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八章（2）

    毛泽东、林彪紧张关系的升级还在于林彪要设立国家主席。

    自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着。

    林彪为显示他的想法不同于毛泽东，便用一种推理方式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林彪说，他希望毛泽东能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想要这个形式上的职务，但林彪一再坚持这一意见。毛泽东抱怨他不愿再当国家主席已经讲了六次了。

    对于林彪的别有用心，毛泽东挖苦说:“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但实际上“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毛泽东显然为此已动雷霆之怒。

    毛泽东开始感觉到—他可能是正确的—林彪正在蒙骗自己把国家主席这一最高职位让给他。毛泽东绝对无意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过分表演令人吃惊。新的党章不是已经规定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吗?形势不是要他把耐心和谦虚置于首要地位吗?

    然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林彪却迫不及待了。在毛泽东的身影下，他离最高领导权如此之近却又可望不可即。大概这种处境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林肯身边的休伯特?汉弗莱)。

    林彪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只是毛泽东，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党的主席。

    1969年10月1日是“九大”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发表了讲话。他那微弱的、略带鼻音的发言毫无鼓舞作用。他把头埋在讲话稿中。甚至在他念稿子时，城楼下100万群众仍在高呼:“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怀疑—观礼台上的一些领导人亦在推测—疥病鬼一样的林彪是否真的具备当主席的素质。

    遥远的中国北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响起了枪炮声。苏联和中国这对“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伴，又曾自封为黑暗世界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座灯塔，现在却为争夺一块冰冻的荒地而动起干戈。

    在“九大”前夕几周的战斗中，近千人被打死，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泽东并未感到吃惊，他有可能甚至为自己辩护。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泽东从谚语出发制定政策。

    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来说主要的国际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1965年与柯西金会谈时，他向苏联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了战争，莫斯科是否会给中国以援助?

    当“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瓦砾堆上降下帷幕时，毛泽东眼中的国际形势已置换了地位。他能用美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吗?

    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这种剧烈变化有两个原因。美国的政策变了。毛泽东认为美国在越南已经碰了钉子，将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麻烦。1969年年中，尼克松在关岛确实向世界宣告过，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应验了毛泽东已隐藏10年的不祥之念。莫斯科向布拉格派出了坦克，以结束杜布切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民主实验。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之为“新沙皇”。

    如果说，“有限主权论”可以让苏联人闯进去“援救”捷克的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会想把中国的亲苏分子拼凑起来并用刺刀做后盾吗?

    1969年年中，勃列日涅夫召开了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以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莫斯科修正案。毛泽东则说:“他就像臭名远扬的姥子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毫不留情地从俄国熊的脸上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种做法正在为自己日后置身类似的境地奠定基础。他后来承认，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民族主义所沾染而变得难以辨认。

    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赞成毛泽东外交政策上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转变。

    苏联之所以使毛泽东恼火，究其原因部分在于毛泽东实在不喜欢斯大林去世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部分在于毛泽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隔阂，当他与赫鲁晓夫吵架时这种隔阂更为明显。以上两个因素是很难分开的。

    如果毛泽东像张国煮那样在20年代就访问过苏联!221，也许他会真正发现即使是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到了1969年，毛泽东敌视苏联的另一个因素也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利益的算计。美国已发展到顶峰，而苏联则正在上升阶段。倒向美国一边会对中国有利。

    毛泽东对苏联的恼恨也有非理性之处。苏联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一些丑陋的现实。

    他已开始讨厌苏联，他不喜欢苏联人提出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太穷，其消费水平还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这并不是因为他内心有个明确的选择方向，而是因为作为一种信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实在是把握不准。

    毛泽东处在这样的边缘:他在放弃阶级分析，并倾向于认为势力均衡是国际政治的关键。

    经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60年代后期的路线是号召全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然而，进人70年代后，当林彪在喊得天昏地暗之际，毛泽东却正在变成东方的稗斯麦。

    变化的线索是毛泽东对“霸权主义”的新提法，这个简陋的字眼不同于“帝国主义”，更不同于“修正主义”。与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是源于中国的一句老话，含有“以力服人”之意。

    霸权主义的主要之点是实力，而不是指某一特别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人欺侮另一个人便是霸权主义者。因此，中国在70年代忍辱负重打开了非道德主义外交政策的大门。

    毛泽东不辞劳苦倡导了全球性的三角战略，并使之成为70年代初期世界的主要特征。

    1970年，林彪仍坚决主张对两个超级大国持全面扩军备战的强硬对峙态度。这不是明智的策略，尽管它似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苏两国分析“帝国主义”的逻辑延续，毛泽东当时把华盛顿和莫斯科看成一丘之貉。

    当毛泽东作出这一分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分析可能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他不打算长期与美国、苏联保持同等距离。’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泽东倒向西方。周恩来不像林彪，这位总理掌握西方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易于接受毛泽东的意图。转而亲西方的意向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恢复了与法国人、美国人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老关系。

    “九大”过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煞费苦心。对林彪这个作为心腹大患的接班人，如何把他从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并扫人积垢甚厚的历史垃圾堆呢?

    棘手的问题是，许多解放军军官仍然把美国，而不是把苏联当成中国的主要敌人。

    越南战争并未使毛泽东轻松地制定出他的新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然而，毛泽东认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趋势使中国向西方靠拢的政策显得更加合乎逻辑。到1970年，他的兴趣已不再是印度支那战争，而是在这以后会带来何种形式的结盟。

    日本似乎是毛泽东亲西方政策的绊脚石，当北京以警告之笔涂抹华盛顿是‘旧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时，毛泽东何以能倒向美国?不过，毛泽东观察日本已很久。他主要不是根据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而是根据全球战略形势来看日本的。他对日本的看法遵循着自己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只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忧心之所在，日本的力量对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不过，如果美国开始转变，

    毛泽东曾向安德烈?贝当库表示，他担心中国能否既与苏联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当时，这位法国政治家说法国可以.

    凋旋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毛泽东说，“法国比中国容易些，因为中国没有那样多的活动自由”。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畏惧就会被新的一代遗忘。如果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心腹之患，日本(同美国一起)就会在对付北极熊的统一战线上成为潜在的盟友。

    北极熊不会等闲视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样，对黑龙江一乌苏里江畔的冲突感到震惊。如果毛泽东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那么这两个疑心重重的俄国佬肯定也意识到毛泽东可能会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

    然而，苏联人也知道，林彪和其他北京领导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反苏。他们力争阻止或至少是使毛泽东最低限度地改变他的外交政策。于是他们迫切要求与中国谈判。

    胡志明去世时留下一条遗嘱，对两位马克思主义巨人的争斗感到忧虑。这份遗嘱带来不可抗拒的压力使得“中央王国”同意接待柯西金。但是，当柯西金1969年11月抵达北京机场这个终点站时，只有周恩来同他会谈。毛泽东决计不再会见苏联领导人。

    真相是毛泽东无意寻求解决—对边境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他已决定不同他所蔑视的政权进行任何接触，一直拖至困境完全化解为止。林彪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大”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正是这一事实，使毛泽东的上述态度强硬一百倍。

    林彪可能会有痛苦的省悟，不是他而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路线。4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那些允许美国在自己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