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访谈录（9）
作者访谈录（9）
中学生是不许谈恋爱的，性更是禁区中的禁区。就性和爱来说，张冲的叛逆和反抗仅限于挂个女朋友，但不是苗苗。就是挂女朋友，也是一个反抗的姿态，并未像他的表弟文昭那样实做。他可以对抗秩序，对抗父母和老师，但没想伤害女孩子。对苗苗就不仅是不伤害了，还要保护。苗苗确实是他青涩生命里的一块净土。他选择了做坏学生，但不愿殃及苗苗。他从骨子里还是认可现行的“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标准的，所以他认自己是“坏”的，苗苗应该走上大学的正路。张冲就是这样的叛逆者和反抗者。
钟：有人说这是你距离现实最近的一部小说。其实你在这之前的中篇《对一个符驮村人的追忆》也是当下生活的表达。你怎样看作家对现实的关怀？前些年曾经提倡过底层写作。那样的写作也带来许多问题。你用什么来超越那种“现实主义”？
杨：我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关怀，也没想过要离开，就是想离开也做不到。我做不到，也不相信其他人能做到。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对付当下，对付现实，想逃也逃不开的，写作者也一样的。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在吃饱喝足以后坐在他的书斋里，把自己运送到过去，和历史中的人一起生活。历史是不可复制的。每一种历史的叙写都是当下的叙写，都有当下的关怀，只是关怀的东西和层次不同罢了。将来呢？我也不相信谁能把自己运送到将来去。更何况，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将来——这不是我的话，但我认同。
你说的底层写作，我不了解，也不知道它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至于所谓的“现实主义”，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也不准备去为它劳神费力，也就不存在对它的“超越”了。
说《少年张冲六章》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部小说，可能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当下现实的一个热点，几乎和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关系。看看每年高考的景象，会让人惊叹到晕倒。如果兵马俑是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创造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话，我们的高考就完全可以列为现在的中国人创造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但我没想把《少年张冲六章》写成一本社会问题小说。我要的是：提起树苗，连泥带水拔出它的根须，看看有什么样的泥水，什么样的根须，枝条和叶片上吸收的是什么样的阳光和空气。
钟：《少年张冲六章》是一部长篇小说，一般人喜欢读到的长篇是情节推动强烈，有紧张度，也就是有故事又有人物的小说，但你却不这样写。你的《从两个蛋开始》，也不是一般常规的写法，而是每一节都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短篇，他们彼此作用，构成了整个长篇的气场。为什么？你怎么看所谓的故事性？你认为长篇小说的文本意义是什么？
杨：我写小说，也写电影和电视剧。我的写作经验使我对曾经很看重的故事性产生了怀疑。故事是有局限的，越长的故事，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局限，即使编织的很紧凑。我的阅读经验也给了我印证，尤其是小说。过于紧凑的故事会减损小说的辐射、扩张和渗透力。故事紧凑的小说多有当下的痛快和淋漓，却难有咀嚼的耐受力。好的小说应该能经得起反复阅读，过于看重或热衷于故事的小说是很难达到的。我不拒绝故事，但很警惕。我不能让我的小说故事化，尤其是长篇小说。我在写《从两个蛋开始》的时候就强化了这种意识，也这么做了。它比编织一个以情节推动情节的完整故事要困难的多，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小说。块状组合，相对独立，彼此遥相呼应，就像你说的，构成完整的，具有辐射、扩张和渗透力的那种气场。《少年张冲六章》也是非故事化的，我宁可让自己多些煎熬，也不愿让故事减损我的表达。
每一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小说家在不断改变和丰富着小说的风貌，当然也包括长篇小说。就文本意义来说，我以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小说艺术。如果有的话，就是长和短。这一区别可以提醒写作者：别把长篇小说写的像一个短篇，因为它们实在还是长短有别的。
钟：在这部小说中你付出最多精力在何处？困难在哪里？
杨：点滴积累，历时五年，有用无用的素材和胡思乱想几乎写满了一个笔记本。还要想清楚：我要写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次有意义的写作？
用六章来结构，打碎了故事，分离了时空，又要把它们组合成一个魔方一样的整体。每一个细微处都要小心对待，还想要让它们好看、耐读。就是这么“难”过来的。
钟红明 杨争光
2010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