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天,罗霄纵队又继续向南转移。冯进文还是同尖兵班一起走。不过,今晚同他在一起的不是司令郭楚松,而是政委杜崇惠。
熟悉首长秉性的冯进文知道,郭楚松司令员在紧急情况下,常同尖兵班走在一起。他不知道兵书上写过这种做法没有,但这一招很管用,郭楚松常在敌情复杂、军事上顷刻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能迅速决定行动,调动部队,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杜崇惠政委则不同,他一般都是在指挥机关,几乎没有跟尖兵走过。今天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但今天的例外倒使冯进文非常感动。
当时,郭楚松带着尖兵班正准备出发,杜祟惠赶上来了。
“老郭,今天我走前而,你在后。一见面,杜崇惠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向郭楚松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郭楚松一愣,怎么回事?冯进文也觉得意外,政委为何要到前面来?稍停,便听到杜崇惠解释说:“你这几天太紧张了,没睡觉,再这样下去会垮的。我来换换你。这一带我较熟悉,你就放心吧。”说完,转身招呼冯参谋就要走。
郭楚松还想说什么,杜崇惠语重心长地说:“就这样吧。我们走了,再见。”
郭楚松连忙叮嘱冯进文:“主要任务,你都知道。但今天要特别注意两条,一条是设路标,天黑,容易迷路,搞不好会失联络;第二是注意政委安全。快走。”当冯进文跑步跟上政委时,尖兵班已出发了。走在冯进文前而的是两名侦察兵、一位向导,后面是杜政委和设路标的侦察员,警卫员。
杜崇惠今天没有穿军装,披在肩上的是件驼绒里布面大衣,里面穿的是什么,看不见。可能还是那件西装,足下蹬的是皮鞋。这西装革履他一般是不大穿的,只有同驼绒大衣配起来才偶尔穿一下。头上当然还是那顶灰色军帽。这种打扮在他身上倒很合适。杜祟惠政委这些天明显消瘦,胡子拉茬,面色灰白,尤其是那一对小而不亮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就象一潭死水中又长满水锈。向外翻的厚嘴唇上起了不少血泡和溃疡点,冯进文心想,真够难为他的,就这样还坚持跟前卫尖兵行动。
一路上,冯进文跑前跑后,了解情况,观察地势。一到岔路,就叫尖兵注意设置路标,有时还查看一下,看到路标设置不明显时,就补上一张白纸片,并用石块或土块压住,以防被风刮走。有时碰到重要的岔道、十字路口,就留下标兵,尽力避免失联络的可能。杜崇惠倒也落得清闲,他同向导走在一起,谈论着这一带的地形、路况、敌情,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同大部队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夜深了。先前还挂在西山树梢上的月牙儿已经躲进山里去了。一阵凉风过后,天地间充满了雾气。路本来就不平,在黑幕之下就更显得高低不一。大家跌跌撞撞,走走停停,直到黑幽幽的夜把道路完全吞没,向导也认不清前面的路了,杜崇惠才命令尖兵班停下,原地休息。他要冯进文赶快回司令部,叫大部队休息,待天明以后再作打算。
冯进文没有立即回司令部,他在四下张望。因为他看到不远处有灯光闪烁。
杜崇惠也看到了。但他不许冯进文独自前往,而坚持和他一起向灯光闪烁处走去。
这是一个小村庄,大约有四五户人家。冯进文摸到一家窗前,从窗于缝里向内看,屋内有一个穿布棉衣的男子,坐在床沿上,面朝窗子,在“叭答、叭笞”抽烟。
冯进文用本地话叫道:“老哥,开门。”
里面的人一惊,一口把灯吹灭了,立刻就是一片漆黑。冯进文瞪着眼睛看窗内,什么也看不见。
“老哥,你开开门,我们是问路的。”冯进文很和气地又低声喊了几句。
里面依然没有声响。
冯进文有点火了,举手就要打门,杜崇惠一把拉住,低声喝道:“不能发火,这是游击区。”随后,他对着窗子悄声说:“老哥,打扰你了,我们是红军,从这里过路,现在迷路了,请你指点一下。你要是不开门,我们就只好在你们这里住下了。”
房子内咔嚓一声,灯又亮了,那个汉子站起来,把烟袋往床边的桌子上一放,拿起灯和蔼地回答:“我来开门。”
“好,麻烦你老哥了。”杜崇惠也很和气地回答。
门开了,冯进文跟着杜崇惠进去。房主人在灯光下仔细打量着冯进文和杜崇惠,看着他们的红星,红领章,灰布军装和绑腿,高兴地说:“我不知道同志们来了,还以为是白狗子呢。快请坐。”
杜崇惠讲明来意,并为深夜来打扰他而表示歉意。
房主人连忙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是好人,好队伍。三年前我们这儿也有红军。我虽然没有加入红军,但加入了农会,后来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包围了,天天搜山、清乡。红军撤走了,游击队打散了,我们东躲西藏,我是前不久才回来的。”
“呵,你还是个老革命,今天我们要麻烦你,”
杜崇惠与冯进文在桌子两边坐下,询问了一下这一带敌情和路况。
“这儿离浏阳河有多远?”
“二十里。”
“有桥吗?”
“有。”
“桥边有碉堡吗?”
“有,这一带的路口、桥头都修有碉堡。”
“碉堡之间相隔几里?”
“两三里。”
冯进文眼睛闪了一下,怀疑地说:“有这么多碉堡?”
“是这样的。”房主人说,南面二十里河边本来没有桥,也没有碉堡,两个月前,当地人为了行走方便,架了一座便桥,桥刚架好,保安团就来修碉堡。抓了好多老百姓,正在日夜加班干,恐怕现在都修得差不多了。
“白军多吗?”冯进文又插丁一句。
“多。听说都住满了,都是湖南兵。”
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杜崇惠和冯进文出了门,两人商量起来。
杜崇惠说:“今晚我们不急于渡河,先宿营,天亮再说。”冯进文迟疑了一下,试探说:“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吧,还是按原计划行动吧。政委?”
“不行。”杜崇惠心事沉重地回答,“小伙子,刚才老表讲的还只是这个小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军队还没有回到老区,即便回去,据我所知,在南面有广东军队,在西面有湖南广西军队;东面是赣江。我们方圆几百里的苏区,眼下正处在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所谓五次‘围剿’的包围下,我们即使回到老苏区,也在他拉的大网兜内。”杜崇惠停了停,又说,“索性都告诉你吧,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进攻,有个总部署,除了对中央苏区专用的五十万兵力之外,对于其它苏区也增加了兵力。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苏区内。在白区,就是追堵截击。冯参谋,打大仗打苦仗的日子还刚刚开始,要有思想准备啊。”
冯进文被杜崇惠说得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搓了搓手,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杜崇惠略一沉思,说:“大的战略方案,要从长考虑。现在,你快点回司令部,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郭司令,我的意见是就地宿营,待天明之后再视情况而定。汇报之后,你就在那儿休息,明早再来。”
“那你呢?”冯进文不放心,问了一句。郭楚松要他注意政委的安全,他不敢擅离岗位。
“我不要紧,我们大家在此地宿营,这里的群众好,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两支手枪,怕什么!你快走。”杜祟惠说。
冯进文还想说点什么,没有张口,杜崇惠不耐烦地说:“你是军人,怎么这么多的顾虑?走罢。”
“是!”冯进文转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杜崇惠打着手电,在老表引导下,来到小村后面一个紧靠土墙的柴棚。柴棚里堆了好多柴,尚有六七尺空地,杜崇惠拿手电左右照射,得意地说:“好地方,就在这里休息。”
他要丁长生靠墙睡,他睡外边,两个地铺中间,放挎包水壶和皮包。丁长生盖床军毯,杜祟惠和衣而睡。
丁长生很快睡着了。杜崇惠思绪万千:刚才同冯进文谈到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和苦战才开始的问题,实为由衷之言,而且他内心还有极深的隐衷没有说出。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采用新的政策和军事战略,向红军作第五次进攻,红军和苏区动员全部力量同敌人战斗,能不能打破“围剿”呢?一个五次反“围剿”反了一年还看不出结果,即使有结果,敌人再来十次八次又会怎样?象现在这样下去,精力耗尽了,人也会老的……在九宫山地区,他知道“福建事变”失败、中央红军北上似无多少影响后,他认为他的想法更有根据了。从九宫山回师后,敌人正规军的追击堵截,飞机和地主武装的骚扰,更为严重,连打两个大败仗。他更怀疑能不能打回老苏区,即便打回去,也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自己是政治委员,上级和群众能谅解吗?他身体也不算好,不能长久拖下去。他在朱彪和三团政委牺牲之后就萌离队之念,但他觉得自己投身于革命好几年了,恨蒋介石,恨敌人,同工农兵有感情,是去是留,犹豫不决。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情绪也时起时伏。他想起村里老百姓说浏阳河一带住满了白军,给他神经是个直接刺激,就由浏阳河想到一个苏区、两个苏区,想到整个形势,想到上级对他可能采取的态度,他觉得非下决心不可了,非离队不可了。又想到离队后的前途,认为自己有专业知识,有跑码头的经验,做生意,当教员职员,不怕没有路子。白区环境,他都可以应付。如果有条件,还要从不同角度做些革命事情。但离开也不能得罪队伍中的朋友,他轻轻坐起,从皮包中取纸,又看一下正面墙下打鼾的丁长生,他把皮包放在两腿上,拧亮手电写个纸条。
杜崇惠顺手把丁长生的挎包拿来,解开纽扣,把两份文件和纸条塞入他的挂包内,又把手枪连背带拿到手上,在星光下抚摸着,这个伴他三四年的武器,他多么珍惜呀!现在不能不分手了,他也塞入丁长生的挎包,扣紧扣子,放到原处。他轻轻起来,带着皮包,在星光下看了丁长生一眼,他还在酣睡,杜崇惠小声叹气,出了柴棚,又回头看他一眼,然后出村向东去了。
杜崇惠在柴棚辗转反侧的时候,冯进文正向郭楚松汇报。郭楚松觉得这块小谷地,有稀疏的树林,北面是山,便于警戒,也是罗霄纵队向南必经之路。在这里宿营,就军事上说,是合要求的。同时为尊重杜崇惠的意见,就在这里半宿半露。只有炊事人员和卫生队与伤病人员,进附近几个小村休息。
天刚麻亮,就有人跺脚、跑步,那不是操练,而是运动取暖。他们三三两两到林旁的小溪边洗脸。有些露营的炊事员们则急忙打灶,烧水煮饭。
树林中,小溪边,村舍外,升起了一缕缕炊烟,雾朦胧,烟袅袅,一幅恬静的晨炊图。忽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紧接着东北角又响枪了,枪声打破了宁静。炊事员们跟枪声争时间,理也不理,照旧做饭。枪声激烈起来,顺着枪声看去,红军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座碉堡,在天未大亮的时刻,火光映照出一个个矗立的怪影。司令员郭楚松放下望远镜,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冲锋号响了,碉堡里冲出了一群持枪者,吆喝着,向树林这边冲过来。
“这是保安团。”不知谁喊了一句,整个部队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靠近碉堡的部队上好刺刀,马上向敌人反冲,吓得那些保安团立即缩回碉堡内。但他们还不住地打枪,火力都集中在烟火附近。郭楚松和黎苏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决定饭后立刻前进。
参谋冯进文带着杜崇惠的警卫员跑过来了,他俩神情紧张,气喘吁吁。
“报告司令,政委不见了。”
“什么?”郭楚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你要保证政委安全吗?”
“是这样的,”杜崇惠的警卫员解释说,“昨天晚上,政委叫冯参谋回来报告情况后,我们就在老百姓的柴棚下露营,我和政委睡在一起,可是早上起来一看,政委不见了。我到处找,没见到人影,就赶快回来,觉得挎包比平常重些,伸手一摸,是他的手枪和子弹。”小警卫员边讲,边抹眼泪,语调中还带着哭腔。
“我看政委八成是跑了。”冯进文摸了一下脑袋,说。
“昨天晚上,他跟向导一起谈话时,总是问向西走的路况,而少问向南走的情况:从老百姓家出来后,他又把我支开,叫我回司令部报告情况,他自己却留在那儿。还有,这几天,我就看到政委总是愁眉苦脸,没有一点精神。而昨天,他却来精神,破天荒地要跟前卫尖兵行动,走之前,把西装穿上了,我看他就没安好心。”冯进文一连串说出了他的想法。
“是的,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走了。”警卫员丁长生忽然记起了还有一封信和两封文件,赶快掏出来交给郭楚松。
郭楚松急忙打开,只见那张白纸上,寥寥几个字:
长生战友:
我就离开你们了,你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好,要我这 样长期紧张下去是不行的。手枪和两份文件留下,请您转交给黄晔春王任。至盼
祝您健康!
杜崇惠
看完信,郭楚松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图囊内,对着那含着眼泪的警卫员和怒气冲冲的冯进文,严肃地说:“在没有得到政委的确切消息之前,谁也不许瞎议论。纵队直属队和本队,还有后卫,各隔半小时出发。”郭楚松又告诉通讯员,“通知各团首长到前卫团开会。”
部队向前运动。郭楚松望着远山,心里禁不住嘀咕:“他上哪儿去了呢?”
郭楚松尽管同杜崇惠共同战斗了一年,但还没有真正了解杜崇惠。
杜祟惠是新安江上游一个小市镇的人,家庭是富裕中农,父亲以农为主,还开个小铺,做小生意。社崇惠出生于一九○七年,七岁读私塾,三年后,即插班入初级小学二年,又入县高等小学,毕业考入中学,读了一年半,父亲感到家务较重,又要抚养两个较小的子女,就叫他管帐,也做些农活。因他善于算计,小铺开得更顺手了。有时跟父亲到新安江中游买货,顺便去书店买些创造社的小说和《新青年》等,开扩了眼界,交了不少朋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打到新安江一带,偶遇一个团的辎重队长,是浙籍同乡,经他介绍,当上了会计股准尉见习官。他随军一直进到苏杭。同事们都认为他是左派。经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杜崇惠就在组织分配下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为谋职业作掩护,他投考了地方会计训练班,毕业后的二三年,都在银行、公司、工厂当职员,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因党组织遭敌人破坏,经上级决定他来到中央苏区。他做过工会、县委、省文化部、省委组织部长等工作。打破四次“围剿”后,调到军队,任罗霄纵队政委,这才同郭楚松一起工作。
郭楚松认为杜崇惠虽然出身于小职员,但入党后看过不少革命文献,对国内外政治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较好,对上级的决定执行很坚决。但是,他缺乏中国历史知识,军事知识不足,文化修养不深,对战略决策,不求甚解。只知机械执行上级指示,在九宫山,他主张继续北去;在徐家垅,他主张那地区的独立师一起南下,只是由于郭楚松的反对,他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几天,郭楚松见他比较消沉,情绪低落,认为是太累之故,没想到他会走。他会到哪儿去呢?郭楚松的思绪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十分紧张的战争时期,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了逃兵,真是令人费解。
郭楚松想起了他同杜崇惠曾经议论过的一首诗:
一个明星离我们几千万亿里,
他的光明却常到我们的眼睛里。
……
一个星毁灭了,
别个星刚刚亮起。
我们的眼睛昏涩了,
还有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
这首诗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写的,诗名《毁灭》。每当他们诵读这诗时,都为诗中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激动不已。如今,杜崇惠在紧张时刻离他而去,虽然是“封金挂印”地走,但也诚属卑下。郭楚松忿忿地说:“由他罢!自己的历史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