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bonv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bo（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A…Des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一种ulcerat（法语，癌性溃疡）而过早悲惨地去世后，我曾认真考虑过再也不握笔作画了。可是最近累遭经济损失使我改变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决定）。我说，一俟我在巴黎的经纪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选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师之友”求正，无须说，我将tre（法语：非常紧迫）地写信去让经纪人速速办理。我最后落款道：一如既往无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语：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这是我所选中的化名，选这个名字花的时间几乎与写整封信一样多。

    写这封信我用的是铺盖商品的纱纸。不过，我却将它装进一只里兹旅馆的信封。接着，在贴上一枚从博比上格抽屉里找到的“特种快递”邮票后，我将信拿下楼去扔进大厅那儿的总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职员(这人显然很讨厌我)叫他留心今后寄给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后，大约两点三十分光景，我溜进第48街的美术学校的解剖学课堂。班上的同学头一次让我觉得看上去还算顺眼。

    在随后的四天里，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属于我的时间，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国商业艺术的风格，画了十来幅样图。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画，但有时，为了露一手，也画了些素描。我画一些穿晚礼服的人从一辆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去参加剧场的首演仪式一是一双双、一对对瘦削、挺拔、优雅绝伦的男女，他们显然一辈子从未因为腋窝清洗得不够细致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大概是连腋窝都没有的。我还画了些皮肤晒得黝黑身坯魁伟的年轻人，一色儿的白色晚礼服，坐在绿松石色游泳池边的白桌子旁，互相兴高采烈地祝酒，高脚杯里盛的是价格不算贵但显然正极其当红的黑麦威士忌。我还画了些面色红润，天生是上广告牌料的儿童，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得无以复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举起，高高兴兴地要求给他们再添一些。我画了些在玩滑水板的开心大笑、乳房高耸的姑娘，她们无忧无虑，因为受到充分保护，绝对不会因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头发难看、人寿保险上出了问题或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全民性麻烦而感到不快。我还画了些家庭主妇，她们在得到称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让世人看到的是一副头发蓬乱、身材臃肿的样子，孩子不听话，丈夫感情冷淡，而她们手上皮肤粗糙(虽然手长得还是挺秀气的)，她们的厨房(大倒是很大)乱成了一团糟。

    这些样品画完之后，我立即寄给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还有六七幅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非商业性绘画。另外我还附上一张我自认为是写得很漫不经心的字条，里面稍稍透露了一些个有着非常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无比寂寞，受到种种磨难，遵循着最纯粹的浪漫主义传统，却登上了自己领域中高寒、白雪皑皑的险峻的顶峰。

    接下去的几天真让人极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个星期未过，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我为“古典大师之友”的教员。信是用英语写的，虽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语。(我后来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语却不懂英语，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给了尤索托太太来办，她具有一些实用英语的知识。)尤索托先生说，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开学。他指出，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个星期来料理我这边的事务。他还说了几句话，对于，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新近感情上与财务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师之友”报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与其他的教师结为“良友”(我后来知道，其他的教师只有两位，亦即尤索托先生与夫人)。他深表遗憾，说学校的规章制度中没有为新教员预付交通费用这一条。一开始时，上资为每周二十八元－这当然不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尤索托先生说他明白这一点，但是考虑到住宿与丰盛的膳食不另收费，而且感觉到我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此而感到沮丧。他热切地期待着我发去正式接受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来，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与新领导，原任教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钟之内，我正式接受职务的电报就发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动中，或者很可能因为用博比的电话传送电文而有点心虚，我这回大大约束了我那行云流水的文风，把电文压缩到了十个词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点钟去椭圆形餐厅和博比一起吃饭，这时我恼怒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客人。对我近来的课外活动我还没有对博比说过或是暗示过一个字，我正非常渴望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向他公布这一刚获知的惊人消息——对他作独家报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妇，离婚才几个月，博比与她经常往来，也让我碰见过几次。她是个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欢的人，她对我的每一个企图使我对她不那么针锋相对至少不那么戒备森严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厢情愿把它们理解为邀我任何时候只要喜欢与方便，尽可以和她一起_卜床一也就是说，一有机会趁博比不备之际，对她来说，这个博比显然是老了点儿。整顿饭过程中，我一直都没有好声气，说话蹦一两个字出来就算是客气的。最后，在喝咖啡时，我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计划。我说完后，博比提了几个很到点子上的问题。我冷冰冰地，过于简略地作了答复，摆出一副正统嫡传皇太子绝对不会有错的架势。

    “哦，这听起来真让人非常兴奋呀!”博比的窖人说，还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来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给她呢。

    “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一起去罗德岛的呢，”博比说。

    “哦，亲爱的，别这么对人家泼冷水呀，”Ｘ太太对他说道。

    “我没有，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睛况也是应该的呀，”博比说。但我认为我从他的态度里已经能看出，他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将预订的去罗德岛的火车包厢票换成下铺票了。

    “我认为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了，”x太太热情地对我说道。她双眼里闪现出堕落的邪光。

    我从火车下来踩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双排扣米色轧别丁套服(我对这套衣服评价极高)，一件海军蓝法兰绒衬衫，一条厚实的黄棉布领带，一双褐白两色皮鞋，一顶巴拿马草帽(这帽子是博比的，对我来说小了点儿)，还留着有三个星期历史的红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来接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么干净的亚麻布西服，脚上穿黑皮鞋，戴了顶四边全朝上翘的黑平顶帽子。我们握手时他既不笑，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对我说任何话。他的表情是谜一般地深不可测——我用的这个词儿是从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侦探小说中的狡中国主人公）系列的法译本里直接借来的。而我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咧开了一张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办不到，更不用说绷住脸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只有几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许是正因为他沉默不语，我自顺自说个不停，脚跷了起来，脚踝架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手心出汗了就一个劲地往短袜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什么我跟杜米埃沾亲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国南部有小庄园啦－而且还要再往上添枝加叶。最后，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的回忆以免不能自拔(事实上它们真的己开始使我感到有点痛苦了)，我把话题转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毕加索。我称他为Lepa（可怜的毕加索）。(我不妨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中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国画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划进美国版图里去了。)为了让尤索托先生长点见识，我以一种对一位已黯淡无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实感情，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对毕加索说过：“M.Ｐicaso,u(法语：毕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师对这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反应，是每一次都挪动着他那慢腾腾、铅一般沉重的步了，穿过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语：街头卖艺者们）的小小复制品，并且对于曾属于他的已一去不复返的光辉不堪回首。我们下公共汽车时我对尤索托先生解释说，毕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他最亲密老友的意见在内。

    1939年那会儿，“古典大师之友”在凡尔登，亦即蒙特利尔最最不吸引人的一个地区，一幢既小又毫无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层。学校下面，就是一家矫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师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极小、没有插销的厕所。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进去就觉得这地方像是特别对我口味。绝好的理由倒是有一个。“教员办公室”四壁上挂有许多配好框的画－－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而且－这真是我所见到过最为大胆最为精椹的技艺了－－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这张画就挂在尤索托夫人书桌的后上方。这张画－这一张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得房间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ＥＮ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ＯＵＩ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分派给我的三个学生全是使用英语的。头一位是住在多伦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她说她的笔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学校给她寄信时也用这个名字。“古典大师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调查表并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来的是一张光而8×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脚镯，穿了件没有背带的游泳衣，头上扣了顶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调查表上她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伦勃朗和沃尔特-迪斯尼。她说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赶上他们。她的样品画有点像附属品似的别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张更是让人难忘。这张是用艳丽的水彩颜色画的，还有标题，写的是：“原谅他们的非法侵入吧。”画里有三个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别的池水旁钓鱼。一个孩子的夹克还搭在一块写有“严禁钓鱼！”的告示牌上。处在画面前景处的是个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来一条腿像是得了佝偻病而另一条则得了象皮病。－－很明显，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这种视觉效果来表明这个男孩站立时，两条腿是稍稍叉开的。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五十六岁的“社会摄影师”，名叫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妻子多年来追随他挤到绘画这一行当里来凑热闹。他最喜爱的画家是伦勃朗-萨金特与“提坦”（应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虑地补充说，他本人却无意沿着他们的画路往前发展。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的讽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一信条，他寄来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画。他的一幅作品——我认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这么多年来还能让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说吧，“甜蜜的苏”或“让我称你为心上人”之类的歌词一样。这幅画嘲讽地描绘了一个贞洁的年轻姑娘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这姑娘垂发过肩，乳房饱满，在教堂里，就在圣坛的阴影下，遭到她的牧师的凌辱。两个人物衣服凌乱的模样在造型上相当逼真。老实说，这幅画很让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讽刺含义，而是其内在的技艺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两个学生住地相距有几百英里，我真会发誓说里奇菲尔德是得到过来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帮助的。

    我十九岁时，除了极罕有的情况之外，一遇到什么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鹰嘴突总免不了会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发麻。里奇菲尔德和克雷默小姐给我留下很多印象，可就是没带来半点乐趣。我在审阅他们的寄件时有三四次都想站起来向尤索托先生正式提出抗议。可是我又不清楚我该采取何种抗议形式。我现在想，我当时说不定会走到他桌子前面，尖叫地申诉说：“我妈死了，我不得不跟她那个宝贝丈夫一起生活，在纽约没一个人说法语，你儿子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教这两个疯疯癫癫的人绘画呢?”由于长期以来就自我训练成坐下来承受绝望的习惯，我最后还是很不费劲就管住了自己，屁股没离开我的椅子。我接着又拆开第三个学生的信封。

    我这第三个学生是圣约瑟姐妹修道会的一名出家人，名叫艾尔玛修女，她在多伦多近郊一所修道院小学里教“烹饪与图画”。对于她信封里的内容，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好。我不如先提一点，艾尔玛修女随信寄来的不是她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张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对为什么这样做也没作解释。我现在还想起来，调查表学生年龄这一项她也空着没填。除此之外，她的表也许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填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份了。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与成长，她父亲在那里当“福特汽车的检验员”。她的学历是上过一年中学。她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她说她教图画的惟一原因是某某修女去世了而齐默尔曼神父(这名字特别刺我眼，因为拔掉我八颗牙齿的那个牙科医生也叫这名字)——齐默尔曼神父便选了她来顶缺。她说她的“烹饪班有三十四只猫咪（当指儿童ＫＩＤ，修女误写成猫咪ＫＩＴＴＳ）而图画班有十八只猫咪”。在“本人爱好”这一栏里，她说她的爱好是爱她的主以及主的圣言，还有就是“收集树叶不过是等它们落到地上时才收”。她最喜欢的画家是道格拉斯-邦廷。(我不妨承认，这名字我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都没能查出来。)她说她的小猫们总是喜欢“画跑动的人形而这正是我做不好的一件事”。她说她会非常努力学习使自己画得好一些，希望我们对她别太不耐烦。

    她信封里附上的习作一共只有六张。(她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署名－这当然是件小事，但是当时却不成比例地让人有一种清新感。因为班比-克雷默和里奇菲尔德的画全都是大笔一挥签了名或是——这更加显得可笑可气了－－涂上名字缩写字母的。)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不仅清晰记得艾尔玛修女的全部六幅作品，而且其中的四幅我有时候认为我也未免记得过于清晰了一些，这对我自己心境的宁静没有什么好处。她最好的画是水彩，是画在褐纸上的。(褐色纸，特别是包装用的牛皮纸，用来作画最惬意不过了。许多有经验的画家在不存心作什么大画或皇皇巨品时总是用这种纸。)这幅画，尽管尺幅不大(约摸10×12英寸)，却对基督的遗体被送到在亚利马太地方的约瑟花园里的墓地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最右方的前景处，两个看来是约瑟的仆人的男人很吃力地抬着。业利马太的约瑟紧跟在他们后面——在那样的情景下，他腰板似乎挺得太直了些。在约瑟后面，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次要地位的是走过来的加利利的妇女，她们夹杂在一群人当中，也许是破门而入的一伙人，那些哀悼的、看热闹的以及小孩子们，其中还至少有三只欢蹦乱跳的、不敬神的杂种狗。在我看来，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在左前方、面对观画者的一个妇女。她右手高举过头，在拼命地招呼什么人——也许是她的孩子，或是她的丈夫，没准是观画者——让这人扔下手头的一切赶紧上她这儿来。人群前排的两位妇女头上还有光环。我手头没有《圣经》，只能大致地猜测她们的身份。但我立刻就辨认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反正是我肯定那就是她。她位于前景正中，自己一人走着，很明显有意汉与人群隔开一段距离，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她没有把她的忧伤标志在她的袖子上，这么说吧——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是以说明她与这位死者不久前很值得羡慕的关系。她的脸，像画巾所有人物的脸一样，是用一种便宜、现成的肉色颜料画的。让人很痛苦地看得明明白白，艾尔玛修女自己也觉得这种颜色不能让人满意，也曾作出无人指点的、动机纯正的努力，想尽量让这颜色不那么刺眼。这张画其他严重毛病倒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你硬要吹毛求疵。从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看，这都是一件艺术家的作品，饱含着很高很高、经过锻锤的天分，也经历了天知道多少多少个小时的艰辛劳动。

    我最初的反应之一，自然是拿着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冲到尤索托先生跟前去。可是，我又一次按捺住性子坐好了。我不愿冒艾尔玛修女被人夺走的险。最后，我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东西装回信封，放在我桌子的边上，兴奋地计划着在晚上自己的时间里好好修改它。主意打定后，我竟以连自己都没想到会有的巨大耐心，甚至还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将下午剩下的时间用来在罩着的纱纸上修改一些(没有性器官的)男女裸体画，那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怀着好意或是不怀好意地画成的。

    将近吃晚饭时，我解开衬衫的三颗纽扣，将艾尔玛修女的信封藏进去，藏在那里不管是小偷还是，这么说是以防万一，尤索托夫妇，都不可能掏走的。

    “古典大师之友”每一顿晚餐的程序都是无须费唇舌雷打不动的。一到五点三十分尤索托夫人立即从桌边站起身，上楼去准备，而六点整，尤索托先生和我－－总是排成单行－接着上去。绝不会走开去办点什么别的事，不管那是多么的重要或是有益于健康。不过，那天晚上，胸口让艾尔玛修女的信封温暖着，我却感到空前轻松。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我简直有点放浪形骸了。我抛出了一件我刚想出来的特别精彩的毕加索逸事，我本该保留着等哪天过得不顺时再讲的。尤索托先生几乎没有放下手里的日文报纸来听我讲，而尤索托夫人倒似乎有点反应，至少不能说是毫无反应。反正，我讲完后，她在那天早晨问我要不要鸡蛋之后头一回跟我说了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我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我赶紧说：“Non，non——mercl法语：谢谢夫人”我说地板上的坐垫靠墙放，那样正好让我有机会可以练练让背挺直。我还站起来显示给她看我的背凹到了什么程度。

    晚饭后，趁尤索托夫妇用日语在争论什么挺有火药昧的问题时，我告退要离开餐桌。尤索托先生盯看着我，仿佛他不太清楚我当初是怎么进入他的厨房似的，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我急急地穿过走廊进人我的房间。我打开顶灯，把门关上，接着从兜里取出绘图铅笔，脱掉西服，解开纽扣，手持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在一只软垫E坐了下来。我前面地上摊放着我要用的～切，着手做我认为对艾尔玛修女最迫切的艺术上的所需，一直到清晨四点之后。

    我先做的一件事是作了十一二张铅笔素描。我没有下楼到教员办公室去取图画纸，而是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的，纸的正面反面都画。画完后，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信。

    我这人一生中都像只神经特别不正常的喜鹊那样爱积攒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1939年6月一个夜晚写给艾尔玛修女那封信最后一稿的底稿。我原可以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信的主要内容，确实是主要内容，我用来向她指出，她那幅主要作品里何处以及为何出了一些小毛病，这些毛病以她对颜色的处理上最为突出。我列举了她不能没有的画家必备的几种用品，也附上了大致的价格。我问她道格拉斯-邦廷是何许人。我问在何处可以见到他的作品。我问她(我当时就清楚那准是白问)是否见到过任何安托耐洛-达-墨西那（意大利画家，不甚有名）的复制品或是原作。我还请她告诉我她的年纪，我用了许多笔墨向她保证，如果她透露的话，这个情况也就到我为止，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我说我问这件事的惟一原因，是能使我更有效地指导她。几乎紧接着，我又问她修道院允不允许她接见来客。

    我想，我应该把我那封信的最后几行(或者说那一立方英尺)抄录如下——文字、标点符号，全都一点不漏。

    ……顺便提一句，倘若你通晓法语，不妨明示，因本人对该种语言颇为娴熟，盖我青少年时代泰半于法国巴黎度过也。

    知道女士亟欲掌握跑动人形之画法，以便传授给修道院之学生，特附上本人所绘若干草图，仅供参考。可看出涂抹匆忙，远非完美，实无值得称道之处，然相信尚能提供某些基本要领，对此你曾表示深感兴趣。不幸的是，此间之校长大概仍未推行任何有系统之教学方法。你已具备相当水平，自然无须惧惮，惟我实在不知校长希我如何对待其余几名学生，依我之见，他们水平极低，主要还是资质愚钝不堪造就。

    不幸的是，本人为一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又于一定距离处深服阿西西之圣方济各（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此点亦无须掩饰。我不知你是否熟知他(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于众人欲以通红灼热之烙铁烫瞎他一只眼球时所说的话：“火焰兄弟唷，上天赋予你以美丽、力量与用途；我祈求你能对我以礼相待。”依我之见，你都是略微带着他说话的那种风格作画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愉悦。顺便提一下，能否请问，在前景处着蓝衣之少妇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此处所说当然是指我们适才所讨论的那幅画。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蒙骗了自己了。不过，这一类事并不少见。

    我希望女士相信，在你受教于“古典大师之友”期间，本人当竭尽愚鲁完垒听命于你。坦诚地说，我认为女士天分极高，如果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位天才人物，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想用溢美之词使你感到飘飘然。正因如此，我才问前景处穿蓝衣者是不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对自己刚刚露头的才华的发挥，已经有点压过你的宗教信仰了。不过，以我乏见，这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

    衷心希望女士享受着充分、完全的健康，我是非常尊敬你的，(签名)让-德-杜米埃史密斯“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几乎忘记提醒你，学生应于每隔一周的星期一将作业寄来。可否寄些户外素描给我，算是指派你做的第一次作业?你随便画就是，不必紧张。自然，我不知道你的修道院给你多少时间让你个人作画，希望你能告知。另外，我请你一定要买我冒昧开列的那些必不可缺的用品，同时希望你能尽早使用油画颜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坦白说我相信你太热中于仅仅作水彩画而无限期地拖延画油画了。我这样说并不带个人色彩也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实际上，这是对你的一种称赞。此外，请把你手头有的所有以前画的旧作全都寄来，因为我非常想看。无须说，在你下一个邮件寄到之前，我的日子将会是很难熬的。

    如果这耳是太过分的话，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觉得做一名修女是不是感到非常满意，我指的自然是精神的方面。自从我读了“哈佛经典丛书”第36、44、45卷(这些书你想必十分熟悉)之后，我便将研究各种宗教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我特别喜欢马丁-路德，自然，他是位新教徒。你可别见怪。我从不宣传什么教义，这与我天性不合。最后还想起一件事，请别忘了告诉我你接待客人的时间，就目前情况看我周末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说不定某个星期六我会到你附近那一带去走走。另外也请别忘记告诉我你是否较好地掌握法语因为在所有的内容与领域方面我都颇难用英语表达．这是自我多变、难以理喻的童年成长过程分不开的。

    凌晨三时三十分左右，我出门上街，把我的信和画寄给了艾尔玛修女。然后，我在完全真实的高度欣喜中，用累得发木的手指脱掉衣服，躺倒在床上。

    还没等我睡着，那呻吟声又透过墙从尤索托夫妇房间里传了出来。我想像天亮时尤索托夫妇会一起上我这儿来，请我和求我倾听他们的秘密问题，他们会把最隐秘、最可怕的细节全都告诉我。我真切地看到了那幅景象。我将在厨房桌子前坐在他们两人之间，听完这个又听那个。我听啊，听啊，听啊，双手抱头－－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便将手直直插进尤索托夫人的咽喉，把她的心捏在手里，焐热它，就像我焐热一只小鸟似的。然后，当一切都弄妥摆平后，我就把艾尔玛修女的作业拿给尤索托夫妇看，而他们将分享我的快乐。

    事情往往都是过后很久才能看清，不过，幸福与快乐之间惟一的不同就在于幸福是实在的固体而快乐则是一种流体。第二天早上，当尤索托先生把两个新学生的邮件放在我桌上时，我的快乐已开始从它的容器里往外渗漏。当时我正在修改班比-克雷默的画，倒是很心平气和，因为知道我寄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已经安全上路。但面对世界上居然还有比班比或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缺少绘画才能的人这样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时，我仍然毫无思想准备。觉得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便点燃了一根烟，这还是我参加教师班子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点烟。果然还挺管用，于是我便重新修改起班比的画来。可是还没等我吸上三四口，我虽然没有抬头往后看，却真的感觉到尤索托先生是在看我。接着我又听到他椅子往后推动的卢音，这就证明确实是没错。我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迎候他。他向我解释道，用的是一种让人一听就心烦的狗屁耳语，他本人倒并不反对抽烟，不过遗憾的是，学校规定教师办公室里是禁止吸烟的。我连声一再说真不好意思，他却宽容大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便走回到房间他和尤索托夫人的那头去了。我真不知在艾尔玛修女下一个邮件应该来到前的这十三天里，自己怎能神志清醒地度过，想到这里，我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上面所讲的是星期二上午的事。在那天余下的上班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全部的工作时间里，我让自己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事实上，我把班比-克雷默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那些画全都拆开，然后重新组合，并且还加上新的部分。我给他们每人指派了十来张(真的是十来张)绘画作业，是带点侮辱性、低于正常水平，不过倒是挺有建设性的作业。我给他们写了两封长信。我几乎是在央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时丢开他的讽刺风格。我也以最最委婉的口气请班比暂时忍一忍，别再在画稿底下加上“原谅他们的非法侵人吧”这类的标题。接着，在星期四下午后半晌，感觉到自己心情不错，有点儿兴奋，我就开始看一两个新学生的材料，有一个美国学生从缅因州班戈市寄画件来，他在他的调查表里用啰里啰嗦，是个“诚实的约翰”的坦诚态度说，他最喜爱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还称自己是什么现实主义－抽象丰义者。至十我下课后的时间，星期一夜晚我搭乘公共汽车进到蒙特利尔市中心，在一家=一等电影院里，把一场《卡通节星期》的影片从头看到底——基本上就是强迫我见证一群老鼠如何用香槟酒瓶塞子朝一只又一只的猫狂轰滥炸。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坐垫集拢来，让三只叠在一起，试着凭记忆把艾尔玛修女那幅基督殡葬图重新画出来。

    我不禁要说，星期四夜晚非常特别，或者不如说是令人毛骨障然，不过事实是，我已经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形容词来描写星期四的夜晚了。我晚饭后离开“古典大师之友”然后便不知去了哪儿－－也许去看了场电影，也许仅仅是作了次长时间的散步；我记不起来了，而且我1939年的日记也让我沮丧了一回，因为我要查找的那天的日记正好是全然空白。

    不过我倒知道为什么那是一页空白。我从度过黄昏的不知什么地方回来——我只记得那时天已经黑了——这时，我站住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朝那家矫形器械商店的灯光明亮的橱窗看去。这时，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念头：不管有一天我能学会如何冷静、理智或是很有风度地过我的口子，我水远至多不过是充当这个摆满搪瓷尿壶、便盆的花园的一名参观者，旁边还站着个戴着削价疝气带的没画眼睛的木头模特偶像。自然，这个念头不可能持续多久。我记得我飞奔上楼进入我的房间，脱掉衣服钻上了床，连日记本都没有打开，自然不会去记下些什么了。

    一连好几个钟头我就这么躺着，睡不着，浑身颤抖。我听着隔壁房间的呻吟声，只好强迫自己想我那位得意门生。我试图看到我上她修道院去探望她那一天的情景。我看见她走出来迎接我

    在一道高高的铁丝网的附近一一位羞怯、美丽的十八岁女孩．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性的誓约因此还可以白由和她选中的彼德-阿伯拉尔（正统教会的异端）型的男子走出修道院进入凡俗世界。我看见我们缓慢、默默无言地朝修道院内一处偏僻、青翠的地方走去，在那里突然，我非常纯洁地把手围在她的腰上。这一幻景欣喜得让人难以自持，最后，我发泄了一通，这以后也就睡着了。

    星期五整个上午以及下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埋头苦干，通过那层罩在上面的薄纱纸，把缅因州班戈市那个男人所画的象征性器官的森林改成一棵棵可以辨认的树，那些森林是他有意识画在昂贵的亚麻画布上的。将近下午四点半时，我不管在意识上、心灵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很麻木了，因此当尤索托先生走到我桌前停立一小会儿时，我仅仅是稍稍欠起身子。他递给我一样东西——他态度很冷淡就跟一个普通的饭店侍者分发菜单时一样。那是发自艾尔玛修女所在那个修道院的首席嬷嬷的一封信，通知尤索托先生，齐默尔曼神父由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原因，不得不改变允许艾尔玛修女在“古典大师之友”进修的决定。嬷嬷在信中写道，她对于这一变更可能会对学校造成的不便与混乱深感遗憾。她还殷切希望首批支付的十四元学费能够退还给教区。

    我多年来一直深信，当那只老鼠从着了火的旋转轮盘上掉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时，它必定又有了杀死猫的无懈可击的新招。在我读了并重读了首席嬷嬷的来信并对着它发了好长时间的愣之后．我突然摆脱开它，给余下那四位学生写起信来，我劝他们别指望当什么艺术家了。我告诉他们，在信中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说，他们绝对不具备值得发展的才能，他们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也是在浪费校长的时间。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语写的。写完后我立即上街把它们发了。所带来的满是感是短暂的，但是没有消失时却让人感到非常非常地受用。

    到了又该列队上厨房去吃晚饭时，我说我不想吃了。我说我身体不太好。(1939年那会儿，我撒谎时态度比说真话时还要真诚－因此我敢肯定，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尤索托先生准是用怀疑的眼光在看着我。)接着我上楼回我的房间，在一只垫子上坐下。我在那里坐了准有一个钟头，对着百叶窗上一个天光漏进来的洞傻傻地瞪着，没有抽烟，没有脱掉外衣或是解松领带。接着，很突然，我站起身，取来一大叠我自己的活页纸，就拿地板当桌子，给艾尔玛修女写了第二封信。

    这封信我根本没有寄出去。下面是全部根据底稿抄录的。

    蒙特利尔，加拿大

    6月28日，1939年亲爱的艾尔玛修女，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无意中说了什么招你讨厌或是傲慢无礼的话，以致引起了齐默尔曼神父的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你处境尴尬?如果真是这样，我请求你至少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能收回我出于仰慕而说出的有欠考虑的话，使我能成为你的朋友同时又是学生与老师。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依我看似乎并不过分。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倘若你不再多学一点这门艺术的基本功的话，你这一生只会成为一名非常非常有趣的画家却水远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在我看来这太可怕了。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会不会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从学校辞职，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会影响你成为一个称职的修女。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不免要说，我认为从各方面讲，他行事过于急躁草率。学画是绝对不会对你做修女有任何影响的。我自己就活得像一个脾气乖戾的出家人。当艺术家最不好的一点无非是使你经常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不过，在我看来，这也不能算是境遇悲惨。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多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去吃午餐，母亲在那个地方等我，她是久病后第一次出门，我正兴高采烈，可是，我正走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上，那是巴黎的一条街，此时，我突然撞在一个家伙的身上，那人竟是没有鼻子的。我请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事实上我是在恳求你。需知它是饱含深意的。

    也很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休学，是因为你那家修道院缺乏经费无法为你支付学费。我坦诚希望情况确是如此，这不仅会使我心安理得，而且还是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情况果真就是这样，你只需说一声，我是愿意无限期地提供免费服务的。我们可不可以更深入地谈谈这件事呢?我可否再次问问，你们修道院的会客日子是在哪一天?我能不能先自作主张，定在7月6日下个星期六去修道院探望你?总是在三到五点之间吧，具体时间还得看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火车班次而定。我迫切地等待着你的答复。

    怀着敬意与仰慕之情，

    你忠实的

    (签名)让-德-杜米埃一史密斯

    “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在上一封信里，我随便问起你那幅宗教画前景处那位穿蓝表的少妇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如果你仍然未复信，那就请继续保持沉默好了。很可能是我弄错了，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我很愿意继续沉沦在无知的阴影之中。

    即便是今天，甚至是眼下这个时刻，每当回想起自己曾带了一套晚礼服去“古典大师之友”赴任，我都免不了要打个冷颤。可是我当时确实是带了，而且在我给艾尔玛修女写完信后，我还换上了这套晚札服。这整个事情仿佛就是为了诱使我去喝醉似的，正因为我生平直到此时为止还未喝醉过(我怕喝多了会使我那只画出过三次一等奖以及别的作品的手颤抖)，我才觉得为这悲惨的时刻我必须穿得正规一些。

    尤索托夫妇还在厨房时，我悄悄溜下楼打了个电话给温莎大饭店——那是我离开纽约前博比的朋友x太太向我推荐的。我向饭店订了一个单人席位，时间定在八点钟。

    七点三十分左右，我穿戴整齐，收拾得漂漂亮亮，把头从门边伸出去，看看尤索托夫妇是不是有哪一个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反正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赶紧下楼并开始找出租车。那封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就揣在我衣服的内兜里。我打算在吃晚餐时再从头读一遍，最好是在烛光下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却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都没见到，更不用说是空车了，这么止着真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儿尔登区并不是讲究衣着的地段，我敢肯定每个过路行人看到我都会冉看我一眼，那眼光基本上都是不以为然的。最后．在来到星期一我狼吞虎咽过“康尼岛红肠热狗”的便餐酒吧门前时，我决定把在温莎大饭店订餐桌的事扔到一边。我走进便餐酒吧，在尽里面的一个火车座坐下．要了汤、小面包和黑咖啡，订菜时用左手挡住我的黑领结。我希望别的客人会以为我是个止准备上班的侍者。

    喝到第二杯咖啡时，我取出那封还未寄出的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重新读。我觉得信的内容似乎单薄了一些，便决定赶回“大师之友”再加加工。我还考虑了去探望艾尔玛修女的计划，我想当晚再迟些时候就去预订火车票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脑子里盘算着这两件事-__它们哪一件都没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样，心情变得轻松一些——我离开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学校。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横端里插进来的事情。我知道，这么说，很有些炒作新闻之嫌与恶劣标记，不过事实上倒恰恰就是这样的。我马上要谈到的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它至今还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只要可能，总不愿把它划归为一件真正神秘主义或者甚至与神秘主义沾边的个案。(倘若不这样做，我觉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说：圣方济各与一般神经兮兮的礼拜日去亲吻麻风病患者的人之间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语：出路、去向），仅仅是纵向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lemondeesl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

    提下面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个“反高潮”，不过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去注册过)。我摒挡行装又回到罗德岛我继父博比的身边，在那里我住了六或八个星期，用来考察所有夏季活动的动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少女，直到美术学校重新开学。

    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我再没有与艾尔玛修女联系过。

    不过，偶尔，我仍然听到班比-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后听到的一则是，她已经把业务扩充到为自己设计圣诞卡上去了。如果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话，它们会是很值得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