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对话

精神研究每时每刻都带来满足，

　　就像一支箭径直飞向它的目标－－

　　每一个瞬间都是珍贵的，愉悦的。

　　我觉得自己如一只关在笼中的鸟

　　只有一个想法：给精神以空间！

　　马丁格第一次的喜马拉雅山之行，并非空手而行，巴斯德学院的勒布瓦耶博士有事相托。巴斯德学院的勒布瓦耶博士长期资助一位喜马拉雅山的精神大师，恰好有一笔钱带给那位大师。那位喜马拉雅山大师叫康玉尔，是一位著名的仁波钦（活佛），几年前才颠沛流离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康玉尔仁波钦生活在贫困中，和家人住在大吉岭一间小木屋里。小木屋家徒四壁，几乎可以说没什么生活设施，但却填满了大师所带来的全部的书籍。马丁格乘法航非常便宜的飞机飞往达德里，大师的儿子来德里领取这笔资助金。如果不是有这个小小的任务，如果不是大师的儿子来取这笔资助金，马丁格首次的喜马拉雅山之行几乎就是盲目的。康玉尔仁波钦的儿子把马丁格带到了大吉岭。

　　“大吉岭”本是藏语，由“霹雳”和“地方”两个意思合并而成，翻成汉语就是“金刚之洲”之意。大吉岭是西藏、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孟加拉的混居之地，历史上很长时间没有明确行政划分，到1861年才由英国殖民者把其划为印度。大吉岭虽然各种文化错综，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但最多的还是佛教寺庙。佛教寺庙大多散落在山岭上，绛红色喇嘛几乎是雪山下的天然景色。著名的布提亚布斯提寺在干城章嘉巨大的雪峰下虽然如玩具般小巧，却保存着一套世界上最完整的《西藏度亡经》。《西藏度亡经》是藏传佛教对西方思想界影响最深也最让人着迷的一部经典，因它向全人类宣布：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觉醒的开始；人停止呼吸的瞬间之后会看到一道光明，这道光无色无味，是一条超越生死的精神之流，是生命的本质；弥留之际的人融入这道光，将使死者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使他死后仍可以看得到家人，听得到他们的哭泣，所以通常家人不要哭，因为哭只会使死者的神志糊涂；要让死者延着光继续存在，直到成为另一个生命……年轻的马丁格对此多少有所耳闻，不仅如此，马丁格还知道差不多就在一年前，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也宣称发现了“生命之光”。哈佛的教授们研究分析了“生命之光”的意义，他们的描述与《西藏度亡经》中描述的生命的“那道光”几乎完全一致。哈佛科学家承认这是一种非物质研究，人体的生命之光甚至可能不以分子或原子形式存在，但它们又是存在的！马丁格在布提亚布斯提寺见到了《西藏度亡经》，在寺中长时间留恋，对“生命之光”充满了好奇。

　　大吉岭地处喜马拉雅山南缘，气候干爽，景色壮丽。晴朗的日子可以依次看见三座世界最著名的山峰，依次是：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干城章嘉峰，世界第三高峰。日出或日落时分，三座并置的高峰颜色千变万化，不由得让人产生登临世界之巅的遥想。1953年一个午后，夏尔巴人丹增诺盖就是从大吉岭出发，成为人类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丹增诺盖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说：他替父亲放牦牛时，就经常想象登上峰顶就如同登上天空一样，在那样高的地方一定住着神灵；他说，他在珠峰顶上所见不仅是岩石，冰，所有的一切都是温暖的、富有灵魂的。丹增诺盖的塑像和死后的墓地就在大吉岭珠峰博物馆旁的小山顶上，各地来此朝圣的人们无不为这位世界第一人献上鲜花和花环。马丁格也在丹增诺盖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并在这里久久凝望无远山。马丁格喜欢这三座山峰，喜欢三座山峰周边世界那种博大、寂静、自在，喜欢无法言状深刻动人的自然界的伟岸风光，这一点他完全不同于公开怀疑论哲学家的父亲。

　　马丁格在大吉岭待了三个星期，其间除了偶尔到街上走走，每天就是简单地面对康玉尔仁波钦静坐。康玉尔仁波钦七十多岁，总是背朝着一扇窗坐着，因此马丁格总能看到窗外展开着云海，云海散去可以看到远处的三座高峰。马丁格初次见到康玉尔仁波钦便觉得自己一下被击中，因为语言不通他只能终日坐在大师对面，看着大师修行。尽管语言不通马丁格觉得还是接受了一些教导，教导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大师的身体传递出来的。马丁格相信身体是有语言的，身体的语言有时胜过一切语言，康玉尔仁波钦静穆的身体和无所不在的目光所散发出的深沉、力量、宁静的气息，正犹如“身体之浴”，马丁格感到自己获得了深刻持久的启迪。苏格拉底之后欧洲已不存在身体与思想相统一的哲学家，但在康玉尔仁波钦面前，马丁格仿佛觉得回到了伟大的古希腊时代。一切在这里在康玉尔仁波钦身上都没变，这里的时间完全可以和两千年前的时间相提并论。如果说寺院里佛龛前一尊人为的雕像都可以启迪人心，那么一个端坐的有着活生生精神气息的大师则可以穿透心灵与肉体。如果灵与肉是不可分的，那么“身体”就同样是哲学。马丁格听到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如同是与大师的对话。

　　马丁格在康玉尔仁波钦身边度过了三个星期，与康玉尔仁波钦建立了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联系”。这种联系直到许多年后也没中断，尽管康玉尔仁波钦已圆寂了许多年。离开了大吉岭，马丁格继续假期旅行，从喀什米尔到了大马士革，看了苏菲伊本·阿拉比的陵墓，十字军骑士的城堡，又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在图尔努的修道院感受了安静空旷的清新气氛，但这一切，都不能同他在大吉岭面对康玉尔仁波钦的三个星期相比。马丁格回到巴斯德学院，感觉一切已经和以前不同。尽管他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蒸蒸日上，雅各布导师对他越来越倚重，但他却无法忘记喜马拉雅山的康玉尔仁波钦，无法忘记那三个星期的“身／心／现象学”。

　　每天他仍旧在显微镜下登录细菌染色体卡片，研究最前沿的无限的微观世界。这是生命最初的形成阶段，但是生命形成之后又应该怎样呢？马丁格经常在显微镜下这样想。事实上，生命形成之后的精神世界的形成远比生命的形成更为复杂，这方面不但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进步，事实上反而倒退了马丁格在登录卡片时同时做出这个结论。马丁格作为生命的整体在对生命局部的几乎不可视的细微的观察中，总是不断回想起康玉尔仁波钦坐在窗前的身体，以及那个时刻康玉尔仁波钦所传递出的生命的信息、精神的密码、每一刻的静默、窗外的流云和山峰统一的精神世界，这一切让马丁格意识到在康玉尔仁波钦的身体中显然有一种更能启发生命本身的科学。

　　当我在康玉尔仁波钦身边时，马丁格告诉父亲，我容易忘掉巴斯德学院，当我在巴斯德学院时，我的心则总是飞向喜马拉雅山。1972年，我终于做出决定，离开巴斯德学院，置身于我所希望的喜马拉雅山。那时候我已完成了研究课题，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国从事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雅各布教授和那个时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样，已从对细菌的研究转到了对动物细胞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个领域后来使细胞生物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完全知道继续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科学研究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我没有浪费各类的投资：包括家庭为我的教育作的投资、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资，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实现我的个人向往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加速信仰的发展，在定居喜马拉雅山之前，从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我将我前往喜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国的决定通知了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记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觉得科学与信仰，这两件事是可调和的吗？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问儿子，问得一点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说是慈祥的。

　　马丁格告诉父亲，科学与精神两者之间的确并没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或是用一根两头尖的针缝东西。对他而言在他看到最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将时间分摊开来，他希望将时间完全贡献给在他看来是最主要的事物。

　　后来，正如你希望的，我发现我的科学训练与对佛教形而上学和对佛教的实践是完全可调和的，而且，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也就是对真理的研究中处境艰难。

　　我好像明白你所说的调和，父亲说，你将先前的科学训练和严格精神用在了有关佛教或佛经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史上有着最重要发现的领域，而你本来是能够参与的，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父亲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有些动感情。

　　生物学没有我也发展得很好，这个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不缺少科学家。

　　马丁格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讲理。这是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一次马丁格流露出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特征。

　　真正的问题是，我的生命中需要建立一个优先的等级，那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尽可能好地使用人生的潜能而任我的生命一天接着一天地风化。对我而言，大量的科学的认识已经变成一种对于较小的需要所作的较大的贡献。

　　你把自己贡献给了一种比我们纪元还早多个世纪的古老教义中，但你带来新的认识了吗？老头穷追不舍，晃了晃福尔摩斯式的直嘴烟斗。

　　请注意，马丁格完全恢复了平静，对佛教而言，并不是要搅动一种古老而过时的教义的灰尘，当精神研究引起一种真正的内心改造时就是一项有生命力、不断更新、不断有新鲜感的研究。像佛教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传统，既然它是针对的是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永远不会衰老。事实上，在历史上更为经常的倒是科学理论自然而然地衰老，并且不断被新的或别的理论代替。

　　是的，你说得不错，但它们被别的理论代替是由于充分的道理：因为认识进步了，人们观察到新的事实，经验对种种假设进行了裁决。

　　生物学和理论物理学确实带来了一些关于生命和宇宙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并不能够让人建立幸福与痛苦的那些根本的机制。认识地球的形状和精确尺寸，是一个不可争论的进步，但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对于生命的意义并无多大的改变。无论医学的进步能有多大，人们只能暂时地减轻痛苦，而且，这些痛苦还要毫无疑问不断地重新出现，并且通过死亡来达到最高点。人们能够阻止一次争端，一次战争，但如果人的精神不改变，争端和战争还会发生。相反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来发现一种不取决于健康、权力、成功、金钱的和感官快乐的内心平和吗？

　　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在哪方面上不相容，在生物学、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给许多疾病带来新的解决的办法，因而也就有助于减少人类的痛苦，而由发现生命的那些根本机制所获的知识性的满足，则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满足。你就没有考虑过，能否将你操心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佛教不反对科学，马丁格说，佛教将科学看做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但又片面的影像，我感觉不到那种向它贡献同样多的努力并分配我的生存的需要。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鸟，只有一个想法：给精神以空间。

　　你了解科学目前的情况吗？

　　马丁格听出了父亲的意思，顺便拿出一本《生物学刊》对父亲说：

　　实际情况是，我带着更大的兴趣继续关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总体上看近几十年来成千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令人激动的，但一个研究人员的一生是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学习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的一个很微小的方面、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生物学现象的清晰的图像。但是，普通的研究者很少注视科学的整体画面，一些巨大的努力只获得较小的成果，只是偶尔有一个研究者获得了重大的发现，比如说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发现……

　　还有双螺旋结构，这本可能是你的发现，老头大声说。

　　马丁格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根本不接父亲的话荐儿。

　　这些发现回报了研究者的努力，但只是极少数的例外，这无法同我对精神研究上的兴趣相比较。精神研究每时每刻都带来一种满足、一种喜悦，就像一支箭径直飞向它的目标，每一个瞬间都是珍贵的，愉悦的，都被尽可能好地利用了。整整七年，我一直生活在师傅康玉尔仁波钦身边，一直到1975年，康玉尔仁波钦去世为止。那之后我在寺院上方的一个小隐修院中继续修行，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赫延采仁波钦。

　　也是从西藏过来的大师？

　　是的，像我的师傅康玉尔仁波钦一样从西藏过来。赫延采仁波钦来为康玉尔仁波钦主持丧仪，我们得以结识。当时我的喜马拉雅山的法国朋友们正要在多尔多涅开始传统性的三年隐居，我问赫延采仁波钦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们相会。赫延采仁波钦回答是：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我在他身旁生活了十二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伴他旅行。1975年我正式皈依，受比丘戒，七年后西藏开放，我随赫延采仁波钦回到西藏。在白哲寺的日子里，在赫延采仁波钦身边，我度过的这些年构成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退省和教诲，我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坚信，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能将它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