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二)

    这就是学弹竖琴期间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回味的偶然现象已经成了往事。当初，她走进浴室帮他洗澡的时候，虽然他们之间已龈龋不断，虽然每天要吃有毒的茄子，虽然要受呆头呆脑的妹妹们和生下这些妹妹的母亲的气，他还是有足够的感情来要求她给他抹肥皂。她带着他们之间残存的从欧洲带回来的爱情渣儿为他抹，两人逐渐捐弃前嫌，最后便在地板上滚在一起，浑身糊满香气四溢的肥皂沫，耳朵里听着女佣们在洗涤间里的议论：“他们没再弄出孩子来，是因为他们不生了。”有时候，他们从疯狂的晚会上回来，藏在门背后的对往昔的怀念一下子就把他们击倒了。于是，便爆发一场有滋有味的争吵，一切又跟从前一样，五分钟之后，又成了蜜月时期的纵欲无度的情侣。

    可是，除了这种并不多见的情况之外，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比另一个更疲乏。她在浴室里俄延片刻，用香纸卷烟，独自抽，又跟年轻时在家里当姑娘，自己是自己身体的唯一主宰的那一阵一样，自我安慰起来。她总是头疼，也许因为太热——永远热，也许因为睡多了，也许月经来潮。月经，没完没了的月经。月经多得不得了，以致乌尔比诺医生竟敢在课堂上说——仅仅是为了吐一吐他的难言苦衷，结婚十年之后，女人的月经最多可达每周三次。

    雪上加霜，费尔米纳赶上了早晚要无可挽回地发生的最倒霉的年头：她爸爸那些无本万利而从来没见过人的买卖原形毕露了。省长把乌尔比诺召到办公室里，把他文人的违法行径告诉他，省长一言以敝之：“天人上间的法律，没有一条是这家伙没触犯过的。”其中几个最严重的骗局，是在女婿的权势庇护下搞的，很难想象，女婿和他的妻子会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唯一需要维护的是自己的名誉，因为那是唯一还没扫地的。于是，他便使出浑身解数，终于用他的担保掩住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搭上了第一班轮船出国，一去不复返了。他象人们有时为了欺骗思乡病而作短期旅行那样回到了祖国，但在这种表面现象底下，也有某种真实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他登上来自祖国的轮船，只是为了喝一杯水仓里运来的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恋恋不舍的拥抱，他一直在抗议说他是无辜的，而且还想让女婿相信，他是某个政治阴谋的替罪羊。他走了，哭着小妞儿走了——他自打费尔米纳一结婚就这么叫她，哭着外孙子走了，哭着他赖以发财致富并获得了自由的地方走了。在这里，他凭昧心的买卖起家，把女儿变成了贵妇。他拖着年迈而有病的身子走了，但仍然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他坑害过的人谁也不希望他活得那么久。费尔米纳接到父亲的死讯时，不由得如释重负地吁出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人们询问，她没有为父亲戴孝，但一连几个月，当她反锁在浴室里吸烟的时候，总是不知所以地啜泣得不可开交，其实她就是为父亲而哭。

    两人关系中最荒谬的一点是，在那些不幸的年头里，两人在公众场合却表现得和睦美满。实际上，那几年是他们在克服心照不宣的敌意中取得胜利的最辉煌的几年。她不愿意如实承认，那些年是非同一般和罕见的，因而也是违背常理的。然而，这对费尔米纳来说，是容易应付的。社会生活，曾使费尔米纳产生了种种疑虑，其实那只不过是一连串返祖还原的协议，陈陈相因的礼节，预先想好了的言辞，人们在社会上借此你愚弄我，我愚弄你，免得自相残杀。这个庸俗轻浮的天堂的主要标志，是害怕不了解的人和事。她把这一点概括成了更简单的一句话：“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自从她拖着新娘婚纱那长得没有尽头的尾巴走进万紫千红。香气钦绕、圆舞曲乐声回荡的社会俱乐部大厅，发现那一大群汗流使背的男人和微微发抖的女人不知如何逃避她这个来自异己外界的光彩照人的威胁性人物时，心头便象显影般地发现了这个道理。她刚满二十一岁，除了从家里到学校以外，她几乎没到外面去过。但她向四周扫视一眼，便明白她的敌人不是因仇恨而恐惧，而是因害怕而发呆。她没有再象刚进门时那样去吓唬他们，而是宽宏大度地去帮助他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正如她对各个城市的看法一样，她不觉得那些城市比原先更美或者更丑，而是跟她心里想象的一样，拿巴黎来说吧，虽然阴雨连绵，店铺老板贪吝，车夭言谈粗鲁，但她的记忆中，巴黎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并非因为巴黎实际上真是最美或者不是最美，而是因为巴黎和她最幸福的那几年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乌尔比诺医生呢，用别人对付他的那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别人，只不过是操纵得更巧妙、更道貌岸然罢了。他们在一切场合露面：郊游，灯谜，文艺演出，募捐舞会，爱国运动，第一次乘坐气球。他们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永远是发起人和主持者。谁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过得最不愉快的那些年里，还有谁比他们更幸福，还有哪对夫妇比他们更琴瑟和鸣。

    父亲留下的那座房子，给费尔米纳提供了一个逃避家庭宫殿的窒息气氛的避难所。一旦躲开众人的视线，她便偷偷溜到福音公园去，在那里接待新结识的女友和某些学校或图画班的同学。

    在那座房子里，她象个未婚母亲似的消磨宁静的时光。她重新买了香兀骛，捡回野猫，把它们交给普拉西迪哑喂养。普拉西迪虹已经老了，风湿性关节炎使她行动有些不便，但依然有使那座房子复活的雄心。费尔米纳又打开了那间缝纫室，那里曾是阿里萨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也曾是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以便了解她的心的地方，她把缝纫室变成了回忆往事的神庙。

    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暴风雨降临之前，她去关阳台的窗户，看见阿里萨正坐在小公园里的扁桃树下那条他亲常坐的长凳子上，身上穿的是他母亲用父亲那件上衣改成的衣服，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她看见的不是她偶尔相逢几次的上了年纪的阿里萨，而是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他了。她不寒而栗，认为那种幻觉是死神的通知，她为之心酸了。她竟开口对自己说，说不定她同他结合是美满的，她单独和他住在那座她以无限的爱为他修葺一新的房子里，正如他以同样的爱为她翻修的房子里一样。单是这个假设，就把她吓坏了，因为这使她发觉她落到了何等不幸的地步。于是，她竭尽全力，迫使丈夫不再闪烁其词地同她争论，同她对抗，同她撕打，同她一起为失去了的天堂号啕大哭，直到鸡叫五遍，曙光透进宫殿的窗帘，太阳变得火一样红。因一宿谈话而面色浮肿，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因哭干眼泪而心肠变硬了的丈夫，系紧靴带，收缩腰带，束紧还残存的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一切，对她说，她吧，亲爱的，让我们去寻找丢在欧洲的爱情吧，明天就去，一去不复返。这个决定千真万确，他同大富银行——他的全球财产管理人——达成了立即变卖巨万家财的协议，这些财产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买卖、投资和债券中，只有他本人才准确地知道，财产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折成打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汇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不在这冷酷的祖国剩下巴掌大的土地来作为他和妻子的葬身之地为止。

    和费尔米纳的想法相反，阿里萨还存在着，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她跟丈夫、儿子一起乘坐黄骡马拉的马车到港口的时候，阿里萨正站在法国远洋船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他看见他们下了船，同在公众场合无数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衣鲜鞋亮。他们领着儿子，儿子已被教育成让人能想象出他长大成人后将是什么样子的模样了，酷肖父亲当年。乌尔比诺摘下帽子笑容可掬地向阿里萨打了个招呼：“我们去找回失落了的爱情。”费尔米纳向他点了点头，阿里萨摘下帽子，微微躬了躬身。她朝他看了一眼，对他早谢的秃顶没有一点同情的表示。是他，跟她过去见到的他一样：一个她始终没有看透的人的影子。

    阿里萨也没处在最走运的时候。工作日益繁重，他对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感到厌烦，时光犹如一潭死水。母亲身体恶化到了最后关头，她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几乎是一片空白。有时候，她甚至转身看着儿子——儿子依然坐在那张沙发上看书——惊慌地问他：“你是谁的儿子？”儿子总是实言相告，但她马上打断地的话。

    “那么告诉我，孩子，”她问儿子，“我是谁生的？”

    她胖了好几圈儿，动都不能动了，她终日呆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的店铺里，从头遍鸡叫起床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一会儿。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抹上口红，把脸和胳膊涂上灰尘，不管遇到谁，她都问对方，她打扮得象谁。邻居们知道她在等待着同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呀。”这个身分，是引用儿童故事中一个人物的，只有这个身分才能使她满意。她继续颠头晃脑，摇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羽毛，然而又重来一遍：戴上纸做的花冠，把廉香抹在眼皮上，给嘴唇涂上胭脂，用一把一把的铅粉擦在脸上，再一次问离她最近的随便哪一个人：“我打扮得象谁？”她成了邻里的笑料。一天夜里，阿里萨派人把老店铺的柜台和货柜拆了，堵死了临街的那道门，照她描述过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的样子，把她的卧室布置起来，从此以后，她再没有问人家她是谁了。

    根据叔叔莱昂十二的建议，阿里萨找了个年岁很大的女人来照顾母亲，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总是半睡半醒的，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她也忘了她是谁了。于是，阿里萨一出办公室就呆在家里，直到把母亲哄睡为止。他没再到商业俱乐部去玩骨牌，也很长时间没再去找同他常来常往的那几个老相好，因为自从同奥林皮姬-苏莱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会之后，他心里发生了某种极为深刻的变化。

    那是爆炸性的一幕。在十月份那几场使我们度过难关的暴风雨中，一天下午，阿里萨刚把叔叔莱昂十二送到家，从车里看到一个身材娇小、动作敏捷的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满是细布宽荷叶边的衣服，仿佛披着婚纱。她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因为风吹断了她的雨伞，把她吹得脚不点地地直向海边飘去。他把她救上了车，拐个弯，把她送回了家。她家是利用一座小庙堂改建的，面海而立，满院的鸽宠从街上就能看到。在路上，她对他说，她嫁给一个杂货商还不到一年。阿里萨在公司的轮船上同他打了许多次照面，他从船上卸下各式各样的陶器来卖，还实装在鸟笼里的鸽子，那些鸟笼的尺寸跟母亲们在内河船上用来放初生婴儿的藤笼一样。从奥林皮妞-苏莱塔整个身躯看来，似乎是生长在养蜂人家里的，臀部丰满，上身扁平，铜丝似的头发，满脸太阳斑，两只骨碌碌乱转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常人更宽，声音尖细——一种只有说俏皮话的时候才用的声音。阿里萨觉得她滑稽有余，诱人不足，送她回家后就把她忘记了。她跟丈夫、公公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住在一起。

    过了几天，阿里萨又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回他不是卸货，而是装货。轮船起锚的时候，阿里萨清晰地听见了魔鬼般的声音。当天下午，他送叔叔莱昂十二回家之后，佯装偶然地经过奥林皮哑-苏莱塔的家，越过栅栏，看见她正在给咕咕乱叫的鸽子喂食。他在车子里对她喊：“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不卖。”他问：“那怎么才能弄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说：“碰见养鸽子的女人在大雨天迷路的时候，用车子把她送回家。”当天晚上，阿里萨回家的时候，带着一份奥林皮她-苏莱塔表示感谢的礼品：一只大腿上有个金属圈儿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该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女郎看见送出去的那只鸽子跟着鸽群回来了，她以为它是逃回来的。但当她抓住它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金属圈儿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表示爱慕的信。那是阿里萨第一次留下书面痕迹，而且还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留了一手，没有署名。第二天是礼拜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的时候，一个野孩子交给他一个笼子，笼里装着原来那只信鸽，并带给他一个口信：养鸽子的太太让他把这个给他的，还让他告诉他，请他把笼子关好，要不鸽子还会飞掉的，这是最后一次送还给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也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也许养鸽女人故意装傻，也许是把鸽子送回来让他再给放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她照理该在送还鸽子时附封回信。

    礼拜六上午，思来想去很久之后，阿里萨又附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把鸽子放了。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那个小孩又给他送来了一个笼子，捎来口信说，再次把飞走的鸽子给他送回来了，前天还给他是出于礼貌，这一次还给他是因为可惜，但如果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再送回来了。特兰西托逗鸽子玩到深夜，她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把它夹在胳肢窝里，想用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腿上的金属圈缠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要没名没姓的人。阿萨萨欣喜若狂地念完纸条，仿佛这是初恋的高潮。这天晚上，他急不可耐地在床上翻腾，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上班之前，他就把鸽子放了，附上一张规规矩矩地签了名的求爱信，并把花园里一朵最新鲜、最红最香的玫瑰插在金属圈儿里。

    好不容易，追求三个月之后，美丽的养鸽女人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这号人。”但她从来没有拒绝收信，也不拒绝赴阿里萨安排的看来是偶然性的约会。他变了：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情人，这个一毛不拔而又想占有一切的人，这个从来不留下蛛丝马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跳到街上去了，一封又一封署名的信，一件又一件下流的礼品，一趟又一趟大胆地转悠到养鸽女人家去——有两次还是在她的丈夫既没出远门也没上市场的时候去的。从初探风月那时算起，这是他唯一感到被枪矛刺透的一次。

    相识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在一艘靠在码头上重新喷漆的轮船的仓房里相会了。那是一个迷人的下午。奥林皮姬-苏莱塔的爱情活泼愉快，那是叽叽喳喳的养鸽女人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呆几个小时，慢慢地充满柔情蜜意地想息，跟真正的爱情似的。仓房是拆开的，油漆刚喷了一半，把松节油的香味儿留在一个幸福的下午的记忆里，是使人惬意的。墓地，由于一个奇异的灵感的冲击，阿里萨打开了一个从床铺上伸手够得到的红油漆罐子，蘸湿了食指，在美丽的养鸽女的肚子上写了一行字：“这个姐们儿是我的。”当天晚上，奥林皮哑-苏莱塔没想起肚子上还有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下了衣服，丈夫一句话没说，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变，不动声色，在她穿睡衣的时候，他到浴室里去取出剃刀，把她宰了。

    几天之后，阿里萨在潜逃的丈夫被抓回来向报界透露了他犯罪的原因和方式时，才知道了这件事。此后多年，他一直明战心惊地想着那些署了名的信。阿里萨计算着那个杀人犯坐牢的时间——因为经营航运业务，他对阿里萨了若指掌，不过阿里萨最害怕的不是脖子上挨一刀，也不是当众出丑，而是怕费尔米纳知道他的不忠。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托的那个老太婆因为一场非季节性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呆了比预计更长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发现特兰西托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跟往常一样，满身涂得花里胡哨，头上插着花，睁大着眼睛，脸上挂着恶作剧的微笑。当看护她的老太婆发现时，她已死了两个小时了。断气前不久，她把埋在床下瓦罐里的黄金和玉石首饰分给了四邻的小孩，让他们当糖果吃，其中最值钱的东西，后来怎么也找不回来了。阿里萨把她葬在古老的“上帝之手牧场”——当时还被称为霍乱公墓——并在她的墓上种了一株玫瑰花。

    头几次到母亲墓前凭吊，阿里萨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娘-苏莱塔就埋在附近，没有墓碑，但在墓前的水泥板还没凝固以前，有人用手指头刻下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毛骨悚然地想道，那准是她的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了的时候，如果眼前没人，他就摘一朵玫瑰放在她的墓上。后来，他干脆把母亲坟上的玫瑰剪下一条裁在她的坟上。两株玫瑰发疯了似的猛长，阿里萨不得不带了大剪刀和其它整枝工具为它们修剪整枝。但玫瑰使他剪不胜剪，数年之后，两株玫瑰象杂草一般在各个坟墓之间蔓延开来。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叫做玫瑰公墓了，直到一位对人民的智慧不愿正视的市长在一天夜里砍掉玫瑰丛，在公墓人口的拱门上挂了一块共和国的牌子，牌上大书：万民公墓。

    母亲死后，阿里萨重新沉溺于迷乱颠狂的活动：上班；同一拍即合的相好们精确地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打骨牌；反复阅读早已看得烂熟的爱情小说；每逢礼拜日则上墓地去。浮浪子弟的行为令人堕落而又令人可怕，但使他忘却了年龄的增长。然而，在十二月里的一个礼拜日，面对战胜了大剪刀的玫瑰丛，他看见站在刚架设起来的电线上的燕子时，突然发觉母亲去世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了，奥林皮娜-苏莱塔被杀害以来过了更长的时间，而距费尔米纳给他回信，表示同意，声称将永远爱他那个遥远的十二月里的下午，则逝去了更长的岁月。那天下午以前，他逍遥自在，仿佛时间流逝只是对他人而言。就在刚过去的头一周里，他在街上碰见了由于他代写情书而成着属的上千对夫妇中的一对，却没把他们的大儿子即他的干儿子认出来。他用一句惯用的俏皮话来轻描淡写地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

    即使在身体向他发出告急信号之后，他也还是照样胡混，因为他一直结实得象块石头。特兰西托常常说：“我儿子除了霍乱以外没得过病。”她把相思病和霍乱混为一谈，在她丧失记忆力之前很久就是这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错了：她儿子已经在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据医生说其实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只是在治疗失败之后反复出现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炎和六次阴囊炎，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男人，都不会把这当成疾病，他们是把这些当做战利品的。

    刚满四十岁，他就因为身体各部分的不可名状的疼痛而去看医生。进行了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年岁不饶人哪。”他回家之后，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些痛痒是否同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过去的唯一参数点，是同费尔米纳的朝露般的爱情，只有同她有关的事才同他的生活有关。看见燕子蹲在电线上的那天下午，他从最早的记忆开始，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回顾了一次次逢场作戏的爱情，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必须越过的无数暗礁，回顾了使他产生不顾一切地要同费尔米纳结合的万死不辞的决心的种种往事。只有在这一刻，他才发现光阴流逝。一阵冰凉的战栗使他眼前发黑，不由得把手里的种花工具一扔。亏得靠在公墓的围墙上，才没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去。

    “真糟糕，”他惊恐地自语道，“三十年了！”

    正是这样，当然，对费尔米纳来说，同样也过去三十年了，但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最令人回味的三十年。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里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已经扔进记忆的垃圾堆了。她住在位于曼加市的新居里，守着一个假如她要重新挑选，她会舍弃全世界的男人而再次选她的丈夫，生了一个正在医学院继承祖业的儿子，还有一个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有时使她以为仿佛是自己的再版的女儿，她成了自己的命运的绝对主人。继那次本意不再回乡、以免再过那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倒霉的旅行之后，她又到欧洲去了三次。

    也许上帝终于听到了某个人的祷告：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正当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刚刚开始寻找废墟里残存的爱情之时，半夜到达的一封电报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唐娜-布兰卡业已病危。报告死讯的那封电报旋即接路而至。他们立即启程回国。费尔米纳下船时，身上的丧服已经遮不住她的大肚子了。她又怀孕了，一点不错，婆婆的死讯产生了一首幸灾乐祸的民歌，末尾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

    美人去巴黎，

    巴黎有点啥？

    腹中空空去，

    回来就生娃。

    虽然歌词粗鄙，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心精痛快的时候，总是在社会俱乐部里点唱这首歌。

    关于闻名遗迹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存亡及其徽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它最初以适当的价钱卖给了市财政厅。后来，当一位荷兰考古学家在那里东挖西挖以便考证哥伦布的真正的坟墓——第五座坟——就在侯爵府里的时候，它又以高价转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姐妹们进了萨莱西亚纳修女院，过着死水般的囚禁生活。在曼加别墅竣工之前，费尔米纳一直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她一搬进别墅就当家做主，把旅行结婚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和在重修旧好旅行后订来的补充家具都搬了进去。从第一天起，她就把亲自到来自安的列斯的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鸟儿带回去，摆满了家里各个角落。她，和重新属于她的丈夫，和长大了不少的儿子，和在国外回来后第四个月诞生的取名为奥费利亚的女儿，一起搬了进去。乌尔比诺医生懂得，本来面目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因为他希冀的那份爱情，大部分已被妻子给了儿女，但他渐渐习惯于享受剩余爱情而自得其乐。朝思暮想的夫唱妇随，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实现了。一天晚宴，上一道费尔米纳没搞清楚的美味佳肴，她要了不少，觉得味胜山珍海味，便又要了同第一次相等的一份，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没好意思要第三份。正当她为此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听说刚才那两大碟美食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服了输。从那天起，在曼加别墅里就跟在卡萨尔杜埃罗府里一样，三天两头桌子上出现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每种做法都使她脾胃大开。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时代的闲暇中常常津津乐道，他真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给她起个他心爱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费尔米纳想通了，私生活跟社会生活相反，是变化无常和不可预见的。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她的思想刚刚成熟，刚刚抛弃了形形色色的幻想，便又因始终没有成为她过去憧憬的人而开始惋惜了。年轻时代，她在福音公园里经常想当一个甚至没敢对自己说出的人：高级女佣。在社交场合，。她成了最受宠爱，最受恭维因而也最疑神疑鬼的女人，但她没有在任何方面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也没比在治家方面更少自我原谅。她一直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而且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的帝国的绝对君主。她知道丈夫爱她胜于一切，胜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但他所以爱她，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折磨她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因为不仅三顿饭必须按时开，必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必须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还不许问她爱吃什么。如果问她——跟家庭礼节中无数的毫无用处的客套一样，-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问答说：

    “随便。”

    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得和颜悦色，因为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专横的丈夫了。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并不“随便”，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不得有半点差池：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不能有斑点，鸡不能有一根毛。就是在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计价钱地为他去搞，好让他闻自己的带香味儿的尿的水汽而陶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的寸步不让的主角。只要有一丝怀疑，他就会把桌L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在这方面，他灵感潮涌。有几次，他刚刚尝了尝甘菊药茶，就把茶推了开去，只说一句话：“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佣们都惊讶不已，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烧开了的窗户水，但当她们想弄明白，尝了尝药茶的时候，心里明白了，是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丈夫，从来不捡任何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从来不关灯，不关门。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的衣服上如果掉了一颗扣子，她便听见他这么说：“一个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

    每天，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热汤的时候，他都要可怕地号叫一声——后来谁也不害怕了——紧接着便是一声长叹：“到我离开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是因为这种唇焦舌燥的日子让我过腻了。”他断言，偏偏在他服了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她们才在饭菜上格外下功夫。他一口咬定这是妻子在捣鬼，后来，妻子不陪他一块儿服泻药，他便拒绝服药。

    他的不通情理使她烦造了，她在过生日那天，向他要了一件奇怪的礼物：由他负责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真的从无一亮便上任了。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做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餐，吩咐收拾屋子，费尽心机，想管得比她更出色，但没到中午，就不得不面无愧色地投降了。他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女佣们也串通一气，作弄他，闹得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十点了，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午饭，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卧室也还没收拾，厕所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忘了派车去接孩子，而且把女佣们的职责也张冠李戴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房间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眼看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米纳只好重新执政。她笑得半死，但没有露出她曾想过的得意之色，而是对丈夫在管家方面毫无本事表示同情。他以老生常谈的理由为自己解围：“我管家总比你治病强。”

    然而，教训是有益的，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新生活锦上添花的那段时间，费尔米纳在好几个公众场合看见过阿里萨，越经常见到他，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看见他时已经很自然了，不止一次还因心不在焉而忘了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在商界，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小心而又势不可挡的升迁，是个开口必谈的话题。她看到，他的仪态更籁洒了，矫揉做作的拘谨变成了对人敬而远之的清高，稍稍发胖使他的身材显得更为适中，模样年轻对他有利，他对自己空空如也的秃头也大大方方地采取了措施。唯一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修边幅：外套很不合身，帽子始终是那一项，领带是他母亲店里那些专门卖给诗人的条形领带，雨伞破旧不堪。费尔米纳逐渐习惯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他，后来，就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公园窗下为她伤感的面色忧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关于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也多少减轻了她的罪责。

    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十月间，每天下午三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传来的那声孤零零的震耳欲聋而分秒不差的雷声，成了她不可愈合的伤痕，年复一年，雷声唤起的记忆越来越鲜明。新的记忆几天后就在脑中模糊了，但多年前在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乡的旅行却活龙活现，晃如发生在昨日，一幕幕往事宛然在目。她还记得那个名叫马纳乌雷的小镇，坐落在山上，唯一的街道笔直而翠绿。她记得那里的吉祥鸟，记得那座吓人的房子，每天，她都穿着那件浸透了皮特拉模拉莱斯的永远也流不干的泪水的睡衣醒来，皮特拉模拉莱斯就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殉情身亡的。她还记得当时的番石榴的味道，后来就再没有那种味道的番石榴了。她记得，在圣胡安-塞萨尔镇，她在金光灿灿的下午和那群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表姐妹们一起去散步，走近电报局的时候，她的心哈哈地跳个不住，分不清哪是雨声，哪是心跳的声音，她咬紧牙关，免得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想方设法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回忆少年时代的痛苦，无法忍受在阳台上看见满目凄凉的小公园，无法忍受振子花在炎热的夜晚散发的潮湿的香气，无法忍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二月的下午照的那张古装夫人照片使她感到的恐怖，无法忍受不管她把脸转向何处都会唤起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是和对阿里萨的回忆纠缠在一起的。不过，她始终保持了足够的镇静，记住那些回忆不是爱，也不是后悔，而是曾使她伤心落泪的烦恼。她不知道，她正在受到使阿里萨的难以数计的爱害者失身的同情心的同样的威胁。

    她和丈夫相依为命。当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那个时期，因为他比她年长十岁，独自在衰老的深渊中挣扎，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男人，是他们二人中较弱的一个。后来，他们完全心心相印了，在成亲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就象成了分成两半的一个人似的，经常为对方猜到了自己的心事，或发生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滑稽的事故而不快。他们共同克服了日常生活中的误解，说来就来的抱怨，互相取笑打诨，并不时过上一刻其乐无穷的夫妻生活。那是他们相亲相爱最为得体的时期，没有匆忙，没有过度，双方都更明白并更感谢他们对夫妻生活中的急流险滩取得的胜利。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带来性命攸关的考验，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到了彼岸。

    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组织了一次全新的公众活动节目。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球首航。这是乌尔比诺医生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的成果。全市二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滨，观赏这个挂着彩旗的网球上天，它将把第一批邮件运往东北一百六十七公里处的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乌尔比诺医生伉俪同飞行师以及其他六位贵宾一起登上柳条编的悬舱。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市政府的贺信，信中称此次通航为史无前例的首次空邮。《商业日报》记者向乌尔比诺医生采访，问他如不幸遇难，将留下什么遗言。医生不假思索地作了肯定将遭万人唾骂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使所有的人都有所改变，唯独我们置身事外。”

    气球冉冉上升。人们情绪激昂，高唱国歌。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阿里萨发现自己的观点正与某君相同，此君认为这种冒险对妇女太不适合，更不用说对费尔米纳这样年岁的太太了。但无论如何。乘坐气球并不那么危险，至少就感觉而言，既不危险，也不沉闷。气球在蓝宝中平静地飞行，凭着柔和的顺风，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雪山的峰顶，然后进入大沼泽的上空，最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象上帝那样从天上俯瞰古老的英雄的卡塔赫纳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抗御了英国的包围和海盗的骚扰，如今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被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无缺的城墙，看到了杂草丛生的街道，看到了被三色量吞没的古堡、石殿、金祭坛，也看到了祭坛上由于瘟疫、无人照料而被腐蚀的历任总督雕像。

    他们飞越特洛哈-德-卡塔卡上空时，看到了涂着红红绿绿颜色的水上人家，饲养雷晰的小棚，湖心花园里连绵不断的凤仙花，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棉科植物。听到大声呼喊以后，数百名赤条条的孩子从窗口，从屋顶，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纷纷跃入水中。他们象鲜鱼般地潜入水中，打捞气球上那位戴羽毛帽的“仙女”投给他们的衣物包、食品袋，以及装在用蜡封口的水瓶里的咳嗽药水。

    飞过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时，费尔米纳想起了自己三、四岁时携着母亲的手在林间散步的情景。当时的母亲，在同她一样穿麦斯林纱衣的其他妇女中，也仿佛是个孩子。大家都打着白色的伞，戴着纱帽。飞行师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他说：“这里好象没有生物。”他把望远镜递给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种植园里的牛车、铁轨、地界和干涸的水渠，便是狼藉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地的村镇中肆虐。医生一边议论，一边继续朝镜筒里张望。

    “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中了致命的一枪。”

    飞过浪花飞溅的海滩以后，他们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开裂的硝石地面烫得象烈火一般，市政府当局的人士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遮阳伞，别无其它足以蔽荫。小学生们随着歌声挥舞小旗。前来迎接的还有戴金纸后冠的美女，他们手中的鲜花已被太阳烤焦。盖拉镇的舞蹈女郎们也来了，这个镇子是加勒比海沿岸最繁华的所在，费尔米纳真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以便印下自己最初而遥远的回忆，但在瘟疫的威慑下只得作罢。乌尔比诺医生递交了那封历史性的贺信，可借此信被放错了地方，它的下落从此无从查考。全体随行人员几乎被催眠似的演说所窒息。飞行师想使气球再度起飞，没有成功。大家只好骑上螺子转赴老镇渡口，那儿是沼泽与大海的会合处。费尔米纳断言，她幼年曾随母亲乘牛车路过这个地方，她长大后曾多次向父亲提到这件事，但父亲生前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记得那次旅行，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父亲告诉她，“但那至少是你出生之前五年的事。”

    三天以后，这支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点。天色已晚，一阵风暴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但象英雄一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自然，阿里萨也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他从费尔米纳脸上辨出了恐惧的印记。但当天下午他在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表演会上看到她时，她已毫无倦容了。费尔米纳骑的是一辆不同寻常的两轮脚踏车，说得确切一点，更象是一种马戏团的道具，她坐在高大的前轮上，但后轮很小，几乎难以支撑。对她所穿的红花边灯笼裤，太太们议论纷纷，绅士们困惑不解；但对她摘熟的车技，个个赞不绝口。

    这一次，同过去一样，对阿里萨来说，费尔米纳都是一个突如其来旋即转瞬即逝的形象。每当他企图去试探自己的命运时，她总是迅速隐没了，只是在她心上留下渴望的痛苦。这些形象，记录着他生命的节奏，使他体会到光阴的残酷。时光在无情的流逝，他不仅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一百，也从费尔米纳身上那些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了。

    一天晚上，阿里萨走进堂-桑乔饭店——这是一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找了个旮旯坐下，他单独到这里来吃点心的时候总是这样。突然，在餐厅尽头的大镜中看到了费尔米纳。她和丈夫以及其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上，角度正好使他得以通过镜子欣赏她的绰约风姿，她非常洒脱，象焰火爆炸般谈笑风生，噙在眼里的激动的热泪，更使她显得神采奕奕：爱丽思又从镜中现身了。

    阿里萨屏息凝神地尽情观察，看她进食，看她拒饮，也看她同堂-桑乔四世打趣。他在自己冷清清的桌上，同度了生活的片刻。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心族摇曳，始终没有被她察觉。他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目送她杂在那群人中珊珊离去。他们几乎在他身边擦过去，以致尽管她的同伴身上也散发出香气，他还是辨出了她身上特殊的气息。

    从这天晚上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死气白赖地缠住那家饭店的主人，他愿意出钱，愿意办事，愿意献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只求饭店的主人把那面镜子卖给他。可这谈何容易！因为堂-桑乔老头相信一种传说：这个镜框是维也纳的细木工匠一手雕刻的，和玛丽姬-安托涅塔收藏的镜框同属一对，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珍，而且后者早已无影无踪了。他坚持再三，饭店的主人终于同意转让，阿里萨就把这面大镜子放在他家的客厅里，倒不是看上镜框的做工精致，而是因为他情人的形象曾经占领这面镜子的内部空间达两小时之久。

    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米纳时，她几乎总是挽着丈夫的手臂，他们十分和谐地在自己特有的环境中活动，颇有一种逞罗人特有的令人惊异的温顺劲儿。只有在向他打招呼的时候，夫妻俩的表现才有所不同。真的，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显得既热烈又亲切，有时还拍拍他的肩膀。费尔米纳则相反，一举一动都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严肃得不容他看出她还在顾念旧情的任何痕迹。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尽全力要缩小相互间的距离时，她总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步。过了好久他才敢于设想，那种冷漠其实只是抗拒恐惧心理的保护层而已。他是在本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轮船的命名礼仪式上，也就是阿里萨第一次作为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副董事长，代表叔叔莱昂十二同本市全体显贵一起，出席这一礼仪时突然悟到这一点的。这一巧合，使这次活动具有一种特别在严的气氛。

    阿里萨在船厅里忙着接待客人，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沥青的气味。这时，码头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也奏起了凯旋曲。他看见这位梦寐以求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透着是后般的成熟的风采，在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穿过时，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生俱来的激动和战栗。人们从窗户里暴风雨般地向乌尔比诺夫妇抛洒彩带和花瓣，他们则招手回报人们的欢呼。费尔米纳容光焕发，使人不敢逼视，她的高跟小鞋，狐尾周围，钟形帽子，一身金黄色的王室装束，在米宾中显得无与伦比。

    阿里萨和省府要员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鞭炮声中站在舰桥上迎候他们。汽笛三声长鸣，使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自如的神态，同列队接待的人-一致意，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尔后是省长夫妇、市长夫妇，以及刚到任的一位来自安第斯的军事长官。紧接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穿黑色呢服的阿里萨，侧身于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之中，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费尔米纳向军事长官打过招呼以后，对向她伸过手来的阿里萨仿佛迟疑了一下。长官很愿意为他们介绍，就问她是否同这位绅士相识。她不置可否，只是带着沙龙式的微笑将手伸向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已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还会继续出现，阿里萨一向将它领会为费尔米纳个性的特有表现。然而，那天下午，他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残酷的冷漠是不是在掩盖着一场爱情的风暴。

    这种设想激起了他对旧清的眷念，使他无法平静。他又回到费尔米纳别墅的周围徘徊，感到和多年前在福音公园里的漫步同样亲切。现在，他的意图不是让她看到自己，而是要使自己能够看到她，知道她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新的条件下，他要使自己的行动不被人察觉是困难的。

    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岛上，一条蓝色的运河把它同古老的城市隔开。岛上灌木丛生，是殖民地时期恋人们周末的藏身之所。西班牙人建的石桥已在几年前被拆除，新建了一座空心水泥桥，以便骡车能够通过。当时，拉-曼加区的居民们不得不忍受一种设计不周的折磨：本市的第一座电站同他们相距咫尺，隆隆的响声仿佛是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们难以成眠。连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使人把电站迁到更远的地方去，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看来在那里盖电厂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一天晚上，电厂锅炉爆炸，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锅炉腾空而起，飞过新建的房屋，越过半座城市，摧毁了古老而又好客的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大回廊。那座已变成废墟的建筑年初已被遗弃，但是锅炉还是造成了四名犯人的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地方监狱逃出来的，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栖身。

    那一片幽静的郊区，本来有着美妙的谈情说爱的传统，然而一经成为高级住宅区，对无技可依的恋人们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难行，整年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住宅掩映在树木成荫的花园之中，摩西式的平台取代了往昔的飞檐阳台，仿佛是故意同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还好，当时流行一种专供下午游览乘坐的单马四轮带篷车，终点是一块高地；从那儿眺望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还清楚，还可以看到悄悄游来窥视海滩的鲨鱼。每星期四，白色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时，几乎伸手可及。阿里萨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一天之后，经常祖上一辆四轮马车。在炎热的月份，人们通常都把车篷折起，他却总是独自一个人藏在座位深处，不愿惹人注意。他随时向车夫发出命令，要他拉到意料不到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车夫察觉他有什么歹心。实际上，他在出游时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那幢半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芭蕉和芒果树中的粉红色大理石结构的房子，有点象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棉区的田园别墅的走了样的复制品。

    费尔米纳的子女们差不多在下午五点以前回家，阿里萨看着他们坐自备马车回来，然后又看见乌尔比诺医生的例行出诊。尽管在那儿几乎转悠了一年，他却没能见到他所渴望的迹象出现。

    六月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而下，他仍然坚持这一独自出行的计划。马在泥泞中滑倒了。阿里萨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米纳别墅的对面，他慌了，不顾这种惊慌可能被车夫发现，紧张地向他恳求道：

    “这儿不能停！别的地方都行，千万别停在这儿！”

    车夫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阿里萨急忙从车上下来，羞愧地站在那里，听任大雨浇淋，直到来了别的同样的车，应诺他上车，才回了家。他在车外等候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佣见到他在齐膝的泥中挨淋，女佣递给他一把伞，请他到平台上去躲一躲。阿里萨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那么好的运气，不过那个下午，他死也不愿让费尔米纳看见他那样的狼狈相。

    乌尔比诺一家住在老城时，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从家里步行到大教堂听八点钟的弥撒。对他们来说，听弥撒与其说是宗教礼节，倒不如说是世俗社交。搬家后的最初几年，礼拜天他们仍乘车到大教堂去听弥撒，有时也在公园的棕桐树下，在友人的聚谈会上呆一阵子。但是，当拉-曼加区建立了教士会神学院的礼拜堂以后，便只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到大教堂去。神学院的教堂建得不坏，而且有自己的海滩和公墓。阿里萨对这些变化毫无所知，在教区咖啡馆平台上白等了几个星期天，直到第三次弥撒结束，人们一批批地出来。后来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就转上新教堂。八月的四个星期天，他都在那儿见到了乌尔比诺大夫带着子女准时出席八点钟的弥撒。唯独没见费尔米纳露面。一个星期天，他去参观教堂附近的公墓，拉慢加的这两位居民们也在那里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在冬天的木棉树下一见那座讲究的坟墓，阿里萨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墓已经建成，灵堂上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陈列着大理石天使像，全家的集体墓碑上写着金字，自然也有唐娜-费尔米纳-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耶这个名字，接着是丈夫的名字，墓志铭是“同享安描”。

    那一年的其它时间，费尔米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众的和社交的活动，连圣诞节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在圣诞节活动中，她和丈夫通常总是最有气派的贵宾和主角。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在歌剧表演季节开幕式上依然缺席。幕间休息时，阿里萨发现有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六月里的一天夜里看到她乘古纳德公司的远洋轮到巴拿马去了，上船时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被人看出那种说不出口的病正在慢慢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有人问，到底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使这位显赫的夫人也一筹莫展，得到的回答是凄楚的：

    “象她这样高贵的夫人，不可能害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阿里萨知道，他们家乡的有钱人不病则已，一病就是大病；也可能突然死去，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前后，结果由于哀悼活动，把节日也冲掉了；要么在令人讨厌的慢性病中折磨得奄奄一息，其病患的内情到头来还是人人皆知。到巴拿马去幽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活动。

    他们在基督再临派的医院中一切听从上帝摆布。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大棚，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环境十分幽静。在那儿，病人们失去了对自己残生的概念，生活在孤独的病室中，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气味是健康的气味还是死亡的气味。康复的人带着五颜六色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广为馈赠，自己则不无烦恼地争取继续活下去。有的人回来时，肚子上落下了手术疤痕，伤口仿佛是用修鞋匠的麻绳缝合的，使人觉得那种手术实在太野蛮。他们在家人面前撩起衬衣，将它与别的死于过分幸福的人们的伤疤互相比较。余下的日子，他们就来回讲述在三氯甲烷的驱使下如何看见天使出现的幻觉。相反，从来没有人了解那些没有生还的人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些死于肺结核的人了。他们的死亡，更多的是由于凄风苦雨，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的折磨。

    到底是死是生，二者必居其一，阿里萨真不知道该为费尔米纳选择何种结局。但是，他首先想了解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可是，尽管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下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哪怕能告诉他一点迹象，以便让他判断传言的真实程度。内河航船是他主管的天地，那里对他没有任何隐情，任何秘密。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什么戴黑面纱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许多事，尤其是富人的事，在发生之前就满城风雨了，唯独这件事竟无人知晓。然而，也没有人对费尔米纳的失踪做过什么解释。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心不在焉地到神学院教堂听弥撒，参加一些本来不感兴趣的公众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上述传说似乎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里看上去一切正常，唯独主妇不在。

    在东奔西跑的打听中，他又得到了一些以前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并不想去打听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洛伦索-达萨在他的诞生地——西班牙坎塔布连的乡间逝世。

    多年前他曾在教区咖啡馆热闹异常的象棋赛中见过他，由于说话过多，他的嗓音日渐沙哑，而且随着沉入令人不悦的老年的流沙之中，他日益发胖，皮肤变得皱皱巴巴，活象老松树皮。从上世纪那次不愉快的茵芹酒早餐起，他们再也没说过话。

    阿里萨断定，洛伦索-达萨对他仍旧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经给女儿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而也使自己活了下来。阿里萨执著地要得到关于费尔米纳健康状况的确定无误的消息，因此他又回到教区咖啡馆去，想找到她的父亲。咖啡馆里正在举行历史性的比赛：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一人同四十二名棋手对局。就这样，他才听到了洛伦索-达萨故去的消息的。尽管他仍然没有得到有关费尔米纳的消息，由于幸灾乐祸，他还是由衷的高兴。最后，他把费尔米纳得了不治之症的说法当直接受下来，并用一句人所共知的谚语来安慰自己：

    女人得病，精神永生。

    在他完全泄气的日子里，他只好这么想：如果费尔米纳真的死了，无论如何消息总会传到他耳朵里来的。

    他永远不可能得到费尔米纳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活着，就在她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去的。他们结婚二十五年，夫妻关系一直是很稳定的，可在这次不和时，两个人都象未成年孩子似的乱了方寸，纠缠不休。真是想不到，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日子过得很平静，不仅孩子已经出世，而且都在长大成人，很有教养，前程似锦，他们都满以为在夫妻关系上不会再隐藏着什么危机，可以和和睦睦地进入晚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危机却突然发生了。那件事对两个人都是如此的意外，以致他们不愿照加勒比地区传统的方式，用吵吵嚷嚷的哭闹和请人调解，而想采用欧洲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由于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争来争去，末了，既不是什么欧洲的办法，也不同于美洲的办法。费尔米纳决定出走，她不明白是什么理由，也不明白是什么目的，只是纯粹想赌气。乌尔比诺医生说服不了她，因为他受着良心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