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该给你说一说过去的事了。
　　老夫今年五十四岁，命书上说，五十四岁是一道坎。所以，该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告诉你了。现在外边乌云密布，正在下雨，趁天上的炸雷还没打下来，我对天起誓：我这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血脉的联系是必须要说的。不管走多远，我都得承认，我是颍平人。
　　哪怕你一天也没回去过，你的祖籍仍然是平原省颍平县吴梁村（官称）。它也叫做无梁村（民间），那是更久远些的事了。
　　在纸上，虽然吴家祖籍颍平，可从根上说，吴家又不能算是地道的平原人。据说，吴家从明代才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过来的，但纸上的记忆是靠不不住的。我要说的是，吴家人是有标志的：凡吴家人，脊梁骨的第三个关节比一般人粗大。摸一摸就知道了，那骨节象个大核桃。据说，那是祖先在一次次抗暴中被打断后接起来的。
　　假如有一天，你去无梁，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303国道，另一条是505省道。303国道从北往南，是全封闭高速公路，横穿三个县份，在颍平城外下路，过七个村就到了；若是走省道，是西北东南向，穿过两个县份，天爷庙下路，过四个村就到了。
　　我还要告诉你，这里常刮的风是西北风。西北风冬哨秋尘、且钻旋凌厉。所以这里生长的树没有特别直的，一般都是偏东南的朝向。如果你看见路边的树朝着东南歪一点，就象是在给人点头。那么，你就离家乡不远了。
　　无梁是一个有三千口人的大村子。
　　从历史上说，无梁曾是个编席窝子。靠着村西那片一望无际的苇荡，这里家家户户编席为生。据说，她们编的席1958年曾获得过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但我从未见过奖杯。过去，这里的男人普遍比女人低，那是背湿苇捆背出来的；这里的女人普遍比男人高，那是她们丫站在碾篾子的石磙上一脚一脚练出来的。
　　我承认，我曾经摸过无梁大多数女人的屁股。那时候，一大早，无梁的女人们照例会让男人背出一捆一捆头天晚上破好的蔑子来，由她们站在石磙上把编席用的篾子碾平，然后再去编。在村街上，女人们一个个站在圆圆的石磙上，头高高地昂着，靠着脚尖的力量，屁股的灵活，乳房的颤动，驱动着石磙在她们的脚尖下忽东忽西、来来回回地滚动。她们一个个脚法矫健，身子灵巧，就象是技艺高超的芭蕾舞演员。这在无梁曾经是一道风景。
　　在我的记忆里，无梁女人个个高大无比，屁股肥厚圆润，活色生香。我得说，我那时候已晓些事了，手刚刚可以够着女人的屁股。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屁股都是紧绷着的，就象是一匹匹行进中的战马，一张张弹棉花的张弓，捏一下软中带硬、极富弹性，回弹时竟有丝竹之声。那时候，在初升的阳光下，我会沿着村街一路捏下去，捏着女人哇哇乱叫，这叫“吃凉粉儿”。
　　我也承认，我还曾经摸过无梁大多数女人的乳房。在这个世界上，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见识乳房最多的男人。国胜家女人乳房上有一黑痣；紫成家女人乳房象是歪把茄子；保祥家女人的乳房奶头极大，就象是一对紫红色的桑椹；三画家女人乳房象个大葫芦瓢；海林家女人的乳房下拖着，就象是长过了的老瓠瓜；印家女人的乳头润着一片麻点点，象是撒满了黑芝麻的水豆腐；水桥家女人的乳房极小，就象是倒扣着的两只小木碗；麦勤家女人的乳房汗忒多，有一股羊膻味；大原嫂子的乳房细白，有豌豆糕的气味；宽家女人奶子又大又肥，饱盈盈的，象是个快要涨破了的气球……说这些，我不是要故意引诱你。我只是说，女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好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童年的吃食。现在人们都讲绿色食品，我可以告诉你，我当年吃的全都是绿色食品。我吃过火烧的蚂蚱，半生不熟的嫩玉米，春天的槐花、榆钱儿、桐花，秋天的高梁杆，掺有棉籽的窝窝头，一股酒糟味（窖坏了）的红薯，一碗一碗的水煮红萝卜，九蒸九晒用盐腌出来的蓖麻叶，还有从“搬仓”（老鼠）洞里掏出来的豌豆粒……可以说，天下的美食我都吃遍了。
　　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三大美味。第一大美味是榆钱妈做的柿糠沙，也叫“炒星星”。那是晒了一冬的柿子皮加豌豆面、薯干面再加辣椒面等用水和成面团，经发酵后拍成一个个圆面饼在阳光下曝晒，再经手工小拐石磨磨成粉状，最后在烧红的热锅里至少浇半碗猪油爆炒，这就炒成了晶亮亮的、看上去一粒一粒的油沙。吃的时候先甜你一下、再辣你一下，你得一点一点吃，辣得你长伸着脖子，满口生火，一腔红甜。第二大美味是井拔凉水蒜泥薄荷叶拌合乐面。这道面食以秋海家做的最好吃，他家有从县机械厂弄来的压面的钢筒，下边的底是钻了孔的，上边有大杠子穿在钢筒罩上，由两个人推着轧出来的，这叫钢丝面，十分筋道。夏日里坐在树下端上一碗，美呀。第三大美味是泥蛋子红薯麻雀，也叫“双味麻雀”。就是把生红薯掏一孔，麻雀在盐水里泡一泡，尔后塞进红薯里用泥糊了，放在烟炕房里的火道去烤，等泥蛋烤裂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先苦后甜再咸……不说了，我已经流口水了。
　　我得说，正是这些绿色食品丰富了我的胃，使我能在无梁村茁壮成长。以至于后来，我一看到辣椒就浑身躁热，满口生火。辣椒是无梁村最常用的一种佐料，是高挂在盐之上的一种生活必需品，正是这种佐料诗意地毒化了我的童年。
　　话说到这里，估计你已经猜出来了。是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当年，也就是五十四年前，我母亲把我生在一堆草木灰上，尔后就撒手人寰了。在我生下来的第三天，我的父亲，远在三百里外的大唐沟煤矿工人吴大顺，因突发的瓦期爆炸事故埋在了矿井下。那时候，领袖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也就死了，只给我留下了三百元的丧葬费。不象现在，死一个人明码标价要20万……
　　于是，我生下来的第三天，就成了孤儿了。
　　现在，我要给你说一说老姑父了。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捏女人的屁股，那是老姑父批准的。
　　老姑父曾经有过辉煌的前景。早年，他是驻扎在颍平炮兵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炮兵上尉蔡国寅与如今当红的歌星蔡国庆虽仅差一字，命运却迥然不同。
　　据说，当年炮兵上尉蔡国寅的爱情故事曾经轰动了整个颍平城。当蔡国寅脚踏马靴、腰里挎着小手枪，穿着崭新的军官服，格噔格噔地走进了县完中大门时，他的命运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候，炮兵上尉蔡国寅恋爱了，他看中了一个女学生。他先是一间间教室去找，他的头趴在县完中那烂了窗纸的一个个窗户上朝里边窥探。为看的更清楚一点，他伸着脖子先后换了许多个位置，最后把目标定位在一个长辫子姑娘身上。每当有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时，他就挺直胸脯、双腿并拢，做一“立正”的姿式。那年月人们对军人还是十分尊敬的，没人把他当流氓看待。后来他被请进了校长室。
　　蔡国寅做为当地驻军，四野榴炮团的一名上尉连长，曾经到县中搞过两次军训，做过一次报告。所以，老校长对上尉十分客气，说：蔡连长，你是英雄。大热天，怎么能让你站在外边呢？
　　炮兵上尉却说：那胸脯挺的。
　　老校长说：那天你来做报告时，掌声雷动，学生们很受教育。要是有时间，你再给讲一次吧？
　　炮兵上尉咂了咂嘴重复说：那胸脯挺的。
　　老校长推了一下眼镜，说：天太热了，我让人去抱个瓜吧。今年的西瓜不错。
　　炮兵上尉仍然说：那胸脯挺的。
　　炮兵上尉说的是半月前他来给学生做报告时，主动跑上台给他献花的那个女学生。这女学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当老校长终于明白他的意思后，很有些为难。
　　其实，那天他在学校大礼堂做报告时，并不是女学生“主动”献花，而是校方出于礼貌，着意安排的。献花的女学生也是让班主任老师专门挑出来的。那天，大礼堂里掌声雷动，女学生不免有些激动，她红着脸跑上台去，先是敬了一个礼，尔后把花献给了“最可爱的人”……现在，“最可爱的人”追到学校里来了。
　　老校长的肿泡眼从镜片下望着炮兵上尉，下意识地理了一下头发，咽了口唾沫，目光却有些躲闪，说：要说也是哈，这届学生年龄也都不小了……不过，我得先探探学生的口风。几班的？
　　炮兵上尉说：长辫子。
　　老校长说：哦。辫子很长？
　　炮兵上尉说：梢儿打屁股蛋。
　　老校长说：哦哦。哪一班的？
　　炮兵上尉立刻说：三班。三班九排第五个。
　　老校长翻开花名册看了一会儿，说：唔，我知道了，她叫吴玉花。他又看了看这个小个子炮兵上尉，尔后斟酌着词句说：这样吧，我先做做工作，看情况再……是吧？
　　炮兵上尉说：好，你做吧。我去操场上等着。说完，不等老校长回话，就扭过身去，一个正步出了校长室，大步来到了操场上，就站在篮球栏的下边。
　　老校长不过是一个托词，听上尉这么说，他竟大张着嘴僵在那里了。
　　当天下午，当下课的钟声响了的时候，学生们一下子全都涌出来了，尔后又象潮水一样涌到了操场上。尤其是那些女学生，一个个吱吱喳喳，添油加醋，把一个道听途说的口信儿经过嗑了葵花籽的嘴唇传遍了全校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小个子军官看上了他们的校花！
　　三班的吴玉花，也只是个子高些、胸脯挺些、屁股圆些，有两条可以甩起来的长辫子，到底算不算校花另当别论。可此时此刻几百名学生一起围在了操场上，象看猴一样地把炮兵上尉围在了中央……
　　炮兵上尉蔡国寅已在操场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了。此时，他正在篮球栏下来来回回地踱步，等待着老校长的答复。大约是为了平衡内心的紧张，他又走到单杠下，纵身一跃，双手吊在了单杠上……可当他做了一个前空翻，转过身来，却发现他已处在几百人的包围之中，成了学生们观赏的对象了。
　　那是一个半圆弧形的、象散兵线一样的目光的海洋。女学生们指指点点、捂着嘴吃吃地窃笑；男学生们的目光极为复杂，就象是一匹狼突然闯进了羊圈里……上尉的脸立时就红了，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可他毕竟是打过仗的，也没显得太过慌乱，只是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一个箭步从单杠下跳了下来。片刻之后，上尉连长蔡国寅两腿并拢，上身收紧，先是给学生们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尔后炸开喉咙，狮吼一般地喊出了两个字：
　　——立正！
　　学生们一下子懵了，他们下意识地随着口令站直身子两脚并拢……尔后，没等他们醒过神来，上尉连长蔡国寅紧接着又炸声发出了第二道口令：向后转——齐步——走！
　　那狮子般的吼声是不容置疑的。于是，学生们垂头丧气地退去了……操场上又剩下蔡国寅一个人了。
　　可是，学生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退回去之后，兴奋点还没有落下来，接着又去追逐另一个目标去了。
　　女学生吴玉花本也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同学们往操场上跑……可跑到一半她就折回来了，她被一个女教师喊住了。在校长室里，当她明白了事情全部经过，一下子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捂着脸躲进寝室，再也不出来了。
　　最初，吴玉花也许对上尉军官蔡国寅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那是藏在心里的。她给蔡国寅献过花，当然是见过他的。做为当地的驻军代表，蔡国寅曾经给县完中的学生上过两次军训课；还在大礼堂里做过一次报告。那时候，青年女学生的梦中情人大多首选军人，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当蔡国寅在台上做报告时，学校选吴玉花上台献花，她的确很激动。
　　那时候，她还是第一次登台献花，心里呯呯直跳，一脸潮红，根本没有看清蔡国寅的脸，只是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对长筒马靴的印象。献完花之后，她行了个礼，就羞红着脸跑下去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客观地说，当时，一个情犊初开的姑娘，对军人，对英雄的爱慕之心是有的。那是深藏在心底里的一点朦朦胧胧的情愫，是精神上的一种迷恋，并没有多想。现在好了，这个军人追到学校里来了。
　　同学们全都围在了她的寝室旁，房前屋后，那层窗户纸后面全是眼睛，唾沫已把窗纸湿出了无数个窟窿，尔后随着唾沫星子，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话从四面八方飘过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蔡国寅的个头和他的暴牙、还要加上吴玉花的胸脯和屁股……仅仅是一个下午的时光，两个人就都有了绰号：一个是“小炮弹”，一个是“大洋马”。
　　吴玉花哭了。
　　吴玉花是个倔强的女子，特爱面子。虽然她对这个来学校做过报告的小个子军官有过片刻的爱慕，但那毕竟是一个人的隐私，是藏在心里的。现在好了，她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了，成了全校人嘲讽的目标了。什么“小炮弹”、“大洋马”之类的绰号以及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传言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还有的说，两人曾经在学校隔墙的小树林里拉过手，早已经“那个”了……由于怕羞，那仅存的一点点爱慕之心早已被流言吹跑了。她觉得她在同学们面前已丢尽了脸面，再也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当天深夜，一气之下，吴玉花就在两个女同学的掩护下，躲开众多的目光，连夜卷铺盖回家去了。
　　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发生的事，当天夜里这件荒唐事就传遍了整个颍平城。我们颍平人是富有想象力的，经过口口相传，当这件荒唐事从城东传回到城西的部队大院时，已演变成“一个军官跑到县中去偷看女学生洗澡”的故事了。
　　不巧的是，县完中一位新近从南方调来的女教师，刚好又是当地驻军榴炮团团政委的夫人。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夫人的枕头风自然而然地吹到了政委的耳朵里。再加上全城都在传播“一个军人偷看女学生洗澡”的故事……政委勃然大怒，为了挽回当地驻军的声誉，他当晚就来了个紧急集合……并即刻下令关了蔡国寅的禁闭。
　　这一年蔡国寅三十二岁，当过十六年兵，打过八年仗，毕竟是立过战功的。弄清原因后，团里也就关了他三天的禁闭，尔后就把他放出来了。可到了第二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站在了老校长的门前，问：那事儿，怎样了？
　　老校长说：喝水。你喝水。我已经给内人说了，让她给你介绍一个，是棉织厂的女工，个头、人品都不错。人也长得……
　　蔡国寅说：工作。说说工作。
　　老校长说：……内人的意思是，对方愿意见面。你看是不是抽时间见见？
　　蔡国寅说：你不是说要做工作么？到底怎样，给个囫囵话。
　　老校长说：这个……喝点水。你喝点水。
　　蔡国寅说：说“工作”吧。
　　老校长苦笑了一下，说：蔡连长，算了吧。人已经走了，退学了。
　　蔡国寅一怔，说：退学了？
　　老校长说：退学了。
　　蔡国寅说：那就不归你管了？
　　老校长说：是。不归我管了。
　　蔡国寅说：好，很好。尔后，他扭头就走，走了两步，又折回头来，说：你告诉我她的家庭住址。
　　上尉连长蔡国寅第一次进无梁是坐吉普车来的，手里提着十匣点心。
　　当那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无梁时，整个无梁村的女人们长伸着脖子从石磙上跳下来，一个个唏嘘不已，奔走相告，嘴里一次次重复着两个字：大官，大官呀！
　　五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很怀疑，假如上尉连长蔡国寅当年知道吴玉花有如此复杂的乡村背景，假如他知道他将成为一株虬髯的老石榴，他还敢不敢来？
　　可那时候，蔡国寅象是中了邪了，一意孤行，谁的话也不听。他的吉普车就停在无梁村的场院里，又一次成了全村人围观的对象。
　　那天，无梁第一次有吉普车开进来，人们惊奇无比地看着这个绿颜色的“铁家伙”：先是看那吉普车的辙印，那轮纹能在地上印出花儿来；尔后看那吉普车的车灯，有人说比牛蛋还大；尔后才看那穿着军装的人，她们几乎没怎么看人儿，看的是他帽子上的国徽，肩上的一个杠和三个“银豆”，还有脚上的马靴，人们说那皮靴走起来咯噔咯噔响，带弹簧的；尔后是手里提着的那十匣点心以及他那“您呢您”的东北口音普通话……这一切都让无梁的女人们兴奋不已。可她们并不知道他乘坐的那辆吉普车是从县武装部借来的，他的一位老战友在县武装部当部长；更不知道他脚上穿的马靴是他从东北南下时，一个喝醉了酒的老毛子送给他的。她们只知道这是个“大官”，相亲来了。
　　于是有人风快地跑去报信儿了。
　　于是众多的女人们丛拥着老蔡（他很快就要成为老蔡了）朝吴玉花家走去。
　　可是，当蔡国寅来到吴玉花家院门前的时候，却发现院门、屋门全都关上了。手里提着点心的蔡国寅又一次被晾在了门外。
　　无梁是普天下最不排外的一个村子。早年，外乡来一个糟头发换针的老头她们都要端茶递水围上半天，何况来了如此稀罕的人物？！无梁也历来不乏热心人。吴玉花家的黄泥墙并不高，女人们屁股一骑一磨就过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女人先后骑过院墙去拍吴家的屋门。这些女人一个个把门搭子拍得叭叭响，昂声高喊着吴玉花的乳名：小花，开门吧，恁姑。开门，我，句儿奶奶。还有的喊着吴玉花她娘的小名：换，开门。你家搭戏台呢？架子不小。
　　吴玉花的娘自然不愿意得罪全村人。不一会儿，她慌慌地就把正屋的门开了。只是吴玉花仍然躲在耳房里不出来。此时此刻吴玉花心情极为复杂，事情闹到了这一步，她也不知如何才好。在碎嘴女人的嘈吵声里，对于这个穷追不舍的人，她的心理起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她一点一点地回忆着他做报告、上军训课时的情形，突然很想看看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她站在糊了窗纸的格子窗前，用小手指蘸了一点唾沫，在窗纸上湿出了一个小小的圆洞……可她看到的却是川流不息的女人们的屁股。
　　无梁的女人们串流不息地涌进来。有传话的，有苦口婆心劝说的，有自以为懂普通话做翻译的。女人的屁股一次次从院墙上跨过，把双方的话递来递去……在传话的过程中，无梁的女人们按各自的理解把双方的意思都做了大量的艺术性加工，该删的删、该加的加，来言和去语都是在蜜汁里泡过之后才“翻译”过去的。那就象是用一把把钥匙试着开锁，这一把不行再换另一把……就这么试着试着，四个小时过去了。最后连吴玉花自己都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把钥匙拨动了她的心。等女人们在吴玉花的默许下，正始打开院门待客时，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天黑下来了，在门前站了四个小时的蔡国寅终于吃上了“鸡蛋茶”。那一碗放了红糖的茶水里打了六个荷包蛋，吃了这碗鸡蛋茶的代价是，他必须入赘做上门女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俗和讲究，蔡国寅也都一一答应了。
　　两人终于正始见面了。在昏暗的油灯下，吴玉花低着头，心里乱糟糟的，虽说也曾偷一眼偷一眼地看……可灯光只有一豆儿，太暗了。桌上的十匣点心挡住了她的视线，终还是没有看太清蔡国寅的脸，她看到只是半边脸，那叫“钢毅”。她原来就知道他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军人，现在仍然只知道他是一名军人。应该说，一个时期的风尚（对军人的爱慕）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意思，也都是稀哩糊涂的。
　　按照口头协议，蔡国寅是做为上门女婿入赘到无梁村的。听人说，当年吴玉花的婚礼是十分风光的。那年月，她是无梁村第一个坐吉普车出嫁的姑娘。那辆吉普车从她家门前开出来，在众人的追逐下围着无梁村转了一个圈儿，尔后又开回来了。就这么转了一个圈儿之后，上尉连长蔡国寅就此变成了无梁村的老姑父了。
　　那时候上尉连长蔡国寅月工资九十八元，算是高薪阶层。可这次婚礼，蔡国寅在无梁村一群热心“帮办”的策划下，一一都按当地的风俗办，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置办嫁妆外，那一天吴家开的是流水席，肥猪用了三口，豆腐十盘，粉条一千七百余斤，花卷子馍十四笼，还有烟酒……无梁村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
　　那天夜里，月亮成了无梁村最亮的一盏灯，几乎全村人都到老姑父的屋后“听房”来了。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等待着一个用普通话说出来的一个“日”字，可他们一直等到露水下来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最后，他们终于听到声音了，是哭声，吴玉花响亮的哭声。
　　我知道我们终有一天要回归土地。
　　可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脸。是的，我照过镜子，可我看的是相貌，不是脸。一个人的脸应该包括他的全部生命特征。那时候我还看不清自己。不知自己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皮肤的颜色为什么是黄的，它是怎么染成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颜色来自于土地，我们与平原一个色调。
　　是的，在时间中，我曾不断地修饰我的记忆。我篡改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的童年……
　　记得，当我睁开眼，第一眼看见老姑父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与无梁的任何一件物什都浑然一体：谷垛、麻雀、树木、房舍，以及场里的石磙，瓦屋的兽头，颜色是一样一样的。他就象是土生土长、垒在村边的一堵黄泥墙，或是植在路边上被风雨蚀过的乏灰色的老树桩子。他的脸就是一张无梁村的地形图，沟沟壑壑一览无余。那眼泡就象是干瘪了的、浊黄色的、用席篾子划开又撒了一点黑豆的石榴皮。他身上的黑棉袄烂着套子，腰里勒着一根草绳，上半身象是一捆柴禾；下半身又很象是一个大着裤裆、裹了裹脚的老太太。是的，他腿上还七缠八绕地用烂布打了一截不太正规的绑腿，那大约是他惟一当过军人的显示了。
　　说实话，是碎嘴的女人丰富了我童年的记忆。后来，我才知道，老姑父当年那段曾经轰动颍平城的爱情故事早已烟化了。当年的上尉连长蔡国寅自从脱了军装后，已经是无梁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特别让人惋惜的是，当年的48７3部队，就是曾经驻扎在颍平的榴炮团，也就是老姑父曾经担任过连长的北大院，二十五年后出过一个中将和两个少将，他们都曾是老姑父带过的兵。可老姑父本人却在跟团政委吵了一架后，为了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复员了。
　　甜蜜是很短暂的。据说，两人结婚后仅串过一次亲戚，去吴玉花她舅家赶会。过完蜜月后，两人接着几匣点心去她舅家赶会，路上还说着话，亲亲热热的。可一到会上，就招来了不少的笑声。两人一个高高挑挑的；一个短粗，炮弹一样，这一高一低，一胖一瘦，显得十分滑稽……吴玉花的老舅望着一身农民装扮的外甥女婿，说：花，咋？不是个官么？（肩上）咋没“豆儿”了？此后，吴玉花再不跟他一块出门了。也许，吴玉花心里的委屈是说不出来的。――当年，她本意是要嫁一个军官的，却阴差阳错地嫁给了一个农民。
　　结婚没有多久，吴玉花就开始跟老姑父吵架、打架。他们两人几乎是打了一辈子架。老姑父家的水缸被换过无数次了，那是两人打架时用头顶烂的。据说，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吴玉花曾不至一次地问他：你到底看中我什么了？每次老姑父都以沉默相对，不做任何回答。也许，他的沉默就是一种回答。
　　如果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上尉连长蔡国寅的审美水平应是一流的。那时身高一米七二的吴玉花应该算是魔鬼身材了。她那挺拔的、高耸的胸脯，那一双秀美的长腿，那浑圆饱满的臀部，都是今天活跃在T台上走猫步的材料。
　　或许，当年的上尉连长蔡国寅把挺拔、高耸的胸脯当成了对东北老家白桦林的遐想？把那一双秀美的长腿、浑圆饱满的屁股当成了对早年骑兵岁月的回忆？我想，他只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梁女人的特征，是编席时站在石磙上练出来的。
　　感情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在时间中，既然任何物质都会发生变化，那么非物质的感情，本就虚无飘渺，又怎么能恒久不变呢？可上尉连长蔡国寅怎么也想不到，他奔这个女人而来，是要跟她打一辈子架的。
　　老姑父的军人特质是在无梁村的时光里被一点点侵染、一点点抹去的。在碎嘴女人们的花絮里，最初的时候，老姑父曾到苇荡里喊过操。夕阳西下，他独自一人站在一望无际的苇荡边上，面对着桔红色的落日，面对着一株株在风中摇曳的芦花，老姑父放开喉咙，以“立正，预备——”为始，狮吼一般地喊出了整部“炮兵操典”……
　　可老姑父自摘下肩章上的那三颗“银豆儿”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在无梁村的生活每况愈下，时常遭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们的蔑视和戏弄。比如，女人们撇着嘴说，曾经见他到村里的代销点去偷偷地捡烟头吸。比如，有一次去邻近的官庄赶会，女人们发现他竟然穿一偏开口的裤子，那还是结婚时，他给吴玉花买的压箱底的货。女人们高高地站在石磙上，见了他就说：老蔡，你比石磙才高那么一点点。在床上的时候，咋办呢？是你抱她，还是她抱你呀？
　　可不管谁抱谁，不管怎么打，不管是怎么“办”的，老姑父还是把该办的事都办了。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吴玉花先后生育了五个孩子，活下来三个……这也是他生活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
　　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女人们的一次次嘲弄，老姑父可以忍，吴玉花却不能忍。一天晚上，她突然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听说老胡下放到镇上的公社来了。你们还是战友呢，你去找找他吧？老姑父落到了如此地步，大约就剩下一点男人的尊严了，他只回了她一个字：不。尔后，两人就各自扭过脸去，屁股对屁股，再也不说什么了。
　　据说，吴玉花流了一夜眼泪。第二天，她早上起来，用摔断了一半的木梳子梳了梳头，踮起腿就跑公社去了。
　　在无梁，仅仅几年的功夫，吴玉花已消磨了她的全部美丽。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她的乳房干瘪得就象是晒干了的两只老茄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挺拔。她的两条长辫子早就割卖了，头发乱的就象是老呱窝，满是孕瘢的脸上已没了半点颜色。她整个看上去瘦得就象是一只大螳螂，只剩下那两条长杆子腿了。
　　这一天，她突然踮着两条长杆子腿跑到公社，又是撒泼又是骂娘地大哭大闹了一场。她骂老胡是骗子（老胡就是原县武装部的部长，就是那个借给老姑夫吉普车的人），跟姓蔡的是一路货！她甚至躺在公社的大门口，把一条裤子都在地上蹬烂了……这才把降职下放的公社武装部长老胡给骂了出来，而且骂得他头上直冒青筋，终于给老姑父争得了一点好处。
　　此后，在公社武装部长的争取下，老姑父才得以按伤残军人处理（他身上有七处伤），每月给七元的伤残军人补助金。
　　老姑父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
　　在我出生后的第七天，他站在村中的一棵挂有吊钟的老槐树下，把裹着包单的我高高地举起来，说：从今往后，这就是全村人的孩子。
　　这当然是他当了村支书之后的事了。
　　老姑父是入赘的第四年当上村支书的。那是“大跃进”之后，村支书以私分瞒产的罪名被撤职了，老姑父以功臣的名义就此接替了支书的位置。那是冬天，地里就剩下红萝卜了。所谓瞒产，瞒的也是红萝卜。老姑父当了支书后继续瞒产，瞒的仍然是红萝卜。惟一不同的是，他没有把红萝卜拉到自己家里去。他只是命人把地里的红萝卜缨全部割去，给公社干部造成场光地净的印象，尔后半夜带人一块地一块地的收割红萝卜，当天收割当天吃掉，屁都不留。
　　可老姑父私分瞒产的事还是被人发现了。公社武装部长老胡带着工作组一进村，就声色俱厉地对老姑父说：老伙计，你压线了，踩着地雷了！老姑父跟他装糊涂，说：地雷，美式的？老胡说：我告诉你，私分瞒产，是要撤职查办的！老姑父说：操，你查办我？我还是你入党介绍人呢。老胡说：到底有没有，你给句话？老姑父说：说实话？老胡说：没看啥时候了，你还敢胡日白？老姑父回头看了看村人，一村人哑雀无声，一个个饿鬼一样，眼里泛着绿火……老姑父说：真没有。场光地净！老胡说：老伙计，我是带着指令来的。你好歹给我个台阶下……老姑父贴近他的耳朵，小声说：要说有，也有。就几畦红萝卜，有千把斤红萝卜……老胡说：在哪儿呢？老姑父拍拍肚子，说：都吃到肚里了。老胡说：要是查出来？
　　老姑父拍着胸脯说：你搜。只要搜出来，你撤我职！……听村里人说，就这样，老姑父铁嘴钢牙，冒着风险（在公社武装部长老胡的极力袒护下），虽然受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却一下子保住了几十亩红萝卜。
　　那时候家家户户吃的都是水煮红萝卜，一连吃了六个月，一直吃到藏在地里的红萝卜生出有毒的芽儿，吃的人们上吐下泻、直吐酸水。一直到了今天，我们才知道红萝卜具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C，还含有钙质，俗称“小人参”，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啊。可在那样的年月里，人人都仇恨红萝卜，红萝卜把人都吃伤了。
　　可也正是红萝卜救了全村人的命，也间接地救了我的命。
　　我出生后不久，就由老姑父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我说过，我曾摸过很多女人的奶子，那都是在老姑父的眼皮子底下干的。那时候老姑父抱着我一家一家串，进门就说：给口奶吃。
　　那年月，女人们乳房里奶水本就不多，把她们的乳汁吮吸出来很不容易，且都带有一股发酸了的红萝卜味。现在我才明白，那叫酸奶，是含有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的酸奶呀。
　　我这一生最仇恨的就是红萝卜。那时候，红萝卜的气味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我打的每一个嗝儿都带有红萝卜的气味，过剩的胡萝卜素还有C顺着我的屁股直流！而且，当我厚颜无耻地把带有红萝卜味的奶水一口一口吸进肚子里的时候，无梁女人的目光却象溅着毒液的枪口一样瞪着我，一个个恨得咬牙！可那时候，支书的身份就象是一张特别通行证，使老姑父得以抱着我从这一家走进另一家，昂然地告诉那家的女人：给口奶吃。
　　是呀，女人们恨我。那时候，无梁村的女人们看见我就象看见了狼崽子一样。虽然她们以善良的姿态解开了她们的怀抱，但无不咬牙切齿地瞪我，因为我曾经多次咬伤了她们的奶头。当年，如果她们有武功的话，早就把我给废了。后来，之所以我脑门上的骨头特别硬（你知道，我出过一次车祸），那都是她们一次次用手指头“点验”出来的。常常，她们一边喂奶一边疼得咝咝唏唏地说：……狗狗狗，牙牙牙，你看那狗牙！
　　最初，每当女人喂奶的时候，老姑父就会扭过脸去，蹲在院子里默默地抽旱烟。后来，他就习以为常了，不再躲闪了，他可以和我一起享有同等的待遇了。如果用本村五方的话来说，那就是我用嘴吮，他用“眼吃”。个别时候，如果对方的男人不在家，他还有可能与那喂奶的女人打情骂俏，甚至于浪一些的女人会解开整个乳房，呲他一脸奶水！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最早，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是因我而起的。那一天，轮到国胜家女人（也就是后来的三婶）给我喂奶。我至今仍记得，国胜家女人奶上有一颗黑痣，这颗黑痣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这一天，我差点把国胜家女人（三婶）的奶头咬掉！正象她骂的那样，一嘴狗牙。狼羔子。是啊，那时我太饿了，在童年里我就是一个小狗儿，就是一个小狼羔子。那一天，也许是我吸她的奶头上吸的太久了，可除了汗味我一直没有吮出奶汁来，我急了……紧接着就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国胜家女人的嚎叫声惊动了全村人。是的，我吸了很久都没有吮出奶水来。在红萝卜时期，她饿得黄皮寡瘦，奶子干瘪得一点奶水也吸不出来了，就那么吸着吸着吸着，我的牙咬住了国胜家女人的奶头……也就是这时候，在国胜家女人的惨叫声里，老姑父冲过来了。老姑父在慌乱中一下子上了两只手：他一手端住了国胜家女人的奶子，一手掐住我的小下巴……他大约是想把奶头从我嘴巴里夺出来，可跑过来的女人都看见了：他紧抓着的，是国胜家女人那淌着血的白奶子！
　　一时议论纷纷……据说，当晚，两家人都打了架。在院子里，国胜把他那烂了奶头的女人（三婶）给揍了……另一家，在屋里关上门，吴玉花与老姑父大闹，把水缸都顶翻了！
　　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女人们每每看见老姑父，就说：一个老狗领一小狗儿，俩祸害。
　　童年里，我的确是村里的一个小祸害。
　　在无梁，祸害就是“坏种”的意思，就是一锅汤里掉进了一粒老鼠屎。而我，就是人们眼里的那粒老鼠屎。那时候，在无梁村，单纯从一个个的人来说，我是一个侵略者，是全村人仇视的对象。这可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来。可全村一旦集合起来，当钟声敲响的时候，这仇恨就又转换成了一种“仁慈”。由此可以看出来，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是多么地洞析人心！看好了，“二人”才为“仁”，那是要人们互相监督的；“双丝”染了色，以“心”做秤才为“慈”，这也是让人们互相比一比、秤一秤的意思。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善意，是需要宣扬和激发的。
　　我得承认，在童年里，除了捏女人的屁股、咬伤奶头之外，我还干过其它的坏事，我是做过很多坏事的。最严重的一次，趁着老姑父去镇上开会的功夫，村人们把我吊在了一棵树上。
　　现在想来，我童年里做的那件坏事，如果再大一些的话，足可以判刑的。
　　在我八岁的那年冬天，我刚刚在村里的小学上二年级，也许是特别想做一件好事来表现自己，我却干出了一件天大的祸事。那时候上边号召“除四害”，学校要求每个小学生每个星期上交三个老鼠尾巴。在无梁，对一个家庭来说，交三个老鼠尾巴是不成问题的。可对我这样的一个吃百家饭的孤儿来说，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了完成交三个老鼠尾巴的光荣任务，我曾经扒过无数个老鼠窟窿……那天，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我从大队部里偷出了一小桶煤油。尔后在一些大孩子的纵恿下，把捉到的一只老鼠放在油桶里蘸了蘸，用一只绳子绑住这只老鼠的腿，划火柴点着后放在一个新发现的老鼠洞前，好把这一窝老鼠给轰出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果然，那只带火的老鼠“哧溜”一下钻进老鼠洞里去了……然而，在另一个洞口前，最先钻出来的仍然是这只带火的老鼠！这只带火的老鼠带着六只老鼠从洞口里窜出来，四下奔逃，可我却一只也没抓到。不但没有抓到老鼠，更为可怕的是，这只带火的兹兹叫的老鼠先是窜到了麦秸垛上，尔后穿过三个麦秸垛，又窜进了烟炕房里……不一会儿，场院里就浓烟滚滚了！
　　那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当全村人赶过来的时候，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三个麦秸垛成了三座火焰山，根本无法扑救。更让人恐惧的是，三座烟炕房也接连烧起来了，南边不远就是牲口屋，牲口屋的后边是保管室，也就是村里的仓库……我的妈呀！
　　那天刮的是东北风，风助火势，眼看就要烧到牲口屋了……全村人都傻了。
　　有人说：老天，这咋救啊？
　　有人哭着说：完了，完了！祸害呀，整个村子都完了！
　　这时候梁五方站出来了。年轻的五方，全村最聪明的五方，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五方大声说：火是救不下了。九爷，三叔，别的就不用管了，赶快把最南边这个烟炕扒了，把火截断，牲口屋，仓房自然就保住了。
　　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最靠南边的烟炕房扒了……
　　那天傍晚，当场院狼烟遍地、烧成一堆堆黑灰时，众人这才想到了凶手。大孩子齐伙把我供了出来，说：是他。丢，丢干的！于是，我被人们当众提溜了出来……这时候我已经吓呆了！
　　尔后，我就被吊在了场院边的一棵树上……
　　在那样一个傍晚，我突然发现，目光是可以杀人的。仇恨在飞灰里扩散着，恨意迅速在场院里漫延。那时候场院里站满了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眼里都泛着黑绿色的的火苗，就象是沉默的狼群一样！不，比狼还可怕。我发现我已掉进了“仇恨”的海洋里，我成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点，他们的眼一定饿坏了，个个都想吃人。我坦白地承认，当时，我吓尿了。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人民”的汪洋大海。
　　然而，就在这时，老姑父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回来了。当他撂下那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场院里，操着他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问：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哪王八羔子，谁干的？！
　　立时，人们象炸了的火药库，戳了的马蜂窝，又象傍晚时分从柏树坟里飞出来的黑风一般的破嘴老呱，一个个喷着唾沫星子，开始历数我的罪恶……最后，众口一词的结论是：捆上，送派出所！
　　天已黑透了，只有人们的眼晴是“雪亮”的。老姑父站在树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尔后，又一言不发地勾下头去，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就那么背着手来来回回地在树下走。他气坏了，可是……他一直走到人们唾沫星子干了的时候，才伸手一指，大声说：他，他还是个孩子……尔后，他又走上一阵，再伸手一指，说：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他一直重复着，一连说了九遍。
　　老姑父一再重复的话就象是巴豆，他一把一把地撒下去，终于泻了人们的心头之火。人群里没人再吭声了。接着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咔着痰的咳嗽声……最后，人群里终于有人说：这祸害，也就是吓吓他。
　　于是，众人都随声附和说：吓吓他。
　　老姑父指着我说：丢，祸害呀。
　　我说过，无梁的风是很染人的。
　　风无处不在。可风又是看不见的，风只有结果，没有形态。
　　在这里，风还有一个优雅的称呼：“西伯利亚”。这是无梁人从六十年代村中的大喇叭里听来的。那时候广播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是“西伯利亚寒流”。无梁人以自己超常的理解力删除了“寒流”，留下了具有无限想像空间的、美丽的“西伯利亚”。这只能再一次说明，无梁人是不排外的。
　　无梁人之所以把风称作“西伯利亚”，是延着光棍汉们的思路走的。这是一种想像力的飘逸，是情绪化了的阴性理解，其中包含着对美的渴望和想往、以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浪漫主义期盼。
　　在这里，风跟两个字的联系最为密切：一个是“情”，一个是“尘”。“风情”是一个时段的概念，那就象是剪成一断一断、互不连接的奇异景象；或者说是斜阳下在空中飞翔的带一绺断线的风筝，含些许“偷”来的的诗意。可过去就过去了，永不重复。而“风尘”却是一个固定而久远的时间概念，那是一种经岁月侵蚀后带有烙印的苍凉，是一种埋在时光尘土里的永久性的定格。也只有在时间的概念上，风和尘才联系在一起。无论春夏秋冬，就是不刮风的日子，也有风的神迹。
　　看一看树上的叶子你就知道了，在这里，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
　　在无梁，一旦“西伯利亚”刻在脸上，那就是岁月。而岁月一旦定了格，那就是风俗了。风俗是一个地域特定的生活习惯。我曾经说过，无梁人是主吃面食的：面条、面饼、面汤、菜面窝窝等。吃面食须臾离不开的就是辣椒，辣椒是无梁人最重要的生活调味品。在庸常的日子里，没有辣子是吃不下饭的。辣椒吃多了，脸上就会生出粉刺来。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个年轻人，一边走一边抠脸上的粉刺儿疙瘩，没错，那就是无梁人了。
　　当然，这是低层面的。如果要求再高一点，如果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炒上两个菜，那就是吃酒了。现在有人说酒是文化，也就是“辣”的文化，是让人兴奋的文化，“文化”到了极点，也就是一个字：醉。让客人喝醉，这是无梁待客的最高境界。如果哪家来的客人喝醉了，醉成了一滩泥，那是待客的一种荣耀。往往要用架子车拉上，绕村一周，这是多么体面的事情啊！
　　无梁排在第二的风俗叫：领席。在这里“席”是要“领”的，想一想这有多么优雅。无梁是一个编席窝，最不缺的就是席子。那时候，一张席就是一张流动的床。无梁人最重要、最私密的活动都是在“席”上进行的（一为酒席；二为炕席）。特别是到了夏天，主家领着一张席，客人或朋友相跟着，有瓜的时候，就去瓜地；或者是树下、河边、场院，带着盛了烟丝的笸箩、几根脆瓜，席地而坐，对月而谈……至于说些什么，那就不知道了。那时候一到夏日的傍晚，人人都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说是纳凉，可睡到半夜，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风的时候，就又拉着席走了，也许是去了炕房、也许是钻了麦秸垛，谁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里去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这就是风情。
　　我说过，最早的时候，老姑父曾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看遍了无梁女人的奶子。后来，我就变成了无梁村的一种“无名税”：先是一家一家地派饭吃，后来就成了一种强行的摊派：一家出二斤麦子或是五斤玉米（由大队统一扣），供我上学。从小学到高中，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时候，我一星期往县城中学背一次粮食。每次回去背粮食，我都会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我最早发现的是，老姑父的酒量大了。老姑父原本是不大喝酒的，喝也是一两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老姑父成了无梁村的“第一陪客”。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或是谁家来了体面的客人，定是要支书作陪的。如果哪一次没有请到老姑父，那是很没有面子的。我记得，在我回去背粮食的那些日子里，常见一些女人找到大队部来，缠着老姑父让他去当陪客。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说：这是干什么？拉拉扯扯的？不去。可他经不住女人的再三缠磨，也就应承下来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这么说，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伙哄抬起来的。特别是村里逢会，那是一年一度仅次于过年的大节气，家家都有亲戚来……到了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后来，在我跟着他走过村街的时候，我发现女人们的笑脸象葵花一样处处开放。我知道，那都是对着老姑父的。女人们亲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却昂着头，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时候，还会说：嗯，记着呢。十三，我记着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姑父已经很习惯地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最初当然是为了方便群众。那会儿需要盖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远门，也是要盖章的。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无论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从家里爬起来，跑到大队部去给人盖章。次数多了，他也有些烦了，后来就干脆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有人来找，就给人盖一下。那公章终日拴在裤腰上，磨来蹭去的，总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盖。所以，每当有女人来找，只要不违犯政策，老姑父就问：哈一下？人家会说：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无梁，“哈”也有亲嘴的意思，次数多了的时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义”？
　　渐渐地，我还发现，老姑父“领席”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夏天的时候，老姑父常常领着一张席到瓜地或是芦苇荡里去。有时候，他是陪县上或公社下来的驻队干部。有时候，他是领着村里的一群编席的女干部们开会。还有的时候，他领着一张席到处走，从树下到场院，又从场院到水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蚊子。他说：有蚊子。
　　他心里有蚊子。
　　我说过，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最早是因我而起。那是他在慌乱中端错了“奶子”……后来的事就难说了。后来人们传的那些，都是添枝加叶、扑风捉影、经过渲染的。那年秋天，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村里小学校长苗国安（他也是无梁的女婿）在县上开会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大学要招生了！是推荐招生。一个公社分了三个名额。得到消息后，他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报信儿，希望老姑父亲自出面，为我争一个。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里，我是一个祸害。是一只吃遍全村的蝗虫。如果能把我推荐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当然，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那时候上大学不但不要钱，还给生活费呢。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们的善意。可小学校长又说，虽说一个公社三个名额，可有两个已被公社干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个了。这一个指标三十个大队去争，能不能争到手，还很难说……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姑父不见了。全村人到处去找，一百个喉咙四下喊，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小学校长苗国安说：敲钟吧，一敲钟，他也许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当钟声响过三遍之后，终于把老姑父敲出来了。老姑父是从苇荡里走出来的，他一手领着席，一手还提着裤子……他没想到村街里会站这么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释说：妈的，撒泡尿，把裤腰带给弄断了。
　　人们都望着他，人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人们都去看他的裤子……前后村都喊过了，钟也敲三遍了，他才出来，这泡尿有这么长么？
　　就在这时，吴玉花牵着孩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抖手给了他两耳光！……尔后，她一句话也不说，牵着孩子扭头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来。在无梁，老姑父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式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狈地靠着那棵挂钟的老槐树，平着脸色，略嫌尴尬地说：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裤腰带断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尿尿的问题，可人们还是信了。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人们是心里不信，脸上信。于是人们不再研究“裤腰带”的问题了。
　　小学校长苗国安给老姑父说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尔后说：抓紧吧。三十个村子，就剩一个指标，听说明天就上会定了，是不是得送点礼呀？
　　此时此刻，全村人异口同声地说：送！这得送。
　　这一个“送”字，经全村人的热喉咙喊出来，显得铿锵有力。
　　那会儿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后，他靠着树的阳面，我靠着阴面。我不禁脸红了，心里怦怦乱跳。那时候，我还会脸红，此后就不会了。
　　人们都在等着老姑父说话，可老姑父就是不开口。我知道老姑父不开口的原因，这是逼着他去找公社武装部长老胡，老胡是他的战友，这是让他去给老胡送礼……他不愿去求老胡，他还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这一次，全村人不答应了。人们象“森林”一样地围着他，立逼他说话。“送”是必须的，人们甚至开始议论送什么的问题了。有的说，队里不是还有几桶小磨油么？有的说，代销点有烟，赊上几条好烟。有的说，光烟不行，还得有酒……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哪里，就象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得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象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她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导火索。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象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象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撕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象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博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廻繁往复，就象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象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象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利、脆！就象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即含蓄而又泼辣，即生动而又斑澜。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浆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渲泻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劫。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常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的就象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辩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只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象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攥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她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象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象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交諑。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份，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象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房……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撕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螫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攥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当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姑父给我写的第一张条子，就是要我去寻找苇香。
　　此后老姑父又给我写了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一直写到我在学校里无法生存，辞职下海为止。这也是我仇恨老姑父的原因。
　　十七岁的小苇香是突然之间失踪的。那时候她正上高中一年级，在学校里已经有了绰号：“小洋马”。她的母亲曾经被人称作“大洋马”，她现在已经出落成“小洋马”了，漂亮是不必说的。暑假里，在“小洋马”回到无梁的第三天，她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村子里有许多传言，议论纷纷……最靠谱的消息是，她被一个骑着摩托到村里收购头发的小伙子拐走了。
　　为此事吴玉花跟老姑父又打了一架。两人除了互相责骂、大打出手之外，就是心急火燎地分开四下去找……他们甚至还报了警。
　　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查到苇香的任何消息。于是老姑父就让人给我捎了一张条子，让我帮着去寻找蔡苇香的下落。
　　我已欠下了无梁那么多的人情，老姑父的“条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于是，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在颍平城里整整寻找了三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旅店，每一个派出所我都去过了，我还托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们也帮着查找，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苇香的任何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无梁，专程向老姑父禀报情况。
　　然而，当我带着礼物赶到老姑父家的时候，老姑父却不在家。我问吴玉花：花姑，老姑父呢？吴玉花冷冷地说：死了。
　　那一天，当我找到老姑父的时候，老姑父又喝醉了。他躺在场院的麦秸窝里，成了一滩泥，怎么也喊不醒。
　　在无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在村人的抬举下，老姑父经历了由陪酒到馋酒再到醉酒的复杂过程。如今，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已成了人们说的那种“熟醉”，一喝就醉。有几次他醉的很不像样子，被人们从家里抬出来，晾在村街里的一张席上。据说，那天老姑父吐得一塌糊涂，等他醒来时，他身边卧着两条狗，一只黑狗，一只黄狗，狗也醉了。
　　这个“狗醉了的故事”在无梁传开后，很是影响老姑父的声誉。人们再见老姑父的时候，眼里就多了些不屑。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老姑父给“哈一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当他在村街里行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笑容就淡了许多，对此，老姑父肯定是有些失落的。
　　这年冬天，我在省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无意之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苇香。
　　我说过，我本是立志要当一个学者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是省财贸学院的一个讲师，可我已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省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在这次研讨“平原部落文化”的会议上，我碰上了一个已小有职权的同学，那时，他已官至副处。读研究生时，我跟这位绰号叫“骆驼”的同学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感情还是有的。一天晚上，当我与他争论平原文化到底是“脸文化”、还是“脚文化”的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吊吊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他说，不让你喝，就是让你开开眼界。尔后他说：洗个脚。
　　那天晚上，在省城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骆驼把我领进了一家“脚屋”。这家挂着红灯笼的“脚屋”门面并不大，里边却别有洞天，进门后是一条长廊，对着长廊是一间间写有牌号的格子房，同学走在前边，我懵懵懂懂地相跟着，心里怦怦乱跳，就象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请。骆同学进了一间格子房，当我跟着他也要进的时候，骆同学回头狡黠一笑，给我指了指隔壁的一个房间，说：哥们儿，背背脸吧。尔后就昂首走进去了。我愣了一会儿，在一个小伙子的导引下，进了另一间格子房。这是我凭生第一次“洗脚”。说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脚是如何“洗”的。
　　那是一间很简单的格子房，决不象现在的“洗脚城”那么浮华。里边只有一只沙发和一张单人的按摩床。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只沙发上，尔后我就看见了苇香。
　　苇香是端着一个木盆进来的，木盆里盛了泡有草药的热水……当时我已经惊呆了，就那么木然地坐在那里，看着苇香。离开无梁那么多年，苇香早已认不出我了。可我还能认出她来，她右边的眉头上有一颗痣，按古人的说法，这叫眉里藏珠，是大福大贵的命。可苇香却跑到省城给人洗脚来了。
　　虽然她的穿着跟城里人没有差别，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能认定她就是苇香，并不是单凭那颗眉痣，我是闻到了一种气味，来自无梁村的气味。那气味是在无梁的熏风里日积月累泡出来的，就象酒一样，是洗不掉的。
　　我惊呆了的另一个原因是苇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甚至比她母亲年轻时还要漂亮。据我的观察，苇香身上已没了未婚姑娘的那种青涩。她就象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两只大美眼忽闪忽闪的，胸脯圆润饱满地挺着，一件粉红色的裙装把屁股兜得紧绷绷的，衬得细腰宽臀，前凸后翘，真就象她的绰号，一匹活色生香的“小洋马”。
　　她蹲在我的面前，一边用夹生的普通话说：先生，我是２号，很愿意为您服务。一边给我脱着鞋袜……我那会儿身子一阵发紧，简直不敢看她。当她把我的两只脚送进热水盆里的时候，我才打了一个激灵，从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于是我试着问她：姑娘，你家是哪里的？
　　苇香说：山东。——那时候，她已经学会说假话了。
　　我说：听着象本地口音哪？
　　苇香看了看我，说：搭界。
　　我说：不对吧？听口音……
　　她飞了我一眼，说：先生，你查户口呢？
　　这时候她正抱着我的脚用力地揉搓着……我心里一酸，突然想起了老姑父，我看见老姑父在槐树下“谷堆”着，一脸的沧桑。曾经的炮兵上尉决然想不到，此时此刻，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正在省城的一家“脚屋”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按脚呢。算起来也有十八、九年了，她给她的父亲洗过脚么？
　　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问：姑娘，你出来做这个，你家里知道么？
　　苇香不回答。苇香说：先生，我们这里有泰式，有港式，有全套，你做么？
　　我又一次试探说：你一个姑娘家，家里多操心哪……？
　　苇香说：港式的１６８，泰式的２６８，全套带打飞机４６８，很舒服的。
　　我迟疑着说：全、全套？
　　那时候我只是个穷书生，囊中羞涩，我惊讶地说：这、这么贵呀？那洗脚呢？
　　苇香说：光洗脚８０。做个全套吧，又不用你付钱。
　　我连声说：不，不不。太贵了。
　　那时候，掏８０块钱洗个脚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的莫名惊诧一定是让苇香看到了，她的嘴角稍稍撇了一下，有了一点让人看不出的蔑视。我甚至读出了她那无梁口音的潜台词：穷酸。充什么大蛋！这地方是你来的么？
　　我说过，那是我凭生第一次进洗脚屋。脚洗了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却如坐针毡。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站起来的，在我将要离开那个格子房的时候，我突然多了一句话。我回过头来，望着她，说：苇香，还是回去吧。
　　苇香突然抬起头，象麋鹿一样警惕地望着我，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我说：我不会认错的，我就是无梁人。
　　苇香的眉头耸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她看着我，有那么一会儿功夫，她象是陷入了回忆之中，一直在搜索记忆信号……末了，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再次撇了撇嘴，用戏谑的口吻说：先生，想泡我是吧？别来这一套，我见的多了！说完，端着那个木盆，快步走出去了。
　　我当夜就给老姑父打了电话，老姑父是坐火车从颍平匆匆赶来的。我去火车站接上他，直接去了那家“脚屋”。一路上，老姑父反复问：是她么？真的么？我只是点点头。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正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给我洗的脚。
　　可是，当我们赶到时，却扑了个空。那个脚屋的老板说：什么２号？我们这里根本就没这个人。我跟老姑父不容分说，闯进去一个屋一个屋挨着找，终也没有找到。正是我多了句话，苇香才走的。茫茫人海，又到哪里去找呢？
　　老姑父蹲在地上，象孩子一样哭了。
　　老姑父的眼是后来失明的。
　　据说，自苇香失踪后，老姑父与吴玉花不再打架了，也打不动了。村里人还以为两人终于和好了。可战斗并没有结束，两人回家后互相瞪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在吴玉花，那一眼一眼的全是鄙视。老姑父呢，那情愫就显得更复杂一些，有迷茫有恍惚还有悲凉。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眼看人都看花了，可他的内心仍……矛盾着。唾沫都吵干了，还说什么呢？两人几乎没有话。没有话的日子更为可怕。那就象是情感的灯油干了，熬尽了，剩下的只有沉默。
　　老大出嫁了，老二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个人的日子，一个在酒里泡着，一个在恨里泡着，就剩下瞪眼了。对外，两人还保持着最后一点体面。凡有人来，吴玉花就“嗯”一声，那意思是说，找你呢。此刻，老姑父也会“嗯”一声，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默契。这时候，老姑父的伤残补助已增加到１２０块了。这每月１２０块钱的卡仍在吴玉花手里攥着。老姑父喝酒也只有靠支书的身份了。可他老了，面临改选，那身份越来越不值钱了。有时，每当钱取出来的时候，老姑父也偷过两次，一次拿十块二十块的，可被吴玉花发现后，藏得更巧妙了。这几乎成了两人间的一种游戏，一个藏，一个找，四处翻着找。可二人之间仍是什么也不说，恼了的时候，就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恨恨的。瞪眼不算什么，这还算是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那年冬天，村里改选后，老姑父不再是村支书了。可他的眼却得了很严重的白内障，仅通一点路，几乎就算是失明了。
　　老姑父常常一个人在村口的大石磙上坐着，闻着风里的声音，找着跟人说话。村里人从他身边走过，有时会给他搭句话，有时就走过去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的怅然。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慢慢地站起身，拄着一根棍子摸着走回去。
　　那时候，老姑父曾托人给我捎过一个口信儿，说他“想听听国家的声音”。可信儿没有捎到（一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是想要一个价值２６块钱的小收音机）。拍着良心说，我不是找借口，我只是……等我听说后原打算要给老姑父治眼的。可不幸的是，那些年，我一直在奔波之中。当我定下心，要给在老姑父治病的时候，我又……此后，说实话，我已自身难保，顾不上他了。
　　可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十多年的苇香却突然回来了。
　　苇香回无梁，又一次造成了全村人的轰动。那是夏日的傍晚，苇香坐着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回到了村里，桔红色的落日映在那辆出租车上，就象是一团红色的火焰突然降临在村子的中央。
　　那时候，老姑父拄着一根竹杆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就象是一堆灰。当苇香坐着出租车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只是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气味、还有一股子他说不出名堂的香风。
　　村里的女人们立时就把苇香围住了，她们叽叽喳喳地感叹着，一个个说：苇香啊，真是苇香回来了！啧啧，都认不出来了！
　　苇香身上穿着一条米黄色的飘裙，脖子上挂着一个黑十字纯金项链，衬着她那雪白的肌肤，高耸的胸脯，更显得成熟饱满、美艳无比！她看上去就象是仙女下凡一般，莲步轻移，下车后她仅走了两步，那高脚酒杯样的鞋跟儿在地上“的儿、的儿”地凿出了两个羊蹄状的印痕。顿时，那声响象是在敲打着众人的心。于是，女人们一个个狠下心来，指着村口，说：苇香，你爸，村口那人，就是你爸呀。
　　苇香站在那里，仅朝着远处望了一眼，说：是。我爸。我没花过他一分钱。尔后就提着皮箱，挎着手包“的儿、的儿”地回家去了。
　　老姑父仍然在那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一直坐到天黑。老姑父想女儿都快要想疯了，可女儿回来了，却看都不看他一眼，老姑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有好事的女人跑到他跟前，说：老蔡，你家苇香回来了，坐卧车回来的。他说：哦，回来就回来吧，我又看不见。
　　据说，苇香回村后，一下子就与母亲吴玉花搂在了一起，又抱又亲又哭的，两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夜体已话……吴玉花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也是如花似玉呀。不免心里百感交集，抱着女儿大哭一场！
　　还有人说，苇香回家后，对父亲十分冷淡，甚至连句亲热的话都没有。一再重复的只有一句话：这屋里啥味？妈，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大味呢？而吴玉花总是撇撇嘴说：……老不死的，你别理他。
　　每当她一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老姑父就悄没声地拄着那根竹杆走出去了。
　　一天，老姑父在村路上截住了苇香，他对着空气说：给你丢哥捎个信儿，就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苇香说：啥音儿？你眼都瞎了，还听个啥？老姑父说：你不懂。他懂。苇香说：我就知道，你操他的心，他啥鳖孙人呀！你以为他还在学校教书呢，早跑得没影儿了。老姑父说：他，上哪儿去了？我就让你捎个信儿……苇香说：屁。一个穷酸！你就指望他吧。老姑父气了，说：你给我站住！苇香说：我忙着呢，没功夫跟你扯闲篇。老姑父举起拐棍，在村路上一阵乱抡！可苇香早走得没影了。
　　很快，人们就知道苇香挣了大钱了。苇香回来不久就让村里批了一块地，十天之后，一座三层小楼拔地而起，而且里外都贴了瓷片！
　　这是村里盖的第一座小白楼，很扎眼的。当一挂鞭炮响过之后，全村人都跑来看……人们一声声地感叹说：有个好闺女，就是不一样啊！
　　可老姑父却拒绝到新房里去住。老姑父把苇香叫到灶房里，很严肃地说：苇香，我问问你，钱是哪儿来的？
　　苇香随口说：挣的呗。
　　老姑父说：怎么挣的？你干什么挣这么多钱？
　　苇香一下子恼了，苇香先是赏了他一口唾沫，苇香把唾沫吐在地上，恨恨地说：你瞎着个眼，问啥问？你管我呢？你操过我的心么？你操过家里人的心么？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就说那时我小，你给我姐也行啊，你给了那兔崽子！……
　　就在这时，吴玉花冲进来，一连赏了老姑父六口唾沫：……呸呸呸呸呸——啊呸！
　　老姑父伸手去抓竹杆，可那竹杆一下子就到了吴玉花的手里，紧接着连跺带踩，倾刻间断成了一节一节的竹片！
　　老姑父的嘴一下子就歪了……老姑父中风了。
　　老姑父刚得脑中风时，两人都吓坏了，当即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可是，在医院里挂了几瓶水之后，待老姑父稍稍好了些，苇香又急着回城里去，于是两人一商量，就又把老姑父拉回去了。
　　苇香这次离开村子虽是悄悄走的，却一下子带走了六个姑娘。苇香回村从没说过城里的一个字，有人问了，也只含含糊糊地说是倒腾衣服之类……可这六个姑娘却执意要跟她走。
　　据说，一天早上，天不明的时候，苇香带着六个姑娘悄悄地走了。村里人的目光很含糊，就象是预见了什么，可谁也不说。
　　据说，老姑父回村后，虽然已口齿不清，却用手指着，执意地住在了老屋里。最初，吴玉花每天还会给他端饭吃，一天给他端个一碗两碗的，吃不吃就随你的便了。可老姑父半边身子不能动，大小便都几乎不能自理，屋子里自然臭哄哄的。偶尔，出嫁了的大女儿回来，会给他收拾收拾，可大女儿又不常回来……所以，吴玉花再进老屋时总是捂着嘴，把饭碗放下就走。
　　据说，有一段时间，在大女儿的哀求下，吴玉花也曾经请了一个乡间的老中医给老姑父治过病。老姑父头上扎着一头的银针，由大女儿和大女婿扶出院子，尔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在村路上往前挪，惊心动魄地走了十几步远……就此，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的老姑父终于看到蓝天。
　　据说，有那么几日，老姑父瘫着半边身子，头上扎着一头银针，天天象孩子一样在村街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着学走路……村里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一个人，如今却落到了这步境地？！那就象是对病态的一种残忍地展览，谁看见都忍不住想上前扶他一把，说：天哪，老蔡，你咋这样了……？！可最终都被吴玉花喝止了。吴玉花象是押送犯人一样跟在他的后边，一叠声地说：别扶他，别扶。他能走。他会走。让他自己走，练练。老姑父就歪着身子自己走，一步一步……那情景惨不忍睹！后来，老姑父在学步的路上又摔了一回，此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还是据说，日子长了，擦屎刮尿的，吴玉花也侍候烦了。有时候，吴玉花也逗他，她会长时间地看着这堆“灰”，说：老不死的，你把手举起来，我看看。老姑父就试着举那只瘫了的左手，可他使不上劲。吴玉花就说：举两只手，两只手都举。老姑父就听话地、一高一歪地举起两只手……这时候，吴玉花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老不死的，你投降了？你也有投降的时候？你瞪我干啥？你瞪你瞪你瞪！……说着，就再赏他一口唾沫！
　　还有的时候，吴玉花嘴里正嚼着一点什么，见老姑父瞪她，就“呸”上一口。有一天，她嘴里正好塞满了石榴籽，家里的石榴结果了，又大又甜，她吃了半个，把半个放在窗台上，就那么手里端着一碗饭，塞着一嘴石榴籽走进了老屋。那时候，老姑父正歪着瘫了的半个身子在撒尿……屋子里尿臊气四溢。把吴玉花呛得一嘴石榴籽喷在了老姑父的脸上！骂道：老不死的，糟贱人也不拣个时候！啊呸！
　　老姑父歪在那里，一脸的石榴籽，一脸浆糊糊的石榴汁液。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嘴一歪，突然笑了……他的笑容一定很狰狞。
　　吴玉花放下碗，匆忙逃出了老屋。
　　据说，老姑父是２００2年秋天去世的。
　　是的，我没有参加老姑父的葬礼。这也是我至今愧疚不已的。
　　那时，我早已辞职下海了。为了远离我这帮乡亲，为了躲避老姑父那源源不断、几乎要把我逼疯的“白条”……我一气之下逃到了上海，成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黄马甲”。后来这十多年里，已经跟村里没有任何联系了。
　　据说，老姑父的葬礼声势浩大、极度哀荣。蔡总，蔡思凡女士，也就是过去的蔡苇香小姐，现任平原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下子请了四班响器对吹，无梁村一街两行站满了看响器的人们。在“喜洋洋”、“百鸟朝凤”及“你牵着马、我挑着担……”的音乐声中，悲痛欲绝的蔡思凡女士曾哭晕倒过去三次！
　　吴玉花也哭了。他们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吴玉花还是掉泪了……
　　在葬礼上，吴玉花对人说，老姑父走的很平静，脸红扑扑的。那天中午还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好好的，下半夜就咽了气。可另有人说，吴玉花半个月都没进老屋的门了。还有人说，蔡总真是个好女儿，在老姑父临去世的那些日子里，她曾多次专程从城里赶回来，一次次进出老屋去看望他的父亲，一点也不嫌脏，可真是孝顺哪。
　　这些都是“流窜犯”梁无方后来告诉我的。无方是个“上访专业户”，他一生都用在告状上了。我是在出差途中碰上梁无方的。五方又到北京上访来了，在北京火车站一个角落里，我碰到了他。我请无方在餐厅里吃了顿便饭，喝的是小瓶的二锅头。五方喝了酒之后，就随口告诉了我老姑父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愣住了，面有愧色。
　　我原以为，欠老姑父的人情，该还的都还了，还要怎样呢？可是……我甚至暗暗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老姑父如果在天有灵，为什么不给我托个梦呢？
　　可就在这时，五方吐着一嘴酒气说：其实，老蔡没有死。
　　我又一次愣住了，我说：方叔，你啥意思？
　　五方说：老蔡成了一棵树。
　　我说：方叔，你到底啥意思？
　　梁五方朝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说：我是说，老蔡进城了。老蔡的头，在省城盆景园一个大花盆里栽着呢。
　　我说：方叔，你喝多了吧？
　　五方说：不多。就小二两酒，还是二锅头……接着，他又说：丢儿（他叫我的小名），你听我说。全村人，就我一个儿没使“封口费”。所以，这话我敢说。换换家儿，没人敢告诉你。
　　我吃惊地望着他，说：封口费？
　　这时，梁五方突然伸出手来，五方说：爷们儿，给俩吧，意思意思。你给俩钱，我就告诉你。这叫“信息费”，如今讲这个，你看着给。
　　我先是怔了一下。尔后我从兜里掏出皮夹，从里边抽出一叠钱，大约有两千，放在了五方的面前。五方看了，说：够一句。
　　往下，五方的话说得我心惊肉跳，好久都没回过神来……是啊，世道变了。可再怎么变，在平原的乡村，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也不敢相信。我看着梁五方，期望着在他脸上能读出点什么？虽然是酒后，梁五方仍不象是在说假话的样子。他眸子里是有亮光的。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现在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听了梁五方的话，我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我告诫自己，从“流窜犯”梁五方嘴里也说不出真话来。
　　可是，分手后，当我走进软卧车箱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里很痛，象针扎一样痛！我的公司总部在深圳。回到公司后，我一连数天心神不宁，夜里也开始做恶梦了。有一句话，象炸雷一样不时在我耳畔响起：给口奶吃！给口奶吃！……我明白，我是欠了债的人，老姑父的人情，我是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
　　后来，我按梁五方的指引，去了一趟省城的盆景市场。
　　在市场上，我挨着走了一遍。在一盆标价一百二十万、名为“汗血石榴”的盆景前，我站住了。那一刻，我的心怦怦乱跳。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难道说是一种感应么？
　　这时，盆景园的老板走过来，说：先生，这可是我的镇园之宝，想要？
　　我说：这盆石榴，一百二十万？
　　老板说：你如果真想要，借一步说话。
　　于是，我跟着这位老板进了里间的一个摆有茶具的花房里，进了花房，老板让人泡上茶，尔后对我说：先生，我在这里说的话，出了门就不认了。不瞒你，这株石榴是我七十万进的，养了三年了。这株石榴跟别的盆景不一样，是用血肉喂出来的。
　　我望着老板，老板脸上一层油。我说：牛肉还是羊肉？
　　老板低声说：我往下再谶一句，可别吓着你。你看这个盆特别大，它的最下边，垫着的是一颗人头。
　　我说：人头你也敢卖？
　　老板说：不是我卖人头，我卖的是盆景。至于它下边埋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但是，我之所以敢卖这么高的价，它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就这株石榴，它一天一个价，你出了这个门，改天再来，说不定就是二百四十万了。
　　我已在生意场上泡了这么多年，我知道老板话里有诈。可我不想再讨价还价了。假如老姑父在天有灵，他……我说：这盆石榴我要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老板说：你说。
　　我说：你必须告诉我，这株石榴的来拢去脉。说说，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老板朝周围看了一眼，尔后，探过身来，低声说了一些话……
　　我说：真的么？
　　他说：不打诳语。
　　……如今这株石榴就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带有花卉图案的磴红色的大盆，花盆巨大，就象一只半截缸那么大，盆中的石榴的长势很好，树干和枝条都是经过最高级的盆景师修饰过的（上边有铁丝捆扎过的痕迹），虬虬髯髯地塑造成了迎客状，它甚至还结出了两个大石榴。
　　当我把这株石榴“请”回来的那天夜里，我曾经专门搬了把椅子，坐在石榴前，想跟他说说话。可一夜过去了，“石榴”始终没有开口。有一阵子，当我歪头打瞌睡时，隐隐约约地觉得门响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风？
　　是的，我闻到气味了，来自无梁的气味。那气味一日日地熏染着我，使我不得安宁。每次从它身边走过时，我都忍不住想打烂那盆，看看下边是不是垫着人头（我甚至专门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我说，如果那下边确实是一颗人头，不管人死没死，都是犯罪。而且，那些拿了“封口费”的乡亲，属隐匿不报，将视为同罪。）……？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夜半时分，我都能听到那盆石榴的声音。那株栽在花盆里的石榴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知道，这也许是幻觉。我也多次告诫自己：别怕，这是幻觉。可这幻觉太吓人了，足以让我颤栗，让我浑身发抖。
　　它说：我想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该怎么办呢？
　　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是“流窜犯”梁五方的诳语。
　　可五方，曾经的梁五方，又是无梁最聪明的一个人，他会骗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