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 后记 毛泽东的未来进入21世纪
尾声 + 后记 毛泽东的未来进入21世纪
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将在中国的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还不是很清楚。19年前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里说，看起来将来可能对毛泽东虎气的一面比对他猴气的一面更和善一些。
但在那一版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告诫:“然而……毛泽东这颗不落的太阳、这位猴王会从他的寝陵中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时期的基础吗?”
看起来这仍然是一个要提出的有效疑问。在我写下以上这些话的10年以后，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学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国人确实有希望“摇撼成功时期的基础”。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来自毛泽东的语录，而是来自杰斐逊、潘恩、甘地。既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左”派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国家统一、中国文化自豪感和平等主义等价值的名义复活。毛泽东的乌托邦彼岸—他年轻时为家乡湖南省独立而喊出“造反有理”;他认为年轻人是纯洁和真理的综合体—并非无处寻踪也不能假设已经和毛泽东一起逝去。
有可能毛泽东的模糊的遗产被专制秩序、英雄的领导和国家自豪感的名义暂时征用。
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莫基人。如果中国举步维艰，他可能会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试验而受到指责。毛泽东的革命的参照对象肯定将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泽东重新确定在他自己统治之前的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的参照对象一样，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也会重新确定它们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毛泽东选择鸦片战争作为他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基拙时期，忽略了1911年清朝的崩溃和蒋介石的民国时期。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把民国仅仅看作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准备。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女儿李钠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训导她，说这首歌中的“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事实上这首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的一篇社论的基拙上创作的，所采用的确实是李钠在院子里所唱的歌词，没有“新”这个字眼。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施拉姆有时通过“情感的”和“理智的”二分法来解释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离、“在情感的层面，如果不是在理智的层面，农民就会仍然是他的革命构想的中心1-(Road,z,p.Xiviii)在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关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一观念的忽略的问题，施拉姆说毛泽东“未必一定排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公理，但是显然这在他的头脑里不是最重要的〔、”(Howl,z,p.li)这些解释策略有着严重的倾向性「1同样可能根本不参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看毛泽东关于农民和革命的思想、那么一个人可能会简单地掷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被剥削的平民主义革命之间的一些‘相似性”—为毛泽东创造一个极为不同的哲学侧面〔，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的原则的背离不是由马克思主义中一些神秘的含义构成的，而是由意志的名义排斥过程，阶级斗争的道德化，取消阶级作为客观的类别构成的、示意下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1221在1950年毛泽东就对共产主义时代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同样，一个将来的中国领袖也会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仍是短暂的。
沃马克相信毛泽东的思想会在中国的政治中保持一种重要的、有创造力的影响。123)
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声望会提高，这一展望是有说服力的:邓小平时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们就不会感到需要标榜与毛泽东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泽东，就不可能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作家巴金在这一点上的寻求是徒劳，虽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国家都会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参照时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观念有多少来自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有多少来自中国传统的争论范围，将会由于毛泽东越来越多的“成就”被证明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出现新的形式。长期以来考察毛泽东的框架是他创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视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于是争辩进一步上升到他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苏联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有多大的不同。’（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
毛泽东回到了19世纪的改革者康有为提出的“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会结出“大同”的种子，这是不能实现的。同样可以设想一个未来的中国领袖会因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是非中国的而付之进行排斥，并且把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和来自中国悠久过去的社会公正思想组合在一起。
沃马克正确地指出把毛泽东一分为二，一半是“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损失惨重的左派”是有问题的。有人会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许多贡献是与马克思主义潮流及其主要时代堡垒苏联杭争:关注农民、借助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框架、转向西方。
在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时，沃马克提出了一个具有震撼效果的二元论:一方面决议是时毛泽东苛刻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决议也“暗示了如果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分析的话，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就不会那么苛刻，虽然至少毛泽东个人和左倾路线要均分其咎。在理论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统一者的声望有一天会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分开来。毛泽东将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一位像他之前的孙中山那样来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叛者。一个世界化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会指出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欢北京，1949年掌权以后他会尽可能多地离开这个“北方的首都”。有人会说他的天性就适合做一个在南方造反的农民，而不适合做一个北方的马克思主义官燎。
当然，概莫能外的是，对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所有重写都会有歪曲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早就预见了这一过程:“我的话肯定会被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所有这些思想的伟大学校都被分解成一个个派系，每一个都对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成长或变化_停滞会出现.原始的经典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