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风声》是《暗算》的“敌人”
　　五年前，当我把写特别单位701的几个中篇串在一起，做成一部长篇《暗算》出版时，我并没有预想到它将在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相比于它的“兄长”《解密》，我一直有点儿小视它，因为毕竟是中篇串的，不是深思熟虑的“大东西”，而是“灵机一动”的小聪明，跟十年磨出来的《解密》不能同比。但世事难料，这些年《解密》成了“小媳妇”，《暗算》反而喧宾夺主，成了“街谈巷议”。要说也没什么神秘的原因，只不过《暗算》拍成了电视剧。
　　《暗算》拍成电视剧，对我是个心酸的过程：被人“暗算”了，连环的暗算，一步步逼得我也是方寸全失，丢人现眼地跟人打口水仗，上法庭。想来是挺无聊无趣的，因为想开了，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再说，我等无能书生，在这个乱套的年代里，受点委屈，吃个闷棍，实属正常，怎么可能事事称心，人人如意?亲人都在为名为的有名无名地反目成仇，何况邂逅的所谓合作者。这是个不愉快的话题打住!
　　说说愉快的，就是《风声》。我说《暗算》之我“挥之不去”，有不愉快的，更有愉快的。五年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暗算》还会下蛋，生“第二胎”。《风声》有个题记，我是这样写的：《暗算》里的人物都死了，怎么还会有第二部?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只能笼统地回答：生活是最优秀的小说家，我不过是中了六合彩而已——六合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我故弄玄虚，事实就是这样，《风声》对我来说是拣的，拣了个金元宝。具体的来龙去脉我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简单地说，是有人看了《暗算》电视剧后，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跟《暗算》中“钱之江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钱之江的故事纯属我虚构的，他的故事是他父亲的经历，即使过去了六十多年，真实的“影子”依然随处可见，不容置疑。
　　这人姓潘。名向新，是一名赋闲的化学教授。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讲的故事就像他的一生从事的专业一样，是有魔力的，故事自我衍生，尚未面世就刷刷地起了一系列化学反应。“风声”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吹来，“东风”引发了“西风”，风起云涌，让我一时收不了场。但故事实在是越发的精彩了，到现在为止，我知道读过《风声》的人都是一口气读完的，李敬泽形容《风声》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就是说，在故事层面上它有强大的情节吸引你往下看，读它的过程就像在参与一个智力游戏。我自信，最终的谜底是无人猜得到的。这是上帝的手艺，不是我的。
　　作为《暗算》的第二部，《风声》不是《暗算》通常的前传或后传，两者不是“亲人”关系。而是“虚实”关系。虚构遇到了真实，就像梦想成真，有点儿不可思议。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我”遇到了“上帝”，用潘教授的话说：我的手艺怎么能跟上帝相比?差多了!所以，我有种预感，人们看了《风声》会把《暗算》打入另册，就像假李逵遇到真李逵，假的只有遭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声》无疑是《暗算》的“敌人”：它们都是我的“子女”，却不和睦。这是没办法的，正如历史本身，它像“风声”一样从远处传来。时左时右，是是非非，令人虚实不定，真假难辨。
　　
　　上部　东风
　　
　　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不用去单位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仅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奈。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也许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社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待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得像罂粟花一样，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儿子打打算术牌(我本人发明的)，下下军棋、象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或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胡思乱想。
　　《暗算》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其实，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作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奇怪的是，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有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怎么跟我泄密呢?《暗算》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电视剧的火爆，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因为找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黄依依、钱之江式的人物，或者是他们的后辈。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家庭，有的代表单位、组织，有的来感谢我，有的来指责我。感谢也好，指责也罢，我总是要接待，要见面，要解疑答问。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时老调重弹。
　　当中有一个人，来意有点暧昧，他既不是来感谢我，也不是来指责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来听我讲的，而是来对我讲的。他来自上海，姓潘，名向新，是个化学教授，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赋闲在家。他随意而来，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
　　是去年元月上旬，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并由我朋友做东，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席间，教授谈理说文，妙语连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小说和化学，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说：好的小说就是化学，对生活作化学处理；反之(差小说)则为物理，拘于事实，照搬生活。云云。对错姑且不论，但说法新奇，令人难忘。席间也谈起《暗算》电视剧，他说他刚看过，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每天三集，他跟着看了一道，后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捕风者》重看一遍。以他的学养和智识，一个东西看上两遍，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大小情节，包括细节，无不通晓。他没有做好坏评价，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出处，并恳请我实话实说。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但对他这种智者，我担心招摇撞骗会被他识破，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我不便妄言，只好如实相告。
　　坦率说，《暗算》第一部《听风者》和第二部《看风者》的故事，尚有一定原型，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他叫林海，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生活不能自理，但他目力惊人，有特异禀赋，以致方圆几公里内，几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朗朗成诵。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刺瞎了他灵异的眼睛，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至于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真的，纯属是虚构的，如果一定要问出处，勉强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追根究底，是2001年，我们单位(成都电视台)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一部献礼片，让我写本子，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地下的天空》的两集短剧，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尼》。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两年后，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我觉得很有趣，便激发了重写《地下的天空》的热情。《捕风者》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
　　潘教授听罢，久久沉默着。我猜想，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因为经过沉默——沉思默想，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他这样对我说：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兴趣，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绝对是真实的，历史上有记载。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可以这么说，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上帝已经编过一道。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仔细想来也不会，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对不起，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我个人以为，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
　　接下来，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我听后简直惊呆了。毫无疑问，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精彩十倍!一百倍!!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包括他父亲。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走一趟，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
　　何止是不虚，简直是满载而归——我找到了《捕风者》故事的原型!欣喜的同时，我也称奇不已：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嗬，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我，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虚构和生活的关系，我想，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你翻吧，看你能翻到哪里去。
　　事后，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他蓄意而来，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我不得不承认，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更离奇而又更真实。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是例外。所以，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