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7、农民组织

    但旋涡过后又是一片宁静。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

    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

    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但这只是一种征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28］。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29］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毛泽东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资金。他也有钱请农民吃饭，并借机与之攀谈。［30］

    在长沙时，毛泽东常回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在老家待了较长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室中的斗争。

    毛泽东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泽东倒是子承父业。他是个地主，即使是红色地主。他旧为新用。

    毛泽东把血缘关系携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不常见的。

    27岁的毛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岁的毛泽覃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毛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组织工作。杨开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党员，她在长沙和岳北从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过，但与毛泽东不在一起。

    现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关系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年底，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诗中有这么一句。［31］

    除家庭成员外，毛泽东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在有关毛泽东回韶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毛”姓的族人。毛泽东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家族关系给毛泽东带来了方便。

    1925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家族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然而，他们并不会成为超人，不会没有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不过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鄙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前的生活，他们似乎觉得韶山这个团聚之地能为不久就要到来的繁重革命工作做准备。

    一连几周，毛泽东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2月份，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到了几个县，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他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苦难的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了，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闯进宗祠的盛宴，豪绅们不得不向农会低头。

    毛泽东很快就从考察转向组织活动。他不是湖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说他不是彭湃那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农民运动之王”。［32］

    但毛泽东在走访时，总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上海对此肯定持反对态度。他在山林田间、陋棚草舍向农民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年底，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活动，湖南75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200万。

    在湘潭县，毛泽东建立了20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中国人称为提高文化水平)，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为例开始教授语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但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朗，他幼稚的心灵中只是觉得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而已。

    在1925年，毛泽东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不再像魔鬼，而是历史的遗物、旧时代的象征。

    毛泽东最终从他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堂”的态度。

    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但到1925年毛泽东改变了看法。“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33］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上海总部对这种鼓动革命的方法持什么态度，则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