贞女吧。
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天一擦黑,巴黎所有的疯子都冒出来了,又孤独,又忧伤。他们急急忙忙来到急诊室,像是一群求情者,从巴黎的墙里钻了出来,如同奶酪上的霉菌。他们吵吵嚷嚷,火气很大,十分冲动,因为生病而郁郁寡欢。他们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应该把我的时间、精力和青春献给他们,他们觉得我献身于这些低下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住院实习医生、普通科医生、护士,我们这些人不足以吸干这些痛苦的潮水。痛苦率几乎是可以察觉到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测量出巴黎的污染率。病理随着黑夜的变化而变化,似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每一个小时的特例。我发觉自己不配当医生,于是赶紧取出藏在头发中的听筒,并把线塞在白大褂的领子里。病人好像在窗后跟我说话,我好不容易听到几句,否则对方都看得出来我没在听,病人看着我,乞求我的同情和关心。我暗中发笑:“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在乎你!”音乐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我可以避开别人。巴赫的音乐可比男人的呻吟动听多了。
我空忙了一阵,突然感到恶心。我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我上班是不化妆的,怕那些东西有害。现在,我突然很想化妆。我打开化妆盒,往脸上涂了几笔,一点都没用。不管怎么弄,我还是那么苍白。脸是不听人指挥的:当我们忘记它时,它突然像黎明的旭日喷薄而出;当我们以为能控制它时,它却收缩了,起皱了。我逃到院子里:天太热了,暴风雨随时都会来临。医护车和警车接连不断。邦雅曼的离开使我。心里很烦,我失去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的线索。
为了寻找安慰,我打电话给阿伊达。在把她送回到那群矿工当中去之前,我请一个女邻居照看她。这个小女孩是我三天来见到的惟一美好的东西。在电话里,我发现她惊恐不安。我告诉了她关于她奶奶的消息:老太太有精神错乱的预兆,加上主器官有些损坏,她必须隔离。事情显得很复杂:博埃尔迪厄夫人,这是她的名字,发现自己毁了,她在马莱的公寓多次被债权机构抵押。心理的混乱加速了经济的崩溃。扣押期临近了。我认识才24小时的阿伊达突然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她的亲人都死了,眼看要被送进慈善机构。在这令人窒息的8月,她突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奇迹。现在,她在电话里哭,求我把她奶奶还给她。医生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更喜欢悲痛者一些。但我已精疲力竭,无法同情她了。我已经老了200岁,我没有行善的义务。“对不起,阿伊达,别哭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答应明天去看她,然后便把电话挂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候诊室像一个凌乱的杂物堆。面黄肌瘦的小个子和破了产的坏女人发泄着对社会的仇恨,大骂警察;一个吸了毒的年轻人,瘦得非常可怕,由一个黑齿龈的女孩陪着,大声吼道:“我日你娘的,婊子,我吸你!”不知道这是请求还是威胁。一些不幸的人走投无路,过着所谓的生活;一些浑身鲜血的人伤口流着脓,吓坏了其他人。7个年轻的外国人手上持着手铐,被带进来照X光:他们被怀疑吞了藏在避孕套里的海洛因。外面,在圣母院的广场上,许多粗俗的女人躺在长凳上;对面,有个肮脏的老头,穿着衣服,衣不遮体,身体一半露在外面,正在跟天空聊天呢!一个女人围着他跳舞,掀起裙子,用手摇晃着几乎是黑色的内裤。在这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警察们闻到了骚乱的味道,提高了警惕。今天下午,他们在主宫医院内部的监禁室关了一个受枪伤的无赖。红蓝两色的警灯在院子里闪着,穿着雨衣的内务警察在走廊里来来往往,对着“噼啪”作响的对讲机轻声说话。
我是为数不多的不感到害怕的人之一。这就是心理极度混乱的好处:它抑制了一般的感情,觉得把普通人吓得要死的东西非常可笑。恰恰相反,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情况不妙,所以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倒霉。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帮精神失常的人往病人身上浇汽油,要把他们活活烧死,要刺死医生和护士,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我会支持他们。半夜一点左右,收进来4个妓女,她们跟足球俱乐部的马德里支持者吵架,受了伤。这下可热闹了!她们进来时,一副好汉的样子,鞋跟“噼啪噼啪”地响,身上布满伤口和血肿。她们迈着骄傲的步伐,用自行车的链条绑住了企图逃跑的故人,并在他们身上挂着布满铅弹的仿造的男性生殖器。她们穿着极窄的短运动裤,挺着轻轻颤抖着的雪白胸脯。她们不像是女人,更像严肃的神灵和女巨人,只需一下就能要对手的命。我不无赞赏地望着她们,心想,自己为什么不从事这个职业,为什么不是吸满精子的妓女?所有的男人,不管年龄大小,条件好坏,都会趴在她们身上寻求痛快,发出公猪一般的嗥叫声。这些供人取乐的“女工”,要价不高,但绝对会让您痛快。在她们面前,治安警察也放松了戒备,把步枪斜挂在肩上。这些女人被消毒、缝合和包扎以后,想跟男护士们喝一杯酒。她们在长长的吸烟室尽头抽着美国烟,哈哈大笑,然后离开了医院。
夜尽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除了那几个挺着胸的妓女和一些神经紧张的病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淹没了我最后那点儿反抗的意愿。狂风暴雨袭击了斯德岛,地上水淋淋、白花花的,像啤酒一样。树木被打掉了叶子,有的烟囱和电视天线也被刮倒了,像拔离下巴的牙齿一样垂着。我在医院里闲逛,避开保安,总希望能在楼梯的拐角或门后突然听到我那个矮小的病人讲话,听到他细弱的声音。他背叛了我,这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的忏悔重要。48个小时来,我一直在想他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比周围的人更让我感兴趣。我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阿伊达不在,睡觉也没什么意思。天亮时,我走到六楼的外走廊,靠在栏杆上。走廊还湿湿的,下面就是花园,对面是莫贝尔和圣热内维埃夫山。屋顶层层叠叠,像是倾覆的船,闪闪发亮,退潮时被搁浅在沙滩上。天下着毛毛雨,气温下降了。雾中的艾菲尔铁塔像一个咖啡冰淇淋。我坐在楼梯上睡着了。一只肥大的雄猫走过来,靠在我身上。它眼睛亮晶晶的,布满片状的斑点。我们俩都需要友爱。
7点30分,我下班了。我去告别,当然,谁也不会舍不得我。让人恐慌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我可以马上去昂蒂布找费迪南,发一阵疯,当面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讨厌争吵。有些女人喜欢精神失常的人,她们爱的不是人本身,而是那种失常。她们玩弄那种不幸,从中得到满足。
我在被垃圾弄脏的广场上闲逛,夜里的那场大雨使排水沟里的水都溢出来了。我又沮丧,又慌张,精疲力竭,都忘了自己还活着了。我看起来一定像个流浪者,挎着一个一半敞开的小包,脸上化的妆已一塌糊涂。游客们守纪律地排成队,聚集在圣母院前。大家都那么听话,接连不断地在正面拍照。他们穿着短裤,坚决要来瞻仰这个圣地不可,手指按着照相机的快门,准备把上帝当场抓住。游客们非要把他们所见的东西变成胶卷才会相信,
我想在河边走一走。河堤上到处都是大小便。塞纳河,水黏黏稠稠的,拍打着桥拱,恶臭扑鼻,让人窒息。在巴黎,总有人大小便失禁,把粪便拉得让大家都看得见;水沟成了宝贝,城市管理部门发明了把粪便直接排入污水管的管道系统。我发现,那些睡在桥底下,睡在纸箱上或偶然得到被子的流浪汉到医院里来看过病。最终,我会想他们的。我上岸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要了一杯奶油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温暖的微风吹拂着皮肤,鸟儿用它们细小的喉咙发出难以置信的和谐的声音,树回应着它们的叫声。当鸟儿高兴起来时,它们也随之摇动。自动扫路机用猛烈的水龙头冲刷着地面,让人闻到一股湿漉漉的强烈的沥青味。
我在巴黎生活了8年,从未进过圣母院,对于我来说,它是属于导游们的陵墓,是世界大博物馆的一个部分。我不喜欢约定俗成的杰作。然而,那天上午,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我对这个旧东西感到了兴趣:人们在清洗它,它的上半部分已消失在脚手架当中,脚手架的篷布被风刮得“噼啪”作响,具有一种戏剧的效果。这样包着,它显得特别脆弱,成了时间攻击的目标。妖魔鬼怪和檐槽喷口上的动物个个凶神恶煞,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但我在给人看病的每一天都能已到许多怪事,相比起来,那些东西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今天,我不能一次都没进去过就离开斯德岛。
一跨进门槛,我就被吸引住了:圣母院里面就像地下小教堂一样黑乎乎的,我似乎走进了一座石柱的森林,那些柱子一根根又粗又高。我望着中殿、侧道和祭坛,听不到任阿声音。彩绘玻璃上的圆花饰似乎都是密码,每种颜色、每一根线条都象征着什么东西,但只有信徒们才看得懂。和我以前想像的恰恰相反,这地方并不庄严,但很隐秘,它由于巨大而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众人的嘈杂声都被建筑本身给吸走了。我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呼吸着潮湿的石头、古旧的木头和乳香的味道。一些虔诚的教徒围在燃烧着的蜡烛四周冥思,圣人的雕像在墙洞里向我发出心照不宣的信号。他们以为我就要倒下去了吗?先生们,别这么满怀热情地劝我入教。我到这儿来只不过是想放松放松。一些穿着黑衣的人正在祭坛四周忙着,撤掉花束和金色或银色的东西,把水倒进独脚盒中,有几个老太太在祈祷,双手捧着低垂的脑袋。我闭上眼睛,轻轻地呼吸着,试图忘掉晚上的一切不快。
就在这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说:
“阿亚基医生,请您别转身。”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天使下凡:
“您是邦雅曼?”
“我正坐在您后面。”
“怎么……”
“今天早上,我看着您出医院、我一直跟到这里。”
“昨天您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我心里很慌张,我说得太多了。我怕您向警察告发我。”
“警察?”
我感到愤怒起来:
“亏您想得出!”
“我觉得您很明确地反对我。”
“您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我被您吸引住了。您为什么摘掉了面具?”
“我突然觉得没必要再戴了。跟您谈过话之后,我变了。”
“我可以看您吗?”
“暂时还不行。”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必须讲完我的故事。现在,我对您有了信任感。”
“听着,我不是任人操纵的木偶。我很累,我不知道能不能……”
“求您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会占您很长时间的。留下吧,我们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
他不容我反对,接着讲起了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