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梅巧和大先生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20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萆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跨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现在,梅巧不再是梅巧,而是“大师母”了。所有人的“大师母”。习惯这称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初,人家一叫她“大师母”,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觉得那称呼很讽刺。只有在学堂里,她的同窗们才叫她一声名字。大先生是守信用的人,婚后,他果然送梅巧重返了女师学堂。也只有在那里,梅巧还是“范梅巧”,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的。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在七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胀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
可是,这事哪里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了。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的诡异的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们一天天壮大、成熟。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时从乡下来看她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自己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
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该消停了,安静了。
老四在她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她果然安静下来,或许,太安静了些。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哑巴。她使尽了气力似的,眼神变得涣散和呆滞。北方的夏季,已经临近尾声,却又突然来了秋老虎。她搬一把躺椅在树下乘凉,肚子像山丘一样耸立。那是一棵槐树,说不出它的年纪,枝繁叶茂,浓阴洒下来,遮住半座院子。槐树是这城市最常见的树,差不多是这城市的象征。梅巧不喜欢这树老气横秋的样子,她就在画上修改这树,她恶作剧地解气地把树叶涂染成了蓝色。一大片蓝色的槐林,有着汹涌的、澎湃的、逼人的气势,乍一看,就像云飞浪卷的大海,翻滚着激情和——邪恶。
临产前不久,一天深夜,大先生被梅巧的惊叫惊醒了。原来她做了噩梦。她惊恐地抓住了大先生的手,说,“我要死了!”说完,就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来、从来没这样子哭过呢,当着大先生的面,哭得这么软弱、无助、放纵和悲伤——她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他。大先生被她哭得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嘴里却在说,“别胡思乱想,哪能呢?胡大夫是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许诺。
分娩果然是不顺利的,胎位不正。留学日本的胡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最后,动了刀剪,下了产钳。梅巧在产床上忍受了两天一夜的煎熬,生死的煎熬。接下来就是产后忧郁症,厌食、低烧、不说话,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哭泣。孩子被奶妈抱去了,她一滴奶水也分泌不出来,倒省了以往回奶的麻烦。孩子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还不足五斤,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头被产钳夹成了长长的紫茄子。她一看到这孩子就厌恶地战栗,又厌恶,又怜悯。
大先生接来了岳母,让岳母陪伴她坐月子。岳母盘腿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东说西。说一百句她也不理不睬,说一千句她也不理不睬。她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喝一碗沁州黄小米汤也反胃,倒像害喜似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憔悴下去,枯萎下去。岳母无计可施,哭了。
“梅巧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自己作死哪!”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她娘说完这话,叹着气,回家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可是大先生不行,大先生不能“眼不见”啊,大先生不能落荒而逃啊。终于,有一日,大先生回家来,叫过大女儿凌香,给了她一样东西。六岁的凌香拿着这东西进了母亲的房门。凌香喊了一声“妈”,爬上炕,把这东西递了过去。
梅巧接过来,先是一怔。渐渐地她的手颤抖了,她一把抱过凌香,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她感到凌香的小身子那么温暖、柔软和芳香,她感到这小生命那么温暖和芳香。生活得救了。
那是一张聘书。
国民小学校的聘书。
春节过后,梅巧就成了一名国民小学校的教师。她先教四年级的算学,后来就教了美术。这教职,不用说是大先生替她谋来的。别人谋职,大约要费一些力气,可是在大先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只是,这一句话,说,还是不说,却一定是个折磨大先生的问题。大先生是清楚这女人心病的症结的: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她年轻茂盛的身子和心抵抗这日子!有什么办法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天气还没有转暖,梅巧就脱去了棉袍,换上了春装:阴丹士林布面的大褂,上身罩一件开司米绿毛衣,那绿真是又清新又理直气壮,春草似的嘹亮霸气。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梅巧的身材,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站在那里,仍然是玉树临风似的一个人,一个新鲜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新鲜的人,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手上沾了粉笔灰,或是水彩,甚至还有墨渍,衣襟上也蹭了粉笔灰,却仍然是新鲜的,明亮的。外面的世界,一个阔大的天地在滋养着她呢。说起来,她倒并不是多么热爱教书这职业,她热爱这外面的世界。
国民小学距离她的家,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课业也不重。还有一桩意外的高兴事,那就是,当年,她在女师读书时的好朋友,她们称作“张君”的一位,竟也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呢!张君比梅巧早毕业几年(梅巧不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孕、生产耽搁了吗?),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一个离这城市近百里、盛产葡萄和陈醋的小县份,一来二去的,就失去了音讯。不想,竟在这里撞上了,还做了同事!梅巧真是高兴坏了。
“哎呀哎呀,”她叫着,“还以为你在哪儿呢,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呢,原来你就在我家门口啊!”
“是啊是啊,我埋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张君回答。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流露出了女学生的天性和情状。可她们终究不是女学生了。就在这一刻,她们突然感觉到了时间,就在耳边,呼呼地,如同大风一样呼啸而过,刮得她们心里一阵茫然。
“我结婚了。”张君说。
从前,张君是那么英气的一个少女,宽肩、长颈、浓眉,身板像杨树一样永远挺得笔直。她们开玩笑叫她“美男子”。这狂妄的“美男子”曾经叫嚣,要一辈子守住她洁净的处子之身。如今,似乎是,一切如旧,肩还是宽的,颈还是长的,身板仍然是挺的,可从前的誓言,灰飞烟灭了。
那一天中午,这两个重逢的好友,在校门外一间山东人开的馆子里,吃了年饭。是梅巧做东。她们甚至还喝了一点酒,竹叶青。那真是用竹叶泡出的好酒,清澈而碧绿,喝在嘴里,有一股奇特的异香。她们把着盏,彼此诉说着别后的经历。梅巧的经历,三言两语就道尽了,那就是,生孩子,接二连三地,一口气,生出四个。而张君,则要复杂得多,有戏剧性,那就是,抗婚,私奔,和心爱的人,一路出逃——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哎呀哎呀!”梅巧连连叫着,因为酒,也因为兴奋,双颊变成了桃腮,灼灼燃烧着,“张君,你真是不平凡哪!”
张君在国民小学,只教了短短一个学期,就辞职了。她丈夫突然接到了武汉某所学校的聘书,暑假里,最热的伏天,她离开了这城市匆匆前往长江边那个火炉里去。临行前,她来向梅巧辞别。她给梅巧留下了通信的地址,说,
“给我写信啊。”
梅巧点点头,心里翻江倒海。
“若有机会,就来南边看我啊
梅巧不再点头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这样的机会,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永远也不会有啊。她背过了身去,再回头时,朋友已经不见了,院子里空荡荡,洒满树阴,知了的噪声,像突然浮起似的,遮蔽了一切。知了——知了——知了,那是先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