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挂窗帘的日子 第二十三章
不挂窗帘的日子 第二十三章
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家里玩,目睹她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做饭。她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啦”一声,鸡蛋在热油里四处伸展,转眼变得金灿灿的。她又手脚麻利地把切好的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她用另一口锅焖米饭,还做了一大碗放了海米和紫菜的汤,在里面滴上几滴香喷喷的麻油。我们看着她那一连串非常连贯的动作,闻着饭菜扑鼻的香味,都有点目瞪口呆。她用母亲才有的那种口气吆喝弟妹们上桌吃饭,也像母亲一样阻止他们为争抢吃的打闹。我们惊叹世上竟有这样俗气而热闹的生活,就好像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天上。
在我们初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整个年级都搬到离学校好几公里外的农场分校去上课。那一学期班级也进行了重新划分。我们接到通知赶到学校,分班名单抄在很大的白纸上,并排贴在红砖墙上。许多同学已经到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名单前寻找着自己和同学的名字。那时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一方面还在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一方面高考已经恢复,升学的压力非常突出。
盐城中学作为一所升学率历来居高的老牌中学,这个时候自然不甘落后。学校把我们八个班当中功课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那就是后来几乎全班升学、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考上全国重点院校、令许多老师骄傲并时常忆起的颇有名气的中三(9)班。那时即使在全国来说分快慢班都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尝试,等到报纸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各名牌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所幸的是经过这轮分班我和小虹仍在同一个班里,而且是在最好的一个班里。当我们看见名单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满心欢喜。此外虚荣心的满足也令我们深感快慰。
学校为中三(9)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这个班的一切都是特殊化的,连教室也远离另外的八个班,做操、课外活动等等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点独自为阵。老师起早摸黑地盯在班上,天天给我们开小灶,让我们做各种深奥的习题。考试是家常便饭,发下来的卷子常常就像天书一样,尤其是数理化的考试,有些卷子全班同学都能看得懂的大概只有前面第一第二题,能够整张卷子全部看得懂并且解答得出来的大概也就三两个人,或者干脆一个也没有。
本来这个班级的竞争就是白热化的,老师还在试图加压。增加课时,增加习题量,增加考试难度,各种手段一齐使出来,而且各科老师互不相让,都说自己的科目是最重要的。所喜的是这个号称“尖子班”的班上再没有谁是真正遥遥领先的尖子,某个同学可能数学很好,但别人的物理比他更好,英语和语文好的又是另外的人。考试也是一样,这一次是这些人考分名列前茅,到下一次恐怕他们都成垫底的了,连各领风骚三两天都很难做到。以前我们考试从来不下九十五分,现在好了,把这两个数字掉个个儿都不能保证回回做到。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的,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脸皮厚得像城墙。改好的考卷发下来,不管是三十几分还是二十几分,卷起来往桌肚里一塞,该出去玩还出去玩。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倒放松了。
我和小虹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走路要四十多分钟,那时城里还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算是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不过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辆自行车,很难轮到孩子使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午饭,偶尔也在学校食堂吃。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俩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小了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不管课上的内容有没有弄懂练习有没有做完,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到前面的豆子地里去拣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趁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和前后桌三四个人的蚕豆都归到了一个人的书包里。我们玩这套把戏竟然从没被老师发现过,老师停下讲课用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吃吃吃地笑得实在是太大声太忘我了。
农场分校空阔、宁静,记忆中总是阳光普照。我们摘桑葚儿、挖萝卜、捉蝌蚪,玩一些在城里玩不到的东西,真是开心!中午吃过午饭,不管有多少作业压在头上,我们都要先玩一会儿,雷打不动。我们喜欢在田里、树林里和小河边疯跑,玩一些即兴的游戏。男生比我们更野,他们脱光了衣服踩着水游到河对面去,偷偷地吸烟,摘农民的瓜果,有时候还和村里的孩子打架。到上课前他们又踩着水游回来,穿上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课堂里,啥事没有一样。他们的这些“劣迹”老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在教室里同样也有精彩的节目。只要有人躺在桌椅上午睡,别的同学就立刻行动起来,捧着草帽(代表花圈),手举扫帚(代表花束),哼唱着哀乐,在座位之间的空当里步履沉重地缓缓绕行。同学轮流模仿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哀悼重要人物逝世的语调,沉痛地朗诵着随口杜撰的悼词,让所有的人——包括“死者”——一次一次地笑得喘不上气儿来。这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有固定的仪式和程序,夸张而诙谐,让人乐不可支。后来冯小刚等人拍了一部电影《大腕》,和我们当年一样发掘了葬礼的幽默效应,只不过他们以此赚了钱,我们不过是一笑而过。论说起来他们比我们晚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