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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德拉克罗斯得了癌症。”布鲁斯．莫说。
“有多严重？”安迪．库林斯问。
这位主管人耸耸肩，咬住烟斗嘴，脸抽搐了一下，”会要了他的命的，可谁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也许挺上好几年。”
“我想知道谁从这些家伙身上刮走的钱更多些，”乔．奥布赖恩说，“是律师呢，还是医生？”
莫不想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而是回到了他自己的思路上，“他什么时候死是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他还能掌权多久以及谁是他的下一任接任人。”
“会是谁呢？”库林斯问。
“决不会是什么好，”莫说，“这就像是，在家族的那边，无论在年纪还是判断力上都有一条30年的断层。假如保罗．卡斯特兰诺明天死了，他有乔．盖洛，他有乔．阿默恩，这些人的人生观基本上与他相同。如果不发生意外，我们完全可以指望一切都如往常一样继续下去。如果德拉克罗斯没了……”“稳定的局面就没了。”库林斯插嘴说。
“能为你们带来和平的人也没了。”莫说。
“带来和平的人？”奥布赖恩重复说。他想起安尼洛．德拉克罗斯那个塌鼻子，那双拳击家的耳朵，粗大的寻茄烟，那气喘的、威严的声音，“我们在这儿不是谈论甘地吧？”
“不是，”莫说，“但是病弱的老人不会发动进攻。
如果德拉克罗斯打算有所行动的话，他在7年前就干了。既然他不再有这么做的愿望，他可以说这是老卡洛的心愿，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你以这下一个家伙会在乎老卡洛什么心愿吗？对于下一个家伙，卡洛．甘比诺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就像艾尔．卡彭一样。”
这时是1983年10月下旬，在昆斯布尔瓦街上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满是煤烟的玻璃窗外，纽约的空气似乎明显地变稀薄了。少了些嘲气笼罩在一些油机车淡棕色尾气上和橙黄色闪的霓虹灯上。银杏树叶步调一致地变成了黄色，使君子树静悄悄地转向棕色，看来是不想为冬季增添点颜色。
对于负责调查甘比诺组织的侦探小队来说，此时正是巩固已有成果的时候。对卡斯特兰诺监呼，谈话录音正转化为文字形式，而这个过程的艰难程度几乎令人难以想像。书记员们——优秀的打字员，普通的拼字员——正以勇敢的斗争精神把那些声音粗沙，语意晦涩的谈话录音改写成为拼音式的文字。几乎每一小时的谈话录音要用15小时的时间破译出来。尽管如此，大部分译文初稿几乎是令人费解。多音节的名字被体笨地拼出来。要想分辨出这些话的先后顺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同家庭的桌边谈话一样，巨头保罗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同时开口说话的。还有，黑手党暴徒们所用的黑话和脏话大大超出了丁作组这些教养良好的成员的知识范围。
因此库林斯和奥布赖恩不得不检查每一页莫名其妙的话，想出其中的含义，比如说，有个词有时候被写成“millionson”，有时候被写成“melonsun”，而实际上它是一个被西西里人读错了音的意大利词——“melanzana”，意思是“茄子”，这是黑手党成员对一个黑人的称呼。更为艰难的是，在需要确认说活人的名字时，侦探们不得不把文向和原声带反复比较，以绝对有把握清楚无误地确认这些人的身分。
在这些情况下，还必须考虑两个不同的真实性标准。对于局里的调查目的来说，实用的真实性是完全充分的，可还有个法律上的真实性。陪审团对这种十分不完善的监听录音是陌生的，他们会不会做出不合理的怀疑，比如说，“小丑”莫斯卡是否真的说“我去问问‘下巴’”？如果录音听起来有点像“我去问问吉米”怎么办？对于大型的对有组织犯罪的法庭来说，一切全凭陪审员耳音的灵敏度而定并不是没有前例的。
因此侦探们不得不检查，然后不得不订正文稿，然后不得不重新检查，然后送交津师团检查，然后被送回来做文字润色工作。这些真是厌烦透顶的工作，把侦探们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办公桌前，让他们止不住大打呵欠，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要谈点别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对这些被漏的起诉状有个想法。”安迪．库林斯说。
“我听着呢。”布鲁斯-莫回答说。
“嗯，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说泄密者是米莉-拉索。”
“对。”
“而且我们很可能信传送消息的人是‘粗痞’乔-科拉奥。”
“对”
“那么我们伪造一份对‘粗痞’乔的起诉书怎么样？让它经米莉的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莫一皱眉。“伙计们，”他说，“我们可不能到处跑去印制伪造起诉书。”
“可能成立的罪名，”乔-乔奥布赖恩单调地说。
自从做“第三条款授权书”的准备么来，这成了他最喜欢的一个词组，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是开门的魔咒一样，“我们手中有非常可能成立的罪名指控米莉-拉索和‘粗痞’乔-科拉奥阴谋妨碍法庭审判。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当然。”莫说，然后就默不做声了，很明显是希望通过不做进一步评论让这个打破常规的意见像一阵难闻的气味一样渐渐消散。
“那么我们能这么做吗？”库林斯追问道。
主管人叹了口气，看着窗外，皱起了眉头：“我告诉你们能做什么。你们写一封信请求允许这次行动。信写得漂亮点儿。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同意的话，我就同意。”
“我们可以休息几天不整理那些稿子吗？”
“不，”莫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