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呼吸

这天上午,刘民的情绪不太好。一大早,他在菜市场拉着一车的青菜萝卜和肉呀蛋呀的往回走,一路上尽管他走得小小心心,还是先后被人厌恶地骂了好几个“傻逼”。当然,骂也就骂了,搅在这么一个人多、车多、行路难的城市里,别说慢腾腾地蹬一辆三轮车,你就是骑摩托,开大奔,甚至轻手利脚地走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要想不被人骂上几句傻逼其实也难。这没什么,很正常。没想到的是,刘民刚回到餐馆,气还没等喘匀呢,王留栓就挠着个脑袋要请假。不用说,王留栓请假,刘民就得替他“过油”,一想到“过油”,刘民的情绪顿时就坏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虽说店里有七八个伙计,平时却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哪个人有事了,得病了,不能上班了,刘民就得顶上去。什么杀鱼,配菜,洗盘子……这么说吧,除去当不了厨师炒不了菜,剩下的活儿,没有一样他没干过。不干咋着呢?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餐馆,他是这里的主人,是老板。

　　现在,刘民之所以不愿意“过油”是因为时间不对。要是昨天或者是明天,都可以,过就过呗。所谓“过油”无非就是给厨师打个下手。按理说,刘民的餐馆不大,只有七八张小桌,厨房里有杂工、配菜工、凉菜师,还有一个大厨,行了,够耍的了。可是不行。不知道是城里的生活节奏太快,还是城里的人嘴急——吃起东西来,那是一时不等。刚点了菜,人就坐不住了。快点,快点!一个劲地催,最后,把厨师都催急了,手忙脚乱地骂,说再快还得炒熟了吧?想快吃生肉去,拉死丫的算啦!更气人的是,有时候菜都炒到锅里了,人家却摆着手说算了,算了,不要啦!还忙着呢!这才糟践人哪。忙啥呢?刘民早把这样的人看透了,说忙,只不过是个借口,是个幌子。想吃得简单一点,又觉得没有面子,就说忙呗。大鱼大肉太贵了,就说慢呗。基围虾做起来最快了,你点基围虾嘛!说白了,舍不得吃罢了,不想花钱罢了。

　　话是这么说,毕竟做的是生意。后来,刘民还是给厨师加了一个帮手。有焯水过油的菜,活儿分两头,这边焯着水,过着油,厨师那边先炒别的菜。最后,两厢合一,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王留栓就是这个“过油”的伙计。小伙子人不错,干起活儿来也踏踏实实。就有一点不太好,在刘民的印象中,他好像动不动就请假,而且,一请假就是跟老婆去透环儿。以前,透就透了,刘民从没说啥。这一次刘民却有些不太高兴,他拧着眉头说,你怎么老是去透环儿呢?

　　一句话,把王留栓问了个满脸通红。

　　说起来,这事也怪不得王留栓。王留栓的老婆也在北京打工。按照村里的规定,凡是外出打工的已婚育龄妇女,每间隔三个月,必须到医院做一次透环儿,并寄回一张未孕证明。

　　王留栓说,不透不行。

　　刘民说,啥叫不行?

　　王留栓说,村里不让。

　　刘民说,不让能怎么的?这么远,他还找到你北京来不成?

　　王留栓说,找倒是不找……

　　刘民得胜似的看着王留栓,说,这不得了!他不找你还去透什么透?

　　王留栓一听就慌了,他说,那可不行,要是不把证明寄回去,他们就在家里抓我妈!

　　看看王留栓,刘民一突然没电了。他虽没见过王留栓的妈,但脑海里还是浮出一个乡下老女人的形象来:两鬓苍白,一脸皱纹……不寄证明就抓他妈……当时刘民都差一点被气乐了,同时又有点心酸。这是谁琢磨出来的招儿呢,这些个混账!

　　不过,刘民还是想扭转一下这个局面。他提醒王留栓,说今天可是周六。王留栓说他知道,那个医院没有假日,哪天去都可以。刘民皱了一下眉头,问王留栓能不能明天去。王留栓说不行,他老婆已经从郊区坐上车啦。

　　刘民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说行啦行啦,你去吧!

　　王留栓走后,刘民便坐在餐馆里生气。

　　刘民生气,是因为他今天有事。刘民的事倒是不大,说白了,也就是玩玩。只是上次玩完之后,刘民已经答应了人家,说今天一定去,并且他都跟人家“拉钩”了。本来刘民也没想要“拉钩”,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说话算数,还拉什么钩呀。可彭梅不干。她竟孩子似的伸出一根手指来,生要和刘民“拉钩”。刘民觉得拉也不好,不拉更不好。索性一想,拉就拉吧。彭梅个头挺高,也挺胖,身体的每个段落都挺丰满的,手也是。钩着彭梅白白胖胖的手指,刘民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也钩了。虽说这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的把戏,但钩了就是约定,就等于签下了合同。刘民本想吃过早餐就去履行这个合同的,哪想到王留栓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要跟老婆去透环儿,不给他假又不行。刘民能不闹心吗?

　　正闹心,秀萍乐颠颠地来了。秀萍就是这样,早晨的情绪总是好于晚上。每天早晨,她都是满怀信心地来到餐馆,到了晚上,该关门了,打烊了,还怏怏地不愿回家。那种做生意的劲头就像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从早到晚,老是绷得紧紧的。为此,刘民没少劝过她,让她别着急,放松点。他说钱这东西,可不是一天就能挣足的。可秀萍总是松不下来。不但松不下来,有时候她还生气。她说,你说得倒好,谁不想轻松?可咱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干啥?不就为了挣点钱吗?一句话,就把刘民给闷了回去。没治。

　　秀萍一进餐馆,见刘民有些闷闷不乐,以为餐馆里出了什么事。一问,竟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她说,你这人哎,人家去透环儿,你噘的哪门子嘴呢?

　　秀萍的话说得很俏皮,耐人寻味,听得两个服务员笑起来。刘民却觉得没什么好笑的。相反,一想到和彭梅“拉钩”的事,刘民倒越发觉得生气,可这话又不好直说。

　　怎么说?平心而言,秀萍是个不错的人。她心地善良,能吃苦,做生意的时候,挺要强,做老婆,该温柔的时候也温柔,只是思想上太传统,太守旧。到北京四五年了,还老是和城里的观念接不上轨。记得第一次见到彭梅的时候,秀萍就闹了一肚子的气。那天刘民带着彭梅到餐馆来吃饭,此外,还有七八个男女,都是歌友。所谓歌友就是平时凑到一起唱歌的人。这些人,以退休的中老年为主,其中也有四十多岁的职业男女。每逢周六,他们就聚集在公园里,这一堆,那一伙,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号人,不干别的,就是唱歌。这些人唱歌有个特点,那就是口味很高,很挑剔。通俗歌曲一律不唱,没意思,再说年龄上也不合适了。一般地说,唱通俗歌曲那是年轻人的事,得一边跳着摇着一边唱,嗓子必须要沙哑,还得不断地做出各种痛苦状……眼前的这些人,都不年轻了,受不了那样的折磨了。要唱,就唱“民族”的,最好是唱美声的,讲究,难度大。唱美声就得从胸腔里向外发音,口型要张得开,再稍稍往回收一点,要这样……发音的时候,整个口腔里就像含着一个橘子似的,啊,啊……对了!这才是美声哪。于是一边交流一边唱……啊啊地吊嗓子,找感觉。接着才渐渐地转入正题,唱《三套车》,唱《红梅赞》,唱《我爱你中国》……拿情拿调,如痴如醉。唱了一遍又一遍……太棒了,真抒情。一呼一吸,肺叶全张开了,浑身通透,舒服死啦!什么疲惫与压力、烦恼与痛苦……全没了,唱掉了,冰消雪释了。怎么着?散吧?走吧?哎,刘老板,你不是开餐馆的吗?AA制,到你那儿撮一顿去吧?于此之下,刘民就把人拖拖拉拉地带来了。

　　一开始,还都不错。吃呀,喝呀,有尊有敬。毕竟都是一些唱歌的人,懂礼貌,讲文明,挺好的。可没“好”一会儿就不行了,竟有人心血来潮地唱了起来。唱就唱吧,反正店里已经没有了其他客人。开头的时候,秀萍还觉得蛮有趣的呢,她坐在旁边,边听边笑。没想到,后来却越唱越大发了。也难怪,唱歌这玩艺儿它传染呀,煽情呀。结果,有个人带头,就全唱起来了,并且没完没了。唱了半个下午,空调一直呼呼地开着。那空调哪是小呀,柜机,五匹,还是那种老式的。费电不说,运转时间一长,就发冷似的打摆子,一个劲地哆嗦。哆嗦得秀萍心都疼了,她禁不住几次去看旁边的那个电表,嗖嗖地转,好像都闻到一股胶皮味了。再不关就完了,烧了。可是刚关掉,就有人粗着喉咙直叫,嘿!这大热的天儿,不开空调哪成呀?我说这么热哪!于是就得开。急得秀萍一个劲儿地打转悠,一碰上刘民的目光就瞪他一眼。可是瞪有什么用,总不能撵人家走哇!

　　终于“差不多了”,作鸟兽散了。

　　刘老板再见!

　　大姐再见!

　　再见……

　　刚转过身来,秀萍的脸就变了。她忿忿地看着刘民,告诉他这样的人以后少往餐馆里领。她说什么素质,还都是老师哪。刘民一听,禁不住地笑了。其实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师,干啥的都有。秀萍说,不是老师充什么大尾巴蛆?刘民说人家互相叫老师,那是尊敬,也是谦虚。谦虚个屁吧谦虚!秀萍说,再不谦虚就上天了。刘民说,搞艺术的就那样,其实人都挺好的。秀萍不屑地说,还搞艺术,不就是像那些扭秧歌的人一样么?纯粹是闲的,有病!这怎么叫有病呢?刘民用不解的目光看着秀萍。在他看来,没事了,聚到公园里,环境好,空气又好,唱唱歌,散散心,挺好的。秀萍说,快得了吧,以后少上这来散心。她受不了,空调也受不了。她说,尤其是那个胖女的,张牙舞爪最能挣了!那么胖,还又唱又扭的,哪来的那股疯劲儿呢……

　　秀萍说的那个“胖女的”就是彭梅。

　　现在,刘民能说和那个胖女的都“拉钩”了,必须得去公园里唱歌,不能在餐馆里过油了吗?

　　这话不好说。也没法说呀。

　　刘民不说,秀萍却看出来了。吃早饭的时候,她发现刘民一言不发,只是喝粥。而且把声音弄得很响。喝粥是应该有一点声音的,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呀。秀萍看了刘民一眼,说你怎么不吃咸菜?刘民说我吃呢。你光喝粥啊?说着,秀萍拿起一个馒头,一掰两半儿,把其中的一半递给了刘民。刘民无声地咬了一口,腮上立刻鼓起一个疙瘩,恨恨地嚼着。

　　秀萍觉得刘民心里有事儿。啥事呢?总不能就因为王留栓请个假,就把脸子吊得跟水儿似的吧?她想着想着,恍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哎呀,今天是周六吧?

　　刘民没有搭言。不搭言,就等于秀萍说对了。意识到说对了之后,秀萍就笑了。她说看我这记性,我咋忘了今天是周六了哪,我说有人不高兴呢,人家还唱歌去哪。这个王留栓,早不去晚不去,怎么还今天去透环儿呢。

　　秀萍的话,直达刘民的内心。只是听起来有点别扭,虽不能说她是在表扬王留栓,但至少也让刘民听出了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这让刘民感到恼火。他看着秀萍,说我唱歌还犯法是怎么的?

　　秀萍立刻把笑收住,你说话怎么像吃了枪药似的呢?我说你犯法了吗?

　　秀萍的目光咄咄逼人。刘民没再吭声。他知道秀萍的脾气,如果再呛上她一句,说不定就会擦枪走火,干起来了。所有的伙计都在围着桌子吃饭,怎么能在这样的场合吵起来呢。

　　刘民无声地嚼着馒头,同时也嚼着一肚子的委屈。

　　老实说,像那些城里的人一样,刘民之所以去唱歌,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爱好,此外还出于一种空虚,或者说是一种无聊。每天买菜回来,如果没有工商、防疫、防火办、城管、居委会什么的来检查,刘民反倒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况且,刘民还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没事,就想在餐馆里找点什么事做。一找事,秀萍便说他碍手碍脚,说他碍事。她说行了哎,这点活儿还用着你了?快找个地方呆一会儿去得了。可是上哪呆着去呢?在餐馆里坐着,没地儿。到餐馆外边去站着,站不了多久,腿就酸了。刚想蹲一会儿呢,也不行——主要是皮肤不行,太粗糙,还黑,往那儿一蹲,像块乌煤似的,与小餐馆白亮亮的瓷砖背景一对比,反差太大。秀萍一看都被气乐了,她愠怒地说,看你像个……受气包似的,你在这儿蹲着干啥?

　　没办法,刘民只好蔫着脑袋回家。

　　家倒是不远,就在餐馆附近,只是,这个叫“家”的地方太小了。往大说也不过十平米,而且是夹在一个非常拥挤的杂院里,窗子都没有。走进屋里,那是真正的暗五天日。晚上没办法,总得有个窝儿住。大白天的回这个“家”来,有什么意思呢?也不能老是睡觉呀,再睡,还能睡出个花儿来不成?寻寻觅觅中,有一天,刘民突然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二胡。他眼睛一亮,就把二胡摘下来了。

　　刘民喜欢二胡,而且拉得好。在煤矿的时候,他就是靠这把二胡把自己从井下调到“地面”上来的。即使下岗之后他和秀萍闯到北京开起了餐馆,刘民也没忘记带上这把二胡,只是几乎没有派上用场。最初,他还拉过几次。那时候,刘民的餐馆还开在北京的远郊。远郊其实不错,人少,肃静得很,只是生意有些难做。中午还有几桌人吃饭,到了晚上,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竟没有一个顾客的身影。实在坐不住了,刘民就拉拉二胡。刘民最喜欢拉的是《二泉映月》,曲调悲凉委婉,哀哀怨怨,如泣如诉。有一次,他正拉得悲切,秀萍竟嘤嘤地哭了起来。她一把夺过刘民手上的二胡,差一点给他扔出去。她说拉什么拉?再这么下去,你就拿它要饭去吧!从此这把二胡就被刘民封了起来,不拉了。此后几经周折,刘民从远郊跑到了城中,又开起了现在的这家餐馆,一番苦心经营,总算把生意做了起来。这期间,刘民一直都没有动过这把二胡。他想,现在拉一拉总是可以的吧?这么一想,刘民就把二胡放在了腿上,吱吱呀呀地调弦儿,接着便有滋有味地拉了起来。

　　刚拉了个前奏,隔壁的李大妈就把门敲开了。老太太戴着“治安”的红袖标站在门口,用一种意外的表情看着刘民手上的二胡,是你拉的?刘民不好意思地笑笑。李大妈说,我还以为是放电视呢。刘民就赔着笑脸谦虚,他说李大妈,瞧您老说的,我哪赶得上电视里拉得好呀,瞎拉!李大妈没有表态。其实不管是刘民拉的,还是电视里拉的,在李大妈看来根本没什么区别,也没必要区别,都一样。李大妈说,我是告诉你一声,我们老头儿心脏不好,你得小点声拉。

　　刘民一听,直敲自己的脑袋。他想真是该死,该死!我咋还把这事给忘了呢!

　　的确,刚租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李大妈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他和秀萍,说他们老头儿心脏不好。平时说话呀,开门关门呀,或者干这干那的,最好都注意点,小点声。李大妈说,既然一个院儿里住着,就得互相照顾,您说是不是?当时无论刘民还是秀萍,都连连点头,说,李大妈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话是好说,做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餐馆打烊晚,每天晚上回来,院子里的人早都休息了。了进院,刘民和秀萍就得把话收住。然后轻着脚步,小偷似的从李大妈的窗外溜到自己的门口,用一把特意摘下来的单独钥匙,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再轻轻地把门关上。一切都很成功,哪想到,就在摸着黑去拉灯线的时候,却一脚踏翻了地上的脸盆儿,咣啷啷,竟像个转盘似的在地板砖上转了起来,真是惊心动魄。一猫腰,赶紧把那个操蛋的玩艺儿按住!

　　咋把脸盆放这儿了?

　　放那儿就不知道小心点?

　　黑暗中,两个人小着声地顶了两句。原以为没事了,这时,几声夸张的咳嗽却从隔壁传了过来一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隔音效果一点不好,太差了!

　　隔音不好,就更得小心。刘民是个聪明人,第二天他就把脸盆换成了塑料的。塑料这玩艺儿的确不错。别说是碰,你就是踢它一脚,再踢一脚,它也不会发出那种尖锐的响声了。问题是,脸盆不响了,能保证别的什么都发不出扰人的声音来吗?房子里毕竟住着两个大活人呀,是人就得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琐碎,而且丰富多彩。这可麻烦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夜深了,人静了,什么说话、刷牙、洗脚、看电视(基本不看。想看,就先把声音拧到无声,再一点点儿地调音量。更多的时候,就干脆让它哑巴着,反正有画面有字幕,参考着看也能知道它演的什么意思),总之,在所有与声音有关的事情上,哪怕是上床睡觉啥的,都一律小心着,克制着。不克制怎么行呢?人家老头儿心脏不好。人之为人,想必这么一点人道主义同情心,刘民和秀萍还是有的罢。当然,不想克制的时候也有。有一次,屏声敛气的刘民,憋得心脏咚咚直跳,实在是压抑,他突然就泄气了,他说这哪行?照这么下去不是完了吗?

　　为此,刘民都不想在这个院子里住了,秀萍却不想再搬家。她认为这房子好歹离餐馆近一些,住着方便。再说就是往哪儿搬,只要不是自己的房子,还不都是一个样?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搬过好几个地方了。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地下室太闷,还潮湿。第二次,刚租了房子没几天,就闹着倒建,要拆迁。上一次搬家,则完全是出于无奈。本来那是一间挺好的房子,比现在的这一间还要宽绰一些,租金也不贵。只是,院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孤寡老太太。据说,她和慈禧还有点什么亲戚关系。其实,谁和谁是亲戚都正常,碍不着刘民什么事。不正常的是,这个慈禧的亲戚神经不太好,喜欢骂人,而且动不动就撵刘民走,告诉他别在这个院子里住,滚蛋!按理说,刘民不滚也没事,这院子不是她一个人的,房子更不是。用房主的话说她管得着吗?您住您的,甭理她!那就住吧。住着住着,有一天老太太却哭了,生说刘民和秀萍要杀她。尽管刘民苦口婆心,跟院子里的人一个劲地解释,说她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杀她干啥呢?再说我们做的是生意,杀她有什么用呢?可是解释归解释,事后,刘民总觉得那个院子里的人一看见他和秀萍,眼神儿就有点怪怪的,好像他们真的暗藏着什么杀人动机似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还咋住哇?一气之下,刘民和秀萍才搬到了这个院子里。

　　秀萍的意思是,没有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她说除非将来有了大钱,自己买房子,那时候就谁也管不着了,咱想咋着就咋着!你说是吧?说着秀萍重重叹了一口气。其实秀萍也压抑。但压抑有什么办法呢?她说,现在就只能对付着闹吧。

　　刘民一想,也是,那就对付着闹吧。此后,不管白天黑夜,床上地下,房里屋外……他们千方百计,把所有对别人不利的声音都自觉地、理智地、细致人微地克服掉了。刘民却偏偏忽略了这把二胡!

　　当时,刘民是点头哈腰,一个劲地给李大妈道歉,他说您老放心,我是绝对不拉了!

　　不过后来,刘民还是拉了。他是在公园里拉的——那天,他赌着气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往石凳上一坐,一弓一弓地拽,同时还哆哆嗦嗦,不断地揉弦。他拉得激情澎湃,忘乎所以,似乎把尘封了几年的一种爱好,一种情感,一种说不来的压迫,借助于一曲《江河水》,一股脑儿的,全拉出来了,特别痛快。一曲罢了,竟有几个人啪啪地给刘民鼓掌。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向刘民直翘大拇指,她说OK!真棒!

　　这个人就是彭梅。

　　后来,到公园的时候,碰上,彼此点点头,算是认识了。

　　再后来,刘民就加入了“唱歌一族”,哼哼呀呀地唱上歌了。

　　最初,刘民去唱歌的时候,秀萍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在她看来,平时除了买菜、有事的时候,刘民还得在餐馆里忙东忙西,也挺辛苦。没事了,呆也是呆着,既然他有那个爱好,而且是每周才那么一次,想玩就玩去呗。可自从领教了彭梅他们在餐馆里的那一番闹腾之后,秀萍的态度就变了。再说起唱歌的事来,她的口气就有点酸了巴唧的,时不时的还要刺激刘民几句。她说人家都是城里人,你去瞎掺和啥?刘民却不以为然。他说,唱个歌还分什么城里城外?那个卖鱼的倒是个外地人哪,天天晚上去扭秧歌,还打头阵呢。

　　“那个卖鱼的”是个安徽人。她三十多岁,白天穿着水靴戴着防水的大围裙,在隔壁的菜市场里腥气十足地卖鱼,一点都不起眼儿。可是到了晚上,红袄绿裤子地一换,一手执一把粉扇子,往秧歌队的排头一站,比城里的那些女人特别是比那些老头老太太可精神多了。锣鼓一响,扭得那叫欢实。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恨不得把屁股都扭掉了。有一天秀萍看了都啧啧称赞,她说你看那个卖鱼的扭得真好!小腰多软呀。当时刘民还跟秀萍半真半假地提了个建议,他说没事的时候你也去玩玩,活动活动挺好。秀萍像是吓了一跳,眼睛都瞪起来了,她说我有病呀,还是吃饱了撑的?

　　没法交流。

　　在眼前的问题上,刘民就又一次遭遇了这种“没法交流”。见他既不吭声又闷闷不乐的样子,秀萍是这么说的:咱也犯不上为这么个屁事生气。你觉得生意重要,你就“过油”;你觉得唱歌重要,你就唱歌去呗。

　　秀萍的话听起来像是息事宁人,实际上却硬硬地将了刘民一军。不用说,把生意和唱歌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哪头轻哪头重,刘民还是知道的。他甚至觉得,秀萍这是在故意玩弄他的感情。刘民满肚子是气,正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地一下响了。

　　电话正是彭梅打来的。刚揿下接听键,刘民就听到了彭梅的呼吸声。不知怎么回事,人一胖,连呼吸声都比一般的人重一些。刘民“喂”了一声之后,彭梅开始说话。

　　她说你是刘老板吗?

　　刘民说我是刘民。

　　彭梅说,你听出我是谁了吗?

　　刘民刚想说你是彭老师,又突然意识到秀萍就在旁边,便马上改口说,听出来了。

　　成呀!头一次打电话,就听出我的声音来啦?

　　彭梅的声音挺亲切,也挺兴奋,说着她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彭梅是个性格活泼的人,这也许与她原先的职业有关。原先,彭梅曾在单位的老干部活动室工作,整天和一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打交道,组织他们唱歌、跳舞、打打麻将什么的。用彭梅自己的话说,一天到晚,就是一个玩,特有意思!可是玩了好几年之后,领导却不叫她玩了,让她搞收发。为此,她一连生了好几天的气。但生气有什么用?领导的心里有数得很,就那十几个老干部,说句不太尊重的话,现在是死的死,瘫的瘫,活着的岁数又越来越大。老了,风烛残年了,别说唱唱跳跳呀,啥都玩不转了,还玩什么玩?只是,老干部不玩了倒可以,彭梅不玩哪成呀?一个月没过,她仔细地照了一回镜子,把自己都吓蔫了。脸上的皱纹多了,皮肤没有光泽了,特别是精神上,也是每况愈下。吃饭呀,睡觉呀,啥啥都没意思了,没兴趣了。还老是失眠。这还了得?于此之下,她便跑到公园里玩去了。刚玩了几次,那些唱歌的人就发现这个女人不错。玩得好,漂亮!这才是真正的女高音哪。而且玩的时候,彭梅给人的感觉很认真,没架子,还联合人。不管是原来的歌友,还是新入伙的人,彭梅一律善目相待。她说愿玩就在一块玩呗。没歌谱吧?先看我的,客气什么,下次我再复印几份不就成了吗?特热心。特善于扩大队伍。如此这般,没多久,这个彭梅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一伙人的组织者。

　　刘民就是被彭梅这么“组织”进去的。一开始,刘民还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那时他与秀萍现在的想法基本一致,人家都是城里人咱去掺和啥呀?可经不住彭梅的热情鼓动,他还是和那些城里人一块玩上了。刘民唱歌嗓子一般,甚至算不上好,他就是调儿拿得准。谁的哪一句歌唱得不对,走调了,刘民一听,立马就听出来了。他说哪位哪位老师,这一句您唱得不准确,要这样唱……说着,刘民小声地哼唱了一句谱子。被示范的人也跟着哼唱了一遍。刘民说这就对了。其他人在旁边一听,也觉得对了。彭梅就亮着眼睛看刘民,说嘿,看不出哎,不光二胡拉得棒,唱歌方面也蛮内行的嘛!其实,刘民不但二胡拉得好,此外像快板呀,笛子呀,小号呀,甚至扒谱子,配器,编排节目什么的,都能闹一气。在煤矿的时候,他还当过业余文艺队的队长呢。听了彭梅的称赞,刘民不经意地一笑,他想,你们没看出来的地方还多着哪。

　　没多久,刘民就不唱歌了。

　　是彭梅不让他唱的。上个周六,彭梅带来了一个消息。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歌友,说社区里的人早就注意上他们了。他们发现,每到双休日公园里就有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这一堆,那一伙的,还以为是干什么的呢。后来才发现是唱歌的。而且,除了唱歌之外,没别的。这就放心了,非常好。为了把这种自发的、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引向一种健康之路,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社区准备在十月份,也就是下个月,搞一次群众性的“激情演唱会”,届时,要有一些著名的歌唱家来和群众一起参加活动。此外,还将邀请电视台和一些媒体的记者来采访呢。歌友们一听,都激动了,都振奋了,都瞪着眼睛看着彭梅,说是真的吗?彭梅生气地说,什么叫是真的?办事处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儿,没这事儿,您说我还能瞎掰呀?这么一说,大家都兴奋得不行了,像一群孩子似的,噢噢直喊。彭梅却犯愁了。彭梅犯愁有彭梅的道理,她是觉得像现在这么个唱法根本不行。她说,到时候也拿不到台面上去呀。

　　接下来,便好一顿嚷嚷。

　　众人嚷嚷的时候,作为一直没显山露水的“行家”,刘民也忍不住地说话了。他说大家现在这个唱法,其实根本就不叫合唱,只是齐唱。合唱得有领唱,有合唱。领,又分男领、女领,还有男女双领。合里又分男声合、女声合,更讲究的,还得分高音部、低音部,二部轮唱,三部轮唱……刘民说得有板有眼,一套一套的,把好几个人听得直眉瞪眼,又摩拳擦掌。后来,又酝酿了半天,意见才趋于统一:必须把过去的齐唱改为合唱。不用说,彭梅肯定是女领了;五十多岁的赵老师,平时就有“小杨洪基”之称,被推为男领。一切都定出个眉目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怎么也得有个指挥的吧?于是,有的相互推举,有的毛遂自荐,都试了,都不行。不理想,不太带劲。有的合不上拍儿,有的像“纺线”,还有的表情太不自然了,瞪着眼睛要打架似的,没把人笑死。后来彭梅就提议让刘民试一试。

　　刘民说,我行吗?

　　彭梅鼓励他说,行不行的,你就试试呗。

　　刘民乐了。他说,那就试试吧,如果不行,大家可别见笑。

　　刘民把话说得如此谦虚,无非是有意卖个关子。其实,他心里还是有谱的。彭梅不知道,在煤矿的时候,刘民本来就当过指挥。每逢全矿务局有个大型文艺演出或比赛什么的,刘民那是特别露脸——燕尾服一穿,领结一戴,大幕拉开的时候,他已经面向乐队背向观众地站好了,正做翘首挺胸状,小公鸡似的精神!静默中,他舒缓地张开双臂,把观众引入一种期待。突然,一个示意性的动作,乐曲声就响起来了。什么西班牙斗牛士,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都是名曲。刘民很有风度地指挥着,指挥着……渐渐地,节奏越来越快,曲调越来越高,把小号声都调进来了。乐曲进入高潮的时候,刘民的指挥最有看头,只见他越来越忙,把头发都忙乱了,他的身体不断地往前倾去,再倾去……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小,小得就像是哆嗦了……最后,终于张开双臂了,身体又突然向上一提,指挥棒在空中一抖,一个收式,一甩头,乐声戛然而止。散乱的头发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特别神气。刘民转过身来,走向台前,缓缓鞠躬。台下的掌声哗地一下就响成一片了……那时的刘民;是何等激动,春风得意啊。只是后来就不行了。时代在前进,煤矿也改革了。这一改,节目不演了,比赛不搞了,还把刘民给改成个下岗的啦。

　　不用说,刘民“一试”,那种久违的感觉就回来了。开始他还有些保守,有些拘谨,到最后,他已经完全放开了,指挥的动作,准确,大胆,如行云流水。一曲结束,片刻宁静。彭梅突然伸出剪刀般的两根手指,手臂向前一冲,兴奋地叫了一声,吔——

　　接着,众人一片叫好。

　　棒极了!

　　真过瘾!

　　当时,刘民就像是做了一次精神体操,满脸红润。到了散场的时候,他还一直沉浸在一种说不来的轻松与兴奋中呢。

　　彭梅问,你下周六还来不来?

　　刘民说,来吧。

　　彭梅说,说话算数?

　　刘民说算数。

　　彭梅说,那不行,咱得拉钩!

　　彭梅还在刘民的手机里咯咯地笑着。笑得刘民心里一个劲地发毛。不必说,她是为了“拉钩”的事找上门来了。果然,还没等把笑打住呢,她就问刘民去了没有。刘民告诉彭梅他今天有事,去不了。彭梅一顿,立刻不笑了,她说你讨厌,你烦人!你怎么这样啊?刘民解释了半天,说他真是有事。尽管彭梅非常失望,最后还是把刘民给放了。她问刘民下午能不能去。刘民说下午还练呀?彭梅说,瞧您说的,不练哪成呀?练!

　　彭梅的声音很大,把刘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秀萍就在旁边,为防止彭梅把“拉钩”的事说出来被秀萍误解,他只好把手机紧紧地压在耳朵上,不让彭梅的声音透出来。

　　奇怪的是,那天“拉钩”的事,彭梅却提都没提。也许,城里的女人就是这样吧。不该认真的时候往死里认真,该认真的时候,又往往像个马大哈了。

　　挂掉手机,刘民的心情顿时松快了不少。他想这才扯淡哪。早知道彭梅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又何必当回事似的跟秀萍计较。结果把俩人都闹了个不痛快。

　　现在好了。痛痛快快地“过油”吧。

　　没等刘民“过油”,王留栓就回来了。他走进餐馆的时候,刘民正在门口的一张桌子前坐着。当时刘民的情绪很好。此前,他趁秀萍整理昨天的账目的时候,凑过去,搭搭讪讪地说这说那,基本把秀萍那种别别扭扭的表情给扭转过来了。刘民的情绪一好,想起早晨请假的时候,他没给王留栓一个好脸,现在,反倒觉得王留栓有点可怜见的。就想逗一逗王留栓,他绷着脸问他,透环儿了没有?

　　哪知道,刘民的情绪好了,王留栓的情绪却坏了。听了刘民的问话,他只是点了点头,一声没吭地走进了厨房。把刘民一下子晾在了那里。

　　刘民怔怔地想,这小子是咋的了呢?

　　在刘民的餐馆里,王留栓是唯一结了婚的伙计。小伙子为人老实,平时寡言少语,干起活来也特别本分。绝不像以前那几个过油的小伙子那么刁钻,那么狡猾。该过油的时候过油,没过油的菜了,就站在那里,贼着眼睛看厨师怎么掂勺,怎么用火,怎么添油加醋地炒菜……看来看去,就看出门道来了。噢,掂勺的时候要这么掂。锅包肉出勺之前,要淋一点老抽。鱼香肉丝要这样。宫保鸡丁要那样。水煮鱼,清蒸河蟹……得!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明白手就痒,菜单子一下来,人就乐了。说师傅你歇着,我来吧。于是拉开架势就炒。什么醋溜土豆丝,清炒小白菜……先简单,后复杂,日复一日,循序渐进。行了,不简单了。于此之下,把勺啪地一扔,还过啥油呀过油?不干喽,走人喽,他大爷的,咱也去找个厨师的干干!把人气死。

　　相比之下,王留栓来了已经快一年了,除了一心一意地过油,一点别的意思没有。看着王留栓那种“干一行专一行”的样子,刘民都感动了。他建议王留栓,没事的时候也学学炒菜。王留栓说他不想学,学也学不会。说完,还用一种认真的表情看着刘民。刘民一下子就泄气了。他想,这小子难道真的受过什么刺激?

　　原来的王留栓不这样。没到餐馆之前,他曾在一个叫“美里美”的家政公司里打工。在“美里美”打工的人不少,活挺杂。王留栓干的主要是“开荒”。所谓“开荒”,就是谁家买了新房,已装修好了,再找家政公司完全彻底、千干净净、一尘不染地收拾一遍。开始王留栓不明白“开荒”是什么意思,明白了之后,他就和几个新来的小伙子偷着乐,说这城里啥都是先进的,就是语言不行,完蛋,太落后,给新房子搞个卫生都得到咱们乡下去借个词儿用呢,还“开荒”!操,到楼房里去种地啊?

　　不管咋说,开就开吧。刚开了两个多月,王留栓就开到人家的床上去了。那天,他是和带弟两个人去的。如果多去一个人,就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了。可是老板不让多去人,他说好几个人干了一天,还没整完?多大个房子呀?今儿就去俩人算啦!老板说得没错。其实要不是业主太挑剔,头一天就算是完工了。只是业主是个仔细的人,说有几个地方必须再好好弄一弄。弄到中午的时候,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王留栓和他媳妇带弟,两人就有点散漫下来了。毕竟带弟是从农村来的,皮肤跟刮了皮的藕一般白净。在别人家,见到什么都新鲜和好奇。她说王留栓你看这房子咋这么大,这房主肯定特有钱吧?王留栓说那还用说。带弟唉地叹了声,她说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别说住这么大的房子了,就是这床咱俩也买不起。她说王留栓你看这床多好啊,真大!啥也没铺就这么软,这是弹簧做的吧?王留栓就一边搭着话,一边凑了过去。开始,俩人还只是坐在床沿上,一颠一颠的,体会这张大床的柔软与舒服。可是颠着颠着,王留栓却一时性起,一个鹞子翻身,就颠到带弟的身上去了。当时带弟还矜持了一下,说你想干啥?别有病啦。王留栓涎着脸说,我就想干这个。又说,你看看,我是不是真有病了?特疼!带弟一看,脸一红,心一动,浑身立刻就软了。带弟一软,王留栓便趁势嚣张起来。哪里想到,就在王留栓的动作越来越快,就要逼近终点的时候,咔一声锁响,去附近“吃个午饭”的业主,突然推门而人。

　　当时的情景,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也可想而知。

　　看着床上的场面,业主先是目瞪口呆,接着就哭了。业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尚未结婚。是一家歌舞团的演员,虽说不太出名,长得也一般,但毕竟识文断字,又是搞艺术的,面对这样的场面,人家能不哭吗?

　　王留栓和带弟彻底傻了。可是光傻了哪行呀?女演员立刻拨打了110。警车呼啸而至。来的人一胖一瘦。原以为是挖门撬锁,哪想到事情这么严重!胖110看了一眼哭哭啼啼的女演员,二话没说,咔地就给王留栓戴上了铐子。与此同时,他还打量了王留栓一眼,心想,瞧你这德性,还想吃天鹅肉哩!

　　就在这时,躲在门后的带弟才知道事情已不仅仅是丢人,看起来,已经相当严重。她顾不得害臊,扑通一声,就给警察跪下了,吓得110眉毛突然一跳,嘿!这是怎么啦?

　　后来一问,才全明白了。胖110看着女演员,抱歉地一笑。他说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好办了呢。女演员问110,什么意思?两个110就一胖一瘦地给女演员解释。意思是这样的:身份证都验了,这两个人还真是两口子。虽说他们不该在别人家里办这样的事,可话说回来,这毕竟不是公共场所。要是在大街上,或者是商场里,都行。说他们耍流氓也好,破坏公共秩序也罢,那是非拘了他不可!可是,这就没法弄了。法律上没这方面的规定,没依据,让丫钻了法律的空子啦!您说是不是?

　　110毕竟是110,法律上的事,肯定比女演员懂得多一些。说完,他们就把王留栓手上的铐子取了下来。取下王留栓的铐子,似乎又觉得对女演员不公平。于是就用手铐顶着王留栓的脑袋,说我警告你丫的,以后注意点,别像个狗似的想在哪儿做就在哪儿做,你听明白了吗?王留栓一边摸着手腕子,一边像电影里被宽大了的汉奸一样,使着劲儿地点头。

　　110走后,王留栓和带弟这才喘上气来。还是带弟灵透些,会说话儿,嘴也甜,她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女演员,她说大姐,让我们接着干吧,今天的工钱我们一分不要。女演员惊讶地看着带弟,还想干呀?情急之中,她把电视里最常用的一句台词都用上了,她说你有没有搞错啊?说完,又觉得这句话太轻了,不解劲。这毕竟不是在电视剧里演戏,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里的事,比起那些狗屁编剧瞎编出来的情节要复杂得多,也气人得多。当时女演员都气蒙了,说粗话了,她说我操!做你的美梦去吧!

　　接下来,事态便进一步恶化。女演员找到了“美里美”家政公司。老板听了事情的经过,开始还一个劲地乐,说丫真他妈会找地方。后来看女演员要动真格的了,老板才想认真地解决问题。他好话说了三千六,女演员却一句都听不进去。房子一天没住,床也是刚刚搬进去的,全被他们弄脏了,玷污了,知道不知道?女演员说,少废话,我告诉你们,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啦!最后,气得五十多岁的老板脸都青了,一支烟卷儿刚抽了几口,就在烟灰缸里摁死了。他看着王留栓和带弟,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们都听见了吧?别在那戳着啦!去吧,整钱去吧!说完,还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王留栓。

　　一听说让他整钱去,王留栓就立刻傻了。上哪儿整去呀?别说是这辈子当牛下辈子做马都挣不来,就是去偷去抢,也整不来那么多的钱呀。这么一想,王留栓顿时就扑到女演员的脚下去了。女演员一怔,还以为王留栓要抱她的脚哪,她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说,你少给我来这套,没用!话刚说完,就发现地上的人像一只被抹了一刀的鸡似的,一扑啦一扑啦地抽了起来。在场的人这才毛了,除了女演员矜持着没动,其他人全上手了,好一顿收拾,才把王留栓的一口气给收拾上来。女演员的进攻,暂且告一段落。但她却告诉“美里美”的老板,事情没完!

　　后来的几天,趁双方冷战之机,还是老板想了一招儿,他让王留栓出钱,又托人找了个记者,从中调和,并暗示女演员,要追踪采访,要把这件事拿到报纸上去让读者讨论云云。这么一吓唬,女演员怕影响到自己的名誉,这才自认倒霉。否则,她就把这个“美里美”公司起诉了。

　　事情摆平之后,老板相当生气。鉴于王留栓和带弟给本公司造成的恶劣影响,本想扣掉两个人的抵押工资,然后再炒了他们的鱿鱼。可是当他一边吸烟,一边把低头耷脑的带弟从上到下地看了一遍之后,老板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告诉王留栓和带弟,按着公司的规定,必须狠狠地处罚!可考虑到两口子出来打工也怪可怜的,不容易,他是想了又想,才决定给予从轻处理。这样吧,老板看着王留栓说,你先走人,叫你媳妇先在这儿干着。至于罚款的事,既然你们说家里实在困难,那就算啦。老板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会儿窗外。然后回过头来,用征求的口气说,你们商量一下,看这样行不行?

　　行行行!

　　钱都不罚了,还有啥不行的呢?

　　当时,王留栓和带弟都要给老板跪下了。

　　几天后,王留栓到餐馆来应聘的时候,刘民一眼就看中了他。小伙子身体不错,跟人说话的时候还脸红,挺纯洁挺朴实的一个人。只是,时间不长,秀萍却发现王留栓有点不大对头。有时候跟他说句话,他都是一怔一怔的。秀萍说,我怎么看王留栓好像受过什么刺激?刘民却乐了,他说神人也让你看

　　正吃着饭,刘民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彭梅打来的。她告诉刘民,她们已经练了一个上午,现在又集合好了,正等着刘民快一点过去。她问刘民,到底去还是不去;彭梅的声音在手机里很大,也很急,似乎都有些不大高兴了。

　　刘民的餐馆离公园很近,也就是两站地的距离。当他匆匆赶往公园的时候,歌友们已经等得搓火。

　　这人咋那么牛逼啊,上午不来,下午还老是等他?

　　发牢骚的人叫老胡,是上午才“入伙”的一个歌友。老胡这个人有意思,他五十多岁,黑瘦,脖子上的喉结很大,操一口浑厚的京腔京韵。他年轻时曾给局长当过秘书,后来还当过十几所的科长。在岗位上的时候,总觉得烂事太多,咋干都干不完,不是开会,就是写材料,烦死个人。可是被“一刀切”下来之后,该休息了,才觉得精力充沛得不行,根本就“休息”不进去。休息不进去,又没事干,啥都看不惯了。瞅哪儿哪儿不顺眼。甚至,看着两个孩子都别扭。以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谓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顾得上好好端详端详自己的孩子,现在一端详,才发现上大学的女儿和正读高中的儿子,各有特点,一个都不像他。原本性格挺好甚至有点委琐的一个人,突然烦躁了,性情上变得很激进,很愤怒,动不动就生气。不妙的是,老胡一生气,他爱人就更生气。这才不好整呢。老胡的爱人比老胡小几岁,是个处长,还没有退休。她问老胡,整天没气儿找气儿想怎么着?女处长的声音和目光都极其尖锐,扎得老胡透不过气来。说实话,老胡也不想怎么着。他只是觉得心里乱七八糟的,很郁闷,很闹心,非常之烦。但在女处长眼里,老胡完全是“他妈的瞎烦”。她说,我一天上班下班还得弄家务,都快让烦给压死了,知道吗?你还烦了,装什么孙子!老胡的爱人阴着脸,把包一抡,饭都没吃,就上班去了。这时候,老胡侧在那里,愣一会儿,蔫一会儿。有一次,他还一跺脚摔碎了一只碗。

　　后来,老胡就苦着脸转到公园里去了。公园在老胡眼里,是城市里的乐土,是市民进行私人活动和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得以释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连公园都没有的城市,犹如大街上没有厕所,是最不道德的。

　　在公园里;老胡最先玩的是跳舞。同那些唱歌的人一样,每到周日,公园里的小广场上总是聚集着一些跳舞的人。不知谁把家里的录音机都贡献出来了,在地上一放,咔地揿下按钮,舞曲便响起来了。快四,慢三,探戈,伦巴……换着样地跳。开始老胡是狠着脸子跳,动作还特别夸张,像个小丑,渐渐地就不那么跳了。他好像找到感觉了,表情也温柔了,舞步越发稳重起来。偶尔,还这样那样地玩几个花样儿。很不错的。只是跳来跳去,旁边却有人不高兴了,生气了,用一副讨厌的嘴脸看着他,说,这个师傅您还有完没完?这是你的舞伴吗?结果老胡一下子尴在了那里。没有舞伴,又想跳舞,这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后来为了跟人争舞伴,老胡还跟一个胖子相互指着鼻子骂过一次。要不是有两个人及时劝阻,用对方的话说“就抽他个老丫挺的了”。一气之下,老胡才又玩上了唱歌。

　　玩上唱歌,才知道唱歌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性格浮躁,又好较真儿,而别人又偏偏不买他的账,老胡总觉得跟一些人尿不到一壶里去。所以这儿唱几天,那儿唱几天,不到半年,整个公园里七八伙唱歌的,差不多都被老胡串遍了。现在,老胡跟着彭梅这一伙人“有组织”地唱了一个上午,又听说社区里要搞。“激情演唱会”,他觉得这一伙比别的好,唱着舒服,来劲儿。越来劲却等不来指挥,老胡就有点焦躁起来。他问彭梅,指挥的人是哪个区的。彭梅告诉他,说是外地的,就出毛病来,一个打工的,哪来那么多的刺激?刘民说,他就是那种木讷人。

　　可是不久,王留栓就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那一段时间,餐馆里的生意不错,那天晚上,刘民让厨师炒了一桌子的菜,跟他们喝酒,意思是犒劳一下伙计们。这一犒劳,就把伙计们的话全犒劳出来了。几杯酒下肚,个个都成了酒乱了。特别是说到来北京打工的经历,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一宗宗,一件件,都是一些遭罪的事,但时过境迁,却常常把人听得笑起来,非常苦涩,也非常有趣儿。当时只有王留栓愣在一旁,不言不语。刘民问他怎么不说话。王留栓说他没什么好说的。刘民说没有好说的就得喝酒。王留栓说他喝酒。说着,就把满满一大杯白酒咕咚咕咚地全干下去了。两个服务员目瞪口呆,说王留栓你傻啊?王留栓直着眼睛说,我受过刺激。

　　说完,就捧着脸哭了。

　　刘民以为王留栓喝醉了,就没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事后,倒是伙计们把王留栓的这句话当作了笑柄,甚至演绎成了一句谴责词,一句妥协语。平时谁和谁逗起嘴来,动不动就会有人说,“你受过刺激呀?”或者说,“我受过刺激,行了吧?”最初,王留栓听到别人用这句话互相攻击的时候,还有些反感,不太高兴。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无所谓了。他不但不反感,有时候,他自己还拿这句话去攻击别人呢。

　　乱哄哄的饭口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内部人吃饭的时候,唯独不见王留栓的影子。秀萍问王留栓怎么不吃饭。一个伙计说他不吃了。秀萍说,跑了一上午了,又干了一中午活儿,不吃饭哪行呀?她看着刘民说,你叫他去。

　　平时,秀萍和刘民都很善待伙计。王留栓刚到餐馆不久,有个服务员被常来吃饭的一个男顾客给勾搭走了,据说是卖手机去了。当时,秀萍就想把王留栓的老婆招过采。她说两口子在一起干,也好有个照顾。刘民觉得秀萍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人长得咋样呢?毕竟是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在家政公司里干可以,当服务员行不行?刘民推敲了半天。秀萍听了,觉得刘民的考虑也有道理。当时正好厨师也找秀萍,说他的表妹想到北京来打工,问秀萍要不要。秀萍就答应了。等厨师又黑又胖的表妹刚来没几天,王留栓的老婆带弟就到餐馆来了,说是让王留栓跟她去透环儿。俩人一走,秀萍直后悔。她瞪了刘民一眼说,就怨你!坦率地说,刘民也没想到王留栓会有这么一个老婆。虽说是乡下人,却长出了几分城里人的模样儿,白白净净的,而且条儿也好,穿着打扮得也利索,一点不像那些有了孩子就破罐子破摔的乡下妇女。秀萍觉得没把带弟挖过来,实在可惜。刘民却觉得没什么可惜的,反正王留栓在,以后有了机会再说呗。

　　机会是有,却一直没有“说”成。先是带弟的老板不放人,据说还急得带弟哭了一场。可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哭了就能解决的。“美里美”的老板说,走可以,两个月的抵押工资甭想要!这咋走?后来则是带弟自己不想来了。她对王留栓说,告诉你们老板,我就在这儿干了,这里挺好的。此后,秀萍也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既然人家在那里干得挺好的,还老是惦记人家干啥?这才是多余呢!

　　刘民来到厨房的时候,王留栓正蹲在厨房里打蔫。问了半天,刘民才把事情搞明白。原来,王留栓去跟老婆透环儿的时候,人家说带弟的环儿没了,丢了。

　　刘民一听,忍不住直乐。他说这么点事还犯得上不吃饭了?丢就丢了呗,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再戴一个不就行啦?王留栓沮丧地嘟哝着说,不值钱,可是麻烦呢。刘民说,再麻烦,你也得吃饭呀?

　　老板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刘民注视下,王留栓只好站起身来,跟着刘民去吃饭。

　　正吃着饭,刘民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彭梅打来的。她告诉刘民,她们已经练了一个上午,现在又集合好了,正等着刘民快一点过去。她问刘民,到底去还是不去;彭梅的声音在手机里很大,也很急,似乎都有些不大高兴了。

　　刘民的餐馆离公园很近,也就是两站地的距离。当他匆匆赶往公园的时候,歌友们已经等得搓火。

　　这人咋那么牛逼啊,上午不来,下午还老是等他?

　　发牢骚的人叫老胡,是上午才“入伙”的一个歌友。老胡这个人有意思,他五十多岁,黑瘦,脖子上的喉结很大,操一口浑厚的京腔京韵。他年轻时曾给局长当过秘书,后来还当过十几所的科长。在岗位上的时候,总觉得烂事太多,咋干都干不完,不是开会,就是写材料,烦死个人。可是被“一刀切”下来之后,该休息了,才觉得精力充沛得不行,根本就“休息”不进去。休息不进去,又没事干,啥都看不惯了。瞅哪儿哪儿不顺眼。甚至,看着两个孩子都别扭。以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谓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顾得上好好端详端详自己的孩子,现在一端详,才发现上大学的女儿和正读高中的儿子,各有特点,一个都不像他。原本性格挺好甚至有点委琐的一个人,突然烦躁了,性情上变得很激进,很愤怒,动不动就生气。不妙的是,老胡一生气,他爱人就更生气。这才不好整呢。老胡的爱人比老胡小几岁,是个处长,还没有退休。她问老胡,整天没气儿找气儿想怎么着?女处长的声音和目光都极其尖锐,扎得老胡透不过气来。说实话,老胡也不想怎么着。他只是觉得心里乱七八糟的,很郁闷,很闹心,非常之烦。但在女处长眼里,老胡完全是“他妈的瞎烦”。她说,我一天上班下班还得弄家务,都快让烦给压死了,知道吗?你还烦了,装什么孙子!老胡的爱人阴着脸,把包一抡,饭都没吃,就上班去了。这时候,老胡侧在那里,愣一会儿,蔫一会儿。有一次,他还一跺脚摔碎了一只碗。

　　后来,老胡就苦着脸转到公园里去了。公园在老胡眼里,是城市里的乐土,是市民进行私人活动和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得以释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连公园都没有的城市,犹如大街上没有厕所,是最不道德的。

　　在公园里,老胡最先玩的是跳舞。同那些唱歌的人一样,每到周日,公园里的小广场上总是聚集着一些跳舞的人。不知谁把家里的录音机都贡献出来了,在地上一放,咔地揿下按钮,舞曲便响起来了。快四,慢三,探戈,伦巴……换着样地跳。开始老胡是狠着脸子跳,动作还特别夸张,像个小丑,渐渐地就不那么跳了。他好像找到感觉了,表情也温柔了,舞步越发稳重起来。偶尔,还这样那样地玩几个花样儿。很不错的。只是跳来跳去,旁边却有人不高兴了,生气了,用一副讨厌的嘴脸看着他,说,这个师傅您还有完没完?这是你的舞伴吗?结果老胡一下子尴在了那里。没有舞伴,又想跳舞,这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后来为了跟人争舞伴,老胡还跟一个胖子相互指着鼻子骂过一次。要不是有两个人及时劝阻,用对方的话说“就抽他个老丫挺的了”。一气之下,老胡才又玩上了唱歌。

　　玩上唱歌,才知道唱歌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性格浮躁,又好较真儿,而别人又偏偏不买他的账,老胡总觉得跟一些人尿不到一壶里去。所以这儿唱几天,那儿唱几天,不到半年,整个公园里七八伙唱歌的,差不多都被老胡串遍了。现在,老胡跟着彭梅这一伙人“有组织”地唱了一个上午,又听说社区里要搞。“激情演唱会”,他觉得这一伙比别的好,唱着舒服,来劲儿。越来劲却等不来指挥,老胡就有点焦躁起来。他问彭梅,指挥的人是哪个区的。彭梅告诉他,说是外地的,就住在附近。老胡说外地的?干吗让个外地人来指挥呀?他行吗?彭梅说,什么叫行呀,艺术感觉特棒!二胡拉得才好哪。

　　话音未落,刘民就到了。

　　歌友们一阵夸张的欢呼,让刘民感到挺神气,又有点不好意思。接下来,彭梅便组织大家“开练”。先是《红梅赞》,接着是《歌唱祖国》……歌友们练得特别认真,练得激情澎湃,把刘民的情绪调动得也相当投入。他似乎比上一次指挥得更娴熟,更自信,更奔放,更有力度感了。只是,曲子当中有几处“二部轮唱”的地方不太整齐,有点乱。刘民告诉歌友,不能“抢拍儿”,耳根子要硬才行。他说该唱的时候再唱,不该唱的时候就别张嘴,不能一听见别人唱就跟下去,那就唱乱套了。有个老太太看着刘民,虔诚地说,事是这么回事,一唱起来怎么就好顺嘴呢?刘民一笑,他说其实这才是二部轮唱,最简单的一种。在煤矿的时候,他还搞过四部轮唱呢。

　　是吗?四部轮唱呀?

　　那可更棒啦!

　　当然啦!刘民说,听起来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效果,就像大海里的波涛一般,哇儿——哇儿——哇儿——哇儿——,一涌一涌地,此起彼伏。再加上乐队伴奏,那才叫合唱呢。

　　刘民说得有点陶醉,同时也感染了一些歌友,大家正用一种很羡慕的目光看着刘民,这时,始终站在一边的老胡说话了。他说这就是你们请来的指挥?彭梅问他怎么样,专业不专业?老胡没有吱声,他看着刘民,先是叫了一声“刘老师”。说实话,这么长时间,刘民总听歌友们之间相互称为老师,却始终称他为老板。老胡这一声“老师”叫得让刘民都有点感动了。他微笑地看着老胡,问他什么事。老胡说,他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他在什么单位里工作。刘民说他没单位。这时,彭梅狐疑地看着老胡说,您问人家在哪单位干吗?凑到一块,不都是唱歌的吗?老胡说他不是那意思,就是想问问这老师是干什么的。

　　刘民一看老胡那种较真儿的样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告诉老胡,他是开餐馆的,他说是个小餐馆。他觉得没什么可掩饰的,一点都不可耻。

　　老胡点点头说,这就对了。

　　彭梅不解地看着老胡,问他什么叫“对了”。

　　老胡说,您没瞧他指挥时的架势呀?一掂一掂的,嘿,他妈整个一掂勺!

　　老胡一边说,一边摹仿着炒菜掂勺的动作,还一挺肚一挺肚的,特别滑稽。 众人哄然大笑。 刘民顿时怔住。他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刷地涌到了脸上,涨得他很想说一点什么。但刘民却什么也没说。刘民不说,是因为他不想惹事。在外地人中曾有一种说法,说城里人都是瞎咋呼,你越怕他他越来劲儿,你一瞪眼他就老实了。其实不对。至少,也不能说是全对。刚来北京不久的时候,刘民就是在这种错误信号的误导下,跟一个修自行车的人瞪过一次眼睛。事情的起因是,刘民的三轮车剐了修车人的三轮车。按理说,都是三轮车,铁家伙,又不是纸扎的,剐一下没什么,而且刘民还一个劲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时候如果对方说一句“没关系”,事情就会得到圆满解决了。可是对方不但不说,还不依不饶地追问——你长眼睛是干啥的?这才不好回答哪。越是不好回答,修车人还越是追问。事逼不过,刘民的火就上来了,他一瞪眼说,再不讲理别说我给你砸了!本来刘民是想吓唬一下对方,说话的时候他心里虚得很。没想到这才惹出麻烦来了呢。对方不但不怕,反而还支持刘民砸他。他立刻抄起一把修车的锤子,向刘民举着,同时还把脑袋伸了过来,让刘民“往这儿砸”!

　　刘民一看,可怜见,顶都秃了。

　　这怎么砸?

　　别说是刘民,就是个流氓恶棍,大概也下不了这种黑手呀。结果,闹得刘民非常狼狈。有了那次教训,刘民再不敢轻易口出狂言。一旦遇上难缠的主,该训就训,能躲就躲。即使这样,还免不掉要常常被人教训上几句。说起来凑巧,刚才在公园门外,刘民就被一个卖地图的人给教训过一顿了——那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肩上挎着一个布兜,他问刘民要不要北京地图,新版的。也怪刘民他欠嘴,说话不加考虑,不要就不要得了,他竟说他是老北京了,还要什么地图?不料一句话就把人家给惹恼了。那人立刻瞪起眼睛,问他什么叫老北京。接着,他还非常激动地追着刘民,好一顿给他上课。他从老北京说到了“旗人”,他说“旗人”有八姓,您知道吗?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多数又改成了汉姓……他跟着刘民,边走边说,喋喋不休。直到刘民买了票,又返回身来,都进了公园了,那人还京腔京韵地喊了一句,还敢跟我玩蝎了虎子?不要地图没关系,别他妈瞎说!

　　刘民就怕碰上这样的茬儿,一句话不对付,就像胶皮糖似的粘上你。所以,看着表面上洋洋得意,却分明透出几分斗鸡神情的老胡,刘民就不想理他。等所有的人都笑完了,平静了,刘民才告诉彭梅,说他得先走一会儿。彭梅一愣,说刚练这么一会儿怎么就走呀?众人也说,还没过瘾哪,怎么也得再练一会儿。刘民原本想笑一下,显得轻松些,不知怎么回事,却一点都没笑出来。他说,对不起,我还得回去掂勺呢。说完,便硬着脖子走了,头也没回。

　　刘民一走,众人的表情都一下子严肃了。彭梅不满地看着老胡,嗔怪他说话太不客气。其他的人也小声议论。有的说,刚来头一天就出这事儿。有的说,既然想到一起玩,就得讲团结。其中一个老太太说得最好了,她说,这不是团结不团结的事,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您说是不是?

　　对于众人的议论,老胡却嗤之以鼻,他鄙夷地说,我干吗要尊重他?他是谁呀?啊?我就看他是掂大勺!怎么啦?

　　老胡面红耳赤,挑衅般地扫视着众人。他一边说着,还一边拍着自己的大腿,情绪相当激动。一时间,歌友们谁都不吱声了,面面相觑的神态里,好像是在说,这个鸟人他怎么这样啊。

　　刘民也有刘民的自尊。一连几天,他想起老胡的那句话,就禁不住有一种挫败感。其实自从玩上唱歌后,如此的不愉快已经不止一次了。最初在讨论演唱会上唱什么歌曲的时候,刘民就被彭梅给污辱过一次。当时,见歌友们七嘴八舌,提议唱什么歌的都有,刘民就建议来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觉得这首歌挺好,旋律快,节奏感强,指挥起来还能使上劲了。可刘民一说,却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反对,都说不成,不成!那哪成呀?不成就不成得了,彭梅还说他土,说他农民……她说现在是什么时代?都搞城市化个脚丫子的了,你还在希望的田野上呢,你累不累呀!啊?说完了,还像个大母鸡似的,咯咯咯,那个笑哇。

　　当时,刘民的心里特不是个滋味。也难怪,在煤矿搞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节目都是他说了算,他说唱啥就唱啥,那是绝对权威。哪像现在似的,鸡一嘴,鸭一嘴,老母猪也想拱一嘴!这还不算,更让刘民生气的是后来。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就唱《祖国颂》吧。众人一听立刻叫好,说好!太好了!既然是“十月激情演唱会”,不是“三月激情演唱会”,不唱《祖国颂》哪行?必须得扣住题儿呀,您说是不是?

　　刘民没有吱声,他也不屑于吱声。他承认《祖国颂》这首歌的确是挺好,非常不错。让他不服气的是城里人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头。搞一次人口普查,也得在他餐馆的外墙上挂一条红色的标语:“向人口普查的民警学习!向人口普查的民警致敬!”刘民就纳闷儿,学习啥呢?真是庸俗。现在,参加个演唱会,还“不唱《祖国颂》哪行”,谁规定的不行?再说,人家共计让准备三支歌曲,已经定了两首一《红梅赞》和《歌唱祖国》。有歌颂祖国的了,再来一首《祖国颂》,这不是重复了吗?都“顺拐”个蛋的了,还以为自己走的是“正步”呢。不过,想是这么想,刘民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个玩的事,图个乐呵罢了,较什么真呀,没必要。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唱啥,你们还不得听我指挥——可是,就连这么一点自尊,现在,也被那个叫老胡的人给挫败了。居然说他指挥得像掂勺似的——这也太难听了,太污辱人了!

　　刘民愤愤地想,我不掂了可以吧?

　　其实不行。刚到周五,彭梅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又是赔礼,又是道歉的。开始,刘民还特别坚定呢,坚定得都有点顽固了。不管彭梅怎么说,他就是一句话,不去,我还得餐馆里掂勺呢!说这话的时候,刘民的心里充满了伤感,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痛快。

　　但彭梅那边不痛快了。她说掂你个头!还用得着你老板掂勺了?你就是小性子,小心眼儿,心眼儿就像针尖尖那么大!

　　接着,彭梅便开导起刘民来了。

　　她说,男人就该像男人的样子,要有点胸怀。

　　她说,那个胡说八道的鸟人已经被歌友们骂跑了,不唱了。

　　她还说,社区已经决定,下个周六,就搞“激情演唱会”。

　　她嗔怪地说,一些歌星都定下来了,肯定参加,你还拿什么派儿呢?

　　彭梅喋喋不休,把刘民的手机都要说爆了。最后,她干脆就给刘民下了通牒——她说不管怎么说,刘民明天都必须得去。如果不去,她就把人带到刘民的餐馆来唱。骚扰他,骚扰完了,再狠狠地宰他一刀!

　　刘民他能不去吗?

　　周六,刘民一到公园,彭梅老远就飞一个媚眼儿,还夸张地张开双臂,做了一个欢迎和拥抱状。几个六十多的老太太则哇的一声,差点雀跃起来,她们一边拍手,一边问着“刘老板好”,久别不见似的。刘民也回应性地跟歌友们打着招呼。虽是短短的一周,刘民的心里却被那个老胡闹得很是沧桑,竟有了一种重返江湖的滋味。

　　这天,四十多个歌友,一个不落地全来了。原先是一个人伴奏,现在不知彭梅又从哪儿请来了一位。手风琴的音量一下子被扩大了一倍,还没等开始呢,嗡的一家伙,就把大家的精神气全提起来了。领唱不错,男合女合都很整齐,朗诵的人也把词儿背得滚瓜烂熟——“金色的十月,我们满怀激情,踏歌而来,祖国啊……”相当不错。同时刘民的指挥也非常之好,看起来刚柔并济,潇洒自如,相当流畅。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太来劲了!

　　真棒!

　　还说人家指挥得像掂勺似的呢,任嘛儿不懂,瞎掰。

　　哎,对了,你到那边看看去,老胡正给人家当指挥哪,像抽筋似的。 众人笑起来。 刘民一直绷着脸,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心里却特别受用。平心而论;如果不是出于人身攻击,老胡对刘民的评价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事后,刘民还进行过反思呢。虽说老胡的话说得很难听,太夸张,有一种故意羞辱人的意思,但和电视里播出的那场外国音乐会里的指挥相比,刘民还真是找出了自己的许多不足。那天,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把电视的声音调到了微乎其微,他只盯着那个指挥的一举一动,边看,边体会,好一顿摹仿……现在,刘民把那天掌握到的一些风格与动作全用上了。别说是歌友,他自己都感觉挺好。于是,在一种挺好的感觉里,刘民和歌友们都练得很投入,很亢奋。

　　结束的时候,彭梅告诉大家,下周就搞演唱会了,明天是最后一次练习,大家必须都来。说完,她又特别关照刘民,不许掉链子。

　　刘民说,没事。

　　刘民没事,王留栓却有事了。像上次一样,刘民刚买回菜来,王留栓就跟他请假。刘民想,这小子可是真绝啦,他咋还跟我摞上劲了呢?他问王留栓又有什么事。这一次王留栓痛快多了,他说跟老婆去上环儿。刘民这才恍然想起了什么。他问王留栓,上一次发现环儿丢了的时候怎么没直接戴上。王留栓说,医生不给戴。刘民问,摘环儿不给摘,戴环咋还不给戴呢?王留栓说,医生让先吃一个星期的消炎药,才给上呢。刘民不知道医生是真有道理,还是有意推销药品。他想,总而言之,医院就是个最啰嗦的地方,别的那些破事就不说了,戴个环儿也这么麻烦。

　　这一次,刘民没有生气。他觉得不是透环儿就是戴环儿,而且,戴个环儿还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消炎……王留栓已经被这个“环儿”折腾得够呛了。不过,刘民还是告诉王留栓,说他今天还有事呢,不能替他“过油”。他问王留栓,明天去行不行。开始王留栓一直不表态,也许他是觉得事情有些挠头罢,他就站在那里,直挠自己的脑袋。刘民说,又不是什么大病小灾的,一个戴环儿,早戴一天晚戴一天不是一样吗?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王留栓和带弟是第二天上午去医院里戴环儿的。一回到餐馆,王留栓便告诉刘民,他不干了,要走人。

　　刘民听了一愣。他问王留栓,干得好好的,咋还突然不想干了呢?

　　王留栓低着头,吭吭憋憋的不吱声,还把脸扭了过去。后来在秀萍的追问下,他才道出实情,说他老婆怀孕了,想回老家流产去,不干了。

　　刘民意识到王留栓的麻烦又来了。他有些同情王留栓,也为王留栓的麻烦感到莫名的生气。他说你可真行,平时又不住在一块儿,怎么闹碴的呢?

　　王留栓嘟嘟哝哝,说他没怎么闹碴……

　　刘民说,没怎么闹碴咋还怀孕了呢?

　　这么一问,王留栓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说实话,自从到了北京,王留栓还真是没怎么“闹碴”。在家政公司那会儿,他和带弟是各住各的宿舍——男一间,女一间,每间都住着十几号人,想怎么着也不行。有天晚上,两个人倒是跑到城郊的一处荒地里,毛毛糙糙地“闹碴”了一回。后来,就是在女演员家里的那次。再后来,就一次都没有了。这倒不是说两口子不在一起工作,没有见面的机会。机会是有。每个月,王留栓差不多都到带弟那边去上一两回。有时是把自己的工资送过去,让带弟存上。大多时候也没啥事,就是去看看,坐一会儿。有几次,他们还去了城郊的荒地。只是,一次都没有成功。怎么说呢,自从那次在女演员的家里半途而废之后,王留栓就完了,不行了。说起来也怪,平时见不到带弟的时候,还行,甚至有一种干柴烈火的感觉。可一到真章就完啦,咋着都不行,急得王留栓跪在地上直揪自己的头发。有一次带弟也哭了。她一边哭着一边劝,告诉王留栓,说这病不能着急,越着急越不行,只能好好养着。就这么的,养来养去,带弟却怀孕了。

　　刘民和秀萍哪知道这些,一见王留栓那副尿唧唧的样子,刘民就觉得这小子太完蛋,太窝囊。老婆把环儿丢了的时候,不想吃饭,现在老婆一怀孕,连工都不想打了。刘民说邻居家死个耗子——多大个事呀?

　　秀萍也乐了,她说不就是个怀孕么?到医院里一流,啥都不影响,大老远的还犯得上往家跑?哪天你叫你媳妇过来,我和她去!

　　刘民皱着眉头说,谁去都简单,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秀萍说,可不是咋的,昨天你还说哪,好好干上两年,挣点钱回去盖房子。就因为这么点事就把目标改了,那还行?

　　刘民和秀萍轮番地说,轮番地劝。劝了半天,王留栓只是勾着头,一声不吭。好不容易把头抬起来了,他说,老板,我真不干了。

　　见王留栓一点盐酱不进,还越说越上样了似的,秀萍看了一眼刘民,泄气地说,那就招人吧。

　　刘民没有吱声。

　　细说起来,这些打工的本来就是一个流动性的群体。你来他走,都很正常,再招一个人就是了。让刘民为难的是,上哪儿招去呢?这可不是前几年了,刘民刚到北京开餐馆的时候,不招人都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男男女女,一帮一帮的,海了去了,多得城里人直烦。有关部门更是大伤脑筋,头疼,整天研究怎么怎么着才能把这些外地人弄出去。于是大街上清,胡同里查。夜深了,人静了,月儿弯弯照九州,夜色多么好!走吧?动弹着吧?此时此刻,伙计们躺在餐馆的桌椅上睡得正香。有的还做梦了。梦着村前的大山,山后的小河,儿时的伙伴儿……突然,咣咣咣,一通砸门声,一个激灵醒了。

　　谁呀?

　　查证的。

　　完了,全吓毛愣了。刚哆嗦上裤子,人已经进来了。有暂住证吗?拿出来。有有有。哪儿呢?这儿,在这儿……刚递上去。咔咔两家伙,完了,碎了。还有吗?

　　嘿,还瞪什么眼呀?把扣子系好,走!

　　结果,是一车皮一车皮往回送。其实送也是白送。这又不是什么东西,是人,人是活的呀。结果押送的人员刚到家,紧跟着,被遣返的人就一批批地回来了。每次都是。啥法儿没有。后来就渐渐地好了。不清了,不送了。外来人口管理条例中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都作了修改,还废除一些条款。以人为本了。城市正以越来越宽容的姿态,欢迎外地人来就业了。只是拿着高等院校文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奇怪的是,从事重体力和低等工种的人却是越来越少。别的不说,放眼京城,四万多家大小餐馆,哪家的窗子上不是常年都贴着招工的条子?不好招是真的!

　　刘民看着王留栓说,你非走不可我也不拦你,但你总得叫我先招人吧?招到人之后我马上就叫你走,这可行吧?

　　王留栓勉强答应了。

　　可三天没到头,厨师就找上秀萍了,说这几天王留栓也不知怎么回事,就像个“二不愣”似的,干啥都不上心。过油的时候,花生米都冒烟了,炸糊了,他还站在那里瞪着眼瞅哪。说说他,他要么不吱声,要么就把勺一扔,蹲在厨房里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冷着脸生气。厨师说,干脆叫他走得了。

　　晚上,秀萍把厨师的话告诉了刘民,问他怎么办。刘民一听有些生气,便干脆地说,再等两天就叫他走,招不到人,他顶着。秀萍说,既然想让他走,明天就让他走得了,还等两天干啥?刘民说这两天他还有点事呢。秀萍问他啥事。刘民说后天社区要搞“激情演唱会”。话一出口,也才突然意识到他的事在秀萍的眼里本来就不是个事。秀萍果然有些不屑,她说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人家愿意搞啥搞啥得了,你跟着闹腾个啥呢?

　　刘民觉得秀萍的话不太好听,他说,我怎么闹腾来?还闹腾!

　　秀萍哼了一声说,没闹腾,你又买衬衣又买领结的干啥? 刘民顿时语塞。 其实这事都是彭梅闹的。怎么说呢,彭梅是个喜欢把玩的事也当成工作来闹腾的人。按着她的建议,演唱会的时候必须统一着装。为此事,昨天在公园里就好个争论了。有人说,平时穿啥就穿啥得了,随随便便的,更好。有人说,还是统一着装好,上了电视,看着整齐。你一言,我一语,都嚷嚷成一个蛋了。当时每个人的表情都特严肃,严肃得像是一群什么专家和学者。后来,在主张统一 (着装)和反统一的争论中,两个老头因为各执一端,哆哆嗦嗦的,谁也说不过谁,竟梗着脖子上纲上线地对骂起来。一个骂对方“没有文化”,一个骂对方“狗屁不通,无耻”。都一把胡子的人了,一时又变成了不太懂事的孩子,劝都不听。穿啥就穿啥得了,非要争出个你输我赢,你高我低,犯得着么?

　　在乱哄哄的劝架过程中,只有刘民好脾气地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似的一声不语。他觉得城里的人好像一个比一个高明,彼此之间还谁都不服呢,他说了也没用,白扯。有过这方面教训的刘民,现在已经学会了沉默。

　　劝说住了两个很有激情、很有战斗性格的老头儿,人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继续吵吵。后来还是彭梅一锤子定音,说男的一律西装革履。女的,也不能像平时似的大红大绿啦,必须是青一色的西服,白衬衣。

　　哎呀,好看吗?

　　可不是嘛,太死板了吧?

　　还想吵吵?彭梅把脸子拉了下来,她严肃地说,这不单单是她的意见,也是社区的意思。听说是社区的意思,大家才安静下来。既然是社区组织的活动,不听社区的意见哪成啊?行了行了,头都吵大啦,就这么定吧!于是就定了。说实话,社区的“意思”,市民们还是非常配合的。否则,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就不会有那么多老头老太太戴着治安的红袖标颤颤巍巍地“执勤”了。

　　众人的服装定下来之后,彭梅便安排刘民的着装问题。当时,刘民就觉得彭梅把事情玩大了,玩过了。既然是自发的、群众性的演唱会,着什么装呢?没那个必要。再说一律西装革履的穿法,就像专业性的老年合唱团了,往舞台上一站,还可以。在公园里被绿树、红花什么的一衬,就有点不协调了。太正规,太庄重,凭想象就能体会到一种压抑感。

　　刘民说,我就不着装了吧?

　　彭梅亮着眼睛上下地打量着刘民,把他从头到脚地看了一遍,说,不着装你还想裸体是怎么的?一句话,把刘民问了个红脸。一些老太太都嘎嘎地乐。乐了一会儿,彭梅才严肃起来,她告诉刘民,不但要着装,而且最好是燕尾服。说实话,过去在煤矿搞活动的时候,刘民也不是没穿过燕尾服,但还是那句话,那是在舞台上,他总觉得在公园里穿上那么个玩艺有点滑稽,太别扭。况且他也没燕尾服啊。有个老太太说,这么大个北京,还怕借不着一件燕尾服?刘民乐了,北京倒是不小,可是连个认识人都没有,上哪儿借去?借不着就做呗,老太太说,挺大个老板,做一件燕尾服还不容易?刘民看了老太太一眼,心想,你说得轻巧,为了一个玩的事,就去做一件燕尾服?可真是有病了我!

　　刘民说,算了吧,彭老师,我就不穿了。

　　彭梅却不依他。她说,没有说没有的,不穿哪成啊?必须得穿!她说这样吧,燕尾服的事我去想办法,您就甭管了。可是黑裤子、白衬衫你可不能说没有了吧?刘民说黑裤子他倒是有,白衬衫还真是没有。彭梅用无奈的表情看着刘民,她说你怎么这样啊?没衬衫我可不能给你借去吧?自己买去!哎,对了,再买一个领结,要黑色的,明白么?彭梅零零碎碎地说了一通,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哎哟喂,我都差点忘了,还没有那种闪光的指挥棒呢!

　　刘民站在那里,哭笑不得。本来是想在没事的时候来放松放松,玩一玩,哪想到玩来玩去,却玩出了一大堆的麻烦!可不玩又不行,至少,从目前来说是不行。马上就搞演唱会了,现在他能说“你们玩你们的,我不玩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这就是没办法的事。刘民说,搞完这次演唱会,快去个蛋的吧,我可不扯这个臊了。

　　扯呗。秀萍一边抡抡打打地脱着衣服,一边磨叨。她说还激情演唱会,我就纳闷儿,这么多的烂事儿,你那个激情是哪来的呢。

　　刘民看着秀萍,很想反驳她几句,但想了想,却觉得不好反驳——这就是秀萍,平时看起来乐乐呵呵,一旦逗起嘴来,净嚷熊话,啥有劲说啥。

　　刘民不想跟秀萍逗嘴。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也为了在演唱会之前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他觉得必须采取一种迂回措施。他躺在床上,在后面一动不动地盯着坐在床沿上的秀萍,直到她把该脱的衣服都脱掉之后,刘民才伸出手来,一把将秀萍扳了个后仰。

　　干啥呀你?事情来得有些突然,秀萍一时没明白刘民的意图。

　　刘民说,我告诉你我的激情是哪儿来的。说着,他便得寸进尺。行了,行了!你小点声!不是住院去了么?出院了,又回来了!早晨李大妈还告诉让小点声哪。

　　听秀萍这么一说,刘民的“激情”顿时蔫掉了一半。

　　两天后,社区组织的“激情演唱会”如期举行。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天公作美,夜里还下了一场小雨。早晨,雨过天晴,太阳真是金灿灿的。公园里绿树鲜花,到处洋溢着一种和谐与欢乐的气氛。遗憾的是,社区说的那些歌星却一个都没去。所有的歌星都在电话里感叹,说在公园里演出多有意思啊,真好玩!可时间排不开,那天正好还有别的演出哪……请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的都这么说。结果,把社区的人都气蒙了,在办公室直转着圈,说开头还答应得好好的,一听没有出场费,就都有事了,什么玩艺儿!

　　没办法,社区的人只好跟歌友们解释,说是,本来想邀请一些歌唱家和大家一起活动的,之所以没邀请,就是考虑到这次活动主要是突出一个群众性。一开始,听说没有歌星参加,歌友们还很失望,很恼火。说组织者“净龇牛逼!”他们倒是想请人家,可是请得动吗?后来听社区的人如此一说,才闷过劲来。细想一下,可不是咋的,既然是为了突出群众,请那些明星干啥?

　　他们不来才好呢!

　　就是,他们一来,哪还有我们上镜头的份呀?

　　有意思的是,歌星没去,秀萍却去了。本来,秀萍她不想去。平时在唱歌这件事上,她和刘民就没少打过叽叽。现在,就是有心思去凑个热闹,也不好意思凑。可两个服务员却急了。听说刘民他们要在公园里演出,还有不少歌星要露面,都兴奋得满脸鲜红,非拉着秀萍去看看不可。好在公园很近,秀萍就只好去“看看”。

　　公园里一派热闹。这儿一群,那儿一伙,每一处唱歌的周围,都站着一些看热闹的游客。秀萍被两个服务员挽着胳膊,似乎是半推半就,这儿瞅瞅,那儿看看。没看到什么歌星,一个服务员却一惊一乍地看到了刘民。她说哎呀,那不是刘叔吗?在哪儿呢?那不是吗,指挥呢……果然是刘民。原来,白衬衫,黑领结,外罩一件燕尾服的“刘叔”,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不细看,就连秀萍都没看出那个人是刘民。

　　刘叔指挥得真好啊!

　　两个服务员一边看着,一边赞叹。

　　刘民指挥得确实是不错。看,随着旋律的变化,他的表情也在不断地变化——他时而眉头紧蹙,非常痛苦;时而双眼一闭,如同陶醉;紧接着,他又直直地盯着唱歌的一个什么人,用指挥棒一点一点的,作挑逗状……只看了几眼,秀萍就不好意思看了。在煤矿的时候,她其实没少看过刘民的演出。那时,台上台下,全是熟人熟面,秀萍一点特别的感觉都没有。眼下,同样是刘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帮城里唱歌的人而已,看着他的一招一势,秀萍却觉得非常别扭,不得劲,甚至都有点害臊了。看了一会儿,秀萍就不想再看了。她说咱回去吧。但两个服务员却不尽兴,非要再看一会儿。

　　其实,也没看多长时间,三支歌就唱完了,结束了。只见刘民一个收式的指挥动作,四十多人的合唱声和手风琴伴奏声,如刀切一般,戛然而止。漂亮!

　　秀萍都有点激动了。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出了事。几秒钟的安静之后,众人噢地散了队形,有的兴奋得直喊,有的相互击掌。特别是彭梅,激动得跟什么似的,她双臂向上一冲,就地转了一个圈,接着,便走向刘民,在众目睽睽之下,哇的一声,竟跟刘民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秀萍一怔,便泥塑似的愣在了那里。

　　刘民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傍晚。这次演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非常成功。用彭梅的话形容,那就是帅呆了!酷毙了!中午,一些歌友非要找个地儿庆贺庆贺不可。当时刘民不想参加,他说还得回去掂勺呢。彭梅看定了刘民,问他是不是有病?刘民说真的,一个伙计不干了,他得回去安排安排。彭梅一下子淡下脸来,让刘民看着办吧。别的歌友也劝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呀?别扫兴了好不好?推辞不过,刘民便跟着一伙人“AA制”去了。

　　一庆贺,就没完没了。刘民是从“尿道儿”里脱的身。回到餐馆,秀萍不在。两个服务员正伏在桌子上睡觉。刘民轻敲了一下桌角。一个服务员抬起头来,满脸褶子地看着刘民。刘民一问,才知道秀萍回家了。他刚想回去,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便来到了厨房。其他伙计都不在,不知跑到哪“放风”去了。一个刚来不久的小杂工正拉着架势在切土豆丝。刘民问他,王留栓去哪儿了。小杂工说,刚才他还在呢,可能在外边吧?

　　外边却没有王留栓的影子。一直找到厕所,才发现王留栓两手揪着头发,正蹲在那里“用功”呢。小杂工一连叫了他两声,王留栓一动不动,也不抬头。小杂工以为他蹲得时间太长了,许不是睡着了呀?他走过去,扳着王留栓的脑袋一看,只见王留栓满脸是泪。

　　小杂工立刻怔在了那里,他说,王哥你怎么又哭啦?

　　昨天晚上,王留栓就已经哭过一次了。晚上是伙计们最为快乐的时光。餐馆关门了,打烊了,一天的劳动结束了。几个人在椅子上各自摊开行李,一看表,说你大爷的,刚十一点半睡什么觉?于是就山南海北地侃。侃来侃去,就侃邪性了。有个叫小耗子的伙计,竟问王留栓结了婚是什么滋味,好玩不好玩?其他人一听,都嘻嘻哈哈地乐,让王留栓说说。王留栓不但不说,闷了老半天之后,他还哭了。哭得小耗子直眨眼睛,他说你真是受过刺激呀?不说拉倒,你丫哭啥?王留栓说他乐意哭。他说,我自己的眼泪,你管得着吗?我操你个妈的!一向老实的王留栓,不但骂了人,他还瞪着眼睛一种要打人的样子。

　　其实,这几天王留栓就一直想打人。那天,他和带弟从医院出来后,沮丧地上了公交车。怎么就怀孕了呢?在车上,王留栓越想越不对劲儿,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公交车,他竟不管不顾地给了带弟一个嘴巴子。这一巴掌打得狠,带弟的嘴角立刻出了血。王留栓仍不解恨,还想再打。这时一同下车的两个外地人看不下去了,其中一个喊了一声,问他耍什么流氓。王留栓不服气,说这是他老婆。听王留栓这么一说,先前已退到旁边的一些人,才知道这人原来不是什么歹徒。于是就男男女女地围了过来,冲着王留栓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痛斥他——

　　打老婆算什么能耐!有事儿回家说去,干吗在大街上打人呀?这可是首都!

　　就是,还有没有王法呀?

　　真他妈野蛮!

　　什么玩艺儿,给这样的人当老婆,多他妈倒霉呀,干脆跟他离婚算啦!

　　这不是虐待妇女吗?

　　后来,不知谁还粗门大嗓地喊了一句,说干脆报110,收拾丫的!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王留栓早就草鸡了。他丢下带弟,好不容易从人缝里挣脱出来,才知道带弟也跟在他的后边,并且紧紧地拉着他的衣摆。王留栓让带弟撒手,别拽着他!带弟不撒手,也不说话,她嘴角上带着一丝血迹,却用一双泪光闪闪的眼睛看着他。从没打过老婆的王留栓,看着带弟心碎的样子,他一下子就崩溃了。

　　那天,王留栓是在一个地下通道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的。当时带弟一边说着一边流泪。她说她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她说对不起留栓,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我揍死吧……王留栓攥起拳头,整个面孔都凶狠得没个样子了。最后他一拳砸在了水泥地上,脑袋一垂,揪着自己的头发,极其压抑地哭了起来。

　　王留栓被小杂工在厕所里找回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红的。刘民看着王留栓,问他怎么了。王留栓说他没怎么的。刘民说,我还以为你急着回家,哭了呢。 小杂工在一旁偷偷地乐。 接着,刘民就把让王留栓走的事说了。他说,你不是要回去给老婆流产吗?明天就可以走了。王留栓没有吱声。刘民告诉他,这种事最好快一点处理,时间越长越麻烦。说过,他让一个服务员打开抽屉,把身份证给了王留栓,同时给他结清了工资。然后;刘民又吩咐小杂工,让他告诉厨师,晚上安排几个菜,跟王留栓喝点酒。不管咋说,在餐馆里干了一回,按以往其他伙计走时的惯例,也算是给王留栓饯个行吧。

　　刘民一进家,秀萍正虚着一双眼睛呆在那里想事。在此之前,她觉得心里堵得不行,撞墙的心思都有。好不容易“盼”回了刘民,一看他脸红扑扑的、乐乐呵呵、啥事儿没有的样子,秀萍恨不得立刻变成一个“人体炸弹”,像那个胖娘们儿似的一下子把他抱住,去个屁的吧!

　　秀萍这么恨着刘民,刘民却傻乎乎地闷在鼓里,甚至,他还用一种狐疑的目光盯着秀萍,问她“你又咋的啦”,这使,秀萍更加气愤。她先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把刘民云里雾里地打了一通之后,才问刘民,咋不搂着了?直到这时,刘民才知道事情的头尾。

　　真可笑,太可笑了!刘民不屑地说。

　　秀萍立刻反唇相讥,她说是有可笑的!当着那么多人就搂搂抱抱。不要个脸,太不要脸了!还高雅,还艺术,还陶冶情操……快玩他妈溜子去吧!

　　话说得如此难听,两个人便吵了起来。要说两口子吵架,也无可非议。过去,在煤矿的时候刘民和秀萍就吵,到了北京之后还是吵。为此,刘民早就看透了,环境改变不了夫妻的性质,别说到了北京,即使进了中南海,两口子也还是两口子。

　　让刘民不可思议的是,秀萍的脾气好像越来越脆弱了。动不动就酸脸,屁大个事也发火。而且,发起火来还忘乎所以。他愤怒地看着秀萍,又极其压抑地告诉她,让她小点声。他说你嚷什么嚷?

　　秀萍却根本不买他的账,而且声音异常坚定,她说她乐意嚷,怕丢人就别那么做!

　　刘民一脸麻烦,我咋的了我怕丢人?人家隔壁的有病你知道吗? 我用不着你告诉! 秀萍的话音未落,墙壁上果然就吭吭地响了几下。俩人同时一顿。

　　刘民幸灾乐祸般地看着秀萍,他说你嚷啊?咋不嚷啦?

　　秀萍不嚷了。她开始东一把西一把地往包里塞着东西。刘民一看,就知道她的毛病又要犯了。秀萍的毛病是,一吵架就要回家。说起来也怪,秀萍一回到家,见了女儿,见了爹妈,心情便呼啦一下就开朗了,再大的气也会烟消云散了。回到北京之后便浑身是劲,一头扎在生意里,那才积极肯干哪。好像,家是一种什么良药似的。问题是,就算是一种良药罢,但家,也毕竟是太远了。别的不算,一个来回,光路费就得六七百块。再说家里又没什么事儿,老人身体健康,女儿学习努力,而且目标都定了,非考到北京的大学不可。回家也无非是让自己消消气儿——消消气,就得付出千八百块的代价?这也太浪费了!

　　刘民虎视着秀萍,问她想干啥。秀萍耿耿于怀地说,给刘民让地方,让他把那个胖娘们儿整到家来,省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刘民脸都青了,他差一点拍了桌子。他猛地站起来,指着秀萍,警告她,你回家?我还想回家哪!你走我就走,全扔了,爱他妈的谁要谁要!不信你就试试!

　　两个人都很绝情,很愤怒。只是因为声音太小,不匹配,看上去,表情便相当滑稽,个个像是在诅咒似的,咬牙切齿,非常狰狞。

　　不管咋说,刘民的话还是奏效的。秀萍没有走。她把收拾好的包赌气一扔,一头扑到了床上,全无声息。

　　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一会儿,秀萍便头抵南墙,身体开始像蛇似的蠕动,刘民以为秀萍肯定是生气生得呢,肚子疼了。这就叫自作自受。

　　但两口子毕竟是两口子。撑了一会儿,见秀萍还在那里蠕动着,她头抵着南墙,一拱一拱的,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墙里去,刘民终于撑不住了。一问,才知道秀萍不是什么肚子疼,而是憋气,心难受。两口子吵架谁不难受?难受说难受的。没想到,秀萍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她说她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想哭,想大点声地哭一会儿……

　　这扯不扯。

　　刘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隔壁,觉得秀萍的想法真是幼稚。他说想哭就哭,可是大点声哪行?在他看来,这也太奢侈了。

　　秀萍忍了一会儿,还是不行。她恳求地说,再不让她哭出来,她就得成精神病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呼呼地喘着气,缺氧似的,连呼吸都困难了。

　　这才把人难住了呢。

　　刘民说,这可不是他让不让的事。关键是人家老头心脏不好。他问秀萍,出去哭行不行? 秀萍一动不动。 话一出口,刘民也觉得不妥。城里毕竟是城里,到处是人。虽说哭是人的本能,是天性,是精神需要,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但是一点前提没有,一点铺垫没有,就那么往马路边上一坐,哇哇地开哭?这未免太不像话了。别说是哭呀,就是笑也不行。回头说一件事。事倒是不大,但说起来,就连刘民自己都感觉到丢人。那时候,他刚来北京不久,还不懂得城里的许多规矩。有一次,他去一个“非法的劳务市场”雇人,被两个便衣逮了个正着。一到派出所,按惯例人家让他把胳膊抬起来,以便露出两肋。意思是检查一下,摸一摸,看他有没有暗藏着什么枪支呀,或小刀子一类的东西。按理说,这挺正常的。只是刘民有个毛病,他怕痒,还特敏感。结果人家一伸手,没等摸呢,他就想乐。一摸,那就更不像话了。他不但嘿嘿地乐,还激激灵灵地躲闪着。气得那个警察凶着脸瞅他,让他严肃点!怎么说呢,那种既害怕又忍不住想笑的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刘民的整个面孔都扭曲了,变形了,龇牙咧嘴又瞪眼的样子,仿佛对人家怀有一种仇恨似的。幸亏那个警察的年龄和他差不多,脾气也不错。当时只说了一句“瞧你那操儿性”便没再说什么。要是遇上一个小年轻的,脾气再暴点,说不定就叭叭地给他两个大耳刮子也未可知……这件事,刘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包括秀萍。

　　可活人总不能让哭给憋死呀。后来,刘民和秀萍还是出去了。一到马路上,他们就坐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刘民去哪儿。刘民告诉他出城,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行!司机斜了刘民一眼,又从后视镜里瞟了一下秀萍,暗着脸说了一句明白。车便启动了。

　　正是晚高峰时间,马路上车来人往,像一锅粥似的搅在一起,你拥我挤,给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骑车的男女,一律麻木着脸抢路。开车的,即使一个人坐在车里,嘴上也不知道在嘟哝些什么。车内的司机则不停骂着,因为在不许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