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难以想象的事”预先准备

    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University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和祖国军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在独守空闱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诱惑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述。

    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１６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１９６０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２０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即使抛开简的作用不论，阿伦不久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正在开发本国核武器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发挥制止的作用，从作为这篇序文内涵的延续来说，我以为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雷蒙-阿伦看作始终和简同等的科学思考的奴隶，那就未免有欠公允。仅从该序文里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简摸索新的第三条道路的姿态。

    如果用抽象的说法，今天的一个热核炸弹等于第二次大战４年之间投在德国的所有炸弹的爆发量，在这样的时代，政策优先于战略的地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发生。其次，政治的考虑（更加难以区别）是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都优先，政治的考虑决定武器的选择和军队的编制。今天，维持政治考虑的优越地位，日趋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地把人类拖进危机的危险。／实际上，哈曼-简的研究非常科学，分析极其精密，所设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仅仅停留于一个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国际政治，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虽然一部分有所改变，但是大多始终蹈袭几个世纪一直走过来的国际政治方向，他本人暂时——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这样继续观望下去的。但是今后几个世纪不会总是这样。配合科学技术的变革，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国家和法的统治。现在的危机造成的结果，不久的将来要产生世界政府，这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能说清楚的，这是唯一的结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简氏并没有利用他那不断地使用假说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为译文的论理的力点暧昧，即使这样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危机，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把人类拉进危险，即将成为现实，或者说再向前迈一步就到达的现实。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状况就会一目了然，核权力按其科学技术的论理不仅毫无阻碍地使核武器壮大化和多样化，而且人类也放弃了控制的任务，甚至打算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委之于科学技术本身。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么？

    关于科学技术仿佛自动地无限增加一般的壮大化、多样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发生核战争的现状，亚金论文中的关于海上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叙述，已经作了明确的显示。其次，人类把决定命运的权力委之于科学技术这种痛苦与忧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为下述事态。去年我在巴克莱分校时，英国反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历史家E-P-托姆逊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讲演，计划地点之一便是到此处讲演，因此得以同他会面。那一星期正是公开发表了西德政府重新布置了美国导弹，给整个欧洲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苏联退场。托姆逊当时深表忧虑的是：在这之前苏联曾说过，如果强行重新布置美国导弹，它将立刻采用“预警发射系统”，偏巧好像施加威吓似的该系统作为现实的装置开始启动。

    我译为“预警发射系统”，原话是一个术语，即：Launch－on－warningsystems。这个词组是不久前听到的，只要对首先发射核弹给予迅速反击的系统必须不断改善是核战略的根本，那么，现在美苏广泛进行的导弹布置，可以说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

    但是，托姆逊还稍微限定了特殊意义而论述了采用新“预警发射系统”的危险。从５分钟到１２分钟就能攻击苏联重要地带标的的潘兴Ⅱ号导弹业已布置于欧洲，苏联如何对待。当然是用输入计算机的，也就是按不同场合，用不经过人判断的系统开始核反击。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核导弹开始攻击了，这一情报不管输入还是没有输入——这也主要是机械本身读到攻击的信号——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就开始启动。如果想到，电子计算机读情报的机构可能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军因错误而发射导弹的可能性，这就非常明显，确实向核战争迈出了第一步。总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识地转变为把人类的命运交给科学技术掌握的。这也可以说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环。归根结底，所采用的就是与人的判断无关，很快地进行核反击的系统，把这种威吓、迷惑敌方的方法当作抑止的方法。

    说起来这是陈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从很早以前就让人听腻了，也许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实际上，目前待机中的核武器足够把整个世界毁灭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２０世纪末的人民还有几个堪称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击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进行，揿动按钮的人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这是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这就是人的灵魂。但是，“预警发射系统”的采用——作为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为回答，苏联很可能已经完成布置——已经以科学技术的钢铁的论理代替了我们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