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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没多久就走了，他说他得再去睡一会儿，他建议我也去睡一会。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累。我精神兴奋，精力充沛。我也不愿意没事找事，在家里一刻不停地翻寻东西来打发时光。我从小时候起，每到星期天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很没劲儿，今天下午，我心中更有一种特别的空虚感。

    我洗好碗碟，把刀叉汤匙分门别类地放回到抽屉里，不过我也明白不用多久，它们又会给拖得乱七八糟的。烤面包机刚刚用过，我一面拨弄它的开关，一面扫了一眼厅里那几本翻熟了的杂志，几个标题似乎分外醒目，它们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意义，例如“是否应该领养孩子？”“你是否真的陷人情网了？二十个自测的问题”与“蜜月期的紧张”等等。电话铃响了，我急忙跳起来接，不料是有人拨错了号。恩俾丽还在她的房间里，我想我或许可以同她谈谈，但不知怎的，我觉得那也不会有多大用处。我希望能做点什么有结果、有成绩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呢，我心里也不甚了然。最后我决定晚上去洗衣房洗衣服。

    楼下房东太太的洗衣设备我们自然是不会去用的，我们都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洗衣机。她是决不会让晾晒的衣物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来玷污后院那一片精心保养的草地的。她们母女俩的衣服似乎从来就不脏，也许是上了一层透明的塑料保护膜吧。我们俩都没去过她的地下室。也没听她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很可能在她的那套礼仪规范之中，洗衣服这类事尽管人人心知肚明，但有身份的人却是不屑谈论的。

    因此，当脏衣服堆成了小山，五斗柜里已经找不到可供替换的干净衣服时，我们就到自助洗衣房去。或者说，通常都是我独自一个人去，我没法拖得像恩斯丽那样久。星期天晚上比周末其他时间去都好，这时候很少有老先生在花园里扎绑玫瑰枝条，给花儿喷杀虫药；也很少有头戴花花绿绿的草帽手戴白手套的老太太驾着车或者坐在别人开的车里到别的老太太家里去喝茶。最近的一家洗衣房离我们有一站地铁的路程，星期六很糟糕，因为公共汽车上挤满了去商店购物的人，还有戴着帽子和手套的老太太（不过不像去人家家里作客那么讲究），星期六晚上呢最多的是去看电影的年轻人。我喜欢星期天晚上，那时候车上人少，我不喜欢让别人盯着你看个不停，我的洗衣袋委实太引人注目了。

    那天晚上我不想待在家里，一心想要出门。我拿出一份冰冻食品，加热后吃了下去，然后换上一身出门洗衣时穿的服装——牛仔裤和长袖运动衫，脚上是一双花格子呢的运动鞋，这双鞋是我有一次心血来潮时买下的，除了洗衣之外从没在其他场合穿过，再看了看钱包，带足了二角五分的硬币。我正往洗衣袋里塞衣服的时候，恩斯丽走了进来。这大半天她都关着房门躲在房里，天知道是在搞什么巫术：诸如是泡点什么春药啦，照伦纳德的模样做些小蜡人，再在蜡人身上某些部位插上几个发夹啦等等。这会儿，她本能地觉得我要出门去，便走出来了。

    “喂，去洗衣服？”她精心装出一副随便问问的样子。

    “不，”我说，“我把彼得斩成了小块，把他放到洗衣袋里带出门，找个山洼洼把他埋掉。”

    她一定不欣赏我的这句玩笑话，因此没有笑。“顺便给我带两件衣物去，好吗？只是些最要紧的东西。”

    “好吧，”我让步了，“拿过来吧。”每回都是这样，恩斯丽所以自己不必去洗衣服，这也是一个原因。

    她去拿衣服了，几分钟后，她双手抱着一大捧五颜六色的内衣走了来。

    “恩斯丽，只是最要紧的东西啊。”

    “这都是最要紧的，”她板着脸说，可是我坚持说我没法把这么多的东西塞到袋子里去，她才拿回了一半。

    “多谢了，这真是救了我一命，”她说，“待会儿见。”

    我把袋子拖下楼梯，然后拎起来甩到肩膀上，踉踉跄跄地跨出了大门，房东太太刚好从客厅进口丝绒门帘静静地走了出来，冷冰冰地望了我一眼。我知道，她这是对我们竟然胆敢把这些脏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不满。我心中默默地对她引了这句话：我们都是不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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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上公共汽车，就把那一大包衣服竖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希望从远处看去像个小孩子，免得招引那些反对在礼拜天干活的卫道士恼火。我记得有个星期天碰到这么一件事，那天我正要下车，一位穿着一身黑绸子衣服，头戴淡紫色帽子的老太太一把抓住了我。使她恼火的不仅是我没有遵守摩西十诫第四条，还因为我这一身穿着太不像话，她心中一定在说：耶稣是决不会宽恕我穿这种花格子呢的跑鞋的。然后我的目光落到车窗上方的一幅彩色广告上，上面是个穿着紧身褡的年轻女子在跳跃，她身上一共有六条腿。尽管我不想吹毛求疵，但我还是得说这样的广告使我不大舒服，这种广告太不含蓄了。汽车开过了几个街区，我一路上琢磨着，不知什么样的人才会受它的吸引去买那种商品，不知他们有没有对它进行过调研。我想，女性的形象对女人来说并不太具有吸引力，那主要是针对男人的，但男人一般不会去买紧身褡。不过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是个身段优美的年轻女子，也许顾客会以为买了这件东西就等于讨回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苗条身材。汽车又驶过几个街区，我想起不知在哪儿读到过一句名言，说是紧身褡对穿戴讲究的女子永远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永远”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余下那段路程中，我又想到了中年发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会发胖呢？也许我已经发胖了。我想，对这种事儿你得分外小心才是，它往往在你不知不觉之时就开始了。

    洗衣房就在街上地铁站人口处那边，我走进去站到一台大大的洗衣机前，突然想起忘了带肥皂粉。

    “哦，真见鬼！”我出声地说道。

    正在往我旁边那台洗衣机里塞衣服的人朝我转过身来。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用我的吧，”他边说边把肥皂粉盒子递了过来。

    “谢谢，这儿要有一台自动售货机就好了，他们其实应该想到这一点。”然后我认出了这个人来了，原来他就是我作啤酒广告调研遇到的那个年轻人。我手上拿着肥皂粉站在那里，心想他怎么会知道我忘记带肥皂粉了呢？这事我刚才并没有说出口啊。

    他朝我更为专注地看了一会。“啊，”他说，“我认出来了，一开始我总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你。你没穿得那么一本正经的，看起来倒有点像是——挺露的。”他又俯下身去摆弄衣服。

    挺露的。什么意思，是好还是环？我飞快地把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下，线缝没有裂开，拉链也都拉上了。然后我赶忙往洗衣机里塞衣服，把深色衣服和浅色的分别放进两台机器里。我想要赶在他之前把衣服放好，这样他就没法看我在做什么了，不过他还是抢先了一步，恰好看到我把恩斯丽几件带花边的内衣塞进洗衣机里去。

    “这是你的东西吗？”他颇感兴趣地问。

    “不是，”我说，脸上一片飞红。

    “我说呢，看上去就不像是你的。”

    这话算是恭维呢还是侮辱？照他说话那种平淡的口气来看，那只是句评论罢了。我不无幽默地想，作为评论，那倒是够精确的。

    我关上那两台洗衣机的厚玻璃门，把硬币塞进机器上收银机的窄缝里，过了一小会儿，机器发出了我熟悉的泼拉泼拉的声音，这说明一切正常，然后我走到洗衣房里那一排椅子前面，坐到其中一张上。我意识到只能在这儿干等了，星期天在这一带是没什么可干的。可以去看部长电影，可我带的钱不够，我连小说也忘记带了。我出门时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平时我是不大会这样丢三忘四的。

    他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公共洗衣房唯一的问题是，”他说，“在洗衣桶里总会发现别人的阴毛。我这倒不是过分挑剔，对细菌之类的东西我是不大在乎的，不过这总叫人觉得恶心。你要不要吃点巧克力？”

    我朝四周望了望，看是不是有人听到我们讲话，洗衣房里没有别人。“谢谢你，不要，一我说。

    “我也并不怎么喜欢巧克力，但是我正在戒烟。”他撕开了一块巧克力的包装纸，慢慢吃了起来。我们俩都瞅着那一排闪闪发亮的白色洗衣机，尤其是那三个像舷窗或者水族馆鱼缸那样的厚玻璃窗，我们的衣服正在里面一圈圈地转着，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一会儿绞在一起，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在肥皂泡沫中显现出来。他把那块巧克力吃完，舔了舔手指，又把包装锡纸摩平，整整齐齐折好之后放进口袋里，接着又拿出一根香烟来。

    “我倒是挺喜欢看这东西的，”他说，“我瞅着洗衣机，就像别人看电视一样，这对人有一种镇定作用，因为你总会知道结果如何，不必费神去想它。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对洗的内容稍稍作点改动，要是我看厌了，我就会在里面加上一双绿袜子或者其他一些有颜色的东西。”他说话的声音平板单调，身子蜷缩着往前倾，手肘支在膝盖上，头缩到那件黑运动衫的领口里，就像乌龟把头缩在壳里那样。“我常常来，有时候只是为了不待在公寓里。只要有东西熨烫就很好。我喜欢把皱纹去掉，将衣服熨得笔平，这使你手上有事可做。要是没东西熨呢，喏，我就到这儿来，再搞点东西去熨熨。”

    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也许是在自言自语吧。我的身子也俯向前去，这样便可以瞧见他的脸了。洗衣房里是偏蓝的日光灯，那种光线似乎显不出什么色调跟暗影，在这种灯光下，他的皮肤显得更苍白了。“我在家里待不住，是房间的问题。夏天时热得像火炉，光线又暗，房里那么热，你连熨斗都不想用了。房间本来就不大，天一热就显得更挤，同别人的距离显得太近了。我待在自己房里，关上门，可还是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我能够猜出他们的一举一动。费什总喜欢坐在他那张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连写作时也是那样，然后呢他就把写的东西撕得粉碎，说写得不行，在这之后他就一连好几天瞪着地上那些纸片发呆。有一回他手脚并用，爬在地板上，想用透明胶带把那些碎纸片粘起来，自然没有成功，这一来他就大发脾气，说是我们两个偷掉了他的一些纸片，好利用他的观点写文章拿去先发表。特雷弗呢，要是不到暑期班上课的话便会在家里烹饪，烧上十二道的菜，弄得房间里更热，我呢宁可吃罐头鲑鱼也不去惹这个麻烦，再不呢，他就在家里练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书法，涡卷啦，花体啦什么的，不住手地搞这些十五世纪的东西，他连一小点一小划都记得一清二楚。我猜想这是蛮有趣的，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总不是办法，至少在我看是如此，我想他其实也有同感。情况是这样，他们一遍一遍翻来复去地干同样的事，但总是没有进展，最后还是一事无成。自然我也不比他们强，简直是同样的糟。那该死的学期论文我老是写不出来。有一回我去动物园，见到笼子里关了一只动物，它整天发了疯似地来来回回走个不停，一圈一圈地沿着同样的8字形路线转。我记得它的爪子触在笼子底部发出一种很滑稽的金属声音。据说动物关到笼子里以后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精神错乱的表现，在这以后你就是把它们放出来，它们还是照老样子兜圈子。那些材料你整天读啊读啊读个不停，等你读到第二十篇文章的时候，你简直就不知道它究竟在讲什么了，到那时你就会想某年，某月，某星期中出了多少书，真是多得叫人受不了。这时候，”他总算朝我这边看过来，但他的目光却很怪，那副迷离的样子，似乎看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身体内的某一块地方，“文字就渐渐变得没有意义了。”

    洗衣机开始甩干的程序，衣服转得越来越快，接着又进水了，衣服又转了起来。他又点燃了一支烟。

    “那么，你们全是学生了？”我说。

    “那当然，”他苦着脸说，“你看不出来？我们都是研究生，英语专业的，三个人都是。真好像这个城里人人都是搞英语的了，我们这个小天地可说完全自成一统，其他什么人一概不见。那天你这个外人闯了进来，这可是极其稀罕的事。”

    “我总认为念研究生是件令人振奋的事，”这其实并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只是想搭一搭腔罢了，不过，我这话一出口，立刻就觉得很有点中学生那种装腔作势的成分。

    “令人振奋，”他冷冷一笑，“我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当你是个既聪明又用功的本科生时，别人都跟你说，念研究生吧。他们给你弄了点钱，你就成为研究生了；你以为，这一来我可以把真理追求到手了。可是你根本就追求不到，你往牛角尖里越钻越深，越来越陷在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里去，最后除了那一大团乱七八糟的逗点和支离破碎的脚注之外你什么都记不住。过不多久就会糟糕到这种地步：你陷在当中没法脱身，你会纳闷自己怎么会走上这条路的呢。要是在美国，我还可以找个借口说我这是为了逃兵役，但在这里，根本就找不到什么理由。除此之外，你在搞的所有那些东西早就有人搞过了，资料早就给挖掘得差不多了，你只好在桶底剩下来的一点残渣里面打滚。大学已经念了九年，我们这些倒霉鬼也够可怜的，为了找点新材料，只有翻来复去地查手稿，或者拼命钻研罗斯金宴会邀请信和戏票票根的最佳版本，要不就找出个把文学上的无名小卒，拼命挤出一点什么意义来唬弄人。费什那老家伙这会儿正在写论文，他原想搞DH．劳伦斯的子宫象征，但导师告诉他这个题目已经有人做过。这一来他没办法了，只好另选一个难得多的题目，如今他越写越没了头绪，搞得一团糟。”他停了下来。

    “哦，是什么题目？”我问，想逗他说下去。

    “我也不太清楚，他连提都不提，除非喝醉了才开口，但那时谁也弄不清他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撕了又撕，他看来看去，自己都弄不清写的究竟是什么。”

    “你的题目是什么呢？”我简直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我还没到那个阶段。我也说不清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到那时会怎样还说不定呢。我现在尽量不去想它。这会儿我算是在写一篇欠下来的学期论文，那还是前年欠下的。我一天写一个句子，那是说，得在心情好的日子才行。”洗衣机喀的一声开始了甩干程序，他脸色铁青，朝它们望去。

    “那么你的学期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呢？”我觉得很好奇，我想，使我感到奇怪的既有他讲的话，还有他神情的变化。反正我不希望他就此住口。

    “你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他说，“拉斐尔前派的色情作品。我还试着想写一写比尔兹利。”

    “哦。”我俩都不做声了，心中都在想要写好这样的题目看来希望不大。“也许，”我犹犹豫豫地跟他说，“你本不该搞这一行的，要是换个事儿做做，心情可能就不会这样糟糕了。”

    他又冷笑了一声，接着咳嗽起来o“我该戒烟才是，”他说，“我还能干什么呢？到了这个地步，要再改就很难了。你内心也起了变化，人人都知道，你学位太高，学得太专，其他行当的人不会雇佣你。我去掘沟也没人要，我会把下水道掘坏，用锹把地底下阴曹地府的那些老古董，像供水管啦、阀门啦、排污管啦什么的挖出来……那可不成，我只好一辈子钻在书堆里做苦力了。”

    我没答腔。我看着他，不由想象着，要是他到西摩事务所这种地方来工作会是什么样儿，我甚至想象他这样能不能到楼上搞商业情报；不行。他肯定干不了。

    “你是外地来的吧？”我最后问，因为关于研究生的话题似乎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那当然，我们三个都是外地来的；没几个本地人，不是吗？正因如此我们才租了那套公寓，天地良心我们是负担不起的。但是这里又没有研究生宿舍。只有那座新建的镶嵌着纹章、围墙像修道院似的仿英国式房子可以租给研究生，但是校方又不让我住进去，不过就算住进去了，恐怕也是跟与特雷弗同住一样糟糕。特雷弗是蒙特利尔人，家在威士蒙特这样的高级住宅区，很有钱，可是战后他们也从商了。这个家族现在拥有一家生产椰子饼干的工厂，这事我们在公寓里从来不提。不过这也挺别扭的，因为公寓里不断有大堆的椰子饼干，你得把它吃了，同时又要装作不知道它的来路，我不喜欢椰子。费什来自温哥华，他老是牵挂大海。他常去到处是垃圾的湖畔散步，看看海鸥和漂浮在水面上的葡萄抽皮，想以此获得些安慰，但那没有用。他们俩原先说话都带着家乡的口音，可如今一点都听不出来了。你只要在这个要绞尽你的脑汁的学堂里待上一段时候，就听不出你从哪儿来的了。”

    “你是哪儿人啊？”

    “你是决计没有听说过的，”他草草回答。

    洗衣机喀的一声停了下来，我们推着铁丝网小车过去，把衣服转移到烘干机里去。然后我们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会儿只有烘干机嗡嗡作响，衣服在里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再没什么好看的了。他又点起一支香烟来。

    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子脚步一拖一拖地拐了进来，看了我们一眼，又一拖一拖地走出去了。他也许想来找个地方睡觉。

    “问题是，”他总算又开了口，“都产生了一种用性。你总是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儿进展，你陷入到了种种事务的泥潭里，没法动弹。上个星期我在公寓里放了把火，可以说是有点故意的，就为想瞧瞧他们会怎么办。或许是我也想瞧瞧自己会怎么办。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很想找点新鲜事干干，眼看着火苗窜起来，冒出缕缕青烟是很有趣的。可是他们只是把火扑灭，然后就像两只动物似的乱窜，发疯似地绕着8字圈子，边嚷嚷说我怎么‘发病’了，为啥要放火，也许是我内心太紧张，承受不了啦，最好上心理医生那里查一查。那其实一点用也没有，我很清楚心理检查是怎么回事，根本就没有用。那种事情再也骗不了我，我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对这种事情有了免疫力。在公寓里放火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倒是搞得我如今稍稍动弹一下特雷弗就会又叫唤又跳脚。费什呢，不知从哪里拣来一本大学一年级的心理学课本，在上面查找我的病情。他们认为我疯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熄了。“依我看他们才是疯了，”他又加上一句。

    “也许，”我小心翼翼地说，“你还是搬出去住好。”

    他歪着嘴笑了笑。

    “搬到哪里去呢？我没钱动不了。何况他们也照应了我，就这么回事。”他的身子越发弓了起来，脖子缩到了肩膀里。

    我从侧面看过去，只见他瘦削的脸上，颧骨高高凸起，眼圈黑黑的陷了下去。我心中暗想，他刚才说的那番话，那一番畅快的自白，换成是我恐怕是没法做到的。我觉得这未免太鲁莽冲动，就像生鸡蛋要挣破蛋壳的束缚一样：这隐含着一种危险，就是蛋黄蛋白会四处横流，搞得一团糟。他又点起一根香烟塞在嘴里，看来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危险。

    事后回想起来，我很奇怪自己竟然那样超脱。下午的那种坐立不安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我的心境平静如水，没有一点波纹，在这个白色洗衣房里我处于一种支配的地位。我完全可以毫不费劲地伸出胳膊，拢住他那可怜地缩成一团的身躯，轻轻地摇晃他，给他一些安慰。可是，在他身上有些地方与他孩子气的外表截然相反，它使人想起一个未老先衰的人，那种老态龙钟的心境是无法给予安慰的。我又记起他在啤酒调研中玩的那套把戏，由此推想这一切也可能完全是他的胡编乱造。自然可能他说的是真话，但也不能排除他算计好了企图引起我的同情和安慰，我的殷勤反会引得他暗中窃笑，他更可以缩回到自己的运动衫里，拒绝别人的接触和抚慰。

    在他身上一定有一种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特殊功能，就像长了第三只眼睛或者触角一样。他尽管别转了头，看不见我，但我还是听见他冷冷地低声说：“我看得出来，你很有点欣赏我这种神经质的表现，我知道这容易挑动别人的同情心，我是训练有素的，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有毛病的人。我唤起她们身上隐藏着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本能。不过，请当心，”这时他朝我掉过头来，狡黠地斜眼望着我，“你很可能把事情搞糟了。饥饿与爱相比是更基本的需要。要知道，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可是要吃人的呀。”

    我平静的心态一下给搅乱了，我只觉得浑身上下起着鸡皮疙瘩。他有什么可以责怪我的呢？难道我心中的想法被他看出来了？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他。

    嗡嗡作响的烘干机停了下来，我站起身，一本正经地向他道谢：“谢谢你的肥皂粉。”

    他也站起身来，似乎又回到了对我漠然置之的状态。“没关系，”他回答。

    我们并排站着，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塞到袋子里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收拾好了之后便扛起袋子一起向门口走去，我稍稍走在前面，到了门口，我停了一停，但他并没有要替我开门的意思，我便自己把门打开了。

    走出洗衣房后我们同时转过身来，两人几乎撞到了一起。我们面对面站着，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接着两人同时张嘴要说话，又立刻住了口。接着，似乎有人拉了开关一样，我们都把袋子扔在人行道上，往前迈上一步，拥抱着接起吻来，究竟是我吻他呢还是他吻我，我也搞不清楚，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他的嘴里一股烟味，除了这种烟味以外，我只感到他又干又瘦，似乎抱在我怀里的那个身子和贴住我的脸颊的那张面孔都不是有血有肉的躯体，它只是在铁丝衣架上面糊了一层卫生纸或者羊皮纸而已，我记得根本谈不上什么激情。

    我们又几乎在同时停了下来，彼此后退一步，又互相注视了一小会儿。然后提起衣服袋，扛到肩膀上，转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说来好笑，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就像我有一年过生日得到的一个奖品，那是个底部装有磁铁的玩具，两只塑料小狗猛然凑在一起亲热，又猛然地向后一退老远。

    我记不清自己在回家路上的情况了，只记得在公共汽车上我久久凝视着车上的一幅广告，上面是个头戴白帽身穿白衣的护士。她脸上一副健康能干的样子，手上拿着个瓶子朝你微笑，广告上的一行字是：”给予生命之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