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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表，你的钱。你的领带针。”

    乔-奥布赖恩把这引进东西还给保罗-卡斯特兰诺。此时已是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1985年2月26日，在曼哈顿管训中心的内门边。巨头保罗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夜。他打了一打胰岛素，设法休息了一会儿。他说如果知道自己的财物在联邦调查局的安全保管下，他会睡得更安稳些，他对监狱卫的印象不祝“不比墨西哥的海关人员好到哪儿去，”他评论道：“他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你要是抗议，他们就笑。”

    对于巨头保罗来说，与其他的各帮派首领聚会案被告一样，这一天要和各种文书工作和专门性事项打交道，在联邦调查总部和法庭间来回穿梭，直到午后3点钟的保释听证会。在这些官僚主义的步骤中间，有几段时间无事可做，库林斯和奥布赖恩给教父提供了一个选择机会，他或者留在狭窄吵闹的联邦法院拘留所里，或者和他们一道四处走走。

    卡斯特兰诺用力拉拉系得完美完美无瑕的红色丝质领带，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我问你们件事，”他说，“你们恨我吗？”

    库林斯和奥布赖恩犹豫着，不是因为拿不准怎么回答，而是因为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感到很窘。

    “不，”奥布赖恩说，“我们不恨你。”

    “好，”教父说，“我很高兴听你们这么说。那么让我们说我们开始谈话吧。我说的事情——你们会用它们来反对我们吗？”

    “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不会。”安迪-库要斯说。

    “是的。”卡斯特兰诺说，“我想你们是不能。所以我要留神自己的嘴巴。可是你们知道，我很讨厌这么谨慎小心。我想是因为身体不好——这就是厌烦的原因。所有那些谨小慎微都使我讨厌。”

    “你有权叫自己的律师来，”奥布赖恩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听听他的建议。”

    “不，”教父说，“见他的鬼去吧。我的律师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他谈。那是要付酬金的。我能有几次机会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谈呢？你们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让咱们抽几支烟吗？”

    领着这位规规矩矩带着手烤的囚犯，两位侦探溜达着走过连接曼哈顿管训中心和法院的地下道，又在走廊里闲逛了一会儿，最后找到一间小小的空办公室，里而且一张绿色的金属办公桌，两把黄色的松木椅，两扇肮脏的玻璃窗正对着下面的主楼梯。

    任这扇磨砂玻璃门后是安全的，他们打开了教父的手铐，他从上衣里兜里拿出三支大型科罗纳斯牌哈瓦纳雪茄。

    “帕尔塔加斯，”库林斯赞赏地拖长了声音说，这可不是拿政府薪水的人能经常吸的烟。

    卡斯特兰诺谦逊的耸耸肩：“这是别人送给我的，作为礼物。”奥布赖恩给他的烟点上火，他向后靠在椅背上，然后大笑起来：“别人送给我一些糟糕透顶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收到过几人雕花玻璃罐，里面装满了洋蓟。这个金松果，我费年时间才琢磨出这是个打火机。还有鞋。

    人们知道我喜欢鞋，但是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尺码。

    我有一柜子不合脚的鞋，我干的是一桩可笑的生意。”

    两个侦探吸着雪茄，寻思着如果教父要给他的生意一个确切的命名，他会怎样称呼它，但是当然了，他不会做得太出格。他稍稍误解了他们脸上的好奇心便转到另一个话题上。

    “嘿，”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赞成我的观点。毕竟这就是我们会在这儿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美国政府就能证明说，我们不赞成某些打杂工谋生的方式。好，这够公平合理的。如果我是美国政府，我也不会赞成，如果我是美国制度，我会让像我这样的傻瓜在牢里关上一千年的。”

    “但不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他继续说，“你们明白，那就是我反对的部分——那种认为法律是正确的就下结论的思想。得啦，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法律是——我怎么说它呢？一种方便而已。或者说是对一些人的方便，对另一些人的不便，比如，那条不允许进入他人房屋的法律，那是对那些有房子的人的方便。我有一座房子，所以，嘿，我喜欢那条法津。至于那没有房子的人——他会怎么看这条法律呢？在外面挨雨淋吧，可怜虫，这就是这条法律对他的含义。此外，法律总是能改变主意。比如法律能说你不能进入别人的房子，除非那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房子而你里面安一个窃听器。”

    安迪-库林斯轻轻把烟灰弹进一个绿色的金属废物桶中。“但是你不能让人们只遵守符合他们利益的法律。”他说。

    “显然如此，”教父回答说，“但这正是我要说的。

    这是个实践问题，再没有别的了。政府想要把我当作一个实践问题关进监狱，嘿，他们能做到。他们有那种权力。你，我试着不哄骗自己。有些人认为我是个大人物，胡说八道，我能做什么呢？少数几个人，也许我能让他们有个工作。他们要是有了麻烦，我能帮助他们的家人。可是你看这个……”他用手措了一大圈儿，包括进那雄伟的法院大楼，巨大的大理石台阶和外面广阔平整的广场，“这才是权力”。

    我那一点影响怎么和这相比？政府决定我是个太大的麻烦，他们就能像碾碎一只蟑螂一样碾碎我。找明白这一点，对比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深深吸了口雪茄，看上去很平静，他跷起二郎腿，出于潜意识的过分讲究，抚无裤子上的折皱。

    “实例，”他说，“才是能够流传下来的。我出生在布鲁克林，我是在穷人家长大的，别弄错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曾是个穷人，这样我就不必遵守那规津了。我讨厌那些哄孩子用的瞎话。我只是说我曾面临两种选择。实际问题的选择，你按一种方式做事，能得到某些机会，按另一种方式，能得到另外一些机会。不管按哪一种方式，都各有利弊。

    “然后，还有家族义务，传统。卡斯特兰诺家族和甘比诺家族的血统非常近——”“这个我们知道”乔-奥布赖恩插嘴说，“事实上，我们为你们写了一个追溯五代的家谱。”

    “是吗？”教父说，“我很愿意哪天能看看。”他看上去真的很高兴，因此奥布赖恩没告诉他某些家庭内部的通婚在法律上算作乱伦，而且有据可查，这所亲繁衍的家族里出了许多白痴。

    “嗯，”巨头保罗继续说，“那么你们知道。有些你许下了诺言要比任何法庭的规则都神圣。我不在乎你们把手放在多少本经上发誓。有些诺言，确实，你们说得太幼稚了。你们还没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一旦你许下了那些最初的诺言。就要有其它的诺言。而且事实是，你要是不背叛旧的诺言就不能否定新的。诺言越来越大，如果你不能实践这些诺言，就会伤害更多人，使他们失望。这样，在有些时侯，你是被要求对一个死了的人许诺。”

    “卡洛表兄。’安迪-库林斯说。

    自从被监禁以来，教父第一次显出接近生气的神色。他眯着眼睛，垂下的那只手夹着半截雪匣。

    “有些人的名字，”他说，“我们不轻易提。”

    他从椅子中站起走到窗前。冬季的太阳发出微弱发绿的光芒，在铺路石上投下淡淡的阴影。“那不是朱利亚尼吗？”

    两个侦探朝下看去，不错，这位检察官正站在法院的台阶下，笑容可掬地和聚集在身边的一群记者亲切交谈着。从上面看，他那整齐地分开的头发稀少；那宽宽的前额、尖尖的下巴和微微反光的肤色使他看上去古怪得像一只会走路的灯泡。

    “嗯，”教父说，“如果你们必须胡来，或许也会成为佩萨诺人。还有谁觉得饿了吗？”

    库林斯和奥布赖恩这才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确是饿了，库林期提议说去雇员自助食堂给他弄点午饭来。

    卡斯特兰诺哼了一声，“自助食堂？那是没进牢狱就像在牢狱里一样了，我真想来一份好吃的腌牛肉三明治。”

    “第二大街德利餐馆的？”奥布赖恩问。

    “是啊，”教父说，“你们知道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家餐馆？”

    “卡斯特兰诺先生——”

    “保罗，”他纠正说，“叫先生已经叫得够多的了。”

    “保罗，”奥布赖恩说，有点不习惯地品味着这名字的声音，“我们已经研究你有五年之久了。你以为我们还不知道你喜欢谁家的腌牛肉？”

    “那是最好的，这位从前的屠夫说，“肉是瘦的可又不能太瘦。反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像鱼鳞一样，如果腌得恰到好处就是这样。夹在那种硬皮黑面包里，还有那么多茼蒿……”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对视一眼。不行，安迪-库林斯的表情说。没门儿，乔-奥布赖恩的目光说。

    “现在刚刚12点零5分，教父说，“保释听证会要到3点钟才开始。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这种管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