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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黄昏时分向地铁站走去，一路上只听见蟋蟀鸣叫，还有隐隐约约的电视声（有些房屋窗户洞开着，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屏幕闪着蓝光），还可以闻到柏油晒热发出的气味。我觉得浑身上下的毛孔都不透气，就像皮肤外面给裹了一层湿漉漉的生面一样。我有些担心思斯丽不高兴，她问声不响，表明了她的态度。

    “这顿饭还不错，”我说，同恩斯丽比，克拉拉毕竟是我多年的朋友，我总得说她的好话；“乔倒学会了做一手好菜。”

    “她怎么看得下去的？”恩斯丽的口气比平时激烈得多。“她只是躺在那里，所有的活儿都让男的做！她就是让人把自己当成个宝贝来服侍。”

    “暧，她有七个月的身孕了，”我说，“再说她身体一向就不好。

    “她身体不好？”恩斯丽气冲冲地说，“她好得很呢，身体不好的是她丈夫。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老了许多，还不到四个月呢。她把他给榨干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呢？”我说。恩斯丽说这话，我有些不痛快，她不能理解克拉拉的处境。

    “嗯，她应该做点事情，即使是形式也好。她学位还没有拿到，对吧？把这段时间用起来不是很好吗？很多妇女都是在怀孕时读到学位的。”

    我记得可怜的克拉拉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也曾作出过这样的决定，她原以为只是暂时中断一下学业。老二生下后她怨天怨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也算得小心了。”她一向反对服避孕药，认为那可能对人的脾气有副作用，但渐渐地她不再那么固执了。她读了本法国小说（是英译本），还有一本与秘鲁考古探险有关的书，也谈起过上夜校的事。最近她常常牢骚满腹地说起要“当个好主妇”。“恩斯丽，”我说，“你不老是说学位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问题吗？”

    “学位本身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恩俾丽说，“问题是它的象征意义。她应该振作起来。”

    我们回到住所后，我想起了伦，我想这会儿给他打电话还不迟。电话通了，他在家，互相问好之后，我说想同他见见面。

    “好极了，”他说，“时间和地点由你决定。找个凉快些的地方。这天气真热死人，我记得从前夏天并不是这样。”

    “谁叫你回来的，”我说，暗示我知道他回来的原因，好让他接口说下去。

    “回来保险些，”他说，口气中很有些得意。“那边的人就是得寸进尺。”他已经带上了些英国口音。“顺便说一句，克拉拉告诉我你又找了个新伙伴同住。”

    “她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我说。恩斯丽已经到厅里来了，她背朝着我坐在沙发上。“哦，你是说年纪太大，跟你一样，对吗？”他老同我开玩笑，说我年纪太大。

    我笑了。“明天晚上见，好吗？”我说，我突然想，带彼得来同伦见见面，这岂不是给他消愁解闷的最好方式。“八点半左右，在公园大饭店。我带个朋友来同你见面。

    “啊哈，”伦说，“是克拉拉跟我说的那个人吧。你这是当真吗？”

    “哦，不，不是她，”我让他别乱猜。

    我挂上电话后恩斯丽问道：“你是跟伦-斯兰克说话吧？”

    我说正是。

    “他长得怎样？”她漫不经心地问。

    我没法不告诉她。“哦，一般罢了，说不上漂亮，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怎么啦？”

    “我只是问问罢了。”她站起身，走到厨房里。“要喝杯酒吗？”她大声问。

    “谢谢，不要，”我说，“请给我一杯水就行。”我走进厅里，到窗前的座位上坐下了，那里微微有点儿风。

    她端着一杯冰镇威士忌和一杯水进来，把水递给了我，然后坐到了地板上。“玛丽安，”她说，“我得跟你说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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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口气十分严肃，我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啦？”

    “我要生个孩子，”她不动声色地说。

    我飞快地吞下一口水。我无法想象恩斯丽会失算到如此地步。“我不信。”

    她笑了。“哎，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怀孕了，我的意思是我打算怀个孩子。”

    我的心放下了，但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说你准备结婚？”我问，连带想起了特里格遭遇的不幸。我尽力猜想恩斯丽会对哪个男人感兴趣，但想象不出来，自从我跟她相识以来她对婚姻一向是斩钉截铁地持反对态度的。

    “我早知道你会问这句话，”她口气里既得意，又掺杂着几分轻蔑。“不，我可不打算结婚。大多数孩子的问题是，既有母亲又有父亲实在是太多了。你总不能说克拉拉和乔他们那种家庭给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条件吧。想想看，在孩子眼里，母亲和父亲两种形象乱成了一团，他们的心理已经不很正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父亲的原因。”

    “不过乔可是太棒啦，”我嚷道，“他几乎把所有的事都包下来了，要不是他，克拉拉该怎么办呢？”

    “的确如此，”恩斯丽说，“她就得自己来应付。她是可以应付的，那样对孩子的抚育就不会这么乱七八糟的了。如今把家庭毁了的就是丈夫，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连奶都不给孩子喂。”

    “孩子长牙了啊，”我驳斥她，“大多数人都在孩子出牙时给他们断奶。”

    “胡说，”恩斯丽沉下脸说，“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乔的主意。在南美洲人们给孩子喂奶的时间要长得多，北美的男子不喜欢表现母子亲情这种最自然的方式，因为这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为局外人。像现在这样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奶瓶喂孩子。如果不给女人这些干扰的话，不用别人讲，她就会尽可能自动延长孩子的哺乳期，我肯定会这样做的。”

    我觉得我们谈的似乎有点不得要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却在大谈理论。我决定对她来一次人身攻击：“恩斯丽，你对养育婴儿可说一窍不通。你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小孩子，我听你说过小孩子又是脏又是吵。”

    恩斯丽回答说：“不喜欢别人的孩子并不等于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我给搞糟了，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为什么反对她的计划。最糟糕的是她很可能真的那样干。她一认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尽管在我看来，她的有些想法并不合理，这件事就是如此。我决定就事论事跟她谈一谈。

    “好吧，”我说，“就算你说得不错。不过，恩斯丽，你干吗想要生孩子呢？有了孩子你怎么办呢？”

    她很不高兴地朝我看了一眼。“每个女人至少应该生一个孩子。”这句话的口吻就像收音机里的广告，说每个女人至少应该有个电吹风一样。“这甚至比性生活更为重要，它会使你内心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恩斯丽喜欢看人类学家写的有关原始文化的平装本图书，她堆在地板上的衣服当中就塞了好几本。她那个大学要学生选这门课。

    “不过干吗在现在呢？”我问，想尽力找出些反对的理由。“开画廊的事怎么办？还有结交画家朋友呢？”我把这些事提出来引诱她，就像在驴子面前晃动胡萝卜一样。

    恩斯丽朝我瞪大了眼睛。“生孩子跟开画廊又有什么关系？你总是采取这种非此即被的思维方式，这件事情不能割裂开来看。至于为什么选现在，嗯，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些时候了。人总会感到生活中需要有个目标，你说是吗？那么，年轻时把孩子生下来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享受一下做母亲的欢乐啊。此外，医学上证明，二十至三十岁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往往最为健康。”

    “你准备自己带吗？”我问。一边朝起居室四处望了一眼，心中已经在估算要给这些家具打包、运输得花多少时间、金钱和精力。这儿大件的东西大多是我的：那张厚实的圆咖啡桌来自我老家一个亲戚的阁楼，来客人时我们用的那张胡桃木垂板桌也是别人送的，单人沙发和长沙发都是我从救世军那里拣来，叫人重新换了皮面。属于恩斯丽的东西有那张特大的西德-巴拉的电影海报和颜色鲜艳的纸花，还有烟灰缸和印有几何图案的塑料吹气垫子。彼得老说我们起居室风格不统一。我从来没有想要在这里长住，但这会儿想到有可能不得不搬家，这个地方倒显得十分安定，叫我有些割舍不下。两张桌子的腿都牢牢地站在地板上，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发生变化：让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张圆咖啡桌从那条窄窄的楼梯上搬下去，把西德-巴拉那张画给取下来，露出石灰墙上的裂纹，再把那些塑料垫子放掉气送到卡车上运走。我想，楼下房东太太很可能认为恩斯丽的怀孕是一种违约行为，从而上法庭告她。

    恩斯丽板起了脸，“当然我自己带。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到头来自己不带，那有什么意思？”

    “总之一句话，”我喝下了杯里的水说，“你决定横下心来生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并且亲自把他带大。”

    “哦，真不耐烦做这种说明。干吗使用那个可怕的资产阶级的词儿呢？生产本来就是合法的，不是吗？玛丽安，你就是假正经，这也正是这个社会的通病。”

    “好吧，就算我是假正经好了，”我说，心中暗暗有些不高兴，我想一般人哪里会像我这样开明随和。“不过既然社会是这样，你不是太自私了吗？孩子将来不是会为此受苦吗？你又怎么抚养他，怎样面对别人的偏见等等的问题呢？”

    “要是没有人带头闯一闯，社会怎么能发展呢？”她说，口气庄重得像是个社会改革家，“我只会把真相和盘托出。我知道到处都会遇到麻烦，但我确信，甚至就在此地，也是会有人对此持宽容态度的。我的意思是，这同自己不小心无意之中怀上孩子是不同的。”

    我们坐着，有好几分钟没有开口。看来关键的一点已经确定下来了。“好吧，”我最后说，“你显然一切都考虑好了。不过父亲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知道在实践中这只是小事一桩，但你总需要一个啊，哦，即使是短短几天也得有个人呀。你总不能像植物那样开花结子吧。”

    “嗯，”她说，显然很是重视我这番话，“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人遗传上不能有什么毛病、相貌也得在中上水平。要是有个人能理解我的用心，同我好好配合，不会-嗦同我结婚什么的就好了。”

    听她这番话，像是农民在讨论给母牛配种似的，我心中感到有些不是滋味。“那你想好对象了吗？那个牙科学生怎么样？”

    “老天，他不成，”她说，“他没有下巴。”

    “那么要出庭给电动牙刷谋杀案作证的那个人呢？”

    她皱起眉头。“那人好像不怎么聪明。我自然希望找个画家，不过这在遗传上太冒险，如今这些搞艺术的个个都服迷幻药，染色体一定都分裂了。我想到可以把去年那个弗雷迪找来，他是决计不会有意见的，不过他太胖了一点，到了下午又是一脸的胡子茬。我可不想要个肥孩子。”

    “有胡子茬的也不行，”我凑着她的话说。

    恩斯丽气恼地看了我一眼。“你这是在讽刺我呢，”她说，“不过，要是人们能多关心一下儿女会从双亲身上继承到哪些品质，那么他们就会慎重得多了。大家知道人类的素质可说每况愈下，其原因就是人们不负责任，将一些不好的基因一代代往下传。从医学的观点分析，过去进行的自然选择如今不起作用了。”

    我越听越糊涂。我明知恩斯丽不对，但她的话听起来振振有词的。我想还是去睡觉算了，免得被她牵住鼻子、弄得我是非也分不清了。

    我回到自己房里，坐到床上。背倚着墙思考起来。起初我想能不能有办法挡住她，接着想想也就算了。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又跟我有何相干？不过我还是希望她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很快就会觉悟到这个想法太荒唐。我要做的只是根据需要作些调整就是，大不了到非搬家不可的时候，再找个同住的搭档就行。可是，就这样对恩斯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合适吗？我可不想对朋友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钻进被窝，心里很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