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冯八

冯八的名字其实不叫冯八。冯八是“冯八蛋”的简称，确切地应该是“姓冯的那个王八蛋”，这是冬子给他继父起的绰号。从这个称呼你就可以看出，冬子对他的继父不那么尊重和喜欢。
　　现实生活中的冯八并不像这个名字那么难看和难听，他是一个整洁、拘谨甚至有些腼腆的男人。在回北京探亲的一个春节，你应冬子约请去他家，在那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见到一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几个学生的簇拥下往外走，他们叫他“冯教授”或“冯先生”。冯教授或冯先生的脸很白，手洗得很白，衬衣领口也很白，这一切都和冬子截然不同。他很诧异地看着你，听你提到冬子的名字时他点点头，很客气地说就是在这里，他的口气使你相信他是这所住宅的主人，而不是你最初猜想的一个客人，也就是说，他就是冯八。
　　在远隔千里的西北高原的一所小工厂里，在那些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你曾经无数次地吃掉被油炸后的这个冬子的敌人，在冬子的叙述和你的想象中，这是一个在肮脏的胡同中横着走路满脸酒气的无赖汉子，拖拉着商店降价处理的劣质塑料拖鞋，脏兮兮的脚后跟，泛黄的背心上沾着酱油汤……你却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教授，一个从外表到风度都让你惊讶的男人。
　　听到声音，冬子和母亲从厨房中探出头来。冬子的母亲很苍老，除了比冬子显得温柔外，那种一如既往的邋遢朴素以及宽宽的肩膀使你确认了她和冬子的血缘。在这间显得过于庞大的住宅里（除了客厅，其余的地方因为家具太少而显得空空荡荡），冬子和他的母亲更像是两个仆人，他们在这豪华而书卷气的房间里就像不小心放错地方的两只沾满泥土的草筐。隐藏它们的最好地点就是厨房。那天确实是这样。冬子只朝外探了一下头就将你拉进了厨房。厨房里很脏，满地是葱皮和菜叶乃至鱼鳞，满手鱼鳞的冬子正在给母亲帮厨。你一眼就看出冬子的母亲来自一个不富裕而且更不卫生的家庭，她的围裙沾满油污，手指沾满面粉，没有洗过的沾着泥土的脏蔬菜和洗过的洁净蔬菜混杂在一起堆放在案板上。冬子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客套，他让你一直站在厨房中，甚至吃饭也是在厨房的小矮桌上进行的（看得出冬子始终是和母亲在这样的桌子上进餐）；当你表示想去房间各处走走时，冬子鄙夷地说：不就是一套破房子吗，有什么好看的？
　　生性善良的冬子为什么如此鄙夷这个知识分子继父，冬子和他的母亲是如何进入这个教授的家庭——换个角度，教授冯八是怎样和工农出身（冬子的母亲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后来在医院做过看护）的冬子母子打成了一片——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可惜冬子不愿意谈。他只简单地说，他的生父是母亲所在的纺织厂的一名电工，死于一次意外事故；说到冯八，他总是简单的一句话：碰见我妈，是丫的运气！
　　后来你终于知道了冬子这位继父的名字，也有幸听到了他的讲座，这是在冬子去世后，你也已经从研究生班毕业，在一张贴在校园的大海报上，你看到“某高校著名教授，某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即将来校演讲的消息，只是当你在铺着红地毯的讲台上看到那张仪表堂堂的脸，那干净的衬衣和洗得发白的手时，你才明白，这便是冬子的继父。冬子的继父研究的是一项很冷僻的学问，题目是关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两个很小的官名，“支度使”和“度支使”的关系问题。冬子继父集自己潜心研究二十年之大成终于发现和证明，很多人，包括最著名的唐史专家，都以为这两个名称是指同一个管理地方财政的小官，史籍中的不同只是笔误，其实不是。你得承认，冬子的继父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态度端正，他能集二十年的光阴研究“支度”和“度支”这两个字的前后关系，就显示出了某种常人所不能达到的学术境界；但你也得承认，这种境界颇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凄凉；那场讲座中途退场的人数就说明了这一点。本来到场一百多人的礼堂只有不到二十人坚持听完了全部讲座，一人是这场讲座的主持人，几人是学生会的干部，外加几名教授同行，几名礼堂工作人员，以及几名教授的学生，你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听众。而且你坚持听下去并不是对“度支”或者“支度”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冬子。
　　在冬子从精神病院反复进进出出的一段时间里，你曾去看望冬子。冬子回到北京后又住进了那座空荡而凄凉的大房子里，几年过去，你发现，随着冬子母亲的几次骨折和腿脚不便，房间已经无可奈何地邋遢和肮脏下去了，就好像，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房间已经日益打上了冬子及其母亲的烙印，越来越平民化，最后退化为一间农舍里的库房，倒是冬子那位教授继父成了一个暂居此处的局外人。局面也确实如此——现在，是教授蜗居在自己的书房里，终日闭门不出了；唯一可以进入那房间的是冬子的母亲。在午饭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老妇人端着托盘里的饭菜，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小心翼翼地关门；或者，端着吃剩的饭菜走出来，仍然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现在是冬子挂着嘲讽的微笑肆无忌惮地在各个房间走动了，于是你便发现，除了冬子房间临时支起的单人床外，在另一个小小的房间也有一张单人床，这张床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可能容纳两个成年人，这便证实了你的猜测——冬子母亲在这所住宅中，确实像个佣人，而不是女主人。
　　可是，你就这么肯定吗？在教授那终日关闭的、神秘的卧室中，难道不可能有一张双人床？
　　你这么猜测，你得承认，你这种好奇有点低级趣味。
　　在那个凄凉的学术报告之后，冯教授走下讲台，他的学生和主持人急忙走上前去搀扶他，几个听众仪式般地拿着笔记本请他签名；而你，仍然坐在台下，远远注视着他。你不能肯定他看到了你，注意到了你，或者想起了你。在你有限的几次拜访中，老教授总是闭门不出，无论他还是你，对对方都十分陌生和淡漠。你惊讶地发现，和你第一次见他相比，教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那么有风度和仪表堂堂，即使面临冷遇，即使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也一副处乱不惊的风度。你仔细打量着那张保养得十分好的，几乎看不到岁月痕迹的脸，想从中看到冬子自杀一事留下的痕迹，然而，你失望了。教授无疑已经乘坐着自己的学术这张魔毯飞离了时间之外，飞离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和卑微的情感……你听到主持人抱歉地说到观众的退席，说到现今学术界的浮躁和拜金主义，你听到冯教授用他一如既往的南方口音十分温和而平静地回答道：我做学问，从来不是为了听众。
　　你由此肃然。
　　你从没见过教授与冬子母亲有任何交谈。在你有限的几次造访中，你见到的始终是蜗居——不是教授蜗居在书房里，就是冬子和母亲蜗居在厨房里。在厨房和书房之间是一段寂静而冰冷的、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的中间地带。这地带长满了我们看不见的野草，竖着我们看不见的铁丝网。这是一道三八线。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家庭，这个有着空荡荡好几间大房间的居室里，竟然没有一张能够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吃饭和谈话的，大一点儿的餐桌！你想起了冬子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在北京的家里，他没有家的感觉。你之所以很晚才返回北京，是因为在外地上学并成了家，而冬子，却是有意留在了当地。他说他喜欢树林，喜欢那些沉默高大的树木、矮小孱弱的树木、混沌无语的树木，在这里他感到安全。冬子是真的想在遥远的黄土高原找到一个自己的家，但他在最后还是只能离开，先是离开女孩，然后离开那些树。
　　平心而论，冯教授对冬子是尽了一个继父的责任的。冬子在离开水泥厂后到了一家地方林场工作，一干就是几年，虽然他本人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但却始终是他母亲的一份牵挂。是教授凭借了手中的关系将冬子调回了北京。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有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用这个能力来报答老师的弟子，也是情理之中。冬子在一个研究所里有了一份工作，负责分发报纸管理信封文具，你不能说冬子喜欢这工作，但在外人听来，比起他在黄土高原刨地或者种树，似乎是强多了。但冬子对继父完全没有感激之情。他对继父的仇恨似乎由于这份工作变得更深了。心情郁闷的他和一个护士结了婚，但不久就被诊断患了肝炎，这种和情绪有关的病最后又由于心绪不佳愈发恶化，导致了冬子糟糕的人际关系和每况愈下的处境，导致了他最终离职，离婚，甚至离开这个世界。
　　你曾经去过冬子工作的单位，那是在冬子刚刚新婚不久。你下了火车，直接去找冬子。在一座建于五十年代初的俄式灰砖楼里，你找到了冬子的办公室。所有的研究室都在楼上，冬子的办公室却在楼下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走廊里堆满了杂物和废弃的柜子文具，你必须穿过这纷乱弯曲的迷宫才能到达冬子的房间。一间小小的散发着霉味的斗室，距离地面很高的窗户上围着锈迹斑斑的栏杆，一线飘荡着尘土的灰暗的天光（不是阳光）曲曲折折地漏进来。水渍斑斑的天花板上日光灯终日开着，照着冬子负责分发的那些报纸和文具器材。每天，冬子有一次机会走出这个地下室到楼上那些明亮的房间中去，背着分理好的报纸信件去敲开一间间办公室，将报纸信件交出去并请房间里的人在一个收文本上签名。收文本上至今保留着这些签名，或清晰或模糊的、或整齐拘束或龙飞凤舞的签名，那是冬子和光明中的人们的唯一联系。冬子说除此之外，他就没有理由走上楼梯了。当然人们下楼来找他搬运桌椅或领取文具的时候除外。从理论上说，他是可以走上楼梯走进那些明亮的房间去和人们谈话交流的，但不知为什么冬子没有这样做，也许，这和冬子那个做教授的继父有关。冬子显然有些封闭，而且也没有愿望打破这种封闭。可以想象在冬子得了肝炎后这种封闭将更加严重。你感到隐隐的不安，这铁栏杆下幽暗的斗室让你想到了牢房和监禁。当然你没有对冬子这样说，你说的是人人都会说的话，例如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只要回京就是好的，只要年轻，就青山不怕没柴烧，等等等等。冬子坐在窗下带着嘲讽的微笑听你说着这一番陈词滥调；冬子最后说了一句让你印象很深的话，冬子说你难道没觉得这地方比渣滓洞更差？渣滓洞里还有许多人，而这里，我是一个人。
　　冬子去世后，在那次讲座曲终人散之后，你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冯教授讨论冬子处境的机会。你问教授为什么那么快地把冬子送到精神病院，而不是把他留在家里治疗。教授反问你两个老人是否有这个能力和力气。接着你又问教授是否想过给冬子调动工作，教授回答说很困难，以冬子的学历，能在研究所里有这样一份差使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注意到教授说的是差使而不是工作。沉默了一会儿你又问教授去没去过冬子的办公室，教授说没有，也没这个必要。教授的回答无疑让你有些激动，你提起了那阴暗，那霉味，那孤独，还有冬子关于渣滓洞的说法；你的责备是明白无误的，你觉得教授会愤怒了，为你那冬子式的忘恩负义愤怒了，但相反，他非常冷静。他仍然用那温和的语调慢慢说：
　　那是他。我的一个研究生，就是从那地下室里考上来的。
　　你无言。
　　冬子，你也无话可说。因为你没有本事从那地下室里，通过考研究生，爬上二楼，三楼，四楼。
　　对结局的必要交待
　　很多年后你出差陕北，顺便回到这个山沟中的水泥厂。昔日狭窄的驴车小道，如今已经是熙来攘往的宽阔马路，在旁边一家饺子馆里，你和退休厂长王长海喝了整整一箱啤酒。你们说到当年在苏家沟的那次“指导工作”，说到水泥厂那些难忘的人和事，流逝的时光涤荡了你们之间的所有芥蒂所有隔阂，你们像水下躺着的磨光了棱角的石头那样心平气定，兄弟一般彼此拍着肩头发着感慨。王长海的头发已经花白，显得苍老落拓，但皱纹密布的大眼睛仍然锐利，碰到美丽女人仍有炯炯流光溢出。他告诉你，当年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返城，“除了一两个埋在土里走不动的，”他还说，苏水珍嫁给了厂里一个车间主任，现在，这个人恰好荣升了水泥厂的厂长，说到这里你和他都会心地笑起来。但王长海马上不屑地说，现在的厂长哪能和咱们那时相比？现在这厂子，名义上是咱们的，其实已经有一半的资产卖给了一个什么台商，说厂长不过是傀儡一个！不过他马上又承认，苏水珍这丈夫倒是有一手，厂子没见富起来，他自己家倒是富起来了，在市区里面有两套什么复式的房子，就是家里有楼梯的那种……你很自然地问起水珍的近况，王长海一笑：胖了，不上班了，据说在家当太太，生了两个儿子，手上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戒指……你想象着发胖了的戴着金戒指的苏水珍，哑然一笑。
　　王长海的语调透着隐约的失落和自嘲：你说这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说她没脑子吧，眼睛倒是挺毒的。就说当年她被推到粪坑里的时候，你能想象今天吗？所以我说，女人是九条命的猫，死不了。
　　你将话题转到王长海的夫人身上。你问她可好。王长海用平淡的语气说，这个薄命的女人早死了，一年前就死了。他在厂区后山上给她买了块墓地。我们两人的墓地，王长海说，只等到时候我就能躺进去。墓碑也刻好了，是我们两人的，当然，我的那个缺了个数字。王长海哈哈笑起来。
　　你也一笑，却有些肃然。
　　你们自然谈到了冬子。这是个好娃，王长海感叹，对人真心，可惜一辈子都在钻牛角尖，不像水珍，钻进去能出来，他是钻进去出不来啊。王长海目光炯炯地打量你。我说老弟，我可要说个不客气的，在这事情上，你是不是不如冬子，也不如水珍？有些人就是命好，总欠别人的，没办法。
　　你沉默。
　　王长海嘲讽地眯缝了一下眼睛。你想不想看一个东西？他将胳膊上的袖子卷起来，那个血红的十字伤痕露了出来，略微高出皮肤，像一条半埋伏的红蚯蚓。你这小子，当年可是够毒的。可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你的吗？当年，我完全可以把你小子揍个半死。当时我房间里藏的有人。我告诉你，我房间里当时藏的有人。我知道你小子不会善罢甘休，你们知青都他妈的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事先，在你提着刀子来找我的时候，我在里间屋就藏了几个人。
　　你目瞪口呆。
　　你还应该记得那个医院。那天，在你和王长海谈话的第三天，你托运好了你和冬子的行李，拿着两张招生推荐表，到几十里外的县医院来接冬子。出乎意料的，你在病房里碰到了水珍。她是和两个女工一起来的。她给冬子提了一筐大红枣，据说这枣能补血。腿上打着石膏的冬子行走不便，只能坐在床上和来人说话，他激动得脸都红了，显然不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你的到来让他十分高兴，他让你招待她们，水珍却说不用，她们马上要回去了，她只是来送送你们。你立即猜到，她已经从王长海那里知道了你们回京上学的消息。
　　你送水珍走出病房，那两个女伴已经十分知趣地走开了。你和水珍沿着长长的病房走廊，来到外面的空地中间。正是初夏，一棵老槐树挂着粉嘟嘟的满树繁花，团团蜜蜂在嗡嗡飞着，空气中飘荡着浓烈的花香。
　　你们在一棵大树下站住了，浓浓的树阴投射到你们身上。
　　我们过两天就要去上学了，你说。
　　我知道。她说，脸上掠过阴影。
　　沉默。蜜蜂嗡嗡叫着。
　　所以我来，是为了他的腿，她急忙说，没想到会……会这样。我，我从厂长那里听说了，听说你去找过他……不管怎么说，我想说，你们毕竟还是好人……也许，也许……真不应该。也许，对不起……
　　你没想到她会这样说。你的心动了一下。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尤其是我，你打断她。
　　她抬眼望着你，脸色煞白。你看到一丝泪光，晶莹的泪光在她黑黑的眼睛里闪烁，颤动着，马上要滚落下来了。她猛然转过身。
　　她快步跑出大门，抹着眼泪。你站着，你看到那小小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的树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