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巳（上午9 时一 11 时）

11

　　新郎并不一定感到幸福。

　　“好好的，你怎么又给”掐“了？”薛大娘实在忍不住，责备薛纪跃，“你留神别把答录机鼓捣哑了！”

　　“妈，坏不了！”薛纪跃没心思向母亲解释。他坐在崭新的电镀架折椅上，神经质地摆弄著答录机。

　　答录机是新的，录音带也是新的。这盘新带子是朱逢博的独唱曲，带电子琴的小乐队伴奏。薛纪跃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听完。他已经好几次中途把停止键按下，又按快进键让带子转到下首歌，可是当那首歌从某一音符突然响起时，他又不能容忍开头的不完整，于是便又按停止键，又进行短暂的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烦躁……朱逢博被他折腾得总那么颠三倒四地忽而尖啸而出，忽而戛然而止，难怪本打算在这一天里容忍薛纪跃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当面抱怨起来。

　　终于，薛纪跃似乎把兴趣稳定在一首充满了气声和颤音的歌曲上。

　　薛大娘怜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气，继续忙她的一摊子事去了。

　　薛纪跃呆呆地坐在那里，心里很乱。此刻他没有逻辑清晰的理智思维，他的头脑里淤塞著一大堆互相纠结、冲撞的散乱思绪。他知道那终于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将来临，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确凿是他忧惧以待的……

　　……没有电脑选曲的功能，就是差劲！虽说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并不难买，自己工作的那个商场交电组就有，可实在太贵！交电组的许师傅劝过自己，“干吗要四喇叭？买个俩喇叭的”三洋“，听著比你要的这个不差，既经听，又省钱……”自己确实动摇了，可潘秀娅坚定不移：“就得四喇叭！”

　　薛纪跃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娅的这种“四喇叭精神”无处不在。

　　不过，潘秀娅——这位一会儿便要坐著出租小轿车来的新娘子，绝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贪心不足的人。她从她那个家庭里摔打出来，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仨小子仨闺女，她是老五，底下还有一个待业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妈一年有三季推著小木车到十字路口卖冰棍。论经济情况，她家比薛家穷得更多、更透，从来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儿使。就拿吃菜来说，黄瓜从来是单等到拉秧以后一毛钱一大堆了，才舍得买来吃，那些又短又弯、肚子又胖粒儿又大的黄瓜，她家吃了该有多少？拌著吃、熬著吃、擦成丝儿拌馅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种手里有了钱就当水泼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馆当营业员以后，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

　　她们那个照相馆有时候包揽外出照团体照的生意，她给摄影师傅打下手，去过大机关，见过大场面。去得早了，有时候人家客气，还拉到茶话会乃至宴席上入座，见著过好多的名人、阔主儿，那号场面是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足为奇……可她知道，自己够不著人家那个生活标准，疑心妄想没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这么个不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并且量著天和地的尺寸办事情的人。

　　看吧，现在这间新房里的东西，除了人家赠送的，全是依著她那满打满量的尺寸置备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块钱来，父母再给她三百，哥哥姐姐们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锅碗瓢盆，不再拿钱；薛纪跃没有私房，挣工资以后钱都交给他妈，用的时候再问他妈要，但他爹妈有一个专为他立的存摺，拿出来办事的时候是七百八十几元，刨去留著摆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当的钱不到五百元；这统共一千来元置家费到了潘秀娅手里，她使用起来就好比吹一只彩色的气球，她要把那气球吹胀到最大的限度，但又决不让它爆掉。她所购置的东西说出去都得是最中听的，而且要尽量实惠。双人床一定要弹簧软垫、两边上人的那种，即便够不上正经八百的 “席梦思”，总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里还在耐心使用的那号光板床；大立柜一定要三开的；沙发一定得葛丝沙发布 “全包”的 （真皮的不敢问津，但人造革的决不能要）；写字台一定得 “两头沈”；五斗橱一定得是带靠背镜的；折叠桌一定得是能方变圆，圆变方的（但不必买电镀架的，因为搭上塑胶桌布以后，谁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折叠椅却一定得是带电镀架的；酒柜一定得是一头高一头矮，双拉门上不是粘著拉手而是电磨凹槽的……就是脸盆架，也一定得是带高挑毛巾架和双皂筐的。这就难怪她同薛纪跃去买答录机时，宁愿牌子软一点，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纪跃也曾同她争论过：“我宁愿要俩喇叭的名牌货，也不要四喇叭的杂巴凑！”她呢，针锋相对地掀著嘴唇说：“我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这屋里倒是塞满了“小羊头”——大面上听去全是擦著天的高档货，其实，双人床是薛纪跃跟她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家具店，把腿都跑细了一半，才终于在永定门附近买下的，好处就是那里卖的是处理品，褥面上有点污损，比别处便宜十块钱。“床单一铺就看不见了不是？”潘秀娅这么对薛纪跃说，倒好象她中了什么彩似的。

　　三开大立柜和全包沙发是在天坛墙根那儿的农贸市场，打一位满嘴黄板牙的农民手里买下的。其他不是托人情买的并无疵点的所谓“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犹豫来又犹豫去、最后仅仅为了便宜个块儿八毛的，才大老远买下，又麻烦薛纪徽他们给运回来的……

　　薛师傅和薛大娘对潘秀娅的这份精打细算倒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岂止是喜在心里，他们不仅当著薛纪跃、当著潘秀娅本人，而且当著薛纪徽和孟昭英两口子，夸赞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夸过了头，显出有点横著比的意思，还惹得孟昭英圆方脸变成了长方脸。又岂止是拿话夸呢？他们还舍得拿出三百来块钱，单给潘秀娅买了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事直到此刻还瞒著薛纪徽两口子……

　　当然，买表这事的来龙去脉薛纪跃一个人最清楚。就潘秀娅那一头来说，你也很难说她如同农村姑娘那样公开地要了彩礼。同许许多多搞物件的人一样，在双方基本相中了对方以后，他们便双双在公园遛弯儿，一遛二遛，渐渐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比走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又渐渐地不光是说话，而进入到身体接触的阶段——那最最初级的阶段，便是互相抓著手腕子看对方的手表，当然不是看几点几分，而是边看边问：什么牌的？值多少钱？谁给买的？走得准不准？……潘秀娅很快便掌握了关于薛纪跃那块表的资讯：港装石英电子表，头两年又稀罕又时髦，大概是小一百块买下的，现在一点没旧，却顶多只值四、五十块了；是他上班头一天，薛师傅亲自带他到商场钟表部，郑重其事地给他买的；可见他都那么大了，父母还把他当心肝宝贝儿；这也难怪，他们家统共才俩儿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边的时间最多……潘秀娅手腕上的那块呢？薛纪跃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潘秀娅诈唬地说：“我这可是瑞士雷达表！”他认不出那表盘上的拉丁字母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文拼音，当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当真了。

　　他哼出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的那种曲调，未了说：“呵，你可真够帅的，雷达表！”潘秀娅把手腕子从他手中猛地抽出，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悸动，她告诉他：“什么雷达！外地杂牌货！二嫂走后门买来的，说是内部试销的新产品，六十块钱。她刚给我的时候我还美滋滋的，对她千恩万谢，给了她六张十块的新票子，谁知道不到仨月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行，快起来一天能快上半拉钟头，慢起来一天能慢十多分钟。我拿去修理，人家说你这号表不管修，杂牌货，有的零件精密度不过关。你说可气不可气！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呢。我听人家说，这表后门”试销“的时候，一块才卖五十块钱，敢情我那二嫂还赚了我十块钱！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后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来……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妈才不管给买表哩，我要想戴好表，就得自个儿挤著命去挣！就是真跟你”那个“了，你能给我买块好表？……”这时候薛纪跃就挺起了胸脯，“给你买！买块雷达的！”潘秀娅竟闻声扑到了他怀里，倒把他吓了一跳。可潘秀娅随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静地问，“你有那么多钱吗？”薛纪跃红著脸说：“反正想买就能有。”于是他们下一次会面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达表经销修理部……后来，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薛纪跃便告诉她：“我爹我妈要给你买一块瑞士雷达小金表，可得在咱们结婚那天才能给你戴——为的是求个吉利。这是他们老人的讲究，咱们就随了他们吧。

　　不过，你事前可别跟他们问起这件事，一来显得你不好，二来要让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乱不成……“从那天起，一只闪闪发光的瑞士小金表，便不断在潘秀娅的想象中和梦境中出现。

　　从薛师傅薛大娘这头来说，他们原本并无给新媳妇买金表当见面礼的宏愿，可经不住薛纪跃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当他们同意给新媳妇买表，但只打算买一百多块钱的国产表时，薛纪跃便暗示他们，这有可能让他跟潘秀娅的关系拉吹：“不是人家贪财，是我们丢份儿！”最后，老两口细细地合计一番，觉得从长远看，给小儿媳妇买块金表也值当。他们拿出薛纪跃名下的那个活期存摺以后，手头没有什么活动钱了，只有一个每月存入十元、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摺子。这摺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终于到期。老两口结伴去储蓄所取出了那笔款子，去的时候心境倒还平静，往家返的时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说心口发紧，身子发沈，薛师傅只好挽著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实她生理上并无病变，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觉得自己的手腕子那里突然格外地空虚。当年她临上轿子的时候，才戴上了一对银镯子，可那是对什么的镯子啊，说是银的，其实起码掺了三成锡！后来徽子和跃子他们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对镯子褪下来送进当铺，连付药钱都换不来！解放后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学的时候，老薛换了块上海牌全钢表，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块苏联半钢表给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表这玩意结了缘。那表越走越慢，后来乾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当，扔了又觉著可惜，她便搁在了大衣柜的小抽屉里，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铜簪子、已经一半发黑的银耳挖勺什么的为伍……

　　她以往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如今的新媳妇可真大不一样了，进了婆家门就有块三百来块钱的小表等著她！她戴上那表，她孝顺公婆吗？她善待小跃子吗？认出几点几分不难，称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尽管回到家里以后，薛大娘心里头还不是滋味，但她脸上、嘴上却没含糊——她庄重地数出了足够的一遝十元钞票，嘎崩脆地交到了薛纪跃手中，催薛纪跃快去快回。薛纪跃立即骑车去王府井，买回了一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

　　此刻，薛大娘暂且忘记了小金表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张罗饭菜，并让薛师傅赶紧到马凯餐厅去取事先订好的啤酒。

　　薛纪跃却在一种不能自己的心绪中，忽然离开了答录机，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斗。那抽斗里露出两样东西：一个织锦面的大照相册——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还有，便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想当日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埋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从罩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评比了好久，直到薛纪跃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潘秀娅才终于宣布：“我要戴上这一块！”

　　现在那一块便放在了这个抽斗中。荀磊送来的那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薛纪跃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得金表更加豪华光艳。

　　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这并非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薛纪跃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终于又懒得那样作。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其不安。

　　一扬头，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著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吗？

　　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著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 “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七○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

　　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象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作 《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著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地把户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有党内的知识份子（还担任著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份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著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著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象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寄生著一种白乎乎的条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著那样的条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条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条虫吓得叫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楞住，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著大夥哄笑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著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 “耍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测、靠著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也抱著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谘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著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著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十六寸著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著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著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著虚伪……

　　其实他才二十五岁，何必那么著急？潘秀娅也二十五岁，她那个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

12

　　一位农村姑娘带著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著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著：几点啦？她望著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著：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著郭杏儿汗津津、红喷喷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著瓷砖的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 “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作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著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一九六○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

　　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这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象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枣儿七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 “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十二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 “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十四岁上终于拿到 “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我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

　　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瑰丽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眼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

　　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她自己，她是为了枣儿，为了枣儿也就是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枣儿有区别。她早晚是要离开家的，而枣儿却必须永远留在娘的身边。她和娘供枣儿上完小学，又供他上中学。她和娘为枣儿攒著一笔钱，从一块钱起头，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里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还并没能嫁到那里去，只不过去逛了一趟，回到村里那劲头啊，就象当过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当中打歇儿，一个叫红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刚到石家庄去过一趟——掏出一张照片让大家夥传看，那可是在城里照的！

　　背景是座高楼，有人数了数，足足有六层。再高的楼他们也从电影上见过，问题是红桃就站在那高楼前头，并且说她在石家庄的那几天就住在那楼里，这就不一样了；据红桃说，楼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软得不行，她睡不惯，人家就拿来个大铁篦子似的东西，只有半人高，说让她睡那个，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铁篦子”

　　打开了，敢情那叫“折叠床”，连支子都是现成的，睡著不那么软了，可也不踏实，她到第三夜才习惯下来……她还形容了半天无轨电车。

　　有个人问她：“咋叫无轨呢？”她眨了眨眼，笑著说：“破除迷信呗，没有鬼，不闹鬼呗！”在一旁早就见不得她那张狂劲的杏儿忍不住开口了：“你懂啥呀？无轨就是没有轨道！”可有人问：“啥叫轨道呢？”轮到杏儿眨眼了，她只觉得心里头有那么个意思，可嘴上就是讲不出来，憋了个大红脸。这样，不但红桃扬著声音嘲笑她，在场的人也都哄笑起来。杏儿急了，便大声嚷：“俺爹还去过北京呢，你们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头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的。一张背景是天安门，单是她爹一个人，另一张是她爹和荀大爷，两人表情过分严肃地站在那里，毫无必要地采取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凡到过她家的乡亲们自然都见过那两张照片，可这毕竟不同于杏儿自己去过北京，因此他们还是都捧著红桃而鄙夷杏儿。

　　红桃更火上浇油地讥讽说：“杏儿你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你连咱们县上还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著劳动你来给大家夥嚼舌头！”

　　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七七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她去，说就在五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著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她的一筐鸡蛋。她原不是为卖蛋而来的，所以卖完蛋她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她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作“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四座三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路口，各自向东西南北延伸出几十米的商业区，便消融在农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儿进了东北角的 “百货大楼”，倒是有不少让她眼儿发亮、心儿发痒、拳儿发紧的新鲜商品，特别是那薄得透明，或红或绿之中还闪著金丝银丝光芒的纱巾，红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缩著一条——是她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杏儿真想买下一条呀，红桃那条是浅粉的，自己要买就买上一条碧绿的，跟她斗斗，看谁的俏、谁的艳——杏儿手里卖蛋得来的钱有二十来块呢，买下一条那样的纱巾不成问题；可想到家里的情况，想到枣儿下学期的书本费，想到枣儿嘴唇上滋出来的小胡子，特别是想到为枣儿盖房子攒下的钱还不够买砖瓦的数儿，杏儿便强咽著唾沫，离开了那挂著一溜纱巾的柜台……杏儿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三楼，忽然有人大声地叱责她：“你怎么上这儿来啦？下去！”杏儿这才发觉三楼原来是办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那儿立著个木牌子：“顾客止步”。她脸红耳热地赶紧转身返回二楼，让她不堪忍受的一声呵斥从她背后传来：“真不懂事！瞎胡窜！“

　　杏儿的头一回入城经历给她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说她爹给予了她一笔可贵的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便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责她误上三楼的人才是真正地不懂事——她爹跟她讲过，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一层到三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楼的！

　　当她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时，只见围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著的人哭诉——她好不容易卖出了两只活鸡，得了四块钱，为的是给老伴买药，却不想一出市场，那四块钱就让人给掏了……杏儿没有诉诸理智，她只是被老妇人那只皱缩得象鸡爪子似的手，以及那只手所擦拭的翻著红眼睑的一双混浊的眼睛所打动，便一下子挤到了最前面，从怀里取出包钱的手绢包，打开手绢，从自己的那一叠里，取出两块钱来，递到了老妇人手中。她只简单地说：“大娘，俺给您补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还等俺送钱回去呢。”旁边的人嗡嗡地议论起来，杏儿一边挤出人群一边高声地说：“不要脸的贼儿，良心让狗给叼了！瞅见了吗？

　　俺这儿还有钱呢，有种的到俺这儿试试——咱们今儿个算个总账！“

　　她扬长而去。人们在背后望著她，以为她会武术；那老妇人千里攥著那两块钱，比丢了钱时还发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谢。

　　可杏儿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张，毕竟她是头一回出那么远的门。

　　当太阳渐渐睡进远山，田原的色彩变得暗淡时，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终于，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她才认准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了，杏儿的心象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十八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么渺小，离开城市竟有那么遥远。她从未有过的那么一种孤独感、空虚感袭上了心头。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没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滚得老远。她爬起来，就势坐在一个土埂上，爽性哭出了声来。

　　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传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儿——姐！”

　　这亲切的声音给了她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来，迎著那声音跑了过去……

　　当杏儿终于和枣儿汇合到一起时，她见到的是枣儿一张惶急烦怨的脸。当她和枣儿进到家门时，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她脸上一巴掌。这是多少年来娘头一回动怒打她，可她觉得这一巴掌是那么甜蜜，蕴含著那么多深切的关怀和难以形容的挚爱。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尖著嗓子大叫了一声：“娘！”

　　第二天娘原谅了她的一切，包括那舍出两块钱的慷慨行为。

　　八○年麦秋后，他们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二十岁的杏儿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枣儿高中毕业，试著考了大学，没考上——原也没指望考上，但杏儿一定要枣儿去试试，结果那回他们那个区没有一个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杏儿和枣儿不让娘再下地干活，杏儿把地里的活儿包了，由她做主，让枣儿在家里养上了鹌鹑。

　　枣儿有文化，买了养鹌鹑的书，能看懂，能照办，还能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掌握，结果成了村里的小专家，带动起五、六户一块儿养起鹌鹑来。县里的食品公司跟他们订了合同，他们不但提供鹌鹑蛋，还提供种鹌鹑和肉鹌鹑。娘在家里专管做饭，还喂了一口猪、十来只鸡，那猪喂著为了过年时宰来自家吃，那鸡喂著为了自家吃蛋。杏儿家眼见著富裕起来，到杏儿进京之前，她家原有的三间房整修了不算，还给枣儿盖齐了三间带廊子的新瓦房。枣儿成了村里最拔尖的几个姑娘的争夺物件，只要他自己下定决心，挑准了人儿，娘和杏儿立时就能给他风风光光地办妥喜事。

　　是秋收后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娘、杏儿和枣儿坐在院里柳树下吃饭，杏儿问起枣儿：“你究竟想把谁娶到娘身边来啊？要是红玉，俺可别扭。”红玉是红桃的妹子，随红桃到石家庄去给干部当过保姆，杏儿觉得她们姐俩都太张狂，过去一心想嫁个城里人，如今红桃嫁了村里腰包最鼓的张木匠，红玉一天恨不能往枣儿的鹌鹑窝边来三趟。

　　枣儿红著脸，笑著说：“姐你放心，她是剃头匠的挑子……”说到这儿，朝杏儿望望，脸更红了，终于，把憋在肚子里多少天不好意思说出来，可又不能不说的话吐出了口：“姐，不办完你的事儿，俺的事儿说啥也不能办。”

　　娘也望著杏儿，叹出了一口气来。

　　杏儿心里热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盘算过。娘也曾提出来，先把她风风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枣儿的媳妇风风光光地接进来。杏儿跟娘表白过：“俺不是还没恋上哪个人儿吗？再说，不把枣儿的事从头到尾操持完了，您说俺能先走吗？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来操持碍手碍脚的，哪能象现在这样甩得开？”娘听了点头。就在那种情况下，娘开始提到了荀大爷，提到了荀大爷生下的跟杏儿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儿她爹跟荀大爷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自然也就提到了当年两个口盟兄弟的 “指腹为婚”。在以往生活贫窘的情况下，娘没心思提起这些事，偶尔提及，也只作为一种单调生活中的玩笑式的点缀；然而当家里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娘便觉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缩短了，因而那梦幻般的设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来娘嘴里常忽然间冒出这类的话来：“你们荀大爷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钟鼓楼那边？”“你们磊子哥不知道找上个什么工作？”“荀大嫂不知娶进了儿媳妇没有？”……

　　杏儿越来越成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著在娘和枣儿面前害臊，这天枣儿既然当著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枣儿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说实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虚岁都上二十四了，咱们村有几个俺这么大还没出阁的？

　　两个巴掌都凑不齐了。可你们也知道俺眼皮沈，心气高。俺要找就得找个可心可意的。俺这辈子还有个心愿，就是进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后去趟北京，一来看望看望荀大爷荀大妈，二来为枣儿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三来呢……也撞撞俺的大运。“

　　娘和枣儿听她说一句点一下头。就这样，杏儿进京了。她提了老大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有十盒鹌鹑蛋。按说她出了火车站该直奔钟鼓楼那边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车站一看，站牌上写著的站名里净是让她心荡神驰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门、中山公园……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门。她在天安门前排队照了两张像，一张用天安门作背景，另一张用人大会堂作背景。照后一张时，她下意识地想：“这张该是两个人并排站著照啊……”她提著个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园，又拐进了故宫，糊里糊涂地从东华门钻了出来，正懊悔自己不该瞎胡窜时，偶然听到身旁的人谈话，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于是她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无限激动地走进了百货大楼，她一口气登上了三楼，还下意识地在三楼那儿跺了跺光亮如镜的水磨石地板，内心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她从三楼往一楼逛，她想起了娘告诉她的话：“你荀大爷喜欢喝酒，你荀大妈最喜欢吃甜的。”于是她在一楼买了四瓶最贵的白酒，想方设法把它们塞在了旅行袋的边上，又去买了三个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花蛋糕。这样尽管当她走出百货大楼成了一副怪样子——一手里直提著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弯臂提著三盒捆扎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赘，她心里却美不可言。她想她这样走进荀大爷家门时，该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

　　她在热心的人们指引下，来到了 8 路汽车站，并且恰好遇上了一辆不算太挤的车，又顺利地坐到了鼓楼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条胡同和那个院门了。

　　啊，这就是鼓楼。鼓楼比她想象的还大，这让她高兴。在鼓楼后身她发现了一口大铁钟。那一定是打钟楼上取下来的。大铁钟也没个亭子存身，就那么暴露著，让她觉著可惜。她看见了钟楼。她觉得钟楼真秀气。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可以把钟鼓楼比作一对夫妻，鼓楼是夫，钟楼就是妻。他们永远那么紧挨著，不分离。她经过了一个叫 “一品香”的小烟酒店，问了好几次路，拐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找到了荀大爷住的那条胡同。

　　当她走进那条胡同时，她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北京不尽是那么宏伟壮丽，也有这种狭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个院门，院门口站著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个孩子用一根竹竿挑著一挂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她很快便看见了大门两边贴出的红喜字。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心下意识地一紧，一路上她都没觉得手里的东西沈重，刹那间却顿感胳膊疼痛……怎么这么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贺喜来的吧？”挑著鞭炮的小竹主动跟她搭话，“快进去吧，新娘子这就快到啦！”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早已到达，并站在了等候迎亲小轿车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来这位姑娘不象城里人，而且薛家亲朋中并无这样一个角色，便走拢前去问她：“姑娘，你找谁呀？”

　　杏儿回过神来，对她说：“俺找荀家，荀兴旺是俺大爷……”

　　“啊，你是荀师傅的侄女呀？对对对，是这个院，你进门往右边拐，你大爷就住右边那个小偏院。”

　　杏儿便进院去了。她仍未从误会中解脱出来，但她已经恢复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丝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诚心诚意地给磊子哥贺喜，并且她决心给磊子哥补上一份厚礼。

　　在那古老的门洞里，两只毫无用处但又舍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早晨里院北屋纤秀的大学生张秀藻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并产生过剧烈的感情波动；此刻却又是另一个姑娘——从几百公里外的乡村来到的粗壮的郭杏儿，右手提著沈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著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头掀动著凤风雨雨……

　　劈劈啪啪，门外猛地响起鞭炮声，迎亲的小轿车到了。

13

　　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 “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一九八二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份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象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

　　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喜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

　　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 “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著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著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沈下脸说：“你别嘴里不乾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噗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哒”

　　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著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铮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著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著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二十九了，还打著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 “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著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沈”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物件。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重点。有的人乾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著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著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 （乞丐集团），大体上就群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大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一九五七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著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 “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 “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 （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 “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著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 “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作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 “祝贺”，门房、帐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叠出，直到门外来宾及闸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帐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未、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 “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物件，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

　　“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 “软乞”中又分 “坐乞”和 “叫街”

　　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 “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

　　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 “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 “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迸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入锁骨之中，拖著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著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 “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 “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著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凤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 “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著膝盖、护著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著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著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成亲，直到一九五○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一九五二年他奔四十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著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分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沈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夥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著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著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入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沈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著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著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份子，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著明显的差异。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永胜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 “劳驾您哪”，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著——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呲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著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著，微闭著眼，分明是在享受著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著大不相同。

　　卢胜七一九八二年已经六十九岁了。他早已退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慢等器物，前者养著为听鸣唱，后者养著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

　　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著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

　　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 “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儿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 （北京人把特别健壮称为“奘”，音？？？a？），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著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象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著脚尖研究著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著！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吣！”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著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著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著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

　　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著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二十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日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著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放开胃口吃别人请叫”足撮（？？o）“。）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著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 ”嗝儿屁“（”嗝儿屁“，死的鄙称。又说成 ”嗝屁潮凉“；旧时代北京小市民认为人死时先要打一个嗝，再放一个屁，然后七窍流水（潮），最后全身冰凉。）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 “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著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著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著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著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著脸 “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著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 “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

　　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 “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十八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 “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般，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

　　回忆起来，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著卢宝桑时，一瞥之中，卢宝桑却斜著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

　　长大以后，路喜纯常把卢宝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验自己的灵魂。

　　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未能涤尽的恶习，但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诫，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纯真不乐意卢宝桑出现在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这些莱肴，肯定要遭到卢宝桑的荼毒！比如这个铺放美观精巧的尺二冷盘，当中是土豆泥垫出的两颗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条镶嵌出了一个鲜红闪亮的喜字，周围用火腿、虾片、蛋卷丝、猪头肉、黄瓜盅、番茄花、松花蛋瓣……等等组成了彩色的对称图案。这冷盘上了桌子，是应当 “一看”、“二品”，之后才 “三报销”的，但你怎能保定卢宝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搅个稀巴烂呢？唉！

　　卢宝桑却全然不能体察路喜纯的心情，他在路喜纯面前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此刻路喜纯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纯所伺候的宾客之一。他油腔滑调地命令著：“你小子可不许在这儿留一手啊！你 ”丫挺的“（”丫头生的“的快读，即私生子之意，骂人话。）把你的本事全给咱倒腾出来！”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来了，卢宝桑闻声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著——原不是生人，且不说薛永全和大姑他们那死去的二弟当年也是乞丐帮的，当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卢宝桑母亲家，不也是有过来往的吗？卢宝桑心里浮出这七穿八达的亲友关系，更觉得他今天在这儿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顺了。

　　忽然薛永全师傅汗涔涔地提著个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来，大家乱哄哄地互相招呼著。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娘说：“你看这事儿——马凯餐厅说今儿个运啤酒的车不来了，昨儿个他们剩得不多，一会有两桌华侨包饭，全得上。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

　　薛大娘不由唠叨起来：“你看！我就知道你没一样事能办成！昨几个我说早点把它买回来搁著，你不干，说什么搁屋里头酒要坏，搁屋外头瓶子要裂，还是搁人家餐厅冰箱里最好——你看今儿个怎么样？

　　人家不认帐了吧？……“

　　薛师傅遂说：“我从马凯餐厅那儿一路找到地安门，今儿个都没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门商场买了十瓶”麦精露“……”

　　“那玩意儿哪行呀！”卢宝桑激昂地插进去说，“没有啤酒还办什么事儿！小跃子他们两口子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

　　薛大娘心里象塞了团烂泥。又是一档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这种婚礼，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 “龙凤酒”，这代表富贵；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须是三块五以上一瓶的 “北京红葡萄酒”，这代表兴旺发达；啤酒必须充分供应，这代表和顺美满。现在却居然出现了“三缺一”的严重危机！

　　正当薛大娘一筹莫展时，卢宝桑宣布说：“我就不信”马凯“他们那儿真的没货！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就他妈的糊弄大爷。你们等著，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来一箱！大爷，给我钱，给我装酒的家夥，我这就去！”

　　薛大娘心乱如麻。她跺著脚说：“秀娅怕这就要到了——门口也不知都有谁守著，放鞭炮、撒花纸的孩子别偏这时候没影儿了。”

　　大姑便赶紧带著薛纪跃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门外去。

　　这时薛师傅把二十块钱和两个大网兜给了卢宝桑，卢宝桑便一溜烟地出征马凯餐厅去了。

　　薛大娘和薛师傅暂且进到他们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掸扫乾净，然后又给薛师傅掸扫……

　　没过一会儿，门口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薛大娘扽扽衣裳角，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进新房之中。薛师傅跟在她的后面。

14

　　新娘子终于被迎到了新房中。有的售货员为什么故意冷落顾客？

　　迎亲小轿车的司机很不高兴。干这类差事他可不是头一回，也遇上过不少“格涩”（形容人脾气古怪，不好相处。）的顾主，但今天这趟可真把他折腾得够呛。

　　潘秀娅家住在一条挂有“此巷不通行”标志的小胡同中。那胡同相当狭窄，小轿车开到胡同口，自然也就停住了。孟昭英和詹丽颖便下车走进去迎新娘子。

　　潘秀娅家满屋子都是人，也来不及细认，但很快孟昭英和詹丽颖也就看出来，这一群人的主心骨是那位潘秀娅叫她“七姑”的乾巴老太太。

　　七姑是特意从广安门外赶来，充当女家的“送亲姑妈”的。潘秀娅的两个姐姐出嫁时，都是她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回潘秀娅出阁，她不仅当仁不让，而且大有戏曲舞台上的名角儿出演 “封箱戏”

　　的气派。除了新娘子潘秀娅，人群里就数她穿戴打扮得整齐。她人过六十，脸上的皱纹是无法掩饰的，但她把尽管日渐稀疏、却还不露头皮的短发细心染过，又施以不知多少的头油，并从上到下弄出一点似有若无的波纹，这样一来，便顿收奇效——离远点看，你会以为她不过刚到五十。孟昭英和詹丽颖到达时，她正给新娘子检查装束。新娘子潘秀娅这天穿著一身近似苹果绿的带隐条的西式女服，是在王府井雷蒙服装店定做的，上身翻开的斜领里，露出水红色、大尖领的化纤衬衫，斜领下端插著朱红的绢花，绢花下缀著烫有“新娘”字样的燕尾签。七姑认为那绢花的花瓣张开度不够，正在细心地一瓣瓣调整。

　　孟昭英和詹丽颖进屋后，大家闹嚷嚷地见礼完毕，詹丽颖便大声感叹说：“新娘子好漂亮呀！我要是小夥子，都巴不得要娶你！”

　　七姑闻声盯了她一眼。心想薛家怎么找这么个人来迎亲？张嘴就没个分寸！不过，她暂不动声色，只是问：“”小轿子“在门口了吗？”

　　詹丽颖满不在乎地说：“晦，你们这条死胡同！汽车开不进来，车在胡同口外面等著。就走出去上车吧——新娘子，我们可要把你拐跑罗！”说著便伸手去挽潘秀娅胳膊。

　　七姑把詹丽颖伸出的手给挡了回去。她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格外重大。这位“詹姨”竟如此无礼！什么“死胡同”、“拐跑”——多不吉利的言辞！再说，迎亲的“小轿子”不开到门口，那怎么能行？

　　于是，她脸上现出极其严肃的表情，语气坚决地说：“得让”小轿子“

　　开到门口来，这胡同够宽的，能开进来。“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著。孟昭英说：“开倒能开进来，可胡同里没法子掉头呀！”

　　七姑坚定不移地说：“就得开进来！能开进来就能开出去！告诉你们说吧，就是拆几座房子，也得让它开到门口来！”她嘱咐潘秀娅：“秀丫，你坐下候著。我去给张罗去！我就不信他开不进来！”说完便气度轩昂地朝屋外走去。孟昭英、詹丽颖及潘家的一些人不由得随她到了胡同口。

　　司机本来不肯把车开进胡同，但七姑一张利嘴，把理、利、情熔为一炉，不由司机不照办：“我说师傅，你甭强调客观，你们那章程，当我不知道吗？你就该开车到户，要不我找你们领导反映去……你多开几步对你有啥坏处？不还能多收点钱吗？你服务到家了，我们给你写封表扬信寄去，你这月奖金不就稳拿了？……我说小夥子，你怕自个儿还没办过事吧？人一辈子就办这么一回事儿，到你办事的时候，你愿意含糊吗？帮衬帮衬我们，赶明儿你办事的时候，准能逢凶化吉，遇阴转晴……”当然，在七姑说这篇话时，潘家的人也就给司机递过去了整包的好烟，司机虽然没接，但他们把那烟扔到司机座椅边上的“小斗”中时，司机也便默受了。

　　最后，司机不但把车开进了胡同，而且完全采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开进去倒出来，而是倒进去再开出来。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对她肃然起敬。唯独詹丽颖只觉得好玩，还不能同七姑的情绪取得完全的共鸣。

　　小轿车在潘家和潘家邻居们的一片欢喧声中开出了胡同。车上，詹丽颖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后面当中是新娘，新娘左边是七姑，右边是孟昭英。

　　新娘潘秀娅的心情不能用“激动”这个词来形容，她处在一种平静的满足感中。孟昭英虽说握住新娘子一只手，微笑著，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莲蓬——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七姑盘算著一会儿该怎么样为女家争得最充分的脸面——只有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她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

　　詹丽颖从前座上扭过身子，望著新娘子，照例毫无顾忌地评头论足：“咳呀，你这身西服剪裁得可真不错，可就是颜色嘛——跟你里头的衬衫太不协调！干吗非这么桃红柳绿地搭配？该有点中间过渡色的东西点缀点缀，平衡一下才好……”她这人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车子开到一处地方，她招呼司机说：“师傅师傅，边上停停，我得办件急事！”司机以为她要下车方便，只好朝边上靠去，七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个碴儿？不能停！不能停！”

　　司机不能不心烦。你们究竟有没有准主意？究竟听谁的才对？他车子既然已经靠近马路边了，那里又正好是准停车处，也就不顾七姑的抗议，停了下来。詹丽颖麻利地开门跳了出去，笑嘻嘻地对司机说：“三分钟！保准回来！”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七姑大声抱怨起来：“这是怎么著说的？迎亲的”小轿子“怎么能中间随便停下？这可有个不好的讲头，可要不得！”她质问孟昭英：“你婆婆是怎么搞的？找了这么个著三不著两的人物来迎亲？他们院里就再没有合适的”全可人“了？”

　　孟昭英解释说：“原先请的是澹台智珠，您听说过吧？唱京剧的名角儿，可不象她这么风风火火地没个稳重劲儿……要不，咱们走吧，甭等她了——她指不定又要兴出个什么怪来呢……”

　　七姑只是咬著牙叹气，心想扔下她也不是个事儿——迎亲的半路上撤了个迎亲的主儿，那讲头可更不吉利……

　　三分钟过去了，詹丽颖没有回来。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影儿，不光司机抱怨，七姑愠怒，孟昭英著急，新娘子潘秀娅也沈不住气了……到第八分钟的时候，詹丽颖飘然归来。她拉开门坐进车中，呼哧带喘，正当七姑就要冲她发作时，她却笑吟吟地把一样东西递给七姑，解释说：“我上下班总路过这家百货商店，早留下了印象——他们卖的这号别针不俗，我看今天新娘子的这身打扮上，还就缺这么个别针……七姑您有眼力，您给瞧瞧这花样、手工怎么样？您这就给她戴上吧，您能戴得恰到好处……”

　　司机继续开车向前，七姑接过了一个漂亮的织锦面小首饰盒，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亮闪闪的领针，银丝弯成的变形叶片上，缀著些琥珀色和蓝紫色的假宝石，确实精巧雅致，遂转怒为喜，赞叹地说：“哟，敢情您买这个去啦？真不赖呀……”

　　七姑便把那领针给新娘子别上，孟昭英也夸赞说：“詹姨说得真对，秀娅别上这个，西服跟衬衫就不那么显得扎眼了。这别针就是”中间过渡色“吧？单看著似乎不那么艳丽，往领口这儿一别，呵，电影明星似的！”

　　潘秀娅便由衷地致谢说：“詹姨，这少说也得好几块吧？您不是早就送过礼了吗？又买这个——真让人过意不去！”

　　詹丽颖爽朗地大笑著：“那有什么！快别说这个！小跃子是我眼瞧著长大的，他跟你办事，我当姨的有什么舍不得？我要早想到这个，还能从从容容地给你挑个更好看的哩……”

　　小轿车里的气氛，顿时达到一个喜幸、融洽的高峰。

　　但是詹丽颖这人既能在一个举动里让人对她敬爱有加。也能在一句话上使人对她生烦生厌。

　　小轿车加速向钟鼓楼而去。詹丽颖想到刚才的即兴采买，发议论说：“算我这回运气好，进门走拢柜台就买上了……可真是千载难逢——以前我去商店买东西，不是遇上售货员在柜台里头光顾互相说话，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儿来回来去数一叠钞票、单据，硬不抬头……真讨厌死了！”

　　潘秀娅低下了头。不是害臊，而是不快——这詹姨是怎么回事儿？

　　她难道忘了，我潘秀娅也是站柜台的嘛！

　　潘秀娅在照相馆里属于营业组。她并不会照相，也不懂暗房技术，她们营业组就是在柜台里头接待顾客，或给要照相的顾客开票，或收验底片、开出冲洗加印的票据，或根据顾客递上的票据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时也兼卖一点照相器材和胶卷、相册什么的，也兼办出租相机的手续。比起一般商店，他们每天接待的顾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紧张，可潘秀娅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恰好有詹丽颖所指出的两个习惯——潘秀娅就常常是顾客站拢柜台外面，已经开始向她发话，她也明明瞧见了，却偏要扭过头去，跟同事用一种在家里聊天式的语气，接著刚才的一个什么话碴儿，当著顾客的面絮絮地说上那么一会儿，比如议论他们馆里刚散发完的电影票：“……你瞧多缺德！他们暗房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给咱们的全是后排的边座儿！我这张更倒楣了，我就知道这座儿紧挨著厕所，味儿著呢！我要跟大老王换，你猜怎么著，他冲我学猫叫——恶心劲儿的，那么大岁数了，也不怕寒渗……”顾客这时候必然不耐烦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门叫唤，有的更乾脆指责起来：“嘿，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怎么不理人哪？”她这才转过脸来，懒懒地问：“你要什么呀？”……点款、点单据，说起来确也有相当的必要性，特别是百货商场一类地方，每个营业组一天要定时向银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娅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点款、点单据大大地怠慢一番顾客——她点款点单据时就专爱站在柜台边上、最接近顾客的地方，顾客来了必然要同她搭话，希望她停下来予以接待。她呢，则越发点得起劲，故意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有的顾客不免就要嚷嚷起来，追究她的服务态度，先是她，后来又必然有其他同事凑拢来，向那顾客理直气壮地申明：“这是我们的业务，你懂吗？不清点行吗？清点的时候就没必要理你！”有的顾客或者还要质问：“你们既然清点的时候不接待顾客，那干吗不到后头清点去？”

　　她和同事们照例是反击曰：“我们爱在哪儿清点就在哪儿清点，你管得著吗？”……

　　起码在北京，柜台服务人员的这两种表现构成了服务态度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顽症，不知有没有人从这类表现入手，探察过潘秀娅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类表现的特殊心态？（这两种表现又主要集中体现在青年柜台服务人员身上。）

　　倘若有人盯著潘秀娅问，“你怎么会有这两种表现呢？”她怕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再问：“那你们哪儿学来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说：“没有人专门教给我，是我看来的——在我没工作之前，我还在柜台外边当顾客的时候，人家就那么对待我的。”倘再紧盯著问下去：“那时你不会觉得好受吧？为什么一旦你站到柜台里头去了，你就跟著学起这套做派来了呢？”她一定答不出来了，真地答不出来。因为她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习惯。换句话说，象她这样的青年，不太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和流逝著的人生，她只有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浅思维”。

　　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养，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有对她施以有形、无形影响的具体社会环境。

　　她同薛纪跃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中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现在已经绝迹。如他曾吹制发卖过“吥吥登”——这是一种劣质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芦形，儿童把类似瓶口的一头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气，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随气流的冲击“吥吥”作声；当然，这种玩具很容易吹破，对儿童的呼吸道有弊无利，弄不好还会割破儿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制发卖过“香面子”——就是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植物，焙乾后研磨成细末儿，装入碎绸缝的荷包，卖给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卖的时候照例吹嘘说拌入了麝香，其实除了挂在摊头以充样品的荷包中确有一点麝香外，其余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

　　这东西后来也被时代所淘汰。他也还卖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东西，直到解放后庙会活动结束。后来他才到洗染店当了店员，去年退了休。

　　潘秀娅的母亲说起来还是下嫁给她父亲的。母亲家虽说也是在庙会上摆摊卖货的，但那摊、那货，都要气派得多。潘秀娅的姥爷是经营假发的，每年冬天庙会萧条期，他就肩上扛个褡裢，到关外去——一直走到图们江边，收购妇女发辫。据说当年以 “鲜族”（即朝鲜族）妇女的头发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娅姥爷要跑那儿收购去。开春后，姥爷回来了，便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髻儿、纂儿……然后拿到庙会上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才算上品，乌黑的反卖不出价儿，因为头发越黑则越脆，不坚牢。这样一种经营当然是卖“吥吥登”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潘秀娅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潘秀娅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性地卖一阵冰棍，基本上只是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家里主要指靠潘秀娅父亲挣工资过日子，这才渐渐消了锐气。

　　这样的一种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荡、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深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感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敏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店的粮食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并成之有因。

　　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数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沈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之中，或成为工交系统中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担者。当然，其中也有受惠于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于自身的发奋努力、而成为干部和知识份子的，但那实在只是少数。一些干部和知识份子的子女，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还加入了服务性行业，但随著一九七七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他们又大批地涌进、调入了大学、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文化部门……留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尤其罕见；即使留下，也大都或进入科室，或从事有关的科研，比如潘秀娅他们那个照相馆，唯一留下的一位知识份子子弟，是报上发表过表扬性文章的（表扬其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务性行业坚持工作），在照相馆中也是从事著修版技术 （特别是“开眼技术”——即在被摄者眼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 “开眼”，这是在团体照中常出现的问题，因无法请被摄者重摄，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眼术”），而绝非象潘秀娅一样站柜台边“伺候人”。

　　把握住了这样一种总体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娅式的售货员为何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 （或乾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何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 “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

　　如果我们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或边热烈交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著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点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会主义服务性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归根结蒂是他们对自身、对社会，能作一种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作献身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娅式的表现。而潘秀娅他们所以总不能由 “浅思维”进入 “深思维”，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下。

　　比如说，潘秀娅就没有三维空间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国的近代发展史 （且不论近代以前的历史知识）；看一部电影 《巴黎圣母院》她觉得有趣，但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国的什么时代，她弄不清楚；她虽然在照相馆工作，但照相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为什么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还是稀里糊涂……看来要让她这样的市民青年形成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甚至需要从普及天文知识、生物发展史和简要中国历史知识入手，因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