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8、道德哲学和报纸

    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29］。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30］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31］，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著的仅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12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4］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5］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36］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37］

    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是爱弥·萧的回忆录中的英译说法，但是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编辑删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38］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东和爱弥·萧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立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39］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共计二十八画)。［40］

    文章明快有力：“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这样起笔，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41］

    在毛泽东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42］，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毛泽东始终是一名学生组织者。从1915年起，他就是学友会［43］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1917年，有34名学生(学生总数为400)被选进学友会，得票最多的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工作。［44］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在街上卖过小吃。［45］

    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校长作斗争———毛泽东称他“复古派”［46］———为此他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泽东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包括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抑制湖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现在毛泽东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47］在1916年另一封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预见到了在对日作战中中美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48］

    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广告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49］。

    毛泽东没想到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事。［50］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只持续了几个月。毛泽东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员们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51］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后来带点夸大地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52］也许经常孤独的毛泽东一直就在寻找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给黎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年8月给萧瑜的信则说“我朝夕忧心”。［53］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且混乱之因必生混乱之结果。”［56］

    1890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宏论在当时则是同好者众。

    对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毛泽东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萧瑜第一，毛泽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57］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59］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对爱弥·萧说，学习就是探索”［60］。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物。

    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有察觉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热者，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在1918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61］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所有的痛苦和困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62］

    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已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

    次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毛泽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回家了。”［63］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看见她痛苦的脸。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此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

    “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64］

    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作为她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着时我对她不完全忠诚，在她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是这种人。”［65］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图为《祭母文》抄件。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