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准确的说，公司领导们的汇报是在下午5点20分开始的。

　　李高成的开场白很短，他知道他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对工人们的那些讲话他们全都听到了，职工代表们的发言和要求他们也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其实一切都不必要再说什么了，他这会儿要的就是解释、要的就是回答。

　　第一要说真话，第二要说真话，第三还是要说真话。这会儿你们谁也别再给我来什么哩格嘟，我就要真的。

　　郭中姚当时有点小心翼翼地说，时间也不早了，是不是先安排吃点饭，等吃了饭再汇报？

　　李高成瞧也没瞧他地摆了一下手，这会儿了还有什么心思吃饭！我这会儿要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那职工们会怎样看我和你们，中纺这个大门我还想不想出去了？

　　李高成在这里和刚才在工人们面前的心情和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刚才他面对的是主人，是这里的中心，是一团熊熊的火，是一个他直接管不着也根本不害怕他的社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事关他的荣辱与变迁，甚至会影响他的位置和仕途。面对着这个群体，他潇洒不起来，更轻松不起来，不能笑也更不能怒。每一个举止都得三思而行、慎而又慎，每一句话都得字斟句酌、瞻前顾后。而现在在这里，他则是真正的主人，他则是这里的中心，他也同样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他面对着的全都是他的从属和下级，这些人他全都管得着，而且一个个都对他怕得要死。尤其是他的喜怒哀乐直接关系着他们的荣辱与升迁、位置和仕途。在这里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愿意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他一点儿也用不着去在乎什么。何况这些人还真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何况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管得着他们的市长和老上级。

　　见李高成这个样子，十几个人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几分钟后，郭中姚翻开一个本本来，两手有些发颤地戴上花镜，小心翼翼地瞟了李高成一眼说道：

　　“那就让我先汇报吧。”

　　也就这么一句话，直让李高成心里阵阵发酸。郭中姚真的老了，但却仍然还是以前那副对他总也恭恭敬敬、说一不二的样子。大概这也正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只要你作过他的上级，你就永远会是他的上级，即便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便是他已经成了你的上级，在他的心底里还依然会把你当作他的上级。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难怪为什么许许多多的领导一旦上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要把属于自己的人提拔起来，于是乎这些下级就会永远在心底里对你感思戴德，会刻骨铭心地感激你一辈子。否则，你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恩怨分明真君子，知恩不报乃小人。谁要是跟自己的老上级闹矛盾，谁要是造提拔你的人的反，你这个人的人格就算彻底完了，一辈子也别想再在人面前直起腰来。而发生在我们干部阶层里的种种弊端，是不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团团伙伙、圈子山头也越来越多，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一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人们就会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会变得复杂棘手起来。李高成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也正是陷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而不能自拔？事情还刚刚开始，就先自手软了、心软了。看来自己的感情早就有了偏向，屁股也早就坐歪了。要真是这样，那还怎么能彻底公正的解决问题？又怎么能让全厂的职工和干部心服口服、畏威怀德？

　　一定要冷面如铁、公正严明，绝不能因为眼前的这几个人而冷落了几万工人的心。只要有问题，就绝不能心软，更不能手软。

　　郭中姚汇报得非常认真，也非常仔细，虽然是逐一反驳，针锋相对，却显得是那样得体、那样中肯。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浮躁的牢骚，没有辛酸的委屈，更没有火爆的情绪。大概是早就有了准备，一条一条的都是那样充分、那样圆满，而且有理有据、有条不紊。

　　郭中姚的汇报和解释看来是代表了公司整个上层领导的意见和观点。郭中姚首先认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些年来的亏损和负债，公司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公司领导的观念这几年越来越老化僵化，市场意识太弱太差，在新旧观念的转换中，步伐太慢。一切都还是照老章程、老规矩办事，体制上是这样，管理上是这样，行为方式上依然还是这样。想变又不敢变，往前走一走，又往后退一退。老是想盼着上边下文、下指示，等着领导来说话。要是没了这些，就会觉得什么也不牢靠。所以在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不只是慢了半拍一拍，而是远远没能跟上，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跟。郭中姚说，公司的许多领导，也包括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总是只想着往母亲的怀里躲。什么时候也是等靠要，等财政、等拨款、等投资；靠领导、靠国家、靠政府；没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听党的没错，听政府的没错。总想着公司是党和国家的，工人也是党和国家的，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大的摊子，党和国家还真会不管了？要真成了那样，那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宗旨还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国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管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这才有些傻眼了，然而这时已经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来不及了。这种旧思想老观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厂，害了国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几万工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这种经验教训，就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转变了思想观念，我想我们绝不会垮成现在这个样子。五年就让我们几乎外欠了整整五个亿呀！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

　　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眼泪。

　　说实话，李高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骚，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因为国家撒手不管了，所以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业也就彻底完蛋了。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什么时候撒手不管过？别的不说，只说这几亿外欠的贷款，不全都是国家贷给你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财政那么吃紧的情况下，仍然一年几乎平均要拿出一个亿的资金扶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怎么能说政府撒手不管了？这像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说的话吗？但看着郭中姚泣不成声的样子，李高成不知为什么没能把这些话说出来。转回来一想，他真心实意就这么想的，你能说他想的这些没有一点儿道理吗？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听党的，听政府的。党叫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国家怎么计划，他们就怎么按计划行事。如今党和国家突然让所有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来做主，让他们自己去找市场，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产品的出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吗？他们的心理能有这种承受能力吗？说实话，在党和政府面前，他们真的一直充当着一个孩子的角色，让他们突然离开母亲的怀抱，他们能够自立行走吗？应该说，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就让他说吧，让他能没有任何顾虑的把心底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就是苦水也尽情地往外倒一倒。

　　也不知过了多久，郭中姚又接着讲到：

　　“就说买棉花的事情吧，买回来的棉花不好，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也确实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我们也多次在全厂的干部会议上详细地讲过事情的全部经过，在厂里的闭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干部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子给干部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道呀，我们真怕你知道了，批评也好，处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们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处奔波游说。7月份的合同，我们拟定的一、二、三级棉花的平均价格是14000元一吨，等到了8月下旬时，就一下子涨到了16500元一吨。到了9月份时，便再次涨到了18000元一吨，到了10月份时，竟涨到了将近19000元一吨。等11月份我们得到贷款时，即便是四级、五级、六级棉花的价格，也都超过了18000元一吨。贷款退给了我们7个月，却让我们损失了800多万！而且11月下旬，已经到了隆冬季节，这又让我们到哪里去买棉花呀！我们几十个采购员，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产棉区，最后才算在江西的一个县份的棉麻公司里，买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吨棉花。

　　冯敏杰有些痛惜万分地说：“这个县份几乎不产棉花，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棉花不好。这个棉麻公司出售的棉花，其实也是在别的地方买下的二手货，但这是人家早就定购下的期货。没有别的，就因为人家有钱，于是就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咱们身上赚了这么一大笔钱。为了把棉花的价格压下来，我们先后同他们协商了七八次，最后才算以平均18000元一吨的价格，购回了2000吨棉花。同当时各地的价格相比，每吨便宜将近300元左右。棉花确实不好，但也绝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二级棉占到15％以上，三级棉占到20％，四级棉占到10％，五级和六级棉各占25％左右。在最后签订合同以前，我们把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和棉检人员都请了去，我们商量了又商量，把棉花看了又看。棉花不好，但又不能不买，再不买谁知道价格又会涨到哪里去。要是再买不下棉花，公司里的原料早已用尽，没有原料，公司一年的任务就全得泡汤，几万工人干什么，又吃什么？棉花质量不理想，但相互搭配着，完全可以用，怎么着也比没有活儿干强呀。还有的人说，既然知道棉花不好，为什么第二次又在人家那里买回了几百吨？这些人说话也不想一想，假如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搞了鬼，我们还会第二次去买吗？我们真的就会那么黑，真的就会那么傻？实际情况是，我们提走2000吨后，人家说他们那儿还有一千吨左右，如果我们想要，还可以再便宜一些。当时全国的棉花行情我们清楚，确实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价格了。虽然没有钱，我们还是答应再买一批。回来后，我们一方面稳住人家，一方面赶紧试用这批棉花，发现这批棉花的质量确实还行，于是又咬紧牙关，倾其所有，又买回了450吨，想想也真是寒酸，没有办法，真的没有任何办法，谁让我们这个公司这么穷呀。采购员一见到我们就哭鼻子，也数不清有多少回了，什么价格也给人家谈好了，就是因为钱到不了位，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厂家把自己早已订好的棉花提走。一次次地催公司，一次次地给人家说好话。什么事也不顶，如今是市场经济，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牌子管什么用，人家就认钱。这几年大中型企业的信誉又不好，牌子越大人家反倒越怕你越躲着你。反过来我们自己也心虚呀，人面上，都还是个厅局干部，都还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其实比人家一个个体户、一个乡镇企业的小老板都远远不如呀。住房住不过人家，请客请不过人家，送礼也送不过人家，坐车也坐不过人家，连身上的衣服也比人家差得远。人家一看你这寒酸样子，在心底里就早已把你看低了几分，我们又能凭什么跟人家竞争。“

　　小会议室里此时此刻静悄悄的，所有的人好像都被冯敏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也一样陷进了这种由语言造成的情绪和气氛里。他本想插话说点什么，但好像没机会能插进话去，而冯敏杰好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并不想让你插话，他只是想让你听，只是想给你表白。他就是想打动你，想把你的情绪彻底地扭转过来。

　　冯敏杰继续说道：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如今要做点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难。在外头低三下四，回到家里依然还得卑躬屈膝。出门往头顶上一看，谁也压着你，谁也管着你，都说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企业摆脱束缚、自由自主。可这会儿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感觉上反倒是越捆越紧，越管越严，婆婆妈妈越来越多了。就说1995年的那笔贷款吧，这是国家和政府早就决定了贷给我们的，银行也并不是没有这笔钱，可为什么就是迟迟到不了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呀！要是这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会这么做吗？他们舍得这么做吗？眼看着企业一大笔一大笔地损失钱，为什么就一点儿也不心疼！我们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好话，请了多少回客，再说句难听点的话，他们吃了多少，又拿了多少！可就是拖着不给你办，有些人我们就是想不明白，他们的心为什么会这么黑！有多少才算够！李市长，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实话实说了，其实每年都是这样，每一回贷款都是这样，假如要不是他们这么拖着压着，假如要不是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管着卡着，中纺公司会是眼前这个样子吗？到这会儿工人们闹起来了，公司也即将破产了，这好像才急起来了，可他们从来也不想一想，平时都对这些企业干了些什么？又什么时候真心实意地帮过关心过这些企业？是，我们的体制上有问题，我们的管理上也有缺陷，我们的观念也有些陈旧，但仅仅只是这些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假如我们真正拥有权力，假如我们真正能够自己做主，假如这个公司真正能让我们说了算，我们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李市长，我们今天说这些，一点儿也没有借机想给领导发牢骚的意思。说真的，我们在一块儿议论过好多次了，要不是因为市长是我们的老上级，说不定我们早就不干了。我们干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在这儿受罪不可。今天的情形李市长也看到了，要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黑锅可就真会让我们背定了，别的我们什么也不怕，怕的就是有朝一日我们这些人反倒都要成了公司的罪人，累死累活地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什么也没落下，临了倒落了个腐败分子……

　　末了，冯敏杰向李高成毫不含糊地做了保证，今天讲的这一切，如果有失实之处，他将完全负法律责任。他说他欢迎任何监督和司法部门到这儿进行严格的审核和调查，他将尽一切力量积极配合和协作，如果查出什么严重的腐败问题来，他将立刻引咎辞职，甘愿承受司法部门的一切处罚和严惩。

　　应该说，冯敏杰的这一番话，确实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深思之余，还让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冯敏杰的有些话虽然不无刻薄和愤懑，但他相信他的这些话都是真诚的，至少他没向你说谎话，说大话，说废话。而且等冯敏杰讲完了这一切时，李高成那颗悬着的心似乎也渐渐地落了地。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棉花问题，看来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他相信这些公司的领导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给他捅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漏子来，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经济问题呀，就算他们不想干了，莫非也不想活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他也明白，这种直觉基本上是来自于对老部下的那种难以扯断的情感和信任。

　　他常常很坚定地认为，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感情和理智应该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