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我怎么到了这里来了?

　　我怎么把这里忘记了呢?

　　这儿有我的向阳的房间，太阳光隔窗照亮了陈旧寒碜的陈设，室内弥漫着一种烤红薯的麦芽糖与酒曲混合的香味。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气味。这就是我的命、我的魂、我自己啊!是冬天放在地窖里、出过“汗”、变得甜香如蜜的故乡的红薯。我怎么会忘记了进这间房屋吃红薯呢?那红薯等了我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子!它还热着呢。它还香着呢。它还等着呢。

　　还有我的床，我的炕，我的乡下的两头方、中间圆的长而硬的枕头。多么疲倦，多么酸懒，早就该到这床上炕上睡一觉了，多么需要大睡一场啊!自己的铺位，自己的枕席，自己的安身落脚之处，它们都在等着自己，而我怎么会忘记了回来安息?而我怎么会离别了它们这么久!

　　倪吾诚，回来!倪吾诚，回来!倪吾诚，回来!

　　好像是金属的簧片，好像是一块阴暗的三角钢，好像是一匹绷紧了的绸缎，颤抖了，波动了，嗡嗡地发声了。

　　倪吾诚笑着回答，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

　　妈——这声音在四野回旋。

　　看到的已经在身边的房舍和床铺却渐渐地隐去了。面前是精巧的木楼梯，楼梯栏杆曲线如瓶，楼梯上亮着明明暗暗的彩色的灯光，不时有稀奇古怪的阴影从他面前飞旋而过，然后是一只翠绿的鹦鹉:一连串动听的英语法语德语。

　　银铃一样的笑声。这是欧洲，天堂一样的欧洲啊，音乐，教堂，雕像，喷水泉，凯旋门，梵阿铃(小提琴)，吉他，Oh，mydarling!

　　狐步舞和咖啡。金发飘荡和高耸的胸。染红了的指甲和嘴唇。天仙一样的吐字和笑容。袅袅婷婷。多么高贵的大衣，多么潇洒挺拔的大腿。彼美人兮，在海之滨。又是楼梯。为什么连楼梯都上不去了呢?抬腿呀，抬腿呀，有石膏像和铜像，骑士和淑女，哥特式建筑和大花岗岩，草坪和喷泉，半裸着的男女在晒太阳。仍然抬不起腿来，使了半天劲，欲飞无翅。一盘红薯。在海滨，在帆船上，戴着法兰西式软帽，斜叼着烟的妓女向他招手，真想投入她的怀抱。原来楼梯上铺着的都是枕头，柔软的、洁白的、鸭绒制作的大方枕头。踩在枕头上就像踩在海浪上。飘飘悠悠，飘飘悠悠。就像一朵云彩。他抱起了枕头，又一个枕头。他抱起了白云，又一朵白云。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那不就是他的来处吗?那才是他的家，他怎么把它忘记了?竟忘了自己的归宿。只剩下了一间空屋子。他走了之后，便只剩下了空屋子。那里没有一点声音。他订了那房间，那房间只属于他，却被他遗忘得干干净净，可现在怎么又想起来了呢?他不在，那房间该多么寂寞，多么缺少照料。他不放心，他牵肠挂肚。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活的屋子，使得屋子失去了人，人失去了屋子，这可真可怕!哭声。爸爸，爸爸!快帮我把枕头搬开。不能再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房子，我的铺位，我的起源和归宿，爸爸!

　　爸爸，爸爸!倪萍和倪藻的压抑着惊恐和痛苦的低声呼叫终于叫回了倪吾诚的魂魄。一缕幽魂，飘飘摇摇，无靠无依。他想睁开眼。

　　一片漆黑。如褐色的浪潮，推过来又涌过去。世界旋转如飞蓬，头痛如爆，口干如焚，到处是催人呕吐的臭味。爸爸!这不是萍儿和藻儿吗?他亲自给倪藻起的名字，倪藻，就是“你早”，就是goodmorning，就是欧罗巴的文明……

　　“别……”他的嘴唇终于发了声，马上打了一个嗝儿，恶心得几乎把肠子和肚子吐出来。

　　血水和血雨退去了，他看到了两个亲爱的与可怜的孩子。为什么大人的罪孽、祖宗的罪孽，死人的和就要死了的人的罪孽要糟害无罪的孩子呢?他流泪了。

　　“他爸，”这是静宜的声音，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和气地对他说过话了。“你歇息吧，不要着急。大夫就来，我已经请大夫去了……说下大天来，我们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呀!”静宜呜咽了。

　　你为什么呜咽?你倪萍和倪藻的母亲!啊，啊。倪吾诚又闭上了眼，于是又飘动起来了。空屋。空屋，下午时分的因明亮而更显空洞，更加无处躲藏的空屋。那么陈旧而又那么空荡。你就永远地沉寂在遥远的地方吗?

　　他睡了。

　　静宜吓坏了。凌晨被倪萍叫起来，她跑到北屋，拉开电灯。看到斜躺在地上、面色青白、牙关紧闭的倪吾诚。满室都是恶臭的酒味，她知道倪吾诚又喝了酒，这本来只能增加她的痛恨的，但倪吾诚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她魂飞天外。倪吾诚闭着一只眼，睁着半只眼。睁着的半只眼里只有暗淡无光的眼白。倪吾诚的嘴角上流满了白沫。只有中风而死的人口角上才会流这么多白沫。静宜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婆母的死。她先去摸倪吾诚的头、脸，冰凉!她试一试鼻息，没有了!大祸临头!静宜只觉得天昏地暗。幸亏还有儿子……有儿子也完了，一切指靠，一切希望，一切“战斗”的目标全完了，全空了……不，还有气，虽然微弱，终于还是摸到了倪吾诚的些微气息，还是活的，还是个活人! 叫是叫不应的，推着他就像推一具死尸。别推了!把他抬起来。但是她和两个孩子的力气是太小了，她们无论如何抬不动身躯高大的倪吾诚。娘!姐!静宜大喊大叫，变了声。救人如救火，快帮我把吾诚抬到床上去!

　　静珍当然拒绝!混说八道，让我去抱一个男人，让我一个守志十年的寡妇去抱自己的妹夫，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怎么这么说话呀，还有人心眼子不，他这不是快死了吗?我还快死了呢，我早就快死了，你知道吗?我宁可死也不干下三滥的事你知道吗?少华死的时候你管吗啦?少华死了你不甘心，你也想让吾诚死?你个死不要脸的……

　　别打了别打了，快想办法。姜赵氏平息了女儿的恼怒争吵。你们打破脑袋打出小人来又有什么用?不是救人要紧嘛!于是静珍当机立断，披上衣服就走，她去叫邻居“热乎”家的门去了。

　　这也是陶村——孟官屯一带的性格。随时爆发战争，随时忘却战争并从事友好合作。随时再爆发战争，停火，友好。静珍去叫“热乎”家的黑漆门时，根本没有考虑头一天下午的不点名的痛骂——这也是不点名的好处，容易转弯。她没有丝毫犹疑。

　　被吵起的“热乎”也没有丝毫犹疑。她们本来就是乡亲，近邻。“热乎”又是好事者，对于倪家出了事来找她十分兴奋。她怀着的是感激静珍的信任的心情。她立即叫醒自己的丈夫——一位规规矩矩的账房先生，他在前门外劝业场一家大绸布店供职。账房先生带着自己的一个十七岁的儿子和“热乎”一起，由静珍引领着浩浩荡荡地来到倪家院落。匆匆走上台阶。“哎哟我的妈呀，这扇门是怎么啦。”“热乎”进北屋时天真地惊呼。账房先生阴沉地瞪了她一眼。静宜和静珍根本没顾得理她。没想到账房先生和儿子有这么大力气，没用别人帮忙他们爷俩就把倪吾诚抬离了肮脏的地面。他们甚至奇怪这么高大的人怎么会这么轻。太瘦了，太瘦了啊!

　　然后姜赵氏与静珍与“热乎”回避，静宜在账房先生与他的儿子的帮助下为倪吾诚脱掉了外衣，给倪吾诚盖上了一条沉重的厚棉被。“去请医生!”账房先生提醒说。静宜马上揣好昨天用闪电速度从倪吾诚的西服上衣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又带上一个备用的存贮多年的金戒指往外跑。静珍止住了她:“你得看护着他!我给你请大夫去!”静宜不由得感谢起姐姐来，亲就是亲，一切都指着姐姐了。

　　盖着棉被的倪吾诚脸渐渐变红了。他发出了类似呻吟的声音。摸摸他的头，像火烧一样烫人。让孩子轻轻叫几声，没有反应。静宜又淘洗了一条热毛巾，为吾诚擦去了脸上的口沫和污物。不争气的丈夫，仇人一样的丈夫，却又是唯一的和不能没有的丈夫啊!

　　后来倪吾诚睁了眼，哼了一声，又睡下了。后来医生来了，医生是他们的乡亲，光明眼科医院的院长赵尚同。由于是乡亲，非眼科病也要先找他。他叫醒了倪吾诚，拿出听诊器，静宜觉得敬畏异常。听了好久，神态严肃的赵尚同诊断说是肺炎。他打开了携带的药箱，拿出了一些白的药片和药粉，并在装药的纸袋上写上拉丁文药名。他还写了封信，让静宜去请就住在附近的一位内科大夫。

　　在静宜她们的精心照顾下，在孩子们的天真的企盼、千丝万缕的牵连之中，倪吾诚渐渐恢复了自身的意识。刚刚发生的事完全像噩梦，这噩梦已经沉在一潭黑水之下了。

　　那天晚上，在一碗滚热的绿豆汤泼来之后，他仓皇逃窜，来到寂寞的灰色的小胡同里。真真奇怪，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当晚的重要约会。一天前没有想起来，半天前没有想起来，一个小时前，十分钟以前也没有想起来，他似乎已经把那事忘得死死的了，他似乎已经决心不想起那事。而恰恰是在一场野蛮的恶战之后，他想起来了，他们等着他去呢。

　　那是他最喜爱的三个学生。两个学生都推着光头，更带有一种献身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青年人的纯真。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其颖悟令倪吾诚惊诧。三个学生不知为什么信赖他，他知道自己的课讲得并不好。对于他讲的内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然后他讲了尼采，讲了杜威，讲了弗洛伊德，讲了马克思，讲了墨索里尼。居然说墨索里尼是一位哲学家。他只觉得一塌糊涂。但是那三个可爱的年轻人还是和他讨论，哲学有什么用?没有用，他回答说。没有用为什么要讲哲学?我不知道。中国正在受难。我知道。欧洲正在燃烧。我知道。我们怎么办呢?您打算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您什么都不知道。您是大学讲师，您去过欧洲，您讲课的时候常常提到国家、社会、世界、进步、文明、科学……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走向进步科学和文明呢?

　　还是不知道。那么您知道不知道日本军队正在中国，在太平洋进行战争呢?您知道不知道我们生活在宪兵队占领军的刺刀下面?您知道不知道德苏战争?您知道不知道“汪主席”、蒋委员长还有八路军的朱德、毛泽东呢?

　　我不是政治家。然而您是中国人。年轻人的言语十分激烈，逼迫得倪吾诚无法逃遁。所有的这些问题，比这些更多得多也更严重得多的问题都在倪吾诚的头脑中、心目中存在着。但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记住这一切问题又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忘在一边。他早已经习惯于带着问题带着苦恼而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了。

　　但是三个年轻人的热情和姿态使他大受鼓舞。我很高兴。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你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希望。我是中国人，我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和我个人，我都负有责任!我却没有负起任何责任来!我胆怯，我犹豫，我不敢负责!我随波逐流，不知伊于胡底!这太可怕!这虽生犹死!是时候了，我要以与你们的谈话为转变的契机!我要总结，我要反省，我要和你们一起做出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决定!你们知道吗，我听过德国的教育家斯普朗格的讲演，他是白发红颜，精神矍铄……我相信人类的光明前途，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译的《天演论》文笔有多么好!与茹毛饮血的时代相比较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相信未来，我相信中华民族立国精神之再造。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知道汪精卫、王揖唐、周佛海吗?汪精卫少年时候刺杀清摄政王被捕后做的诗你们知道吗?我知道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吗?我知道延安吗?我知道东京、柏林、罗马轴心国吗?我知道俄国吗?俄国也强大了，因为有斯大林。德国强大因为有希特勒。但是两国正在打仗。而美国有罗斯福，英国有丘吉尔。我不懂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强有力的国民领袖。不管什么样的领袖中国必须欧化，只有欧化才有出路，才有人生。政治不是我擅长的。日本也是欧化以后才强大起来的……

　　他太兴奋了，快乐得像个孩子，滔滔不绝。只要能讨论一些与他个人的现实生活不相关的问题他就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如鱼得水，而只要谈一点实际的事，与他的生活事业行动有关的事，他就觉得千头万绪，焦头烂额，心绪如麻，垂头丧气。他和心爱的学生高谈阔论，却没有和他的学生们认真地或深入地进行什么讨论。他说得太多了，完全剥夺了年轻人说话的可能。他发现了自己的失礼与失算，竟失去了听一听青年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机会。于是他热情相约，他要在三天后的傍晚请这三位同学到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下次我不说话，我听你们的。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好的，我们一定准时在“东来顺”见面。不守时刻是中国人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恶习之一。

　　然后他把这次谈话和这个约会忘到了九霄云外。在“被窃”、恶战、绿豆汤迎面倾来之后，他想起来了，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半钟头。而且，他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了，他身上连一件能送到当铺去的东西也没有了。他怎么可以和三个穷学生去“东来顺”吃涮羊肉? 他欺骗了三个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纯真、年轻人的热情是最可贵的最美好的，也是最易受到欺骗和蹂躏的。在他的心目中，他一贯的认识是，蹂躏青年人的情感是最凶险最卑劣最残酷的恶行。凡是犯有这种恶行的人，应该杀掉!而他恰恰犯了这样的大罪!

　　他这时的感觉就像一个误杀了人的人。后悔莫及。他沉浸在自己的痛悔和痛苦里。他咀嚼着自己的痛悔痛苦，以自己的痛悔和痛苦证明自己犯罪并非有意，以自己的痛悔和痛苦回答良心的谴责和安慰自己。大错已经铸成，既然无法挽救也就不必挽救了。既然无药可医也就无须去尝试那药的苦。我的情况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无须为救药而烦恼。所以我不烦恼。所以我永远乐观。死人一样、死狗一样的乐观。

　　他长出了一口气。而且无论如何和这些青年人的讨论是困难的。他不想讨论对日本占领者的态度问题。他无法回答。他不想投靠占领军。他不想去重庆并对重庆不抱太大的希望。他更不敢想像山沟沟里的小小的延安。他害怕哪怕是最微小的受苦。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是志士。他想喊出来!

　　这时他悲愤地想到，原来每一个错误，每一次失约，每一个打击，每一个挫折，总之每一回灾难，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必要性。这至少使他的心肠更冷、更硬，更不必去做出选择，更不必考虑明天。把心一横，我不能有益于国家民族，还不能有益于自己吗?我不能有益于自己，还不能糟践自己、毁坏自己吗?我不能得到友谊、爱情和尊敬，还不能得到轻蔑、误解和仇恨吗?就让我的孩子，就让那三个最可爱的学生也轻视我讨厌我疏远我好了!真是天才的、超天才的逻辑!真是超逻辑的逻辑!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反而“解脱”了。

　　于是他摇摇晃晃，几乎是轻松愉快地来到了小胡同拐弯处的一个“酒缸”。酒缸是一家小酒店，酒店里摆着几个装散酒的大缸，故而得名。在这里喝酒的，多半是一些“引车卖浆”的体力劳动者。倪吾诚进入这个环境，嗯嗯一笑，似乎自己脱掉一层皮，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天无绝人之路也!

　　“四两白干，一碟炸豆腐。”他对小伙计说。

　　小伙计盯着他看了一眼，眼睛里似有含义。没有像对别的顾客那样笑嘻嘻。

　　“四两白干，一碟炸豆腐。”他又重复了一遍。那时候的两还是十六进位(十六两等于一市斤)的小两，当然。

　　小伙计仍然面有难色。

　　“听不见吗?”他皱起了眉头。

　　“上两个月您欠的钱……”

　　“还你还你，今天就算账，多给你点小费……我什么时候赖过账，我在你这儿喝酒又不是第一次!”他畅快地边笑边说。但他的笑容显得苦。他虽然笑出来了，脸上的肌肉却放松不下来，浑身的神经松弛不下来。他是绷紧了肌肉和神经而笑的。让人看着觉得难以忍受。

　　“是，倪先生。”小伙计放了心。老掌柜的也凑过来说话了。唉，怎样的短见和刁奸!原来小伙计对我进行神经战的时候老家伙在一旁听着呢，说不定他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怎么对付我呢!人心如此，即使拿破仑与俾斯麦来中国主政，又能如何?

　　酒来了，菜也来了。灰白色的碟子，边缘上点缀着两道深蓝色的圆线，使碟子显得更加单调、寒碜、永无出头之日。酒杯口缺了一点瓷，似乎还裂了一道纹，由于光线暗，倪吾诚视力又不佳，不敢断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享受，这就是我们的福气……再看看，被炉火煤烟熏得发黑的墙上还贴着日本占领当局贴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口号呢:

　　我们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我们要确保农产，减低物价。

　　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

　　我们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

　　我们要……我们要什么呢?我要……我要什么呢?全都那么可恶!

　　咕嘟嘟，一口气下去了二两多。好像许多小针卡在喉咙里，他的脸憋红了。稍沉了一会儿，倪吾诚压下了大咳其嗽的意图以后，开始有一股暖意从心头泛起。“买卖好吧?主顾多吧?”他主动地与老掌柜攀谈起来了。

　　四两酒居然三口就喝完了，他终于呛得咳嗽起来了。但是他的神志却似乎特别清醒，他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把自己、把社会、把国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是一个受苦的国家。受苦的年头。受苦的命。他相信国家是有希望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虽然他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毕竟中国有许多比我强的人。我知道他们比我强，但我做不到了……但是现在必须受苦，只有走完黑暗才有破晓，才有光明。而他是那么样地希望幸福，希望高尚和文明，他是那么样地不甘心受苦。真是寂寞而又渺小卑微!呀!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可为什么人应该甘心受苦呢?为什么倪吾诚就该受苦?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他还有几个三十多岁呢?

　　“应该把这个酒缸修饰得漂亮一些。”他对掌柜的说，“地应该铲一铲，刷一刷。桌椅至少应该再油漆一下，活了的椅子腿应该钉死。这个灯也不行。人们来喝酒，不仅是喝酒，首先是一种休息。人是有权利休息的。休息和工作，都是重要的。也许休息比工作更重要。休息是一种舒适，而工作……”

　　掌柜的打断了他的话:“钱呢?新主顾不来，老主顾赊账，一欠就是几个月。实话跟您说吧，我们现在是赔着本卖酒。应该这应该那，弄得好一点，我还愿意开大饭店呢。钱呢?”

　　掌柜的应答是不礼貌的。钱呢钱呢的调子使他想起他最不喜欢的那种腔调。而关于赊账的话更使他感到了现实的无法躲藏的威胁。

　　“再来四两……”

　　“您?”

　　“我说再来四两就是再来四两，少跟我啰嗦!”他突然瞪起了眼。

　　再赊账他也还是高于这儿的掌柜的与小伙计的体面人。当他发怒以后，掌柜的又端来了四两。

　　他就这样喝了半斤。然后瞪着眼耍赖，然后硬着头皮离开了酒缸，然后在大街上转。然后头晕眼花两腿绊蒜。然后回家，门已闩住，进不去院子。然后爬墙跳墙……底下的事就全不记得了。

　　两天以后，衰弱欲绝的倪吾诚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高烧之中，他仍然不时惦念起那似真似梦的他的被遗忘了的空房子。使他不理解的是，在他神智完全清楚的同时，他又像是忽然记起了一件事，在那间莫须有的空房子里，是不是还遗留着他的一件旧箱子呢?皮箱?木箱、柳条包?他说不清。然而那分明存在的箱子坠着他的心。无论如何我要去一趟，要把那箱子取回来。又何必取出来呢?那屋子，那箱子不都等着我的归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