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魔术师与跛足驴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经芳洲苑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就约了一个修鞋的，一个卖豆腐的，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三只酱猪蹄，一盘辣子炒腰花，一大盘烤毛蛋，当然，还有两斤烧酒。吃喝完毕，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只有这个菜农，惦着老婆，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赶着夜路。

　　这些细节，都是肇事后进了看守所的农民对我讲的。他说那天不怪酒，而是一泡尿惹的祸。吃喝完毕，他想撒尿，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间的，出来后想去公厕，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时十有八九是瞎的，他怕黑咕隆咚地一脚跌进粪坑，便想找个旮旯方便算了。菜农朝酒馆背后的僻静处走去。谁知僻静处不僻静，一男一女啧啧有声地搂抱在一起亲吻，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车，想着白天时走四十分钟的路，晚上车少人稀，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就憋着尿上路了。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使他骑得飞快，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做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想都不去想了，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

　　街上要是不安红绿灯就好了，人就会瞅着路走，你男人会望到我，他就会等我过去了再过。菜农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苦笑。

　　小酒馆要是不送那壶免费的茶就好了，那茶尽他妈是梗子，可是不喝呢又觉得亏得慌。卖豆腐的不爱喝水，修鞋的只喝了半杯，那多半壶水都让我饮了!菜农说，哪知道茶里藏着鬼呢!

　　菜农没说，肇事之后，他尿湿了裤子，并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嚎着说，我这破摩托跟个瘸腿老驴一样，你难道是豆腐做的?老天啊!

　　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厂的工人、一个目击者对我讲的。所以第一个哭我丈夫的并不是我，而是“瘸腿老驴”的主人。

　　我去看这个菜农，其实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情形。他是在瞬间就停止了呼吸，还是呻吟了一会儿?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弥留之际他说了什么没有?

　　当我这样问那个菜农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讲的却是小酒馆的茶水、烧酒、没让他寻成方便的那对拥吻的男女、红绿灯以及那辆破摩托。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对象。他责备自己不是个花心男人，如果乘着酒兴找个便宜女人，去小旅馆的地下室开个房间，就会躲过灾难了。他告诉我，自从出事后，他一看到红色，眼睛就疼，就跟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老想撞上去。

　　我那天穿着黑色的丧服，所以他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静的。他告诉我，他奔向我丈夫时，他还能哼哼几声，等到急救车来了，他一声都不能哼了。

　　他其实没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菜农说，哪像我，被圈在这样一个鬼地方!

　　我看你还年轻，模样又不差，再找一个算了!这是我离开看守所时，菜农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那口吻很像一个农民在牲扣交易市场选母马，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可这匹被人给提前预定了，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错的马，叫着，它也行啊!

　　可我不是母马。

　　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我就叫他魔术师，他可不就是魔术师么!十几年前，我还在一所小学教语文，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他又高又瘦，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白手套，拄一根金色的拐杖，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他一登台，就博得一阵掌声，他鞠了一个躬，拐杖突然掉在地上，等到他捡起它时，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拐杖又一次“失手”落在地上，等他又一次捡起时，它变为红色的了。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什么东西落在上面，都会改变颜色。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但是身临其境时，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蕴藏着无限风云。

　　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在我眼中就是奇迹。

　　奇迹是七年前降临的。

　　由于我写的几篇关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在国家级学刊上发表了，市妇女儿童研究所把我调过去，当助理研究员。刚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可是研究所的气氛很快让我产生了厌倦情绪。这个单位一共二十个人，只有四名男的。太多的做学问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互相客气又互相防范，那里虽然没有争吵，可也没有笑声，让人觉得一脚踩进了阴冷陈腐的墓穴。由于经费短缺，所有的课题研究几乎很难开展和深入，我开始后悔离开了学校，我怀念孩子们那一张张葵花似的笑脸。研究所订阅了市晨报和晚报，报纸一来，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狗望见了骨头，争相传阅。我就是在浏览晚报的文体新闻时，看到一篇关于魔术师的访问，知道他的生活发生了变故的。原来他妻子一年前病故了，他和妻子感情深厚，整整一年，他没有参加任何演出。现在，他准备重返舞台了。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生活不能没有魔术。

　　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我都场场不落。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中抽出一方手帕，而这手帕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棱棱飞起的白鸽;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在他双手抖动的瞬间，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到了一起。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发出笑声。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间，不可磨灭。

　　有一天演出结束，当观众渐渐散去，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学魔术?

　　我没有学成魔术，我做了魔术师的妻子。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所在的剧团的演出已经江河日下，进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了。魔术师开始频繁随剧团去农村演出。最近几年，他又迫不得已到一些夜总会去。那些看厌了艳舞、唱腻了卡拉OK情歌的男人们，喜欢在夜晚与小姐们厮混得透出乏味时，看一段魔术。有时看到兴头上，他们就把钞票扬到他的脸上，吆喝他把钞票变成金砖，变成女人的绣花胸衣。所以魔术师这几年的面容越来越清癯，神情越来越忧郁。他多次跟剧团的领导商量，他不想去夜总会了，领导总是带着企求的口吻说，你是个男人，没有性骚扰的问题，他们看魔术，无非就是寻个乐子，你又不伤筋动骨的;唱歌的那些女的，有时在接受献花时还得遭受客人的“揩油”呢，人家顺手在胸脯和屁股上摸一把，她们也得受着。为了剧团的生存，你就把清高当成破鞋，给撇了吧!

　　魔术师只得忍着。他在夜总会的演出，都是剧团联系的。演出报酬是四六开，他得的是“四”，剧团是“六”。他常用得来的“四”，为我买一束白百合花，一串炸豆腐干或者是一瓶红酒。

　　月亮很好的夜晚，我和魔术师是不拉窗帘的，让月光温柔地在房间点起无数的小蜡烛。偶尔从梦中醒来，看着月光下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我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我喜欢他凸起的眉骨，那时会情不自禁抚摩他的眉骨，感觉就像触摸着家里的墙壁一样，亲切而踏实。

　　可这样的日子却像动人的风笛声飘散在山谷一样，当我追忆它时，听到的只是弥漫着的苍凉的风声。

　　魔术师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瞬间，我让推着他尸体的人停一下，他们以为我要最后再看他一眼，就主动从那辆冰凉的跟担架一样的运尸车旁闪开。我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眉骨，对他说，你走了，以后还会有谁陪我躺在床上看月亮呢!你不是魔术师么，求求你别离开我，把自己变活了吧!

　　迎接我的，不是他复活的气息，而是送葬者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的哭声。

　　奇迹没有出现，一头瘸腿老驴，驮走了我的魔术师。

　　我觉得分外委屈，感觉自己无意间偷了一件对我而言是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如今它又物归原主了。

　　我决定去三山湖旅行。

　　三山湖有著名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温泉，有一座温泉叫“红泥泉”，据说淤积在湖底的红泥可以治疗很多疾病，所以泡在红泥泉边的人，脸上身上都涂着泥巴，如一尊尊泥塑。当初我和魔术师在电视中看到有关三山湖的专题片时，就曾说要找某一个夏季的空闲时光，来这里度假。那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是湖畔坐满了涂了泥巴的人，他肯定会把老婆认错了。魔术师温情地说，只要人的眼睛不涂上泥巴，我就会认出你来，你的眼睛实在太清澈了。我曾为他的话感动得湿了眼睛。

　　如今独自去三山湖，我只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我还想在三山湖附近的村镇走一走，做一些民俗学的调查，收集民歌和鬼故事。如果能见到巫师就更好了。我希望自己能在民歌声中燃起生存的火焰，希望在鬼故事中找到已逝人灵魂的居所。当然，如果有一个巫师真的会施招魂术，我愿意与魔术师的灵魂相遇一刻——哪怕只是闪电的刹那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