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矿上出了人身事故，总要开一两个事故分析会，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弄清原因有三个目的：一是给事故确定性质；二是分清责任，该处分谁就处分谁；三是把事故过程记录在案，作为一个案例以警示后人。分析的结果，放炮员没有责任。两个放炮员，一次放几十炮，出现个别哑炮属于正常现象。排炮响过之后，他们到工作面检查过，但工作面崩下来的煤很多，个别埋在下面的哑炮不可能全都检查出来。班长没有责任。放炮之后，采煤工进入工作面之前，班长确实提醒过大家，要大家注意安全。班长解释说，他虽然没有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发现哑炮，但注意安全里面包括这一项。开分析会时，全班的矿工都参加了。矿上安全监察科科长向与会的矿工发问：谁能证明班长说过要大家注意安全的话？有几个矿工先后举手，说他们能证明。举手的人包括江水君。江水君并不记得班长说过那样的话，出于一种相当微妙和相当复杂的心理，他站出来帮班长说了话。每个作证明的人必须报出自己的姓名，由记录员记在本子上。科长问江水君：你叫什么?江水君说：我叫江水君。科长又问：是姜太公的姜？还是长江的江?江水君把自己姓名的每一个字都说了一遍。江水君脸色发黄，眼泡有些浮肿。这可以理解为他夜里没休息好，或为死去的阶级兄弟掉过眼泪。那时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所有的矿工都是阶级兄弟。江水君跟宋春来一个场子采煤，他也是被分析的对象之一。分析到江水君时，他手脚冰凉，如同掉进了冰窖。他的头还有些晕，像是随时都会晕倒。他把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用大拇指的指甲使劲掐食指的指头尖，听人说过这样可以使自己保持清醒头脑。他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晕倒，一晕倒表明他心里有鬼，只会引起科长等人对他的怀疑。江水君说，他出去解了一个手，顺便到卸料场拉回一根坑木，回到工作面时，就听见工作面里响了一声。他没有把解手说成埋地雷，在如此严肃的场合，任何不严肃和容易产生歧义的话都不能说。他还说，他要不是出去解手，也会被炸死。那样的话，这次事故死的人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就不能和大家一起坐在这里说话了。说着，他自我作悲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科长像是抓到一点儿破绽，问：你们在井下解手不都是说埋地雷吗？会场上有人笑了一下。江水君说：那是说笑话。科长又问：你说你去解手，谁看见了?谁能给你证明？江水君的眼睛找到了那个工友，那个工友为他作了证明。那个工友证明时提到了他们两个当时的对话，只得使用埋地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可科长的表情仍严肃着，继续像庭审一样对江水君发问：去解手之前，你发现哑炮了吗?江水君说没有。科长追问：真的没发现吗？江水君说真的没发现。江水君很害怕科长接着往下问，要是科长问他当天的任务是什么，攉煤还是刨煤?他就得撒谎，回答是攉煤。要是科长问谁能证明，事情恐怕就有些糟糕。他的脊梁沟在冒凉汗，脸上的黄色都不能保持，变得比苍白还苍白，心理防线几近崩溃。谢天谢地，科长没有再接着问，把他放过了。
　　责任由谁来负呢？总不能让死者宋春来负吧!说来哑炮真是恶毒至极，它的哑是装出来的，像是在积蓄力量。它装哑的目的不止要炸煤，还要炸人。它把个子不太高的宋春来炸到采空区里去了。采空区里都是放顶放下来的石头，那些石头犬牙交错，层层叠加，每一块石头都比一盘石磨大。哑炮巨大的冲击力把宋春来贴到了石头上，班里的人都不敢进采空区去揭。等矿上的救护队员赶来，才把可怜的宋春来揭了下来。
　　分析来，分析去，谁都没有责任。死人不用负责，活人也不用负责。矿上给这次死亡事故定的性质不是人为责任事故，是意外工亡事故。所谓意外，就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所谓工亡，就是因工作而死亡，好比打仗的士兵死在战场上。也有的文件表述为公亡，强调是因公死亡，不是因私死亡。因公和因私大不一样，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因公死亡是光荣的，夸成万丈光芒都没关系。因私死亡是可耻的，不但得不到人们的同情，恐怕还要受到批判。在物质利益方面，对因公死亡的矿工家属，矿上可给予一定的补偿。要是因私死亡，死了白死，死亡者家属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开事故分析会的当天，科长并没有当场宣布结论，没有给事故明确定性，说还要跟矿领导研究一下再定。江水君理解，科长等人像法官一样把他们审问过了，只是没有当庭宣判。在等待“宣判”期间，江水君的心锤子一直像在半空中吊着，忽悠来，忽悠去，什么都靠不到。心锤子偶尔碰壁，砰砰砰就是好几下，像是要把心锤子和心壁同时碰碎。他想去看望乔新枝，又不敢去。受到这样塌天般的沉重打击，乔新枝一定悲痛欲绝，哭得昏天黑地。他不知怎样安慰乔新枝。见到乔新枝，他也会陪着乔新枝哭，不哭说不过去。可是，他哭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会儿他在宿舍里就想哭，一时又哭不出来，好像还不到时候。至于什么时候算到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不知棺材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黄河在哪里。宋春来出事后，江水君把宋春来的一件遗物捎了回来，是那只被煤染成黑色的帆布提兜。宋春来每天下井升井都提着它，江水君对提兜很熟悉。江水君在工具房一角找到提兜时，里面还是空的，宋春来还没有往里装煤。他替宋春来挑了几块煤，装进提兜里，并把提兜带上了井。他知道，乔新枝每天在家所烧的煤，都是宋春来一兜一兜提回去的。宋春来不在了，以后他得帮乔新枝提煤，不能让乔新枝缺烧的。如果说提兜是宋春来留下的衣钵，他必须把衣钵继承下来。装了煤的提兜就在床底下放着，他想是不是现在就把煤给乔新枝送去。宋春来去世已经三天，没人往家里捎煤，乔新枝断了烧的可不行。他起身下床，伸手从床下把提兜提了出来。提兜在手上一沉，他心里也一沉。乔新枝若看见丈夫过去天天提的提兜，睹物思人，又会伤心落泪。同时，他这么急着去乔新枝家恐怕也不太好，事故的性质尚未确定，有人发现他去乔新枝家，只会增加人家对他的怀疑。他犹豫了一会儿，把提兜放回床下，重新躺到床上。他闭上眼，希望自己早点儿睡着。人说熟睡如小死，就让自己尽快地小死一回吧。小死上几回，也许事情就明朗了。到那时，该他大死，他就去大死，无所谓。然而小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越是想小死，脑子越倔强得很，七想八想，小死不成。这时他的脑子谈不上清醒，有条理。想什么，不想什么，不是他所能当家。别看他脑子里翻江倒海，翻起的都是沉沙，什么都看不清。不过他脑子也说不上糊涂，手在哪里，脚在哪里，他脑子里都有数。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走，还是靠脑子掌控。有那么一刻，他脑子里明了一下，像突然照进一道亮光。宋春来是他的近老乡，他把宋春来叫哥，如今哥死了，撇下嫂子和侄子，他不去看望嫂子和侄子，谁去看!春来哥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他犹犹豫豫，连嫂子家都不敢去，岂不是太没人心了!去，一定要去，什么都不怕，别人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
　　江水君提着煤来到山下，仰脸找嫂子家的小屋。山上黑乎乎的，只有少数几家的屋子透出一点亮光。亮光在高处，几乎和天上的星光接壤。嫂子家的小屋没有一点灯光透出来，嫂子和侄子大概睡了。既然到了这里，还是要上山看一看。来到半山腰，他又听见张海亮弹琴的声音。张海亮还是那样弹法，一个音一个音往外迸，每迸一声都像琴弦断了一样。江水君听不惯张海亮这样弹琴，他觉得这样的琴声不太吉利。特别是在山上的黑夜里，张海亮弹得像断魂的曲子一样，简直有些瘆人。你看你看，张海亮的琴弦没有断，宋春来家的琴弦却断了一根。宋春来家原来是两根琴弦，宋春来一根，乔新枝一根。宋春来那根琴弦一断，只剩下乔新枝一根，恐怕就没法弹了。来到小屋门前，江水君静了静气，轻轻叩门，轻轻叫嫂子。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变异，有些陌生，不像是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屋里没有应声。他又叫了两声，屋里还是没有应声。这是为什么，难道嫂子不愿理他了，从此跟他断绝往来。嫂子也知道他和宋春来一个场子采煤，宋春来被炮崩坏了，他一点儿事都没有，难道嫂子对他产生了怀疑。要是那样的话，就糟糕透了，恐怕他跟嫂子怎样解释都解释不清。他往天上看看，天上是星空。他在山下看见星星时，星星并不是很高，似乎就在山顶。等他到了山上，发现星星原来还是很高，跟他拉开着很远的距离。山上有风，阵阵凉意随风袭来。季节虽说到了春天，凉意却不见明显减弱。春天的凉和秋天的凉不同，秋天，人们准备着凉，凉来了，那是应该的；春天，人们准备着暖，凉迟迟不走，凉就显得格外的凉。嫂子不答应，再叫也不好。事情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再四。当他准备离开时，回头再看，他才发现嫂子门上落着锁。他伸手把铁锁摸了摸，往下拉一拉，锁的确锁得严丝合缝。怪不得叫嫂子，嫂子不答应，嫂子不在屋里，怎么能答应呢!
　　他想起来了，嫂子和侄子一定被矿上的人接走了，被安排住在矿上的招待所里，或条件更好一些的矿务局招待所里。和嫂子住在一起的，应该还有嫂子的娘家人，以及宋春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江水君听工友们说过，矿上有几个人，组成一个班子，专门处理工亡矿工的善后事宜。班子里有男有女，有科级干部，一般干部，还有医生。他们分工明确，有的唱红脸，有的唱黑脸。唱红脸的负责对工亡矿工家属进行抚慰，陪着掉掉眼泪。有矿工的母亲和妻子哭得昏死过去，医生马上投入抢救。唱黑脸的负责对矿工家属讲政策，双方就善后问题进行谈判。往往是红脸唱罢黑脸唱，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红脸黑脸，他们的经验都很丰富，配合相当默契。这期间，矿上还会拨出一笔经费，用以招待工亡矿工家属。除了让家属们住招待所，洗热水澡，每天的午餐都有(又鸟)肉鱼肉猪肉牛肉。每个工亡矿工生前都不曾受过这样的招待，都没吃过如此丰盛的午餐。他们死了，这是矿上给他们的亲人们的特殊待遇。矿上的意思，人家的父母死了儿子，妻子死了丈夫，儿子死了父亲，给人家的家庭造成多么大的痛苦，矿上花点儿钱算什么!而矿工的家属们都害怕得到这样的待遇，这样的待遇是牺牲儿子或丈夫的宝贵生命为代价的啊!嫂子不在家，江水君在小屋门前站了一会儿，只好下山。回到宿舍，他才发现那一提兜煤还在他手上提着，几乎骂了自己。嫂子不在家没关系，他可以把煤倒在门口一侧的墙边，明天再提回一兜子嘛!看来他还是有些糊涂了。
　　给宋春来工亡事故的定性，是采煤队的一个副队长在班前会上宣布的。副队长说得一点儿都不郑重，有点儿轻描淡写。他说队长让他跟大家说一下，他就说一下，宋春来的事就算过去了。副队长还说，他早就知道，这次事故属于意外工亡事故。矿上出哑炮事故不是一回两回了，哪回定的不都是意外事故。不意外怎么着，谁还故意埋下哑炮崩人不成!哑炮不长眼，崩住谁该谁倒霉，话只能这么说。人要想不倒霉，就得多长点儿眼色，到工作面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副队长的话，别人也许听得不认真，可江水君一字一句都没落下，都记到心里去了。他还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前面的路还很长。副队长的话关系到他今后的路怎么走，关系到他的命运，他不能不格外重视。这下好了，他没事了，他的心不用再吊着了，可以回到原位。打个比方，一个人被怀疑与一桩人命案有牵连，这个人被看起来了，在对他进行调查和审问。这个人心里明白，他的确与人命案有脱不开的干系，所以成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调查结果出来了，没发现他与人命案有特别的干系，他是无罪的人，即刻获得释放。江水君此刻的心情和比方中的人心情是一样的，深感万幸，如同从此得到解脱，获得新生。采煤队的班前会议室很小，只有两间屋。会议室里没有座椅，只有几排粗糙生硬的水泥条凳。参加班前会的职工挨挨挤挤地坐在水泥条凳上。矿工差不多都抽烟，会议室总是烟雾腾腾。有人舍不得买烟卷，就自己用废报纸卷生烟抽。江水君不抽烟，他每次开会都嫌浓烟呛人。这天他没觉得烟味不好闻，似乎觉得烟味还有些香。副队长从煤矿技术学校毕业，据说以前在科室当科长。因他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矿上就把他下放到采煤队当副队长，以改造他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前江水君不爱听副队长讲话，他一讲话老是充满怨气。这次不一样，不管副队长所讲的意思，还是说话的口气，他听来都很对味。他产生了一点儿错觉，以为副队长的话都是为他讲的，都是为他开脱，他对犯过错误的副队长产生了一种类似感恩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