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20年后，当8O年代开始时，卡斯特兰诺依旧逍遥法外。在雷戈公园昆斯布尔瓦街上的联邦调查局布鲁克林——昆斯常驻机构里，有些人开始觉得这太过分了。

    但是事实上，到那时为止，卡斯特兰诺从未被警方列为特殊打击目标。联邦调查局尚未做出直接进攻暴徒最高首脑人物的作战策略；在《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条例》还未实施的时候，大头目们看上去简直不可能被直接起诉。因此，警方对一些街头地痞立案，希望他们成为眼线供出他们的小头日，而这些小头目为了救自己而告发幕后人，这样一步一步到终点。

    毕竞，暴徒们获得利润是遵循“积少成多”的原则。

    那么让暴徒招供的工作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呢？

    在某些案例中，在某些家族中，这种方法取得了成果。但对甘比诺家族，却几乎是一无所获。因此甘比诺家族越来越有组织性，越来越占优势了。

    使这种局势日益受挫的是在7O年代，总的来说，是在反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程中没有先例的一段时期。有了新颁布的反诈骗法令做武器，运用法庭授权的“第三号授权法令”允许的监视行动，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小组与各地州立和联邦打击犯罪组织合作，已经设法严重干扰了美国所有的6个秘密犯罪家族的活动。其中的两个家族——在威斯康星州的达拉斯和麦迪逊——已完全失去活动能力。

    在全国范围内，不仅仅是卫士，不仅仅是队长，而且秘密犯罪家族的首领们由于大量触犯法律而被逮捕、被起诉或被驱逐。打击黑手党的工作进展顺利，这些对高层首领的起诉还巧妙地起到了更多的作用，因为最高首领的倒台通常会引起权力斗争，其中会有一个或更多的觊觎王位者会被除掉或者用其它方式投降，无力参与权力斗争。

    在纽约，五个黑手党暴徒家族中，除了卡斯特兰诺，每个首领在7O年代都为法律问题大为头疼。卢切斯家簇的首领卡迈因-特拉蒙蒂，因为伪证罪被判了5年监禁。卡迈因-珀西科，科洛博家族的首领，因为抢劫罪被判了14年监禁；科洛博本人，自从在1971年向意大利裔美国人公民权利同盟集会开枪案件中受伤后一直昏迷不醒，由于他控制一个庞大的赌博业帝国而被起诉。保楞-西亚卡，博纳诺家族的首领，因为贩卖海洛因被捕；菲利浦-拉斯泰利，在70年代后斯继承了他的权力，他因触犯反垄断法、暴力行为和勒索罪被起诉，被关了11年，弗兰克-“芬齐”-蒂尔里，吉诺维斯家族的首领，也许会获得根据“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案”被起诉的第一位纽约黑手党首领的荣誉；他被起诉经营诈骗行业，其手段包括谋杀和勒索。

    卡斯特兰诺，甘比诺家族的首领，是唯一使执法部门束后无策的纽约黑手党首领。的确，在70年代他曾被起诉过一回——那是在1975年，被指控犯有诈骗罪。但是，在审讯进行过程中，政府的王牌证人，一个叫阿瑟-伯拉德利的人，决定不去作证，正如一个联邦调查局眼线后来证实的。卡斯特兰诺和伯拉德利联系过，向他提出我们能想象到的条件，使他无法拒绝。如果伯拉德利沉默不语，他就能得到数万美元，还能获准“赦免”，饶恕他从前与政府合作干的蠢事。赦免，在这里意味着他不会被谋杀，任何人也不难理解卡斯特兰诺这个提议的反面也同样真实，因此，伯拉德利在审判过程中坚决不开口，结果因有犯罪企图被判了5年监禁，而卡斯特兰诺平安走出法庭，脸上淡淡的微笑说明了真相。

    后来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保罗-卡斯特兰诺不仅是黑手党这个池塘里最大的一条鱼，也在变成最精明的一条鱼。与再以后暴徒内部对他的抱怨之辞相反，他并不羞于动用暴力——一点也不。但是他意识到，单独的恐吓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策略。

    策略有更多的方面：劝说，对冒险的斟酌，还有利益，知道如何等待。卡斯特兰诺掌握这些技巧的娴熟程度给人印象深刻。在所有近期黑手党暴徒首领中，他最严于律己，最有约束力。他把私心置于事业之外，没有犯那种错误——那种大多是由于性格缺陷而不仅是战略错误判断而造成的错误——那种能使黑手党首领迅速走向灭亡的错误。

    巨头保罗的行踪记录越是给人印象深刻，某些特工对他的怀疑越发加深。他成了一值得盯住不放的人。他那种自我隐蔽的生活方式和越来越少的消息只增加了几分神秘感。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们有时会久久地、出神地凝视着卡斯特兰诺的照片，仿佛这凝固的形象能提供一些抓到他的线索。在近期的一些照片中，教父戴了一副浅色飞行员式眼镜；这副眼镜看上去和他很不相称，仿佛是哪个女儿，或许是一个年轻的情妇弄来为他戴上的。好让这个老家伙显得新潮些。但是卡斯特兰诺很爱虚荣，而且警惕着任何可能暗示力量衰弱的表现；他要是能克制住这种虚荣心，就不会戴着这副眼镜被照下来了。话说回来，他要是能克制住这种虚荣心，就根本不会被照下来。

    “这狗娘养的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难抓住的。”

    说话者是布鲁斯-莫，布鲁克林——昆斯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甘比诺小队的主管人，从1980年起他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保罗-卡斯特兰诺这个焦点上。

    莫是一个深思熟虑、说话委婉而且很有条理的人。

    作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曾在潜水艇中做过电力工程师。他习惯于科学逻辑和船上生活的那种强制生异乎寻常的整齐，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追踪有组织犯罪成员可不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事业，其方法也很少有整齐的；完美这个概念在这条战线上不太适用，所以莫有时会很烦恼。当他烦恼时，他就咬烟斗嘴，脸上抽搐。这种抽搐，持续时间只一瞬，使布鲁斯-莫的一只眼睛垂下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倍受折磨的敏感人的形象。

    “狗娘养的，”他重复说：“几十个银行帐户，有这里的，还有国外的。关起门来和那引些官员合作，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模样。还有那些相关的部门。他的权势线路在工会里穿来绕去像高峰时间的出租车一样。和7大街有联系，和肉类批发商有联系，这种消遣真无聊。你要是想从这里找出条路来，你就得当个他妈的工商管理硕士。”

    “对于一个没念完8年级的人来说干得不错埃”安德里斯-库林斯侦探说。

    “是不错，”莫沮丧地说：“对于一个有窍门高薪聘用一批卑劣的随从为他工作的人来说。”布鲁斯-莫和许多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认为，黑手党暴徒的律师和顾问们和这些歹徒一样应当受到严惩——也许应受更严厉的惩罚，毕竟，罪犯们走上犯罪之路经常是因为真的或自认为没有别的出路了。但是那些刑事律师和会计师一开始便拥有特权。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勾当呢？

    莫指了指卡斯特兰诺的档案，它像本电话簿那么厚，大约也像电话簿一样有启发作用。“我们不得不和所有这些废话打交道。”

    “我们一直在努力，”乔-奥布赖恩侦探说：“但是事情似乎只能走这么远了。一般到了队长这一层，就再也得不到什么了。”

    奥布赖恩透过六楼肮脏的玻璃窗看着我面，目光越过昆斯布尔瓦大街。此时是星期五晚上7点钟，大多数工作的市民们开始度周末了，漫射的霓虹灯的激光混在煤烟暮色为，改变了外面空气的颜色。

    使人心情烦躁。

    “我们得吓吓他。”布鲁斯-莫说。

    “很难，”安迪-库林斯说，“他不是那种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他甚至不喜欢离开家。”

    “但是有人和他保持联系。”莫坚持说。

    “任何时候。”奥布赖恩同意说，他已经熟悉了卡斯特兰诺家那马蹄铁形的车道和各种型号的高级车辆。

    “嗯，”安迪-库林斯无精打采地踢了莫的办公桌一脚，单调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我的建议是，让我们与那些能和他说话的人交谈。能找到多少就谈多少。让我们直接走到他们跟前，非常友好地对他们说话。”

    “说什么？”莫问，“他们不会和侦探们说话。”

    “对于这一点我们有几分把握？库林斯全务请求说，“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准许和侦探交谈，的确如此。可是你看，他们会对我们试图和他们交谈感到惊讶。他们会觉得好奇，想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此外，”奥布赖恩接过话说，“那又有什么坏处呢？”和安迪-库林斯一样，他是局里国外反间谍部的老兵。他顺着联合国总部周围华丽的大道来回追踪间谍。在那条工作线上，实际上和嫌疑犯交谈都被认为是莫大的奢侈。要这么做得需要国务院批准，因为对一位令人棘手的外交官——或者说如果这个体面的杂种的确是个间谍——不愉快的态度会引发国际争端。与黑手党徒打交道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不会有位大使来对你大呼小叫的，“我看这么做不会有什么损失。”

    基咬着烟斗，嘴唇发出轻轻的“扑扑”声。只是和这些人谈话——这不太符合他对于条理和战略严密性的想法。可是，他又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甘比诺家族这棵大树，“但是我们对他们说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说！”安迪-库林斯说：“说‘生日快乐’，说‘你最近在赛马场运气怎么样？’说什么并不重要。我们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和人交谈，让他们考虑谁在和谁说什么，让他们都回到卡斯特兰诺那儿，尽职尽责地报告说有人和他们谈话了。”

    “那正是我们所要的”，乔-奥布赖恩说，“我们要让保罗——一天里六次、八次、十次——耸耸肩膀说：‘别担心，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只是些傻警察，四得探头探脑’。我们要让他们把这些话重复很多遍，对所有的人说，这样过一阵子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我知道这些黑手堂暴徒的心理——他们太习惯于说谎了，他们听见自己说什么话次数越多，他们越要怀疑这些话是否可能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