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喜欢非现实胜过现实

水月对去月亮河看地方并不在乎，她本来就不重钱财，但她对这趟旅行兴致很高。实际上是由妈妈陪着离家出外行走闲逛，这本身让她快乐。父母不明白，还认为她急着去看地方。事实上，她把看地方当成了游玩活动。这就是水月，她总是喜欢非现实胜过现实。
　　其实我们看得很明白，水月并非相中了郭满德本人，或者说她忘了相他或根本没有相他。郭满德要强奸她，把她摔到床上，使她突然来到了意料之外，她在他身下边挣扎时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眩晕感受。她相中的只是这种感受。她要嫁给这种眩晕感受，并非要嫁给郭满德本人。她不明白任何男人都会给她带来这种感受，她把这种普遍性当成唯一性如获至宝，错把这种感受和郭满德本人等同起来，慌忙中答应了他的求婚，接过了见面礼。
　　我的思考曾在这儿停留。我曾这样设问，如果水月在见郭满德之前与两个以上的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她还会选择郭满德吗？如果容忍我这种设问，我们就会发现水月面对婚姻的选择，并非选择爱情和男人，她错把性感受当成了一切。这就引出来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人们在选择婚姻甚至寻找爱情时，许多人都会把性感受误会成一切。这样就会使我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显得粗糙，轻易就忽略掉本质，踩着性感受迈进误区，一脚踏陷了自己的未来。 现在我们再来看水月，就发现她一开始就走进了骗局。表面上看，这个骗局是郭满德带给她的，实际上水月才是这个骗局的主谋。她接过见面礼，自己骗自己入局，又去看地方，在这个骗局里走得兴高采烈。也许我们自己也有过类似水月的这种体验，享受过自己欺骗自己的快乐。通常，我们容易识别和走出别人对自己的欺骗，却很难识别和走出自己欺骗自己的迷途。
　　到月亮河去看地方，水月根本没想到要看房子和家具，这使郭满德到处借东西成了无效劳动，摆了假场面糊弄他自己。水月只有一个心愿，非常希望看到一个大点的院落，这院里一定要有棵树，在她看来这棵树比房子重要。如果有棵树，太阳照过来时，就能把阳光从树叶间漏下去，树下就会开满一朵朵各种各样的太阳花。她喜欢太阳花。如果是月夜，月光从树叶缝隙间流下去，地上就开满了月亮花。她喜欢月亮花。这样，有院落有树，能看太阳花和月亮花，她就满意了。水月这个心愿又一次反映了她对非现实生活的喜欢。迷恋非现实在水月来说，是一个情结。
　　水月从小就喜欢花。妈妈说她上一辈子是一朵花，水月是花托生的。只是妈妈不明白水月为什么会喜欢花，她和许多粗心的母亲一样，对女儿的这种爱好不追问缘故。其实水月早就看到过无数鲜花，但她没有动心。真正认真地观看鲜花，那是她懂事后的一天下午。她在田野里蹲下来盯着一朵花看，竟看得呆了。这个时刻对水月非常重要，那是她产生独立思考的时刻。她在想这朵花为什么会开出来。她感到了大自然和生命的神秘。她觉得她就是这朵花，永远开放永远美丽。后来她想起来，这朵花是毛主席叫开的，她也是毛主席把她生出来的。她那时已经知道遥远的北京城有一个毛主席，他发给人民幸福生活。在她最初的思想萌芽里，毛主席就伟大出来，成为她的神仙和上帝。
　　把未知的东西寄托到哪里，哪里就是上帝。
　　从那天开始，她经常去看那朵鲜花。不对父母讲。她在那时有了秘密。当这朵花败落那一天，她受到了打击。她不知道这朵花还会败落，她伤心地为死去的鲜花哭呀哭呀，感到莫名其妙的委屈和忧伤。
　　这朵鲜花的败落，否定了她最初的思维成果。她开始接受鲜花不能常开这个事实，她马上不再喜欢这些鲜花，她对大自然对这个世界开始了她最初的怀疑。
　　有一天她忽然质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骗人？”
　　“我怎么骗人？”
　　“你说好孩子不要说谎，说谎不是好孩子。”
　　“是呀。”
　　“你不叫我说谎，你自己说，妈妈不是好孩子。”
　　“水月，”爹接过话说，“不能把大人的话叫谎话。”
　　水月觉得不公平，又觉得委屈。她亲耳听到妈妈对别人说谎。大人们能说，小孩子为啥就不能说？
　　她要说谎。
　　这时候说谎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要向父母讨个公道。像吃糖一样，你们能吃，我也能吃。
　　有一次，水月用整整三天时间构思了一句谎言。她按计划走到猪圈，然后就回头大喊大叫跑向父母，爹，猪死了！咱家猪死了！吓得爹一声怪叫从屋里蹿出来，一阵风卷向猪圈，脚把放在台阶上的瓦盆踢翻，瓦盆叭一下粉碎，水流了一地。
　　听着爹的叫声，看着这只破碎的瓦盆，水月很兴奋，同时又十分恐慌。她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事先还没有想好。结果是爹从猪圈拐回来后，拉过她，在她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只打了一巴掌。
　　水月的父亲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把手扬起来，永远不要落下去真打在女儿屁股上，那样这只巴掌就会像旗帜一样永远在女儿头顶飘扬着恐怖。结果这一巴掌打下去，就把女儿对他的恐怖拍烂成碎片，溅得无影无踪。水月开始哭叫，因为她不再恐怖，不再害怕。她的哭声实际上就成了心灵的笑声，于是她就这么久久地哭下去，到实在哭不出眼泪时还在坚持。她用干嚎拉着长长的尾声，欢呼自己的胜利。
　　事后却陷入了矛盾。水月一方面明白说谎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让她说谎不公平。一般人不注意，其实在幼年，人的灵魂就开始分裂。甚至孩子从一生下来就有了苦恼，又感谢你生了他，又仇恨你抛弃了他。因为诞生本身就是抛弃。于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拼命大哭，来诉说他的困惑。
　　虽然水月明白说谎不好，但经过“猪死了”的事件之后，她初次尝到了说谎的甜头。她抗拒不了这甜头对她的诱惑。她毕竟还没有自制能力，很轻易就把说谎当成了保护自己的武器来利用。她开始试探用谎言去对抗成人们的虚伪。爹爹如果错怪了她，她就把爹爹的旱烟袋藏起来，让它丢失几天。对妈妈，她就用我头疼我肚疼我到处疼来对付，她发现妈妈最害怕她害病，她就用装病来还击她。对小朋友，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要敢欺负我，我就编排你的坏话，让大孩子来揍你。弄得大人小孩都说她是精豆子，是一个白话篓子，不敢相信她，也不敢招惹她。她觉得很开心。
　　善和恶在水月幼小的心地上抽出两棵幼芽，一起茁壮成长。
　　留给水月幼年最深刻的记忆，那就是饥饿。一连几年吃树叶和野菜，饿得她细胳膊细腿全身软成一根面条儿。当时人们叫这种吃不饱生活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山里人土话讲吃大锅饭。后来人把那种生活叫三年自然灾害。无论叫什么，水月都不再相信，她只相信她的肚子。肚子是她的真理。饥饿是她唯一永远牢记的记忆。她在那时候才真正学会了说谎。肚子饿不敢说，一定要说很幸福，还要说幸福生活像天堂，幸福生活万年长。她真正了解了这个世界上的谎言，并经受了那个年代谎言带来的灾难。
　　后来大食堂解散，社员们可以去生产队挣工分，可以种一点自留地，可以在家里养猪养鸡了，水月就拿起镰刀，开始为自家的猪割草。在她的印象中，那时候上学念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给猪割草。她参加劳动，和父母一起，开始为生存劳作。
　　一天上午，她从学校偷跑出来，去地里割猪草。她把草割满后，就坐在树下休息。背靠着树，看着树下的草地。她本来是要找几只蚂蚁来看的，却看到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掉在树下边，一块一块的，摆在那里组成了美丽的图案。水月忽然心里一动看出了神，第一眼，她就心里一亮把这看成了花朵。而且她发现这一朵朵花一边开放，一边慢慢地移动，花朵又在这移动中变化。变化成另一种模样。她看着这些花一层层变化，时间就悄悄在身边流逝，幻想如梦一层层展开。到后来她激动地跳起来，扑过去，躺在了这些花朵之中。
　　她已经许久许久不喜欢花了，如今在这树下，她又找到了她喜欢的花。这些花变化无穷，妙不可言。人夜她在家里院中树下又看到了月光的花丛。她就把这两种花叫太阳花和月亮花。这是她起的名字。她为这名字兴奋异常。她把这发现告诉妈妈，牵着妈妈的手，把她拉到树下观看。妈妈也看出神了。
　　“妈妈，好看吧？”
　　“好看。”
　　“是不是花？”
　　“是花。”
　　“我就叫它们太阳花和月亮花。”
　　“这名儿好，很有意境。”
　　“妈妈你说什么？”女儿这一问，水草才发现意境这个词语从许多年前的记忆里掉出来，接通了她早年的阅读世界。就像有风吹过来，推开了门扇。水草悄悄红红脸，连忙掩饰刚才的失态，又对女儿说：
　　“我说这花名好听哩。”
　　“太好听了。”
　　妈妈的认同，给了水月很大的鼓舞。她更坚定了对这种花的想象，进一步把自己的情绪煽动。在树下，这母女看着月亮花说话，把话题扯得很远。好像她们一边说一边走，离开了大地和人间，走进了童话世界。
　　“水月，这些花是老天爷养的。”
　　“是天上的花。”
　　“对，只有老天爷养的花才永远开放。”
　　“变化无穷，永远美丽。”
　　水草忽然心血来潮，让女儿牵着她的思维超脱世俗生活，进入了联想。她告诉女儿：
　　“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
　　“妈妈，太阳花是男人花，月亮花是女人花？”
　　“对，好女人都是月亮花托生的，好男人都是太阳花投胎转世的。”
　　“爹爹是太阳花，妈妈是月亮花。”
　　“瞎说，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有我闺女才是月亮花托生的呢。”
　　听了妈妈这种把花引申成人的说法，水月才觉得自己只能是月亮花，不是太阳花。好像太阳花太强烈太亮，自己没有那么明亮。
　　那夜晚让人激动。水月失去田野里的鲜花偶像以后，很久很久终于在这个夜晚又确定了新鲜的象征，来做自己的偶像。
　　这种自我寻找并自我确认的偶像，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命运寻找寓言，梦想把这寓言当胶片，不断冲洗放大出现实生活图象，把生活理想化。
　　这样我们就找到源头，水月的非现实情结，最初是从田野的“鲜花移情到太阳花和月亮花而开始的。这种从实到虚的移情，
　　这种从大地到天空的移情，这种从有到无的移情，这种从现实到虚无的移情，是她对现实生活不断失望的苦涩感受酿造出来的苦酒，用来自我品尝自我陶醉。
　　这使水月去看地方时，什么也不希望，就希望院里有树，可以看太阳花和月亮花，事实上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这种希望是在逃避生活，梦想离开世俗，离开现实的大地，寻找非现实的桃花源。
　　如果我们稍加观察注意周围朋友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甚至我们自己也有这些体验，家庭生活不幸时，我们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在户外游荡，迟迟不肯返回家里去。这是一种挽留，我们一再把自己挽留在家庭之外。
　　接着，我们就发现户外生活格外丰富多彩，很难想象有的人老泡在家里腌萝卜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们如出外观光的游客，东逛逛西逛逛，整天在外边摇晃，只在不得不回家时，才回家去吃饭和睡觉。这时候我们把家庭当成了旅馆和饭店，甚至当成了厕所回去蹲一蹲。家庭生活没有了情趣，丧失了激情，逐渐演化成纪律和责任的沉重包袱，压在了我们的感觉上。肩负着它，我们实在感到了一种压迫。
　　其实户外生活也未必丰富多彩，全因为家庭不幸福，我们无处逃遁，只有欺骗自己的感觉，主动去美化户外生活。于是，户内户外，成了我们现实和非现实两个世界。
　　绕这么远，其实我是想把这种生活现象当比喻借过来，观照水月的生活态度。比喻比讲道理有趣，讲道理是一个人说给另一个人听，比喻能邀请双方一块参与进来，把道理悟出来，甚至还能闻到道理的芳香和看到道理的形象。
　　我们把水月请进这个比喻里，就像请她走进剧场对号入座，我们发现水月的不幸指向她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说，她的不幸的青少年时代，如同我们不幸的家庭生活那样，对她构成了精神压迫。
　　时代在这里不仅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指她对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和感受。
　　她出生在曲阳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不过，她出生后不久，曲阳村已不再叫村，改叫曲阳大队。共产党执政以后，县以下的乡村建制几经改革。解放初期的乡政府改叫人民公社，村政府改叫生产大队。大概因为国民党在旧时用过乡村政府名字，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就改了过来。改革后的人民公社辖区很大，通常要管理几十个村子和生产大队。一个公社又划分成三五个点，一个点再分管数个生产大队。这个点是公社派出机构，点长通常由公社里挣工资干部来担任。这是一个创造发明。在这山里，月亮河就设了点，来领导曲阳、黄村等数个生产大队。月亮河成为这几个生产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月亮河设有高级小学，各村里只有初级小学。学生们上过各村初级小学，要通过考取才能进入月亮河读高级小学，山里人俗话叫完小。说白了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就算完小。那时候没有能力普及小学教育，在人们心目中，读过完小就成了知识分子。
　　水月在本村初小念完了四年级。学校设在曲书仙家大院儿，解放后这院子改成曲阳小学。曲书仙的书房改成了校长办公室，当然校长也在里边睡觉，他是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公办老师挣工资，民办老师挣工分。公办老师是国家干部、民办老师还是农民。公办民办，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把教师分成了两种人。那年月公办老师缺乏，一个村子通常只分配一两个，通常都担任校长。水月在本村初小念书，就走进了母亲当年生活的场景，使母女二人的身影在这个大院里重叠。由于这个缘故，水草一般不到学校去接孩子，也不去喊叫老师吃饭，更不进校长办公室看望老师，她不愿意走进昔日的生活场所，走进往事的阴影。曲家大院成为水草的一个梦境，凝固在那里，成为旧时代给水草留下来的心灵上的伤疤，她当然不愿经常揭开它，让它流血和疼痛。
　　水月的四年初小生活在她的幼年生活回忆里独立不出来，整个湮没在饥饿的大背景里。那时候上上下下人都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人关心学校。哪个学生犯了纪律，老师就罚他扫地。学生们就喊叫，这个学生是右派。到底什么是右派，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大小，只从大人们口里听说，右派是坏人，是人民的敌人。
　　四年级毕业时，三年自然灾害已过，水月去月亮河考完小时，就带了白馍当干粮。过一段时间，听说月亮河完小红榜抬出来，曲阳初小去了二十个考生，只考上了八个。妈妈带着水月去月亮河看考榜，在那红榜上找呀找呀，找到了她的名字。妈妈为了奖励她考上了完小，牵着她的手逛了月亮河大街，给她买了根红绸条当头绳，算发了奖品。又给她买了两个热肉包子，香得很，她舍不得很快吃完，慢慢用牙齿挂着品尝。她天真地去想，能天天吃这热肉包子，头发上扎新头绳，就是她理想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这时候她已经学会把具体和抽象联系在一起。
　　由于家远，水月到月亮河上完小时，当住校生，每星期回家一趟。夜里女生们打地铺一个挨一个睡在一块，排成两排，像摆放两排白萝卜。两排地铺中间，摆放一个瓦尿罐，女生们都撅屁股往里尿，第二天值日生把这尿罐抬到厕所倒掉。墙那边就住 着男生，两边能听到说话和尿声。男生们野，边尿边叫喊，不怕这边女生们听出来是谁在尿。女生们羞，尿时不敢吭声，吓得咳嗽也憋着，害怕那边男生们听出是哪个在尿尿。这使水月觉得又紧张又有趣。
　　这瓦尿罐山里流行。罐沿两边有四个小耳朵，用来串竹绳，农民们用它往田里挑粪。水月个子小，就显得尿罐高大。要用劲把屁股往高处撅，才能把屁股升到尿罐上空，尿到罐里边。每尿一回，那竹毛毛针就扎她屁股一回。当值日生时，她老是看尿罐上的竹绳，越来越光滑明亮，她就对这根竹绳刻骨仇恨。这使她觉得两年完小不是读过来的，是用屁股磨那根竹绳磨过来的。这使她成年后只要看见尿罐，屁股就敏感地疼痛，那些竹毛毛针永远扎在她的感觉上。
　　妈妈经常来看她。通常是星期六，妈先到街里买斤盐，就来等她下课，接她一块回去。有一次妈妈带她拐出月亮河，到村外找一处坟地，站在一个坟丘前，热泪就流出来。水月怯怯地问妈妈：
　　“妈，这里边埋着谁？”
　　“埋着你姨妈。”
　　水月这才明白，水莲姨妈死后埋在这里边。她听人说水莲姨妈美若天仙，比妈妈长得还要漂亮。妈老说水月长得像姨妈，水月就觉得这坟丘和自己有了联系。看着这坟丘，就把姨妈联想。人死了就这么一堆土埋起来没有了，她感到一种悲伤。像有丝儿凉风从背上冒出来，吹动坟头上的青草。
　　由这个坟丘，水月马上想起来，那个偶尔来家看望她们的姨夫。他老骑着自行车，手腕上带只手表，那手表贼亮贼亮。他每回来就买礼物，给妈买块布做衣裳，给爹买盒香烟，给水月买包糖。姨夫看着挺厚道老实，却在县里当干部。还是副县长，是大干部，别人都叫他李县长。
　　只要姨夫来家，妈妈就像来了亲人，做好吃的东西。吃过饭，爹就先下地去干活，让妈留家跟姨夫说话。也不说什么话，水月看见他们两个常常坐着叹气，你叹一声，我叹一声，就说了许多话一样。
　　爹在姨夫面前显得可怜，但只要姨夫一走，爹就活跃起来，到处去对别人说李县长来看他，还给他买了香烟。又不让别人抽，他自己也不抽，只把一根香烟别在耳很夹着让别人看。妈妈却从来不多言多语，不去对外人讲这门亲戚。水月特别喜欢妈妈这做派，像个大人物，心里能装许多事情。
　　这就是水月童年的零星记忆，她后来用回想把它们编织在一起，编织成摇篮，挂在心灵深处的房梁上。
　　在月亮河完小读完小学六年级，水月考上了初中。妈笑了，妈很少笑，女儿给她挣了脸面，那年七个考生才考取一个，水月能考上不容易。但是，爹心疼钱，也没有钱供她，就说女孩家念恁些书没用，别去了。妈跟爹翻了脸，不做饭，也不理他。把爹吓坏了，连忙向妈说小话，支持水月上初中。爹就这样，妈要不管他、他就欢欢实实，妈要翻了脸，爹就老实下来。
　　中学在公社所在地，是县里第五中学，很有名气。妈妈送她入学那天，一路上劝她好好学习，考高中，考大学，自己就有了前程不可怜。她记得妈从来没说过那么多话，那些话像种子一颗一颗撒在她上学的路上，她以后每每往返，就看着路边的小树，像是妈妈的话生长出来的路标，送她一程又一程。
　　但是，历史课老师却给了水月当头一棒，打碎了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老师讲社会发展史，老师说社会是永远发展不会停止的。这永远发展的社会共分为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水月就问老师，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是什么社会？老师说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就没有社会了。水月大胆地质问，那么社会就不发展了？同学们哄一下笑了，笑恼了老师。恼羞成怒的老师用力把黑板擦拍响在讲桌上，像古戏里县官对犯人拍响了惊堂木。他批评水月捣乱，把水月批评得哭起来。
　　虽然老师没回答这个问题，却塞给学生们一个态度。那个惊堂木般的黑板擦拍响讲桌，让学生感受并接受一个事实，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老师端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准乱问乱说，不然就是违反纪律，就是不尊重老师，就是捣乱。这个老师用粗暴的方式，维护了我们的教育在本质上的腐朽。
　　水月本来由于天真无邪，没有思想负担，才把追问指向了本质。老师没有能力回答她，却批评她，给了她思想负担。好像受教育就是接受思想负担一样。这就使水月变得忧郁和孤独。
　　“文化大革命”是在水月初中一年级期末考试以后开始的，农村比城市要晚。学校里成立了几十个造反组织，水月都参加不进去，因为妈妈在村里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消息传到学校，水月受到了株连。同学们才发现她是大地主曲书仙小老婆生的孩子，看不起她。她犯了生的错误，无法改正。
　　当时风行以出身定论的做法，这样就把每个人的命运预先规定下来。出身成了列好的方程式，个人命运只能当成因数被套进去演算，丧失了追求和意义。
　　学校里许多派别，水月哪派也站不进去。无处存放自己，又熄灭不掉革命的激情，还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斗争，结果哪派游行，她都要去参加，跟着这派喊打倒那派，跟着那派又喊打倒这派，跟来跟去，一天要游好几趟。终于像吃多大肉呕吐一样，她开始厌恶游行。后来干脆回家，不再去上学了。
　　有一天在家里没事，她忽然对妈妈的高帽子产生了兴趣。纸糊的帽子那么高，那么有趣，她忍不住就把它戴在头上，去照镜子。这时候她感到莫名其妙的快乐。她即兴对着镜子做了几个动作，通过联想将妈妈表演。
　　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细节不放，就发现这个文化大革命在水月戴高帽子玩这个时刻，进入了儿戏和滑稽。
　　水月把高帽子往头上一戴对着镜子这么一看，苦恼没有了，因为没有了真诚。情趣产生了，因为严肃被表演出来，就失去了沉重，只剩下轻松。就像演员在武打中拼命，因为没有生命危险，就产生了愉快和欢乐。开玩笑的话，就可以说，水月戴高帽子玩这个细节，就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和全部风景。
　　这使我们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看成全民族一场集体演出，人们在终场后挣脱了个人迷信的愚弄，冲出集体无意识的牢宠，开始学习着认识自我，开始背叛我们自己的过去，像演员走下舞台那样回到真实的生活中。
　　本来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专政。由于发展到疯狂和极限，使这种专政走进了表演，就消解了本质和意义。也许这场运动最伟大的成果，就是人们对这场运动普遍的最终的背叛和逆反。
　　水月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使她对一切都产生了逆反心理和背叛意识，这使她与众格格不入。别人喜欢的，她都不喜欢。别人不喜欢的，她都喜欢。也许她只是喜欢别人的不喜欢。 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时，谁都不愿意扮演被土匪刁小三调戏的少女，水月愿意扮演。每次演出时，只要刁小三追着要抢她，她都快乐得全身发抖，只要大喊大叫救命呀，她就走进了角色。只是她不是害怕，她是激动，她盼着这么叫喊，并没有人来救她，就让刁小三把她抢走，那该多么好呀。
　　这种心理现象很独特很典型，这说明她在那时就渴望有人强奸她。渴望强奸，在水月心里开放了一朵病态意识的恶之花。
　　后来郭满德要强奸她，她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接下了见面礼，高高兴兴让妈妈陪着来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