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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里更加潮湿。我小心翼翼地在同事的办公桌中间穿过，走到自己那个角落里。刚在打字机前坐下，我就觉得大腿给椅子的黑色人造革蒙面粘住了。一看原来空气调节系统又出了毛病，其实这个系统正常不正常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那不过是在天花板当中装的一个风扇，开动起来也就是把空气搅上一气，就像用汤匙搅汤那样。不过眼看着风扇的叶片一动也不动，我那些同事的士气显然大受影响：这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一切都停顿下来了。人本来就懒洋洋的，这一来索性什么也不想做了。大家倚在办公桌前，有气无力地眨巴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地喘着气，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办公室里每到星期五情况总是糟糕的。

    我刚有气无力地在湿漉漉的打字机上打了几个字，负责食品配制的维哲斯太太就从后门走进来，立定之后朝四周看了看。她同平时一样，梳着贝蒂-格拉勃尔那种发式，脚穿前面开洞的浅口便鞋，身上是件背心裙，肩膀上依稀可见垫肩留下的痕迹。“喂，玛丽安，”她说，“你来得正好。我在检查罐头米饭布丁的质量，得有个人先来品尝一下，今天上午这些女士好像都不很饿。”

    说着她麻利地转身朝厨房走去，搞食物配制的人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从粘乎乎的椅子上站起身，那感觉就像是个志愿兵，被上级从同伴当中挑出来上火线一样。不过，转而一想，我恰好肚子没填饱，再来份早餐完全不在话下。

    在那间一尘不染的小厨房里，她一边在三个玻璃碗中舀上同样分量的罐头米饭布丁，一边对我解释：“你是搞调查的，玛丽安，也许你能帮我们的忙。我们定不下来，究竟是同一餐饭有三种口味好呢，还是每餐换一种口味？或者能不能两两搭配一下——例如，这一餐是香草加检子，下一餐就换成香草加卡拉梅尔奶糖味。我们自然希望抽样调查尽量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因为进餐时与之相关的条件影响很大——例如蔬菜，还有桌布的颜色都有关系。”

    我尝了尝香草口味的。

    “你给颜色怎样打分？”她急忙问，拿起铅笔准备记录，“是自然呢，或者略有人工痕迹，还是极不自然？”

    “您想不想在里面加葡萄干？”我说，一边去尝卡拉梅尔型的。我不想得罪她。

    “加葡萄干太冒险，”她说，“好多人不喜欢葡萄干。”

    我放下卡拉梅尔型，再去试橙子味的。“您是准备让人趁热吃的吧？”我问，“或者是不是要加上点奶油？”

    “哎，原先的计划是作为快餐供应的，”她说，“厂家自然希望吃凉的。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后来加上奶油，就是说我们对此毫无意见，不过，从营养的角度上看并没有必要，已经加维生素强化了，但眼下我们只是检测一下味道。”

    “我看最好还是一餐换一个口味。”

    “要是在下午三四点钟进行调查就好了，不过还需要收集一下一个家庭的意见……”她若有所思地用铅笔轻轻敲着不锈钢水槽的边沿。

    “不错，哎，”我说，“我得回去了。”为他们出谋划策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有时我也弄不清自己的职责范围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去汽车修理店调查活塞垫圈的质量啦，站在街头向那些满腹狐疑的老太太分发椒盐卷饼啦这类差事也派到了我头上。我受雇于西摩调研所，对自己的职责很清楚——那就是负责给事务所修改调查问卷，把心理学家准备的那些晦涩难懂或者过分含糊的文字化成简单的问题，既让提问的人理解，也让回答的人明白。像“你将视觉反应的价值置于百分位的何处？”这样的问题是完全不行的。我毕业后找到了这份工作，当时觉得很幸运——那要比许多人强多了——不过四个月过去了，我的职责范围仍然有模糊不清之处。

    有时我觉得上面正在培养我接手高一级的职务，但我对西摩调研所的组织结构并不十分清楚，我也想象不出那究竟会是什么样。整个公司占三层楼，其构成就像是个冰淇淋三明治：上面和下面一层都是脆皮子，我们这个部门便是松软的中间层。我们楼上是主管人员和心理学家，大家称他们为楼上的先生，因为那里都是男子，他们负责同客户洽谈。我曾经朝他们办公室里瞥过几眼，只见里面铺着地毯，摆放着昂贵的家具，墙上挂着丝网印刷的七位现代派大师的作品。我们楼下是机器——油印机啦，对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和制表用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牌计算机啦；我也到楼下去过，那儿像工厂似的，机器嗡嗡直响，操作人员手上沾着墨水，似乎加班加点，一脸疲倦的模样。我们的部门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照管人力资源，即市场调研人员。市场调查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小行业，同手工织袜公司差不多，我们的调研人员全是家庭主妇，她们在业余时间工作，计件取酬。虽然挣的钱并不多，但她们乐意有机会走出家门。回答问题的人没有报酬，我常纳闷他们怎么会愿意参加这种活动。也许是相信了宣传文字里的话，就是说他们能为改进家庭用品的质量出一把力，就像科学家那样。或者是他们喜欢有个人讲讲话，不过我看大多数人还是因为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心中感到有点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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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部门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因此办公室里除了那个倒霉的勤杂工以外，清一色都是女性。我们办公室是一大间，色调同一般的机构一样以绿色为主。房间一头用毛玻璃隔了一小间，那是部门主管波格太太的办公地点。房间另一头是几张木桌子，一些中老年妇女坐在桌前辨读调研员写来的材料，用彩色蜡笔在填好的答卷上画叉打勾，她们手边是剪刀、胶水、一叠叠的纸张，看起来就像一群老年人在上幼儿园。我们其余的人就坐在中间，办公桌五花八门。我们还有一间挂着印花布窗帘的挺舒适的房间，供自带午饭的人用餐，其中有冲茶和咖啡的机器，不过有些同事自带了咖啡壶。我们还有间粉红色的洗手间，镜子上挂着告示，提醒大家不要让头发和茶叶堵住水槽。

    那么，在西摩调研所我有可能得到怎样的机会呢？一来，我不可能成为楼上的一员，二来，我也不会到楼下管机器或者像房间那头的妇女那样整天辨读答卷，因为那意味着降级。可以想象的便是成为波格太太或者她的助手那样的人物，但就我所知那为时会很长，说不定我还不想要呢。

    上面交代我修改钢丝清洁球的问卷，说是马上就要，我刚完稿，就看见会计格罗特太太走进门来。她是来同波格太太谈事情的，但走出去时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她个头不高，为人拘谨，头发是冰箱金属托盘的颜色。

    “啊，麦卡宾小姐，”她说话的声音很难听，“你来了四个月了，有资格参加养老金计划了。”

    “养老金计划？”我刚来公司时是跟我谈起过养老金计划的事，不过我把它全给忘了。

    “我参加养老金计划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是说，您瞧我是不是年纪太轻了？”

    “哎，早一点参加也好，对吗？”格罗特太太说。她的眼睛在无框眼镜后面忽闪忽闪的，有机会在我工资单上多扣一笔钱，她是求之不得呢。

    “我想养老金计划还是不参加了吧，”我说，“多谢您了。”

    “哦，不过，这可是强制性的，”她口气中有些公事公办的味道。

    “强制性的？那就是说我非得参加不可了？”

    “不错，哦，要是大家都不肯出钱的话，有谁还领得到养老金呢，对吗？我把需要的文件都拿来了，你只要在这儿签个字就行。”

    我签了字，等格罗特太太走后，我的心情突然消沉了下来；这桩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却搅得我心烦意乱。倒不仅仅是因为觉得窝囊，非得接受一些自己既不感兴趣又不曾参与制订的规则（那一点你在学校里早就给调教好了），而是我对签下自己的名宇感到一种迷信的恐惧。如今，我的名字已经签到了那份神秘莫测的文件上，看来它会把我同今后的某种生活强行连到一起，而我对那样的生活至今仍然无法想象。我仿佛看到未来的某个时刻自己的形象，人早已定型，在西摩调研所工作了无数个年头，如今得到了回报。养老金。我又仿佛看到一个冷冷的房间，只好靠插在墙上的电热器取暖。也许我还会像我一个终身未嫁的姨奶奶一样，也得戴上助听器。我会整天自言自语，小孩子会朝我扔雪球。我告诉自己别犯傻，也许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世界已经炸飞了。我提醒自己，要是不乐意，我明天就可以离开此地，重新找个工作，不过这些想法并不能使我得到安慰。我想自己的签名会归人到某个档案中，这份档案会被存放在文件柜里，文件柜呢又会给锁到某个储藏室里去。

    十点半钟，我很高兴喝咖啡的时间到了。我明白我其实应该放弃休息，算作是对早上迟到的事作出补偿，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散散心。

    我们部门有三个人同我年龄相仿，我平时就是同她们一起去喝咖啡。有时恩斯丽对其他搞牙刷测试的同事不耐烦了，也会从她办公室里过来参加到我们当中来。这倒不是说她对我的这几位同事有什么特殊的好感，她把她们三人统称为办公室处女。除了将头发染成金黄色之外，她们彼此之间并不十分相像，打字员艾米枯黄色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负责公关之类工作的露苗头发染成淡金黄色，梳理得十分优雅；波格太太的助理米丽来自澳大利亚，她留一头短发，被太阳晒成黄铜色。这三个人不止一次地在喝咖啡吃酥皮点心时反复声称自己还是处女——米丽对此持女童子军那种稳重讲求实际的态度（“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等到结婚时好，对吗？少惹些麻烦。”），露茜则是担心外界的飞短流长：“别人会议论些什么呢？”），持这种想法的人似乎认为每个卧室里都装着窃听器，外界时刻监听着其中的动静；艾米呢，老是担心自己身体有毛病（这一点办公室里人人都知道），她总说谈起那事她就恶心，也许她的确会如此。她们都热中于旅游：米丽在英国居住过，露茜到纽约去过两次，艾米呢，想去佛罗里达。她们要等旅游够了之后再结婚成家。

    “你们听说了吗，魁北克的通便剂调查项目取消了？”大家刚在饭店里常坐的位置上坐下来，米丽就说。这家饭店很蹩脚，但就在街对面，离我们最近。“这件事工作量本来够大的——到家里进行产品测试，单问卷就有整整三十二面。”米丽的消息总是最灵通的。

    “依我说这真是求之不得呢，”艾米对此嗤之以鼻，“真不明白对那东西怎么会凑得出三十二页的问题的。”她又埋头顾自刮起大拇指上的指甲油来。艾米身上总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衣服上拖着线头，嘴唇上的唇膏也脱了皮，肩上和背上掉了些金黄色的头发和头皮屑；她每到一处，总要留下零碎的痕迹来。

    我看到恩斯丽走了过来，便向她招了招手。她挤进我们的座位里，同大家打了个招呼，把掉下来的一络头发用发夹别了。几位办公室处女也招呼了她，但并不显得怎么热情。“以前就做过这种调查，”米丽说，她在这公司年份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长的，“倒还管用。因为据研究凡是愿意回答三页以上的问题的人都多少离不开通便剂，我的意思是，那些人是会把问卷答完的。”

    “做过什么调查？”恩斯丽问。

    “我敢打赌，这桌子准没有擦，”露茜说，她故意放大了声音，好让那个女侍者听见，她老是跟那个侍者作对。后者戴了副伍尔沃斯商店里买来的廉价耳环，气鼓鼓地沉着脸，显然不是办公室处女这一类人。

    “魁北克的通便剂调查，”我暗暗告诉恩斯丽。

    女侍者走了过来，她怒气冲冲地擦干净了桌子，问了我们要点的东西。露茜在说到烤酥皮点心时故意挑剔了一番——她毫不通融地指定酥皮饼上不要葡萄干。“上回她给我端来了有葡萄干的，”她告诉我们，“我同她说我最讨厌葡萄干，我从来就不吃那东西，哼。”

    “干吗只是魁北克呢？”恩斯丽问，鼻孔里喷出一口烟，“有什么心理上的原因吧？”恩斯丽在大学里学的是心理。

    “嘿，我也不懂，”米丽说，“大概是那边的人容易便秘吧。他们马铃薯不是吃得多吗？”

    “马铃薯真那么容易让人便秘吗？”艾米问，她身子从桌子对面凑向前来。她把几络头发从额头上往后捋了捋，立刻就扬起了一阵轻雾，一些小小的粉尘从她头上轻轻飘落下来。

    “那不能只怪马铃薯，”恩斯丽说，“那一定是一种集体的过失情结，或许是语言问题负担过重；他们精神上一定极其压抑。”

    其余几个人不满地望着她，看得出来，她们觉得她是在卖弄自己。“今天真是热得要命，”米丽说，“办公室就像个火炉一样。”

    “你们办公室里可有什么新鲜事？”我问恩斯丽，想缓和一下气氛。

    恩斯丽把烟掐灭了。“有啊，我们那边确实有件滑稽事儿，”她说，“有个女人想要害死她丈夫，把他的电动牙刷给短路了，我们办公室里一个小伙子得出庭作证，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牙刷是不会短路的。他要我当他的特别助理陪他一起去，不过那家伙真令人讨厌。看得出来，他在床上也叫人恶心。”

    我怀疑这故事是恩斯丽胡编出来的，不过她的蓝眼睛睁得滚圆。三位办公室的处女扭动起身子来。恩斯丽有办法随口扯起她遇上的这个那个男人，让她们感到不自在。

    幸而我们要的东西送上来了。“那婊子又给我拿来了葡萄干的，”露茜大声抱怨，用她长长的指甲把葡萄干一个个挑出来，放在盘子边上。她的指甲修得十分漂亮，涂成虹彩的颜色。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向米丽说起养老金计划的事。“我不知道那是强制性的，”我说。“我想不通干吗要付钱给他们那个计划，好让格罗特太太那样的老太婆退休后刮我们的皮。”

    “是呀，我当初也想不通，”米丽说，口气并不热情。“慢慢就会好的。哎，我就希望他们把空调给修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