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一章（2）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6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做法为‘牡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

    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丢摔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

    我们应该认识到“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第4期，85页，

    1976-1977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50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人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而人，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阪依那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文艺界光彩出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尽管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持有异议)。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世界》，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风开始不满“舆论一律”。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官僚”。L91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fto]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由此出发，毛泽东进而断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敌人并没有灭亡，而是更猖撅了!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

    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

    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然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的叫喊呢?

    毛泽东认为，唱走了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道，“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ft2]

    至于胡风，人们把他涂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麦卡锡把任何怀疑蒋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样，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怀疑，是认定他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被查明是个“间谍”，这足以使红色的官僚们把他投进监狱。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泽东的怀疑是对的。在胡风的周围有一帮爱发牢骚的作家，胡风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写信向胡风吐露:“因为我想写点东西，就读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读过以后，就再也不想写了。}}[13]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欲将论战纳人阶级斗争的范畴，有如用纸遮云一般。

    X951年中期，《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泽东，连载的是他的《选集》。

    《选集》确实是精选的集子。本传记引用的很多文章无法在这本权威性的《选集》中找到。一些写于20年代的文章太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一些写在江西时期—当时毛泽东只掌握极小的权力—的文章中含有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的思想。他的诗词也没有选人。仁川

    ((选集》的文章经过润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话荡然无存。

    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修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毛}5年3月，中国共龟全国代表会议讨互过了“一五”计毕案.并建议由国完提请全国人大审批准，颁布实施。

    是毛泽东在会上致农词。

    泽东早年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奇言怪语及毛泽东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的亲西方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对苏联的不恭之词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以免激怒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顾问们。

    帝王们未能做到的，毛泽东做到了。语言是规范的，所发表的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中国的方块字不仅仅是字，还具有象形。六画代表“草”(“卿”)，屋顶下面养猪(“泵”)表示“家”，表示‘旧”或“明”的汉字都有太阳(“O)这个图形。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像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表达全部的意义。标语中的含糊暗示极具煽动性，毛泽东是掌握这一艺术的语言大师。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表意文字犹如闪电，引导人们走进历史的广阔领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使他有能力对付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诗词正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只能一知半解—毛泽东的朋友郭沫若曾这样坦率地说过—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高领袖的诗作增添了他的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治艺术。[(s]

    1952年后期，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向了经济工作。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58%的资金用于重工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占410lo;美国在1880-1912年间只占19%),b0%的基本建设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技术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承认中国不能一味地异想天开。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16]。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

    识文断字在军队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但道路是艰难的。在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人民解放军没有电力供应。现在，这些东西成了毛泽东走向下一个旅程必不可少的腿脚。

    在社会主义思想王国里，毛泽东比在延安时期更加亲苏。1945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

    然而，5年以后，北京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完全相同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11%，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2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样称呼中国人，中国正在阔步向前。桥梁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大大减少。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出亚洲人的通常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东方大国第一次迈出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步伐。

    中国依然贫困。从经济整体上看，发生了三件大事:在农村，封建结构被打破，释放出了新的活力;向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均了—这对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的精神面貌有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