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候鸟

表妹打来电话，问我还记不记得来泰。我在大脑里飞快地检索着，终于捕捉到了一张黑瘦的面孔。我说记得，他怎么了？
　　表妹说，可别说了，跑啦！
　　我问表妹来泰他跑啥。
　　表妹嘎嘎地乐了。她说是让李鬼吓跑的。乐着乐着，又说是被她吓跑的……
　　原来，来泰这个人有个毛病，用表妹的话说，就是“好耍几个小钱儿”。其实，“好耍个几小钱儿”的人到处都是。问题是，来泰的麻将打得不好，用表妹的话说，手太臭了，咋打都不赢。为此事，老婆经常跟他吵。吵凶了，你挠我一把，我给你个脖搂儿的事，也时有发生。事后，来泰就会老实上几天。只是用不了多久，手就痒痒了。说不准啥时候就跑了。没人了。有时候竟几天几夜不回家。没办法，他老婆便一次次地找村长，叫他管管来泰。只是管来管去的，来泰总是不当吃根辣葱。不得已，表妹只好给当村长的丈夫支招儿，说你打个电话，让李鬼吓唬吓唬他！李鬼是镇派出所的警察，叫李德彪，人长得五大三粗，外号“李鬼”。人黑手也黑。镇上的小痞子经常被他收拾得狼哭鬼叫的，一见他的影儿，即使没干什么坏事，也像猫似的躲着他。
　　开始，来泰听说李鬼要找他，还不买账，还烦儿了，他说我一不偷，二不抢，没杀人没放火，又没祸害妇女……他找我干啥？表妹就吓唬他，说你不信拉倒！李鬼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你觉得你玩那个麻将有瘾？他收拾起人来比你的瘾还大哪。我早就说过你，别玩了，别玩了，你就是不听。万一李鬼找上门来，我看你咋办！结果，这这么一吓唬，来泰还真跑了。
　　我问表妹他去哪了。表妹说，听他媳妇说，上北京了，找你去啦。
　　我说他找我干啥？表妹说，他能有啥正经的？我打电话，就是先告诉你，千万不能沾他。沾上了，你就是个神人，也得把你活活气死。
　　来泰是我的本家。他小不了我几岁，但他得叫我“老叔”。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家族中，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都是老小，属于“末技儿”。“末枝儿”人有个特点，就是辈分大。正所谓“萝卜小长在了辈（背儿）上。说来惭愧。由于家族挺大，居住的地方又分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还有来泰这么个侄子。初识来泰，是我在煤矿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有段时间，他曾住着一只拐去找过我几次。此前，他曾在煤矿多种经营公司的小煤窑里干了几个月的合同工。一次井下冒顶，他的右腿被砸成了骨折。出院后，不能下窑了，他找公司去要合同规定的赔偿。公司不给他，他就去找我，并固执地认为我“说话肯定好使”，让我去给他说说。那个公司经理恰好是我的同学。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说话的。不想，听了我的话，那个同学却不以为然，说七竿子够不着，八竿子戳瞎眼，你管他那事干啥？几次之后，来泰看出了我的无能为力，就不再找我了。有一天，倒是那个同学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说说来泰。他说来泰为了要钱，老上他家里去闹，把茶几都给砸碎了……我说你给他钱他还去闹吗？他说不是没钱嘛，有钱我他妈早给他啦。我说，那咋整？我的同学突然愁怅了，说，没鸡巴法儿整……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不久，我调到了矿务局里。又过了几年，我就跑到了京城。此后，我就一直没见过来泰。
　　
　　从老家到北京，乘火车只需一夜。第二天，来泰果然拐着一条瘸腿找到我的餐馆里来了。他似乎还是十多年前的样子。个子不高，有些黑瘦。见到我和妻子，显得十分亲近，老叔老婶地叫着，黑瘦的脸上堆满了乡下人的喜悦与激动。按理说，我也应该激动一下。毕竟是十多年没见面了，又是在远离故土的北京。可是，有了表妹那个电话做铺垫，我不但激动不起来，甚至还有些反感。
　　毫不知情的妻子（表妹的那个电话，我没告诉她）对来泰倒是挺热情。听说来泰还没吃早饭，马上吩咐店里的伙计给他收拾上早餐。来泰一边吃饭，一边说着关于我在北京“发了大财”的一些传闻。他说老叔老婶真是不善啊，在老家，一提起你们来，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他指的是我开餐馆的事。
　　这事不提倒好，提起来我就心烦。几年前，我辞职的时候，就在周围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了解我的，知道我是个不太安分守已、好发奇想的人。不了解的，那猜测可就多啦。是不是和上边的领导整疆了？呆不下去了？甚至，还有人怀疑我经济上有问题。遗憾的是我没有。不但经济上没有，作风上也没有。为此，一个朋友几年之后还深感疑惑，啥事没有你怎么还辞职了哪？她的意思和许多人一样，无非是觉得我辞职太可惜了。因为当时我已经熬到了科长的位置。不容易呀。那是个多好的位置啊。好多人都盯着哪。好好闹，闹好了就提副处了，再闹好了就提正处了。开什么餐馆呢？傻了？疯了？脑袋被门框挤了吗？
　　其实，往好了闹的事我不是没想过。谁不想往好了闹啊。万一闹不好呢？连个副处也闹不上哪？那样的话，多丢人！多没面子啊！算啦，别冒这样的危险了。走吧――开餐馆去吧。
　　开上餐馆，才知道也不是个轻松的角色。亏得我和妻子同心协力，万难挺住，才没赔成个“吊蛋精光”的小丑。用许多人的话说，真是不善，竟在北京“站住”了。于是，一谈到我，就发财了，就大款了，北京的钱就是好挣呀……对于这些善意的传言，我是不介意的，也没有道理介意。让我生气的是我的一些亲戚。他们也跟着起哄。说我发财了。说我大款了。不妙的是他们自己却不是，更不妙的是这样的亲戚还挺多。
　　这才把我悔了哪。
　　这两年，我经常接到从乡下打来的电话。不是急等用钱，想“倒个坎儿”，就是两句话不到，人已经哽咽了。说没治了，要账的人都要起诉了，不想活了，跟你叨咕叨咕就死去了！我能见死不救么？用什么救？钱呗。钱寄走，人就失眠了。一失眠，我就想，国家啊，快想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吧――否则连我都完了。
　　我说的是真的。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叔伯丈人来了。憋了一天，才吞吐着说想借几个钱儿用用。他说能有一千那是最好，不宽绰的话就少点，也行。我想，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坐了一天汽车，又一夜火车，不辞辛苦地来到北京，竟仅仅是为了一千块钱？让人心酸啊。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
　　拿到了钱，老人家就乐呵了。在饭桌上和我拉起了家常。说他自从当兵转业路过一次北京，再没来过。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他感慨着，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弹子（指）一飞（挥）间”啊。他说这次来了，得好好转转，看看首都新面貌吧，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说不准哪天就完蛋了，死了哪。
　　我没想到，老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我都恨不得再给他一千块钱，让他别看什么新面貌了。不错，北京的新面貌的确是值得一看的。可是你能让他一个人去看吗？能不陪吗？我老姨来的时候，是妻子陪的。现在妻子的老叔来了，我当然就责无旁贷了。一连陪了五天。这个中的滋味儿我就不说了。老人一走，我和妻子算了算，吃喝不算，光是打的费，住宿费（我租的房子很小，亲戚来了一律住旅店）门票，返程的卧铺票……此外，妻子又给老人买了一身衣服，再加上他“借”去的那一千，大约接近四千块钱的样子吧。
　　你说，我烦不烦呀。
　　
　　吃过饭，妻子让我把来泰送到宿舍去了。一夜的火车，据说他是站一半，坐一半……像对所有从老家来的亲戚一样，她说快让他去补一觉吧。
　　来泰没提他来干啥。他不说，我当然不会去问他。我送来泰回来，妻子却用一种警惕的口吻问我，来泰干什么来了。我说不知道。
　　其实，我是知道的。在那种背景里跑出来找我的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借钱。二是想给我打工。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大可能。首先，我不像老家人传的那样，是什么大款（我恨我不是）。换一种说法，即使我是，我也不会把钱往一个“好耍几个小钱”的人手里送，我没么傻。至于给我打工，那就更甭提了。按理说，去年我又开了一个餐馆。虽说两个餐馆都不大，但也顾了十几个伙计。其中，也有好几个是从老家来的亲戚（北京几百万外地人，大都是这么瓜扯瓜，缦扯缦地多起来的吧）。当初，这些亲戚要来的时候，我和妻子都是满欢迎的。说来吧来吧，用谁不是用哇。再说，“是亲三分向”，总比用外人强啊。可后来却发现，用亲戚不如用外人。外人好管理。什么河南人，安徽人，山东人，山西人呀……想干，就是五湖四海一家人。干好了，没亏吃。不想干就说一声，走人呗！亲戚就不行了。在别的伙计跟前总有一种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反而会让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此，说浅了没用，说深了不是。更重要的是，你又不能炒了他们的鱿鱼。毕竟是亲戚呀。总之，过去的教训必须吸取。妻子曾坚决地指出，以前来的，就来了，对付着干吧。再想来的，不管是谁，只要是亲戚一个都不要，绝对不要！
　　
　　来泰的意图被我猜对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他就提出了要在我在餐馆里找个活儿干。因为心里早有准备，来泰一张嘴，我就把他的话给堵住了。我告诉他，餐馆里的活他干不了。来泰没有感动意外。他只是不服气地一笑，说掂勺的活儿他是不行，可是涮盘子涮碗的，当个杂工，他怎么也没问题。
　　其实他错了。像我这样的小餐馆，哪能光涮盘子涮碗？什么杀鱼，择菜，等等……所有的下手活都是一个人兼着。生意不忙时好说。生意好的时候，饭口时间一到，十几张桌子，忽一家伙，全满了。这时候，别看前边的客人个个悠闲得像大爷，厨房里的伙计却恨不得生出个三头六臂来。别的不说，单是杂工你就差不多得飞起来干。前边让接碗，后边叫传菜，米饭还没递出去，厨师已经发火了，他妈的怎么还没杀鱼呀！就这活儿。我对来泰说，说年轻小伙子也够受的，你四十多岁的人了，能吃得消？何况，你还瘸着一条腿。
　　来泰苦着脸说，他的腿是瘸，可是干这点活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说我要是不留他，他是真没有活路了。看来，他是想用“没有活路”的说法来逼我。事已如此，我也只好把“刹手锏”拿出来了。
　　我说来泰，路可是自己走出来的。
　　他没吭声。
　　我说，听说你有点不务正业？
　　他还是没有吱声。
　　我说，据说你还好耍一把？
　　我一步一个深入地揭露着来泰，无非是想用他的“劣迹”作为我回绝他的理由，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人我能要你吗？
　　可事情一旦端出来，来泰原有的几分拘紧反倒没有了，释放了。当时他只怔了一下眼神儿，便平静了。他还呲牙笑了一下。他说既然老叔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们。这两年我是好耍几个小钱儿，可是我为啥耍？我是没事儿干！要是有事干我能耍吗？咱们那个熊地方你还不知道，那是干啥啥不行。跟你说吧老叔，我是实在没法儿啦，才耍几个小钱儿。我知道这不是个正业，可我也是想顾那个破家呀。
　　世上还有这样的逻辑。他还振振有词，一种满有理的样子。真他妈的滑稽。这种话要是别人说出来，我肯定会笑的。可是现在来泰这么说，就是想笑我也得憋住。否则，他还以为我给他脸了呢。
　　我问来泰，是不是派出所的要抓他，他才跑出来的。
　　他轻蔑地一笑，他说我怕他们？跟你说吧老叔，他们不抓我，我也想出来了。接着，他如数家珍，说这两年村里好多人都出来了。杜木杆出来了，王财出来了，张葫芦瓢儿出来了，还有李二疙瘩前几天也出来了。他说当时李二疙瘩走的时候还鼓动过他呢，说走吧走吧，看人家张葫芦瓢他们多有种，说走就走，现在在城里都闹好了，咱还在这鸡巴地方靠个啥劲呀？再靠下去就完了。走吧！来泰说，当时他一点都没动心。他想人家走行，我瘸着个腿干啥去呢？可是李二疙瘩一走，他觉得还是李二疙瘩有眼光，说得对。他看着我，又看看妻子，动情地说，我心想，过去咱老祖宗没法儿了，还知道闯关东呢。一想到老祖宗，我一下子想起了老叔老婶，我跟我媳妇说，快拉倒吧，我找老叔老婶去吧。他们咋也给我找碗饭吃……
　　妻子坐在一旁，始终没有参与我和来泰的话题。只是偶尔看我一眼。我知道她是在暗示，意思是我不能松口。我是不想松口。可是不管我咋说，来泰就是个赖皮。最后，借着点酒劲儿他还哭啦。
　　妻子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一看四十多岁的来泰竟孩子似的，在脸上左一把右一把地抹泪，心一软，那条共守同盟的防线在她那里首先崩溃了。她惆怅地叹了口气，说，行了来泰，老婶想个办法吧。

妻子的办法其实蛮好。她把来泰留下之后，没让他在餐馆里打工。而是让他到蔬菜批发市场买上菜，然后再以稍微低于市场零售的价格，送到我们的餐馆。于此之下，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么做，妻子有两点考虑：一是送菜不是叫他买菜，他没办法“搂”我们的钱。二是两个餐馆让两个人送菜，价格上有了对比，谁高了也不行。至于来泰的吃住，就和其他伙计一样。此外，听说他手上没钱，妻子又借给他一千块，做为他的启动资金。
　　对于妻子的安排，来泰直搓手。一改先前的夸夸其谈，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了。整个下午，就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神态拘紧而又腼腆。
　　第二天，他就跑到一个日杂商店，买了一辆三轮车，一瘸一拐地推回回来了。他原以为三轮车和自行一样，骑上就可以走了。可是不成。他刚骑上去，前轮儿一下子就扭过来了，像一头捣蛋的驴似的。一连几次，都失败了。只好别扭着身子把车推了回来。一见我就嘿嘿地笑，他说，老叔这是咋回事，三个轱辘的，咋还比两个轱辘的难整呢？我说再加个轱辘你更整不了啦。他想了一下，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咋的。然后又憨着脸笑了。
　　晚上，来泰就在餐馆门前的胡同里骑着那辆三轮车，歪歪棱棱的，狠着脸练。一直练到后半夜。三轮车才被他骑老实了，稳当了。只是车上的人却不稳，看上去，身子一歪一歪的，像个跛腿的人在走路。或许，跛腿的人骑车和走路都差不多罢，一条腿总是发软，没劲儿，踏在脚蹬子上，有一种够不着底儿的感觉。
　　两天后，来泰便跟着给我另一个餐馆送菜的安徽小伙子进菜去了。蔬菜批发市场差不多全在三环以外。距我的餐馆很远。往返一趟，大概要有二十多公里。辛苦是肯定的。来泰却干得踌躇满志。进菜回来，还经常带回一些路上或菜市场里的新鲜见闻，讲给店里的伙计听。听得伙计们嘻嘻哈哈的笑。
　　有一天，来泰带回来的笑话却是他自己的。原来，在回来的路上他被交通警察给拦住了。原因是“二六”的三轮车，不许在二环以内上路。当时，来泰有点惶惑，他说我的车是“二四”的呀？交警说，你的车箱是“二四”的，可是这车轱辘是“二六”的，知道吗？来泰说这车也不是我做的，这可是厂家做的。交警开始还面无表情地木着脸，听来泰一对付，就有点要生气的样子了。他说，厂家的事你找厂家去，我不管。我管的是不许上路，上路就得罚款，明白吗……说着，咔喳！一张十元罚单已经递过来了。
　　回到餐馆，来泰脸都气白了。他大惊小怪着把事情说给我之后，还以为我不相信。我说，这样的事我就早就经历过了，我怎么不信？一听我也经历过，他的情绪立刻变了。他眼睛一亮，接着竟乐了。他说老叔，你说这不纯粹是熊人吗？
　　有了这次教训，来泰只好早走。每天凌晨三点他准时出发。八点钟之前便返回到了店里。以此躲避检查“大轱辘小轱辘”的交通警察。
　　
　　最初，来泰给我和妻子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他每天一大早去进菜，回来，吃过饭，他扎进宿舍里睡一觉。人精神了，再到餐馆里转转。碰上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活儿，不用吩咐，就主动去干。我的两个餐馆相隔不远。有时这家餐馆缺个什么小东西了，他听说之后，就会马上到另一个餐馆去取。跟前抓不着车子，就拐着腿走。着急了，还能用一种非常兴奋的样子跑起来。妻子见了，就喊他，来泰，你腿不行跑啥？
　　这期间，我发现来泰常吃一种绿色的小药片儿。一问，才知道是一种止疼药。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腿疼。我以为他是蹬车太累了。他说不是，就是这条坏腿。他说平时轻点累点都没事，就怕阴天下雨，呆着也疼。不用药顶着真是不行，呛不住劲。我告诉他，进菜回来就歇着，餐馆里的活儿啥也不用干。他说，我也没干啥。
　　事实上，来泰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往餐馆里一坐，却满眼是活儿。发现服务员有不到位的地方，他会马上给予提示，或者加以纠正。厨房里的事他也管。后边有一个窗子，钉着纱窗，被油烟一熏，很容易挂上尘土。他一边嘟哝着后厨人太懒，一边用条帚去清扫。他发现一个小杂工给香菜去根的时候，连捆都不破，一刀下去，很好的部分被干去了半截。他便问那个小杂工还想不想干？不想干就玩鸡巴蛋去！
　　非常“主人翁”。
　　可是没过多久，来泰却捅了个楼子。一天中午，两个女人在餐馆里吃饭。一胖一瘦，都是三十多岁。俩人边吃边聊。不知说到了什么，那个胖女人情绪有些波动了。她黄着脸摸起一支烟来，点上，狠嘬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烟雾。之后，她盯着烟雾散尽的地方，目光突然被定住似的，一动不动了。半天，她才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一句，头发……瘦女人没明白什么意思，胖女人便拿起筷子，指了指菜盘。这时瘦女人探过头去，看了看，脸上立刻水了。一转身，大声地叫了一句，服务员！
　　于是，麻烦就来了。碰上好说话的客人，没说的。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不就是根头发吗，在家也不敢保证吃菜吃不出头发来呀，算啦算啦，一筷子夹出去了。吃吧！连声都不吭。如果是稍微讲究一点，而又同情达理的客人，问题也不大。道个歉，大不了再换个菜，问题便解决了。怕只怕遇上那些矫情的客人，横眉立眼的跟你叫真。而且，还没等你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人家就掐着脖子干呕了，要吐了。
　　对不起，是头发……
　　你怎么保证这是头发？
　　是头发呀。
　　你好好看看这还带着弯儿呢……这是头发吗？
　　不是头发是啥？
　　你说是啥？
　　一个劲的暗示。把服务员的脸都问红了，答不出来了。可人家还是不挠，而且还把想事情往大了整整。于是把手一挥说，去，叫你们老板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过去的。我过去有什么用？我能跟他去争论那到底是不是头发还是别的什么吗？其实我早就告诉过服务员，遇到不讲理的客人找老板，就说我不在，你们去对付！我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害怕矛盾。而是，我总觉得服务员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水葱似的往身前一站，叔叔大爷地一叫，十有八九会叫人心软。只要人心一软，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践证明，大体如此。不过，要是遇到同样的女顾客，那就得我出面了。怎么说呢，也许异性之间的矛盾比较容易化解的罢。
　　问题是，那两位女客人在菜里发现头发的时候，我不在。妻子也不在。服务员也没有听到女客人的喊叫。这时候，来泰听到了。他转着头看了一下，见服务员都在忙着应酬别的顾客，他便一瘸一拐地过去了，非常及时。他说头发呀，我还以为咋的了呢。瘦女人说，你这人怎么说话？有头发我们也吃呀？来泰笑了，说我能让你吃头发呀？我的意思是你拿出来不得了。说完又嘟哝了一句，谁没有头发呀。瘦女人怔怔地看着来泰，半天找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候，胖女人把手里的烟卷往桌子上一拧，端起那盘有头发的菜，冲着来泰威胁道，我给你(cei)了你信不信？
　　就在这时候，妻子回来了。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不是，就别说了。最后她总算是事情摆平了。
　　事后，妻子对来泰这种瞎掺和非常不满。但考虑到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我和妻子谁都没有说啥。
　　
　　妻子发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出在菜上。平时，来泰买的菜，从质到量，都由店里的伙计负责验收。大葱多少，萝卜多少，菠菜假不假，黄瓜嫩不嫩呀？都要把关。菜的价格则由妻子掌握。妻子掌握价格的方法是，她经常把两个店里送菜的价单放在一起，一样一样地对。相当仔细。对来对去，问题就出来了。来泰的茄子比人家的贵，尖椒也贵，土豆也贵……妻子把两个人的价单同时拍给我，她说你看看吧。全贵！
　　像猎人终于揪住了狐狸的尾巴。最初的一霎那，妻子对自己的这一收获感到非常得意，甚至还有点兴奋。但紧接着，她就突然转过弯来似的，情绪变了，脸也阴了，她不解而又失望地说，这个来泰，他咋能这样呀？
　　我只好去找来泰（用妻子的话说，他是你侄子，不是我侄子，你不去说，我怎么说呢）。我告诉他菜价高了。要注意。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我还告诉他，卖买这东西，它是有绝巧的。绝巧不在于买回来多加价，关键要学会在买的时候少掏钱……等等，等等地说了一大堆。来泰听了，沉着脸，没有说啥。只是用牙齿咬着下唇，不断点头，态度很好，也很诚恳。
　　再对菜单时，妻子就真的高兴了。她说下来了，下来了……这个死来泰呀，你说，不敲打敲打他行吗？
　　菜价一下来，来泰的情绪就坏了。有段时间，他总是沉着脸，话也少多了。他买的菜上有了什么问题，伙计问他，要么不吱声，要么一句话就把人噎回去了。平时他也很少到餐馆里去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扎在宿舍里睡觉。偶尔也在餐馆前的一个墙角处蹲一会儿，晒一晒太阳。时间已是秋末，城市里的阳光已显得有点珍贵了。
　　不过后来来泰的情绪又缓过来了。那几天，北京一直下着很冷的秋雨。一天早晨，他顶着雨进菜回来了。他甩掉雨衣，擦了一把雨水，却是满脸灿烂。他一边招招呼呼地让伙计拿菜，一边和伙计逗着，嘻嘻哈哈开着玩笑。他的一反常态，让伙计们摸不着头脑了。有人问来泰，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呀。来泰笑了，说，操你大爷的，不高兴我还哭吗？
　　原来，他在菜市场里买菜的时候，两个卖菜的女人因为比着赛地杀价，光顾对骂了，来泰的菜都已经秤好了，可是他招呼了半天，也没人给他算账。不要拉倒。他推起车就走了。一个伙计算了一下，说，我操，一百多块！你得请客呀。来泰脸子一收说，请你爹那个蛋吧。
　　
　　刘贵要走了，我心里没准备。细说起来，其实也正常。在餐馆里打工的人流动性很大，今天你来，明天他走的，不算个事了。这两年，在对待员工来去的问题上，我的心理已经很成熟。说白了，我既不像有些老板那样押着员工的工资不给――不是拖着人家不让走，就是一挥手叫人家滚蛋。我没那么硬的心肠。当然，我也绝不会像我第一次把一个厨师炒了鱿鱼时那么心软了。那次，我都流泪了。我流泪不是我这个人好哭，而是因为我的心情相当复杂。老实说，那个陕西小伙子非常不错。工作任劳任怨，又老实又听话。唯一的缺点，就是菜做得不行，太差了。用客人的话说，“啥味没有”。啥味没有谁还来吃饭呢？没办法，狠狠心，“挥泪斩马谡”吧。要说还真是“万事开头难”。“斩”第二个的时候，我就没“挥泪”。“斩”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就觉得啥事没有了，正常了。择优录用，双向选择，人才流动嘛――什么你炒我，我炒你呀，都正常。因此，我的原则是，想干的就好好干，不想干的，就走人。无论厨师还是杂工，谁走我都放。有句话，强扭的瓜不甜。还有一句话，没你这个臭鸡蛋，我还不做槽子糕啦？其实，一张小纸就解决了。只消把招聘的条子往餐馆的窗子上一贴，什么厨师，杂工……多得能给你堵了门，可劲儿选！
　　当初，刘贵就是这么被我选中的。两年前，他到我餐馆来应聘的时候，又瘦又小。据说，此前他在北京已经飘流了两个多月。但我把他留下的原因，不是出于这方面的同情――找不到活儿，没饭吃，睡马路的人，在这个城市里多了，想同情我都同情不过来。我是看见刘贵他两天没吃饭，眼睛却照样活动得精神，我才把他留下的。我觉得小伙子肯定激灵。餐馆里的杂工，最要紧的就是机灵。像个肉蛋似的不行。
　　我没看错。刘贵这小子不但机灵，而且相当有心劲儿。他干的是杂工的活，可闲下来他却总帮着配菜工切土豆丝。一盆一盆的切。其实他是在练习着自己的刀工。两个月之后，配菜工要回家，不干了。刘贵就找我，说他想试一试配菜。刘贵的意思我明白，无非是想多挣几个钱。因为餐馆里的工钱是分了好几个等级的，主厨，副厨，配菜，冷荤，然后是才是杂工。杂工的钱最低。当时我觉得刘贵他干不了。他却执意要试一试，说不行再让我找人。试就试吧。没想到，一试，还真行，刀工不错，速度也快，挺好。我笑了，我说那就再找个杂工吧。不久，做副厨的小伙子要回去结婚，让我提前找人。我问刘贵能不能代替他。刘贵说他可以试一试。结果又挺好！刘贵干了半年多副厨之后，又做了主厨。
　　我餐馆的客人大部分是“回头客”。几天过去了，客人原来喜欢吃什么菜还点什么菜。没吃出味道不一样来。这不就行了？
　　如此这般，刘贵自己都被鼓舞了。此后他是越干越起劲儿，越来越娴熟。干净，利落，速度快。姿势也好看。人往灶前一站，身体绷直儿。左手锅，右手勺。一个菜下锅，被掂得上下翻飞。火候一到，嗖嗖嗖，加入盐、糖、味精等各样调料，最后再点少许老抽，人一转身，菜已落盘，鲜亮，立整，啪！一声“叫勺”，走菜！非常带劲。
　　见刘贵干啥像啥，妻子就把整个后厨的管理交给了他。什么防火，卫生，饭菜质量，人员的使用与搭配，都被他管得一丝不苟，相当到位。
　　我没想到刘贵却提出不干了，要走。
　　我说你咋说走就走呢？
　　刘贵说他想回家。
　　我笑了。我觉得刘贵是在撒谎。说回家，这是大多数打工者跳槽时一种普遍的借口。一是觉得在情面上好说，二是想作为一个比较充足理由，从老板手里要出自己的工钱。其目的，无非是想换一个地方。我的餐馆开了好几年，走的人差不多都说是要回家。可真正回家的有几个？据我所知，其中的许多人，到现在依然寄生在这个城市里。即使吃苦受罪，哪怕是满城流浪，他们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对许多外地人而言，城市是一块磁铁，城市是一张大网，把他们吸住了，网住了。就像一个女孩子流着泪对我说的那样，没办法儿，我已经回不去家了……
　　可是刘贵说，他真的是回家。他说他父亲都催了他好几次了，让他回去盖房子。我想这倒是个大事儿。有道是，盖房子搭屋娶媳妇啊。
　　临走时，刘贵把店里伙计的情况都说了。谁油，谁懒，谁老实，谁得顺着毛摩挲……我问他，来泰怎么样。刘贵笑了一下，他说咋说呢，我觉得这人脾气不太好。
　　我看了他一眼。我觉得刘贵没有把话点透。

　　刘贵走后没多久，来泰也提出不干了。当时我有些吃惊。不过我却没表现出吃惊的样子。我平静地问他，咋不干了。他说得含糊其辞，但意思我还是听出来了，那就是买菜的活儿不行，挣不到什么钱。
　　我说同样是买菜的，别人能挣你怎么就挣不到钱呢？
　　经他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别人能挣钱是因为给好几家餐馆送菜，菜进得多，价格就便宜。价格便宜就能多加一点价。可是来泰就不行了，他就买的是一个餐馆的菜。他说他每天都是东一点大葱，西一把韭菜的，人家都不愿意卖，哪能便宜呢？当然，不便宜就加不上价。
　　我不得不承认来泰说得有道理。
　　可是，妻子也有妻子的道理。她说，既然这样，那就没办法了。他想挣钱，咱们拖家带口地跑到这么远，又是为了啥？要是想帮他，还不如直接给他点钱好听呢。他还不用每天去受那个累呢。她问我是不是这么道理。我说，他不想干了。妻子说，他不干更好，让他走。再不走也得把店给你搅和黄了。我说得了吧。我觉得妻子有点夸大其辞。她看着我说，你知道人家刘贵为啥走了？我说他不是回去盖房子吗？盖什么房子盖房子，人家现还在北京干呢。妻子说这事是一个伙计告诉她的。刘贵就是因为来泰买的菜不好，说过他几次，来泰就不高兴了，整天指桑骂槐。刘贵搭不上言，又咽不下这口气，最后人家才编了个理由，到他老乡的餐馆里干去了。
　　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刘贵在什么地方。
　　她说，知道不知道有啥用？
　　我说再把他找回来呗。
　　妻子冷笑了一声，说，他可是撒了谎走的，再说，人家那是个大饭店，谁还回你这么个小餐馆来？我一下来气了，我说，这么说刘贵他也是有意找借口，没一个好东西！滚，都他妈的滚！
　　来泰正式不干的那天晚上，妻子让伙计做了几个菜，我们和他一起吃饭。平时他和伙计们一起吃，这次例外，多少有点贱行的意思。好也罢，赖也罢，毕竟干了三个多月，况且又是亲戚。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吃饭的时候，彼此心照不宣，似乎谁都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后来，我问来泰什么时间回去。他说他想转两天，来这么长时间，还没去过天安门。妻子也搭话说，转转吧，平时没事儿，再来一次北京也不易。
　　来泰转了一天。看了天安门，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还想进故宫看看，一问门票，人就蔫了。最后是体验了一把地铁，整整坐了一圈儿，才下来。
　　按计划，他是晚上的火车。上午，妻子去商场里买回了一些果脯。准备让来泰给孩子带回去。她说千不好万不好，毕竟是亲戚。别看在这的时候气人，恨不得一时叫他离得远远的。可是真的走了，又觉得怪可怜的。
　　没想到，转了一圈的来泰，又改变了主意，不走了。他说他想转转，看能不能在北京干点别的。我当时就愣了，问他想干点什么。他说也没个目标，转转再说吧。我索性一想，觉得这样也好。至少也算是有个过渡吧。
　　事后妻子却有点生气，她说在餐馆里不行，又不回家，他瘸着个腿能干啥？我说他不是想转转么，让他转去。他觉得能干点啥，就试试，实在不行的话，就回去呗。在我看来，只能这样。谁都应该清楚，北京虽然很大，却不一定给所有来此谋生的人都能提供一处立足之地。每天每天，笑着来的有，哭着走的也有。你以为北京到处都是金元宝，谁都可以来拣呀？太幼稚了。

　　此后，来泰便开始骑着三轮车到处去转了。他每天早晨兴冲冲地出去，晚上再回到餐馆。开始，他几乎是一天一次地征求我的意见。什么修理自行车呀，烤羊肉串呀，发小广告行不行？甚至，他还动过倒卖盗版光盘的心思。但是，都被我在权衡利弊之下给否定了。几天之后，来泰就草鸡了。他满脸倦地说，老叔，真是太难了。不行我想回去了。
　　我早希望他回去了。把一个无依无靠的瘸腿亲戚留在跟前，不管咋说，都会让人想到一种潜在的拖累与麻烦。可是，来泰真的想走，从良心上讲，我又觉得有一点没有尽到责任似的不安。我说回去就不难了吗？
　　咋不难啊，不难我还不出来呢。
　　那你就不要着急。既然有吃有住的，再转转，多走些地方，看看别人在做些什么。要饭的都能在这混得不错，不信这么大个北京，就真找不到一点可干的事情？
　　话是这么说，我却一点儿谱都没有。从内心上讲，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对来泰表示一种挽留的姿态。如果他坚持要走，我想，那就由他去罢。
　　来泰想了想说，我觉得也是呢。老叔，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又有亮堂了。不回去了，我还是接着转吧。
　　
　　城南一隅，有个长途客站。从位置上讲，差不多已是郊区了。郊区的环境总是很差的，给人一种乱七八糟的感觉。一些城里禁行的车辆，在那里闹腾得特别欢实。大卡车，小三轮，马车，冒着黑烟的柴油车，可谓应有尽有。几乎没处可转的来泰，竟穿过一个乱糟糟的十字路口，跑那个长途客站去了。那是个很大的院子。人很多，车次也多。一些衣衫不整累累坠坠携着大包小裹的外地人，不断地被卸在这个城市里。来泰正在那里毫无目的的瞎看，就见不远处有个女人在冲他打着手势，一勾一勾的。从经验上说，人员杂芜的车站，似乎历来就是一个充满诱惑和陷井的地方。来泰心里唿悠地一下，就懵了。莫非是个鸡？他又看了那个女人一眼，女人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穿着打扮得不俗，人还真有几分姿色咧。正当来泰愣神儿的时候，那女人又冲着他勾手。这次她说话了，她说你傻啊？我叫你哪，你过来呀？来泰有些恍惚，他想，我过去……我过去干啥？最后，他还是过去了。没想到，就是这个女人，把来泰的命运改变了。
　　这是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她招呼来泰，是让来泰把她从外地进来的两大包服装，送到附近的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去――那里有她的摊位。一切搞明白之后，来泰什么也没说。不过十几分钟，他骑着三轮车，就把两大包服装和女人一起，全送过去了。而且服务态度非常之好。那女人给了他八块钱。问他行不行。来泰摸着脑袋说，行呀，行！怎么不行呢？
　　他都要乐死了。
　　从商场里出来，他边走边想，妈拉个巴子的，这也能赚钱呀？我早咋就没想到呢！他又返回到车站，守株待兔般的站在那里。结果又被一个男人找上了。这一次，拉的货比较多，来泰挣了十块钱。
　　来泰回到餐馆时已经挺晚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与以往不太一样的表情。但不是高兴。似乎是一种经历过一点什么事情之后的平静，或者说是漠然。我问他去了哪里，他把车站的事情告诉了我。我说既然这样，明天你就再去试一试。来泰一口定音地说，那是肯定的！
　　
　　几天之后，来泰决定就在这个汽车站扎下去，不走了。只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容易。进入这个车站，他才发现吃这碗饭的人多着呢，少说也有好几十号人。他们大都来自于外地，也有一些能吃苦的城里人。他们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群体。有活儿时，便笑着一张汗脸，蹬着三轮车往返于车站与批发商场之间。没活儿了，就聚在车站周围几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往车上一坐，吸着烟，看那些凶杀呀，抢劫、强奸之类的小报。有的聚在一起，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聊天，吹牛，侃一些天南地北的事儿。比较艰苦的生存方式，使这些人的情绪都比较烦躁，为了抢活儿，他们之间经常争吵，动辄打架。然而，过不了几天，又往往被几瓶啤酒一包花生米团结得你兄我弟，亲近得很。
　　来泰进入这个群体，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些人发现以往熟悉的面孔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瘸子，开始互相询问“这丫是哪的”，终于没搞清来泰的来路，便直接质问上来泰了。
　　谁让你来的？
　　没人，我自己。
　　是不是找死来了？
　　来泰苦着脸不吭声。虽说他知道自己没什么错，车站又不是谁家的，你们能干，我他妈的就不行？但是来泰还是忍了。他想，就是去蹲小号，还得先挨老犯人几顿胖揍呢，何况咱这是和人家去争饭吃，能不挨骂么。
　　不过来泰有来泰的办法。他一是忍，二是躲。骂轻了，不吱声。一扭脸，就当没听见。骂重了，或者对方要动手了，事态严重了，转身就溜了。不过却不是真走。而是躲到别的地方去溜着那些人，看他们接到活儿了，蹬着三轮车走了，这时候，他蹬上车，侧侧棱棱的，就干到车站里去了。运气好的时候，刚进站，活儿就来了……这么躲躲闪闪，一天下来，也还挣上个三十五十的。来泰已经很知足了。
　　没多久，来泰的处境就好多了。用他的话说差不多就算打进去了。挨骂时，他把脸一扭，木头似的戳在那里。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碰上那些老实的，他就往跟前凑，会抽烟的递颗烟，不抽的就瞎搭讪。一来二去的，就与一些人熟了。聊起来，来泰觉得这些人还都是挺不错的。
　　但有一个人，却老是找他的麻烦。
　　这人外号叫蜇皮子。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留着很长的头发，总是斜叨着烟卷，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好斗的神情。没活儿的时候，他经常蹲在三轮车上，拿着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指点着过往的女人，发一些很下流的感慨。否则，就是跟同行侃大山，吹牛皮，同时说着一些城里骂人的话，不是“他妈的”就是“傻×”，要不就是“我抽你丫的”……有几次，蜇皮子竟指着来泰的鼻子骂他，说不看你丫瘸拉巴叽的，我一脚踢死你得了。从明儿起，你必须在我的眼里消失！来泰不想“消失”，就尽可能地躲着他。实在躲不开了，任凭蜇皮子怎么骂他，他都是木着一张脸，不理他。
　　有一次，他却忍不住了。那天，他在那等活儿的时候，窝在三轮车上睡着了。正做梦。梦见了家乡的山和水……只觉得耳朵里轰地一声，一个激灵拱起来，才知道是蜇皮子在使坏。原来，这小子正用一个矿泉水瓶子，对着来泰的耳朵往进灌水呐。来泰突然就愤怒了，上前就给了他一杵子。蜇皮子被打了个愣怔，接着就和来泰打在了一起。这时，旁边有两个蜇皮子的老乡，以拉架做技巧，被蜇皮子抓住机会，一拳打在来泰的脸上，鼻子立刻就流血了。还没等来泰反过手来，又是一脚，正踢在了他的腿裆里，疼得来泰当时都脆下去了，半天都没有缓上气来。蜇皮子还要动手，一个当地人过来了，才把蜇皮子喝住，说，嘿，怎么还要打呀？知不知道打人犯法呀？我告诉你，真要是打坏了人哪，谁他妈也便宜不着！
　　应该说，在这些外地人面前，城里人还是有一点威力的。蜇皮子没有继续动手。
　　那个城里人姓王。此事之后，来泰就喊他王大哥。两个人处得很好。有一天，来泰还带着王大哥到我的餐馆里来过一次。他五十多岁，头发理得很短，大部分已经灰白了。他身体不错，人也很实在。我留他吃饭，他也不推辞。只是说，您哪，甭客气，简单点，拌个老虎菜，弄个花生豆，主要是喝点酒，这就齐了。
　　他喝酒，也不喝别的，就喝二锅头。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王大哥告诉我，他在内蒙兵团整整呆了五年。回来后，在模具厂上班。几年前厂子完蛋了，倒闭了。之后他卖过报，当过交通协管员，没意思。后来发现蹬三轮儿这玩艺儿不错，他说能挣几个不说，关键是它锻炼身体呀，人不活动老呆着哪成啊。您说是不是？
　　王大哥家里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有个女儿，在一个饭店里上班。去年走了，出国了，去了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我问是不是留学，他说不是。说完，便端起酒杯来喝酒。脸上掠过一丝不悦的表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女儿似乎是一个他不愿细谈的话题，也就没再多问。
　　我说起了他对来泰的帮助。王大哥的情绪立刻快活了，话也多起来。他拍着胸脯说，您放心，只要我在那没人敢怎么着他。都是一样的人，怎么着？哎，行你干就不行我干呀，你他妈不也是外地人吗？北京人还没说话哪，你丫抖什么激灵？话说回来了，就是北京人也不能欺服外地人呀。再说，什么是外地人呀，北京人到了上海是什么人？上海人在广州是什么人？真是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你还是外国人哪。叫我说，什么北京人外地人，都是他妈一样的人。您说是不是？
　　王大哥说得慷慨激昴，很在理，也很动情。他间或地抿一口二锅头。他不用别人劝酒，他也不劝别人。那天他和来泰很晚才离开我的餐馆。走的时候。我发现王大哥有些过量，两脚迈得七高八低的，他还斜过身来，一再叮嘱我，有什么事就言语一声。

　　据说，蜇皮子再没有找来泰的麻烦。那次打架之后，来泰总和王大哥在一起。同时，他还在后腰上别了一把镙丝刀子。很长地露在后衣摆的外边。没活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把镙丝刀子从腰里抽出来，狠着脸，往地上扎着玩。同时，还不住地东瞅瞅，西看看。有几次，他发现蜇皮子坐在不远的地方正在偷偷地看他。来泰的目光一挺就过去了，硬得狠。蜇皮子的目光一软，立刻躲开了。如果说目光也是可以打败人的，蜇皮子就这么被来泰打败了。
　　说起这件事来，来泰就乐。说他已经把那个蜇皮子看透了，表面上像个流氓，其实啥也不是，就是整天瞎咋唬。那个熊种！
　　
　　那个长途客站，离我的餐馆很远。一番“循序渐进”之后，来泰在那里觉得行了，稳了，可以扎下去了，就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又在我的餐馆里拾掇了几件被淘汰的旧家什，锅呀，碗儿呀的，颠颠达达地拉过去，过起了一个人在城里的日子。
　　来泰有了落脚的地方，我觉得心里一下子松快了不少。妻子却多少有点不踏实。按她的估计，因为买菜的事，来泰心里肯定还憋着个疙瘩呢，现在能挣钱了，又有了落脚的地方，妻子说，你看着，他肯定不来了。
　　但是没有。每隔几天，有事没事的，来泰就笑颠颠地来了。
　　这么一来，反倒让妻子有点感动了似的。来泰每次来都是晚上。晚上餐馆里吃饭的人不像中午那么集中。我和妻子也就有时间坐在那里，和他说说话，扯一扯车站里的情况。末了，妻子总是叫伙计做上几个菜。问来泰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吃过了，也喝过了，来泰一走，妻子就惆怅了。她说，你看了没？来泰吃得可真香，一盘子过油肉，一块儿都没剩。要是平时能见个腥货儿，那么肥的肉，他能吃得下去么？
　　后来我才知道，来泰一个人的日子过得的确挺苦，也很孤独。平时，活儿多的时候，往往几天不开火。在街上买两个面饼子，连水都没有，就坐在三轮车上干干地嚼了。闲下来，没活干了，才在小房里支上锅，拨拉个菜，很像回事儿似的吃上一顿。白天也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却有些难挨。累的时候还可以，张到床上便呼呼大睡了。更多的时候是睡不着。长长的夜，除了能到我的餐馆里转上一圈，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他觉得可以去的地方了。只好窝在床上，盯着低矮的屋顶乱心思。什么孩子呀，老婆呀，在车站里一块拉货的人呀，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就像他自己说的，净是些没用的事儿。
　　实在寂寞了，偶尔也会叫上几个一起蹬三轮的伙计，在外边东一挠西一把地打点上几个下酒的小菜。回到租住的小屋子里，哥们儿一次。蹬板车的人这些人，虽说来自天南地北，口音不同，但从事的是同样一种劳动，性情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喜欢酗酒。能喝不能喝的，都喝，而且敢喝。两瓶二锅头拚下去，烧得都不像个乡下人了。壮怀激烈了。甚至比城里人都×了。侃呀，吹呀，个个都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了。散场时，人都醉了。摇摇晃晃的出来，在深夜里高门大嗓地道别，最后，一泡长尿滋在城市的大街上，踉跄回去，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人还懵懂着呢，恍然想起昨夜的事，一下子沮丧了……一百多块啊，这才叫扯蛋呐！
　　知道来泰平时一个人挺苦，舍不得吃，妻子就告诉他，没事的时候就过来，想吃啥就要啥。开始，来泰来了，我和妻子还陪着他一起吃点，喝点。后来，也就随便了。他自己想吃啥就点啥。但来泰从不多要。并且也总是“老三样”，过油肉，煮花生米，此外，再要一小碟咸菜。似乎很讲究，也很得体。
　　但有一次例外。那天晚上，来泰竟拖拖拉拉地领来了一个三轮车队。一进餐馆，他就很兴奋地叫着一个服务员的名子，让她赶紧安排个桌儿，上茶，点菜。一回头，发现我在餐馆里坐着，他马上灿起脸，拐拐拉拉地过来了，他小声对我说，今天是王大哥做东，他想在哪花钱不是花呀。就把他们领过来了。他告诉我，结账的时候，该咋着就咋着。
　　很快要好了菜，来泰叫我来了。王大哥也大着嗓门叫我过去。我本不想过去，但是看在王大哥的面上，我还是过去了。王大哥拖过一把椅子，热情地让我坐下。我说，不用不用，我站着就行。
　　这是我的原则。我不可能往那一坐，再加个小菜，吃呀，喝呀，与客人一整到底。最后把人家全干懵了，把账单往上一递，签个字吧――这是在我们老家内蒙古。北京就不行了。北京是大都市。大都市有大都市的“消费理念”，比如，在吃饭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讲究“AA制”了。人家哥们儿姐们儿都“AA制”了，你再去伸一筷子，你算个老几？打折呀？免单呀？所以，朋友除外（朋友免单呀），再熟的客人我都不陪。从来不陪。我只倒了一杯啤酒，象征性地与每个人碰碰杯，一喝。然后。我就退下来了。退回到原来的位子，翻看当天的晚报。
　　没一会儿，背后就突然响起了掌声和叫声。我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几个人在为王大哥的一杯豪饮叫好哪。好声一过，王大哥深受鼓舞。他把酒杯往桌上一蹲，用手一指，倒！说着，双臂交叉，拽住衬衫的下摆往上一提，就从头上撸下来了。光着膀子，表示要大干一番的样子。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其他几桌客人往那边看了看，尽管没表示出太大的反感，但心里总是有点不屑的。我没说什么。可是没过多时，后边的声音又大起来了。而且又有几个人像王大哥一样，成了“膀爷”。我发现来泰也“膀”起来了。他背对着我坐着，晃头来晃脑的样子，非常兴奋。我一时不悦，告诉一个服务员说，你去叫他们小点声。喝就喝得了，嚷什么嚷！肃静一会儿。又乱起来了。一个人还站起来，光着膀子喊，服务员！有酸辣土豆丝吗？再上一盘！
　　这时，餐馆里的几桌客人已经相继走了。最后，两个姑娘也站起身来，斜了“膀爷们”一眼也走了。餐馆里，除了来泰那些人，只人有一个老头在耐心地等着鸡蛋面。愿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我到外面街上散心去了。
　　谁知刚出去没多少功夫，一个服务员跑来找我，说来泰他们打起来了。
　　打起来的是两个小年轻儿。我没进屋，就听见吵闹声了，同时还加杂着两声脆响。我以为是谁煽了谁的耳光，其实并没有打到一起。只是像挣牛似的被几个人拉着，劝着，不时地用手拍在两个人的光膀子上。啪啪的响。比打耳光的声音响多了。
　　我劝了一会，根本不听，争吵得好像还更来劲了。我恶了一眼躲在一边的来泰，愤愤地说，再打，都给我滚出去，什么东西！
　　奇怪的是，我这么一骂，都老实了。有个小伙子过来解释说，没事了没事了。都是哥们，一会儿就好。
　　这时，我听见有人还在哼哼叽叽地骂。环视半天，才发现在餐厅的一角还有个人躺在椅子上。原来是王大哥，早就喝醉了，被放在那里“醒酒”呢。酒还没醒过来，人却醒了，躺在那里挣扎着骂。细一听，骂的却不是打架的那两个人，而是什么“黑鬼”……五十多岁的人，“天命”都应该知道了，还这么折腾，太出格了。
　　酒已经不能喝了。来泰和几个人又去弄王大哥，摆弄了半天没作用，最后，几个人硬是从椅子上把他拽起来，拖拖拉拉地架出去了。
　　却没人结账。来泰苦着脸要结。我能让他结吗？我说这样的人以后你少往这领！来泰耷拉着头，躲着我的眼睛。突然，他往吧台上一趴，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真他妈的没心！
　　在外边，又是一番折腾。王大哥根本站不住了。被两个人架着，一撒手，就没腿似的堆下去了。结果，七嘴八舌地研究了半天（刚才打架的两个人也参预了。真他妈的不可思议啊）最后是，来泰用三轮车拉着王大哥，另一个人拉着王大哥的三轮车，像一群被打败的土匪，丢尽了脸面，咣咣当当地远去了。
　　来泰知道在我面前打了脸。一个多月没露面儿。后来，还是一个客人为他挽回面子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天，他出现在我餐馆的时候，有个客人正在捣蛋（在小餐馆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遇上）。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个，长得驴高马大的，喝了酒，性情上便有些颠狂，坐在椅子张牙舞爪。张来舞去的，啪喳，椅子坏了，散架了――人像个笨熊似的仰在了地上。本来大胖子没摔怎么样，仰在地上的时候自已还咧嘴笑了一下。可听其他客人轰地一笑，这才害臊了，不干了。躺在地上不起来。用手按着腰，呲牙咧嘴作一种摔坏状。后来在两个服务员的搀扶下，勉强起来了，却不罢休。不论服务员怎么道歉，他就是一句话，你说怎么着吧！末了，好说歹说，给全桌打了个五五折，他这才笑了，还幽了一默说以仗他年轻，否则，可就要了他的小命啦。语气和神态就像个娘们儿。
　　当时，来泰就在餐馆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但有了那次“头发事件”的教训，这次他却忍住了，一声没吭。直到客人都走了，他才站起来。把餐厅的椅子一个一个的拽出来看，他发现好多椅子都咯咯吱吱的，松动了。他沉着脸说，这得修哇。
　　之后，他便差不多是每天晚上都来了。一来，他就在餐馆的外边修理椅子。钳子，錘子，镙丝刀，还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些铁角子，夸夸张张地铺了一地。那几天北京高温。即使到了晚上，仍持续着一种难耐的燠热。我从外边回来，见来泰正弯着腰，别扭身子往椅子上拧镙丝，那架势，像是人也要钻进木头里，下力得狠。我不叫他修了，说实在不行，就它换几把。他说换不得花钱么？别的都行，就是榫子没沾好，修修一样用。说完，他一边拧着镙丝，一边骂，这鸡巴活儿干的，榫子这么短，连个铁角子都不上，它能不散架么？
　　他干得一丝不苟，专心致志。一连干了十多个晚上。所有松动的椅子都被他用铁角子做了固定。他让我看看，行不行。我一试，好了，一点都不松动了。
　　这件事让我和妻子非常感动。那天我让伙计做了几好菜，款待来泰。像以往一样，几杯酒下肚，来泰说话的口气就亲热了。一口一个老叔地叫着，又是点烟，又是满酒。后来，就说起了在我餐馆里喝酒的事。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他第一次抨击了王大哥。他说那人喝起酒来，就是不知道个深浅，那天差一点没喝死。他们一直把他送回家里，第二天去车站的时候，脸焦黄儿，蹲在那里还一个劲往出酿酸水哪……我说那样他还去什么车站呀，在家歇着呗。来泰喝了一口酒，他说他是想歇着，可是他指望啥呀。接着，他转换口气，说起了王大哥家的困难。他说，王大哥那人看起乐乐呵呵的，家里那叫困难。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间房子最多也是十多平米，外边有接出那么一块当厨房。再加上老伴有个抽风病，不咋收拾，那屋里布摆得满满当当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却没一样值钱的玩艺。他说，桌子上有台电视机，也就这么大――他放下筷子，用手比划着。
　　我说，看起来行呀，他不说他蹬三轮就是想锻炼锻炼身体吗？
　　拉倒吧。来泰说开始王大哥跟他也那么吹，后来他们处铁了，他才啥都知道了。我说，他女儿不是在国外吗？来泰说是在国外，可是不行，王大哥说寄不回钱来。她每年寄回那点钱，还不如她在国内上班的时候给得多呢。来泰告诉我，王大哥的女儿是嫁到国外去的。当时，他和老伴都死活反对。可女儿不干，说啥也要跟着那个老外出去。现在，王大哥跟谁都不愿意提起女儿的事。我问他为啥不愿意提。来泰口气有些神秘地，他说，那个老外是个黑人！
　　看着来泰说话的样子，我觉得他有点少见多怪。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诗人，她的“准老公”就是个黑人。有次她们一起来我的餐馆吃饭，“黑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大。我问女诗人与他在一起习惯不习惯。人家女诗人郑重地说，怎么会不习惯嘛，挺好的。
　　来泰说，你没听王大哥那天在喝多了时候，老是“黑鬼黑鬼”的骂吗？他就是骂那个老外呢。我说既然他挺困难的，你们怎么让他请客？他说王大哥平时总吃别人。那天，他拉了两趟大活儿，有几个家伙就眼热了，非让他请客不行。结果他却喝醉了，钱也没掏……你说这是什么事呀。说到这里，来泰的脸上重新换上了不快。

　　我觉得，北京的时间要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乡下的时间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来泰掰着指头一算，他说哎呀老叔，我到北京都一年零两个月了。
　　这期间，除了在我的餐馆里买了三个多月的菜，来泰一直钉在车站里，包括过年，他都没有回家。应该说，他干得挺踏实，能吃苦，很下力。当然，收入大概也是不错的。妻子曾问来泰折子上存了多少钱。他说没多少的。说完便憨着脸笑了。
　　有一段时间，来泰曾雄心勃勃地筹划，想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来。他说老婆在乡下也是呆着，没事干。来这里找个事做，还能挣上几个。我觉得他把老婆接来倒是可以，不过把孩子接来却不太现实。别的不说，上学就是个问题。据说，他儿子当时已经上了高中，小家伙学习在班里一直把尖儿。可是“把尖”有什么用？到了北京，没有人买你的账。我女儿转过来的时候还上小学，都费了老劲了。我说你想给孩子找个高中，有钱行，否则的话，我看没戏。据我所知，别说是找个好点的学校，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没有个两万子“赞助费”，也是很难进去的。虽说政府已经有了规定，外地人子女在城里上学的，可以就近选择学校，不许多收费。可是人家不多收费，也不收人――“招生名额已满”总是可以的吧？
　　可是来泰却有点不以不以为然。他说王大哥说了，这事由他来办。我说那就让他办着看吧。
　　
　　没出所料，尽管古道热肠的王大哥帮忙，来泰把孩子接来上学的计划还是泡汤了。他失望地说，王大哥给他联系好几家学校，最低的也得两万块钱。他说快拉倒吧，有那两万我干啥不好呀！就此，来泰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来的想法，也就彻底打消了。
　　后来，他突然像孩子似问我，平时都做些个啥梦。十分的唐突。我说这扯不扯，做梦还有个谱。他叨叨地说，这些日子，也不知咋的，一做梦就梦见山呀，沟呀，种地，扶犁仗，有时还梦见推碾子，下小煤窑，乱七八糟的，净是老家的事。他说他纳闷儿，来这么长时间，却一次也没梦见过北京。妻子说他是想家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起来也是，把老婆孩子扔在乡下，一走就是一年多，哪能不想呢。我说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呗。他犹豫半天才做出决定，他说回去看看？看看就看看！
　　可事后他却没有走。据说是那段时间车站里的活非常好干。各地来京批发商品的人很多。卖出的货多，进的货就多。每天站里站外，全是倒腾货的。那些蹬三车的人，再不用为了抢活去打架了，每个人只能跟自己叫劲，争取“多拉快跑”。一天下来，收入相当之好，用时下官方的一种计算方式说，要比平时增加近几十个百分点。他怎么能在这时候回去呢？
　　按农历，再有几天一年就要到头了。来泰打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去过年。我说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全在这，一连几个春节，都在餐馆里忙乎，哪有时间回去呀。再说，一回去就得关店。一关店，每天几百块钱的房租压在头上，抢得住劲么？我肯定不回去。
　　腊月二十六，来泰买了一张“没坐号”的票，推推搡搡地挤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太多了。还没进到车厢，就被前边的人堵住了。他被卡在侧所门口的地方，进退两难。他站在那里，身子都被挤歪了，一只洗手池还硬邦邦的抵在他的腰上。来泰心烦意乱。看看周围，全是一些从城里回家过年的乡下人。男男女女，面孔一律地陌生着，痛苦着。有的人被挤得骂骂咧咧，说这是什么鸡巴火车呀。但火车不管这些。火车好像都麻木了。它只顾在冰冷的铁轨上，朝着北方的黑夜，不负责任地猛跑……
　　春节一过，候鸟般的外地人开始返城了。有天中午，我竟在北京的电视新闻上看到了来泰。只是，几秒钟的画面一晃而过，紧接着，便是大批外地人从火车站潮水般涌入这个城市的镜头……
　　当天晚上，来泰就到我的餐馆来了。从上到下，一身新装。人是一颠一颠的乐呵。来泰回去后，表妹曾打来电话说，来泰这回可像个人似的了，一回去，就东一头西一头的还账，把原来耍钱欠人家的那些小账全还上了……如果说，来泰这次回老家给表妹的是一种“锦衣还乡”的感觉，现在场景一置换，我却觉得，他从乡下带回了许多力量，看上去整个人都比从前精神了许多。说到老家的一些人整天没个正事儿，除了喝大酒，就是打麻将……一脸不屑，他鄙夷地说，我看那就是个吃喝等死吧。
　　好像他自己有什么抱负似的。
　　
　　那天，来泰来了。一进餐馆，我就发现他的腰上也挂了一部手机。我没有吱声。我是不屑于吱声。老实说，这毕竟不是五六十年代了――有人在屁股上坠着一套搬子钳子，都让人羡慕得没法儿。现在谁还把别人腰上的一部手机当回事呢？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它早就普及了。前不久，有个乞丐遭人抢劫的时候，就是用手机报的110。你说有个手机还算啥？别说挂着一部，就是挂上两部，也证明不了你是个“款”了。不信你试试，说不定有人会骂你是傻×哪。
　　没等我说什么，来泰就从腰上取下手机，他让我看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值不了几个钱儿，尽管它很大，大得像个“小鞋底子”。它早就过时了，淘汰了，而且已被磨损得挺旧了。但不管怎么说，它也还是个手机，手机就是个消费品――我的意思是，来泰是否真的有必要，一边蹬着三轮车，一边拿着个手机来消费呢？这话我没有直说。我只是沉着脸问他，在哪买的。来泰乐了，乐得有些得意。他说他哪有那个闲钱买它呀。他看了一眼周围，又把身子往前倾了一些，小声地说，我捡的……
　　他告诉我，那天在车站里，他眼瞅着一个人往车上跑的时候，从身上掉下一个东西。近前一看，是个手机！当时汽车已经开了，见跟前没人，他说，我拣起来就揣兜里了。
　　我一向不跟来泰开玩笑。可是，看他那种得意的样子，我突然禁不住想打击他一下。我说，说不定是人家故意扔的呢。他笑了，那可不是！我拣了之后，没走多远，它就唱上歌儿了。我想，肯定是那人往回找呢。操他妈的，它一唱，我就摁了，一唱我就摁了……后来，我干脆就关了。
　　他得意地说，别看这机子不怎么样，但就是好使。说完，他别扭着身子把手机挂到了腰上。我说好使不好使的不说，你往哪打呀？来泰说，他一般不打，都是客户给他打。他把号码告诉他们，不管是在商场还是车站，他们想拉货，一个电话他就过去了。这么一来，活儿比以前还多了不少。
　　如此说来，来泰的手机还真有一点用处。
　　最后，他把他的手机号告诉了我，他让我有什么事就找他。我记下了他的号码，但是我却一次也没有找过他。我没找他是因为没什么事。没事，我找他干什么？
　　但是，我没事，来泰却有事儿了。
　　时间已经进入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春天对于开餐馆的人来说，却是个多事的季节。天暖了，树绿了，花开了，一些人也蠢蠢欲动了。餐馆的事便一件一件的多起来……非常烦人。
　　来泰有事的那天下午，当时我正在开会。与会的都是一些大小餐馆的老板，会议没开之前，人们的情绪都不大好，有点烦。说开会开会，怎么老是开会呀。这是由“消杀中心”召开的会。会议内容就一个，“杀蟑螂”。一听说杀蟑螂，一家伙都兴奋了。甚至都群情激愤了。因为这些开餐馆的人，没有不痛恨蟑螂的。谁没因为蟑螂挨过罚呢？谁没因为蟑螂给客人当过孙子呢？它早就该杀了，该灭了。它一天不灭，你就得提心吊胆，永无宁日。问题是，那个小鸡巴玩艺它不好整呀。不管你怎么杀，怎么灭，它该有还是有，非常顽强。人们议论了一气，有人就发起了牢骚，说不知北京咋有这么多蟑螂。旁边的人反对了，你丫的还说哪，都是你们外地人带来的。北京老鼠还多呢，也是外地人带来的？……正嚷嚷，领导来了。主持会议的人“噗噗”地吹了两口话筒，让“下面肃静一下”。
　　都肃静了。
　　领导是一位女同志。她首先强调了这次会议以及杀蟑螂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消灭蟑螂的人民战争。算是动员吧。接着，就由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杀蟑螂所要采用的新配方，新工艺。以及这次灭杀的新方法。方法与以往不同。以往都是各餐馆自己买药品，什么国产的，进口的，拿回去，自己杀。由于方法不得当等诸多原因，效果很不好，甚至没效果。这次不了，是由“消杀中心”集中组织人力物力，上门服务，一家一家的杀，一平米一平米的杀。直至把每一家的蟑螂都全部、彻底的消灭干净……跟随工作人员扬顿错的讲话，好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配合着，还不知不觉地咬上了牙齿，一下一下的点头。非常解恨。
　　这是第一。工作人员条理分明地说，第二，关于如何收费的问题……
　　会场里突然像没人似的寂静。有那么几秒钟，人们气都忘记喘了。后来不知那个反映得挺快，小声道，我操，还收费呀。接着人们才缓过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地嘟嚷开了。就是，怎么又交钱？想的好，不交钱白给你杀啊……会场乱了。主持会议的人不得不站起来，掐着话筒让“下面肃静一下”。于是，工作人员接着讲“关于收费标准”，大意是，每来平米两元伍角，杀一次交一次。每个餐餐馆预计需要杀六次左右。工作人员讲得非常耐心，非常详细，这反而越发气人。很快，下面又乱了。人们按标准打自己的小算盘。叨叨咕咕地算着，一平米两块五，十平米二十五，一百平米二百五……算来算去，有人就急了，说不用你们杀，自己杀行不行？坐在台前的女领导说，也行，只要你保证餐馆里找不出一只蟑螂来就行。话是微笑着说的，却听得出一种潜在的力量。看来，领导的微笑也不一定都是亲切。这时又有胆大的人问，如果杀过六次，还有蟑螂哪，怎么办？女领导又笑了，说那好办，接着杀呀？人们一听更来气了，嘟哝着说，你们好办，那是杀我们的钱哪。
　　嚷嚷归嚷嚷，会议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坚决地进行。而且，很快就推进到了实质性的一项――根据自己餐馆大小，在“消杀合同”上签字，交纳第一次“消杀”费。先交先走。
　　却没有人动。
　　我他妈的是不交。不交也得交呀，想找病呀？谁也别交，我看他们也没办法。对，都不交，看丫怎么着！人们七嘴八舌，纷纷议论。大有一种想集体“抗杀”的意思。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一家伙响了。
　　电话就是来泰打来的。他声音急切地告诉我，说他和保安打架了，正在派出所里。让我去一趟……听声音，他好像快要哭了。
　　站在走廊里，我的情绪立马就糟透了。怎么说呢，不仅是因为杀蟑螂的事还没有解决，关键是来泰要我去的地方更让我心烦。甚至有些畏惧。在我的感觉中，派出所这几个字总是和一大堆麻烦牵扯在一起的。谁愿意往麻烦堆里跑呢？
　　问题是，我又不能不去。在这个城市里，来泰他拐着一条坏腿，可谓无依无靠，现在被人打了，远近不说，我算是他唯一的亲人——这也是我无法拒绝他的理由。人生在世，怎么老被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缠着呢？真他妈的闹心！
　　
　　我悻悻地回到会场。会场里还在乱着。我只好去向主持会议的说明情况。我说我有点急事，想提前走一会儿行不行。主持会议的说，行是行，但你得把事儿说准了，杀，还是不杀？
　　我知道，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不管人们咋议论，也是瞎起哄。有道是，听见狼叫就不养羊了吗？最后该咋着还得咋着。在许多事上都这样。
　　我说，那就杀吧。
　　于是，工作人员就让我在合同上签字。我匆匆地交了第一次“消杀”费。便离开了会场。从会场往外走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不知谁问了一句，这傻×是哪的？
来泰是进入车站拉货的时候，跟一个保安打起来的。
　　最近，干他们这一行的活儿不怎么多。活儿不多的原因，是商场里的东西卖不动。商场里的东西卖不动，谁还去倒腾货呢？前几天，来泰曾蔫着脸到我餐馆来，问我餐馆的生意咋样。我说不咋样。来泰说，蹬板车的没活儿，餐馆也不行，这可他妈的怪了。其实也没什么怪的。见一斑而窥全豹，一行不行，样样稀松――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规律吧。我的餐馆在城中，生意潇条的时候，我给在北城开餐馆的朋友打电话，一问，也完蛋。餐馆一完蛋，不用说，包罗万象的菜市场也好不了……以此类推，你就会发现，整个市场都千丝万缕地连成了一体。它就像一片巨大的肺叶，一呼一吸，都会让人感觉到它的冷热。一声咳嗽，即使你处于最细微的神精末稍，也会敏感地体会到它的震颤……因此，生意场里的人，平时谈起生意好坏的时候，最常使用的两个字就是：“没谱儿”。
　　那天一大早，来泰就跑到车站等活儿。直等到饥肠辘辘的中午，一个活儿也没接到。他非常沮丧。人一沮丧很容易产生一种“索性”的情绪。他想去个屁的吧，不等了。他蹬上三轮车吃饭去了。他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快餐铺里，要了两个烧饼，一碗羊杂汤。羊杂汤没多少具体内容，被他吃得十分挑剔。大概，这和他当时的心情不无关系。饭没吃完，手机响了。是个老客户打来的。这下，他不再挑剔那碗羊杂汤的咸淡了，端起来，很烫嘴地就喝下了去。然后，抓起一只烧饼，边走边吃地去了车站。
　　车站门口立着一个保安。
　　以前，车站是没有保安的。只有一个老头。可是不久，车站整顿，门口换上了保安。棍儿似的立着。不但门卫换了，制度还改革了。用来泰的话说，越改越操蛋了。原先可以到站内拉货。改革以后，三轮车统统不许入内了。接货呀，送站呀，只能扛进扛出了。货少还可以。赶上货多货重时，只要是身体棒的，问题也不大。可是来泰就不行了。偌大一包服装，被货主从大客车顶上很费劲地沿着行李梯弄下来，离地面还有一定的高度，就喊来泰，说你用背接住吧。来泰很听话地转过身去，“吭”一下子，货是接住了，只是连人带货却滚在了地上……把货主都气笑了，说你这人咋这么完蛋？滚在地上的来泰也嘿嘿地笑，说不是人完蛋，是腿完蛋……腿完蛋还怎么接货？此后，有的货主就不愿意找来泰了。说你要是个要饭的，我肯定先给你。可是干活儿，算啦，我还是找腿脚好的吧……说得来泰鼻子酸酸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好在，后来制度又松动了。在特殊情况下，又可以蹬着三轮车直接到站里接货了。但是，必须要与值班的保安打好招呼。他让你进你才能进，他不让你进，你就得退到一边去，干着急。
　　不过，那天的保安还是不错的。来泰讪讪地打了个招呼，小伙子便让他进去了。没想到，出来的时候，他把来泰的车拽住了，不让他走。
　　来泰说当时他还以为那个保安跟他闹着玩呢。他说别闹啦，老板急着上货呢。保安说闹？谁跟你闹？下来！一看保安的脸色不对劲儿，很凶的样子，来泰只好从车上下来了。他问保安怎么了，保安问谁叫他进去的。来泰说你叫我进去的呀？来泰很微笑地看着保安。保安也微笑地看着来泰，他说我让你进去的？我看你长得俊儿啊？来泰不微笑了，他说快去个鸡巴的，我不跟你说了，人家老板还急着上货呢！说完，来泰就急着要走。
　　保安哪里肯让呀。结果，你拉我扯的，矛盾就激化了。先是保安要掀翻来泰的车。来泰不让他掀。推推搡搡中，保安摔先打了来泰一拳，转身又踹了他一脚。这一脚，正中来泰的那条好腿，当时就把他踹倒了。来泰爬起来之后，问保安行了吧？打够了没？说着，上前揪住保安的脖领子，一顿乱揍……
　　就在这时，警察来了。
　　
　　派出所就在汽车站附近。是个灰色的小二楼。底层是一个油乎乎的汽车维修部。派出所在二层。我去的时候，来泰正在走廊里“蔫”着呐。一问，才知道我把事情被弄反了――不是保安打了来泰，而是来泰把保安打了。我问来泰严重不严重。来泰说没打啥样，但是派出所却要要罚他五百块钱。他苦着脸说，这件事根本不怨他，他们就是想讹人。我问是谁处理的。他说是所长处理的。他用手指了一下，就是这个屋。
　　屋里只有所长一个人。这位所长很年轻，五官端正，眉目清秀。他没戴着那顶大盖帽子，否则，也许会显得更加威武一些。
　　来泰对我说，这是所长。
　　然后，又讪讪地对所长说，这是我老叔。
　　所长没吱声。所长继续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我掏出烟来，很孙子地递上去。我说，所长请抽烟。所长淡着脸说不抽。我说来吧，抽一支……所长有些不耐烦，他说他已经说了，不抽，甭客气。所长不接，我我只好给自己点上。吸上烟，我就镇静多了。我后退了几步，把自己安置在了沙发上。我想，我不能像来泰似的那么站着（我又没和保安打架）。况且，有些话也是需要“坐”下来说的。有言道，坐下来好说嘛！
　　说起话来，我才发现所长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很温和，态度也好。在他面前，我认为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平等对话的感觉。这简直都出乎我的意料了。他问我来泰的这个事儿咋办。我说听从所长的处理。所长和蔼地说，他已经批评过来泰了，不管咋说，打人肯定是不对的。您说是不是？我点头。所长说还算不错，没造成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扔给那保安俩钱儿就算啦……说着，所长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吸着。却不看我。所长不看我，来泰却看我。来泰看我的意思我明白。否则，他就不会把我叫来了。
　　我说所长，我相信你能把事情处理好。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事情经过。所长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让来泰“说说”。
　　来泰把打架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我对来泰说，你说清楚点，到底是你先打的保安，还是保安先打的你？我想，到目前为止，必须把问题的焦点提出来了。来泰说是保安先打的他。把他打急眼了，他才还的手。
　　我看着所长，尽力使用一种很平静并带有几分征求的口吻，我说所长，既然是保安先动手打人，我觉得还不能就这么赔他俩钱就算了呢。你说咋办？所长的脸有点硬了。我没说咱办。但我却说了一些关于保安人员的素质问题，有的保安的确不怎么样，太差劲了。报纸经常报道一些保安动不动就打人的事。这样的事，我想所长他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
　　听我这么一说，所长的脸果然又松动了。他不太自然地徽笑着，同时用目光指着来泰，他说你以为他就白给呀？一会儿那个保安来了你就知道了，手黑着呢。我说怎么说他都是个残疾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把残疾人这几个字说出来，也是挺重要的）。所长说他知道来泰的腿有点毛病。说完他想起什么似的，他要看看来泰的腿到底什么样。
　　来泰把裤管捋了上去了。只见他的膝盖处竟聚了一个碗大般的疙瘩，疙瘩以下的小腿很细，细得几乎没肉了，只剩下骨头了。大概所长没想到，其实我也没想到――来泰的腿疾会这么严重。
　　所长半天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来泰放下裤管儿的时候，一个警察带着与来泰打架的那个保安进来了。我打量了一下这个保安，竟是个挺壮实的小伙子。按常理，打起架来，应该胜过来泰一筹。他毕竟是保安，不但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化”训练，而且，还学过几手常用的擒拿格斗。来泰怎么能是他对手呢？况且他还是个瘸子。然而，他有些大意了。他不知道，一个肢体不太健全的人，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个弱者，好欺服。相反，这样的人倒往往会暗藏着某种超出常人以外的力量。否则他们怎么保护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聋哑人，别看他们听不见声音说不出话，你惹一惹他们试试，十有八九都狠着呐。当然瘸腿的人要稍差些。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被来泰黑了一拳，在额头留下了那么大个血包。
　　不过，来泰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打人的证据。
　　所长让我看看。
　　我说，我看见了。是有个一个包……
　　凭心而论，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挺同情这个小伙子。毕竟都是乡下来的孩子。可反过来一想，我同情这个保安，谁来同情来泰？五百块钱，那可是他瘸着一条腿，在三轮车上不知蹬了几天，才费劲巴力地蹬出来的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保安是不值得同情的。他在叙述与来泰打架经过的时候，老是支吾其词，而且逻辑上不是一般的混乱。尤其是在与来泰的对话中，那是胡搅蛮缠，相当气人。比如：他冲着来泰说，你说我让你进去的，谁听到了？又比如：你说我先动手打你，你的伤呢？你说呀，在哪？如果是个几岁的孩子，这么说说，还算俏皮。可这是个大小伙子呀，这是个保安呀，有这么说话的吗？真是不可理喻！
　　本来，我还想听听所长的态度，再发表我（早已成竹在胸）的意见。但现在我的火已经搂不住了。我问那个保安讲不讲道理，你是个保安还是个无赖？我说我告诉你，就看你这个样，今天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赔你！接着，我转向所长，跟他说了四点理由。
　　第一，保安说他没让他进去，可是他却进去了，那是做保安的失职。第二，如果是保安让他进去的，反过来又不让他出来，那就是保安在无理取闹。第三，作为一个保安，他首先动手打人，不但是在破坏冶安，而且也违法。第四，即使他不是个保安，可他却是个残疾人，他动手打一个残疾人，本身就缺少一种做人的道德……
　　我自信这番话还是有一点逻辑力量的。同时我还觉得我的口才也发挥得相当之好。半天，没人说话。后来，还是所长说话了。所长看着来泰说，你们打架的时候旁边有没有第三者？来泰说有，让他接货的老冯就在跟前，当时他还拉架来呢。
　　所长让他去把那个老冯叫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老冯被找来了。这个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的温州老板很不错，非常正义。他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公正、客观地作了证言。他说是保安先动的手，他先是打了来泰一拳，接着又踹了来泰一脚……这个很瘦小的温州老板，声音急切，表情丰富。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说完，他看着所长，又看看那个矮胖子警察，眯着眼睛笑了。
　　事情的后半部分，是那个矮胖子警察处理的。那个温州老板做过证言之后，就没事了，走了。所长让我们到另个房间里等一下，他和矮胖子警察进行了一番“和议”之后，矮胖子警察过来了。他背着手站在那里，审视般的看看来泰，又看看保安，表情相当温和。突然他脸一绷喝道，站好！来泰和那个保安同时哆嗦了一下，马上调整自己的姿势。结果，保安站得倍儿直，来泰收了一下腿，还是有一点“稍息”的意思。没办法，他毕竟是个瘸子。
　　我以为矮胖子警察会马上宣布处理结果了。但没有。却是一顿暴训。
　　先训保安。然后是来泰。矮胖子警察训来泰的时候，要比训那个保安厉害得多。来泰一声不吭在站在那里，好像脖子都被训断了，脑袋一个劲儿地往怀里耷拉。训完了来泰，矮胖子警察便让那个保安走了。这才软下语气，歪着脑袋问来泰，你知道我为啥这么训你吗？来泰低着脑袋说，知道。我想，我都不知道你知道个啥？明明是那个保安的错，他却不分清红皂白地乱训。我正这么心思，矮胖子警察突然转过身来，看定了我，目光极其尖锐，他说，你看见人家脑袋上那个疙瘩了么？这才叫会打打一顿，不会打打一棍呐。他眉头一皱，一脸麻烦，人有伤呀？钱不赔了，我总得给他转个面子吧？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
　　就是就是。这时我才幡然醒悟。
　　
　　生活中的某些时刻的确是美好的。走出派出所，我顿感全身轻松。时间已是傍晚，夕阳西下兮，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晚霞的光晕之中。看着马路上一派世俗中的人来人往，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片温情，同时，还加杂着一种非常牛×的感觉。
　　可是哪里想到，我“纠正了”警察之后，来泰又纠正了我。
　　几天之后，他告诉我，说那天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他考虑了又考虑，越想越不对劲儿，最后把五百块钱又给他们了。当时我吃惊看着来泰，不知道他搞的什么把戏。他向我解释说，他以后还得在车站里干，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要是这样拉倒的话，人家有的是借口整治他，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他自己。所以，一咬牙，他还是把钱给他们了。
　　我说，既然这样，当时你干啥来？我的意思是，白折腾我一下午。来泰说，当时给和过后给不一样。要是当时给了，说明他一点理都没有。我去了之后，他们承认不是他的错了，钱也不要了。这时候再把钱给他们，他说老叔，你说是不是不一样了？
　　我没吱声。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尽管我心里有气，我也不得不承认，来泰是聪明的，而且已经不是一般的聪明。
　　但是我有点厌恶。
　　
　　五月一到，来泰的餐馆开业了。说起来有些突然，其实还是有过渡的。记得来泰过年回家的时候。表妹在电话里曾提到过一句，她说来泰说了，看人家我老叔，开了两个饭店，那钱挣老啦，我就是没钱，有钱我早就开个饭店了……不过，来泰回来后，他却从没跟我说起过。直到一个月前，他才说想开一个餐馆。问我行不行。
　　我说不行。
　　因为身陷其中，我知道开餐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准确地说，我是觉得来泰他干不了。什么内部管理，经营策略，从里到外，所谓事无巨细，哪个环节都得考虑。顾客少的时候，着急，顾客多了忙不过来，也着急。此外，工商的走了，防火的来了，防疫的走了，街道的来了，你正虚心地听取居委会的老太太教你怎么投放鼠药呐，一转身，查证的警察已把你的两个伙计带走了……就这些烂事儿，烦死你。老实说，我之所以还开着餐馆并不是我喜欢开，而是不开餐馆我不知道去干什么。我觉得来泰在车站里干着，受累是受累，可是用不着操心，挺好。
　　对于我的意见，来泰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他说他想“先整个小一点的试试”。
　　他说他想再“发展发展”。
　　他说，老叔，我来北京快两年了，老是靠蹬三轮挣那几个子儿也不是个事呀。这会儿车站里也不行了，抢活儿的人越来越多。不好干了。
　　我听出来了，现在的来泰，胃口已经大了。但最后，我还是提醒他，开餐馆可不像他蹬三轮，赚不着的时候也赔不了。他说事倒是那么回事。言外之意，有些不太服气的意思。人各有志。我不再说什么了。
　　来泰走后，妻子埋怨我不该那么吓唬来泰。她说再难，你不是也开着呢么？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好像你自己挣钱不让人家挣钱似的。我说他能挣个金山我才高兴呢，他是那块料吗？再说，他拿啥开？
　　说实话，这也是我另外的一种担心。在我看来，来泰真要是去开餐馆，他肯定要和我借钱。尽管我不像来泰说的那样，“钱挣老了”，但是三万两万的，也不致于拿不出。问题是我不能借他。不借不是因为我怕他像有的人那样――钱一借走，人就没影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次，人家却明白地告诉你，钱是有，可是我还等着用呢――当然，来泰不会这样。至少在我面前他不敢。我担心的是，一旦把钱借给他，他干好了行，万一赔了呢？怎么办？
　　此事之后，来泰也到我的餐馆来。只是再没提起过开餐馆的事。不过，从他老是跑到厨房去转悠、对厨师问这问那等迹象上看，我知道他并没死心。果然，一个月之后，他便接手了一个餐馆。也许他是担心我一旦参与了此事，可能会泼他一头冷水。所以，在正式接手那个餐馆之前，他人没过来，也没敢把事情告诉我。直到一切谈妥之后，他才打了个电话，让我和妻子去看看。尽管我觉得有些突然，却找不出道理来不去。于是我和妻子就去了。
　　那是个不大的餐馆，只有五张小桌。具体位置，离他蹬三轮的车站不远。尽管周围的环境有些破烂，但小店里边却收拾得很四致，很干净。餐馆的转让费是两万，房租金三万六。
　　我问来泰钱交了没有。
　　他说交了，都利索了。他说，这两年，他自己攒了两万，媳妇回到娘家，哥哥、姐姐地凑了八千。总数上不够，又找当地人王大哥担保，房租由按季交，改为一个月一交……
　　奇怪的是，他居然没跟我借钱！
　　这使我和妻子已经不仅仅是意外，简直都有点感动了。
　　来泰的餐馆正式开业的时候，妻子没和我商量，就在自己的兜里塞了一千块。那天，是五月的第一天。北京城里绿草鲜花，风和日丽，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和妻子去的时候，做了老板的来泰，一件雪白的衬衫，配着一条红色的领带，老远的，便迎了出来，人是空前的精神。
　　餐馆里已经到了十来个人，都是来泰蹬三轮车时的伙计。细看，还能认出那次在我餐馆里喝过酒的两个人。偶然看到我，四目一碰，便很熟地笑了。王大哥也在，而且忙前忙后的，一脸庄重。看来这段时间他没少帮来泰忙乎了。见到我时，他极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之后，便到厨房里忙乎什么去了。
　　根据人数，来泰把小餐桌两两相拼，摆了两桌酒席。后来，餐馆里被喝酒的人闹得很乱，也很热。我和妻子象征性地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来泰手里攥着妻子给的一千块钱，一直把我们送出老远。
　　此后，我便常给来泰打个电话。问一问生意怎么样。更多的时候，是来泰把电话打过来，询问妻子这事咋着，那事咋着。妻子就地告诉他，这要――这样……那要――那样……不厌其烦。
　　有时间，我们也跑过去看看。
　　几次之后，妻子就泄气了。她说来泰干行。我说怎么不行？她说不行。一看就不带那个劲。整天拧着个鸭子腿往那一坐，抽烟儿喝水的，摆谱儿。前厅后厨那么脏，也不知道叫伙计收拾收拾。你看那个小服务员，人长得本来就困难，跟个土豆似的不说，还光着个黑脚丫子，手指甲也不知道剪。还端盘子端碗儿哪，别说是吃，一看我就想吐！这么下去，谁还去吃饭呀？
　　可是有。据说，那些客人，差不多全是那些蹬三轮的。生意满好。而且越来越好。第一个月亏了一千。第二月打了个平手。第三个月下来，一算账，来泰乐了，他告诉我，纯的，差不多有四千。
　　他说老叔，你说还行吧？表情上相当的谦虚。我说行，咋不行，你拉货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他说，冒了高闹个一两千。可那是啥活儿呀，和这可不一样了……我想，蹬三轮和当老板的确是不一样的罢。
　　接着，他又踌躇满志地计划，说过几天，他再把早点上了，这样还会多挣点。他说再闹上半年，本儿钱就回来啦。
　　来泰能干到这一步，是我没有想到的。妻子更是觉得奇怪。人一觉得事情奇怪了，想不明白了，往往就会变得“唯心”起来。她说，那么个脏兮兮的小店也挣钱，看来真是啥人啥命啊！

然而，来泰的命并不好。没多久，他的餐馆就停业了，消失了――是拆迁。我和妻子赶过去的时候，老远就见到来泰餐馆的门脸上，被圈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字写得不怎么好，却歪斜出一种霸气。而且一字了然，让人一看，心就凉透了。
　　来泰披散着头发坐在餐馆里，人像傻了似的。见我们进来，半天才哭丧着脸说，完了，这回算是栽了。此后他便反复地说着一句话，好好的房子，怎么说拆就拆呢？
　　这就是城市的变数。城市不是乡下。
　　城市是说变就变。变你没商量。一座好端端的大楼，白天还在那立着哪。夜里“咣咣”几炮，早晨一看，大楼找不着了，没了，成平地了。再过两天你再看，那平地上草绿了，花红了，松树都造出来了――碗口那么粗，青青翠翠地挺拔着。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城市――飞速发展，一日千里！
　　当然，说拆不拆的也有。记得我的餐馆刚开没几天，就听街坊们说，这里马上就拆啦，你怎么还接餐馆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扔呀？当时把我和妻子都吓坏了。夜里净做恶梦。但是恶梦醒来是早晨。没事了。如今几年过来了，那片房子依然那么老朽着，还没拆。直到前两天，才又有了消息，说这次可是要真拆了。妻子又愁上了，说这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实，无论真假，我想它都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干一天，说一天吧。只能如此。之于这个城市，我们毕竟属于寄生的一类，担心总是多于幻想。谁知道“后事如何”？
　　在路上，我一直想着要刺激刺激来泰。假如他当初听从我的意见，我想他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了。但是，一见他那种活不起又死不起的样子，我把所有的话都憋了回去。我不能刺激他了。相反，我也没法给他一个安慰。咋安慰？我能说算啦算啦，过去的事情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来泰告诉我，他是被前一任老板给骗了。据拆迁办的人说，几个月之前这里就规划过了。结果那个小伙子一听说之后，就赶紧往外转店。来泰哪知道会折呀，他和王大哥激头白脸地跟人家砍价，从三万一直砍到两万，终于觉得行了，接吧。结果才干了三个多月，完了，要拆了……
　　我问那个老板是哪的人。
　　来泰说，他说他是安徽的。三十多岁，小个子。长了个老婆子嘴儿，说话像个太监，但是特别能说。
　　我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转了店就再没见他的影子。当时他说他要出国，才把店转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他出他妈拉个×的国，肯定是躲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