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袁宏字彦伯，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其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运租自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故于谢尚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时，特聘其参议军事，从此踏上仕途。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遂专综书记。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因而于着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故“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不久，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三一六年）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九岁。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诔表等计三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当时，王珣尝发出“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时文宗”而着称于世的。唐代撰修晋书时，仍将他列入文苑传。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着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
　　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其书共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多字。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二
　　魏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战乱频仍、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鉴，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退而着述以寄托情怀，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这些着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为了昭明世系，炫耀门庭，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标。在袁宏着作后汉纪的前后，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着作，就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以上纪传体）和张璠的后汉纪（编年体）。这些着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但在取材的精疏、史识的高下、文笔的优劣、体例的纯驳、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于是发愤披阅资料，重加厘订，历时八年之久，终于撰成了后汉纪。其取材不可谓不富，撰述不可谓不勤，与主要是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
　　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着中，后汉纪硕果仅存，绝非偶然。
　　首先，袁宏几乎搜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谬释疑，反复修改，不惮其烦，故能取得“比诸家号为精密”的评价。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颇有可采，就又及时补充进来，使后汉纪关于汉末的记载，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而且连晚出的范晔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
　　其次，袁宏采用左传的史法，以汉纪作范本，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别开一番洞天，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这就是说，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要想弄清东汉历史，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内的其他诸家后汉书，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确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范书博大精深，许多成就确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于原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于范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范书。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删取而不尽录者 ”，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陈广学校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朱宠与郑凯论颍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诏文，均不见于范书。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其文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迹，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袁纪（一）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建宁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窦武奏疏的日子，通鉴都舍范书而从袁纪。（二）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三）可以订正范书谥号之误，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四）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如寒朗当作寋朗。（五）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如田况非败于赤眉，而是赤眉战败，不得不转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铨所说的那样，“读荀袁之纪，如未尝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各以所存，自达于后也”。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不可有所偏废。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
　　不仅如此，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华峤书之论四条。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于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阙的旧说。
　　无怪刘知几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这一书一纪，相得益彰，以袁纪配范书，符合事实，绝非溢美之辞。
　　显而易见，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有所创新。
　　首先，袁宏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撰述方法，以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类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类举事，末尾概括为“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式结语。如写王丹，则曰“ 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写朱晖，则曰“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写乐恢，则曰“其不念旧恶，耻交进趣，皆此类也”；写周举，则曰“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
　　其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如卷五类书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所谓隐士；卷十一类书江革、毛义、薛苞等所谓孝子；卷十九类书任峻、苏章、陈琦、吴佑、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卷二十二类书徐稚、姜肱、袁阆、韦着、李昙等所谓五处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叙述郭泰事迹的同时，涉及仇香、袁闳、黄宪、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黄元艾、贾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其善诱皆此类也”，接着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黄宪、陈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全文长达四千余字，所叙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颇有传神之笔。
　　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然而用之过度，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于是，“类书”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随，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
　　其次，袁纪详略有体，重点突出。他分别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叙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历史。两个时期各有众多的人物登场，事件也千头万绪，错杂纷纭。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文约而不漏，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主要通过周瑜、诸葛亮、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最终以“ 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一句收尾，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寓大战胜负于谈笑纵论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
　　再则，袁纪很注重论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
　　固然，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刘知几批评他 “务饰玄言，玉卮无当”，可谓一针见血！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撇开其名教观，其中也间有佳篇。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上下纵贯近千年，笔势放纵，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被后人推崇的范晔党锢列传序，其中两汉风俗部分，实取资于袁纪。
　　另外，如他肯定学术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袭，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观点，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谶纬之虚妄，还借用贾谊之言，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乃人之所为，不修则坏，损益宜随时，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适会。他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见，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更强调人的作用，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谶记的神学家来，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点实用主义。
　　不难看出，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四
　　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不绝一□，迄今尚无善本。
　　早在宋代，后汉纪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祥符中之钱唐刻本和绍兴中之浙东刻本，今已不可得见。至明初，袁纪“尤所希觏”，以至成弘年间吕楠校刻荀悦汉纪时，竟未能刻及后汉纪。幸赖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才能使我们得以看到后汉纪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脱讹滋甚，令人遗憾。
　　清康熙年间襄平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取黄本与南监本互校，复采范书及章怀诸注为证，祥加考校，宁阙勿妄，号称近代精本，不愧为袁纪功臣。而陈璞言其“ 校改黄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误改”，也确系事实。故陈璞于清末取陈澧、果亲王所校之黄本与蒋本对校，复用东观汉记、魏志裴注、范书章怀注、续汉志刘昭注、通鉴考异诸书校正之，遂刻之于广东学海堂。惜其未见南监本，且识见不高，所获亦甚少。此外尚有龙溪精舍刻本，乃依蒋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丛刊本则影印明本，实黄本之滥觞，从广流布，而与校勘无补。
　　鉴于上述情况，以康熙蒋氏本兼取黄本、南监本之长，校刻较为审慎，故取其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经果亲王、陈澧批校的黄本、明冯班批校的南监本与之重校一过，兼取学海堂本、龙溪精舍本、四部丛刊本之长，尽己所能以恢复后汉纪之本来面目。
　　在已故导师陈直先生的关怀下，此项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余。虽兢兢业业，不敢少辍，然而学既不广，识见亦浅，率尔操觚，疏谬之处，实所难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颜。今以此稿奉献读者，实为抛砖引玉，力促后汉纪这一优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视，使之重放异彩。校注不到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必须一谈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师友的关怀和帮助。其中张岂之、林剑鸣、戴南海、杨绳信诸先生从业务上多有指教，而游钦赐、张天杰诸先生又在工作上给予照顾。此外，北京图书馆的李致忠、薛殿玺二同志及善本书室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张荣芳同志在百忙中，代为抄录了陈澧东塾遗稿中读后汉纪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阅全稿时，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凡　例
　　一、本书的校勘，以清康熙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刊本为工作底本，用果亲王、陈澧手校的明嘉靖黄姬水本、冯班手校的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清光绪广东学海堂本、龙溪精舍丛书覆校蒋氏本、四部丛刊影明本与之相较。迷信古书，不敢轻改一字，其蔽失之陋；遇所不解，奋笔随意改窜，其蔽失之妄。故整理古籍一要慎重细致，二要当改则改。为了使当校改者尽量得到校改，而即使出现纰漏，也使读者有纠正的可能，特作如下处理：凡底本不误，他本讹误者，一律不出注；其文字有重要不同，且具参考价值者，则出注。凡可直接改正者，迳改之，并于注中说明；疑而不能决者，亦于注中提出倾向性意见。凡属误文、衍文当删者，括以圆括弧；凡已改正之正文和应补入之脱文，括以方括弧。
　　二、现存后汉纪诸本多有讹脱，故本书除版本互校外，又用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诸书，比较异同，以资校助。
　　三、本书前人已做过不少校勘工作，如陈澧东塾遗稿之读后汉纪、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陈璞两汉纪校记、纽永建两汉纪校释，以及果亲王、陈澧、冯班的眉批，本书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并于注中一一标明所出。
　　四、除文字校勘外，本书注释着重于史实的考订，并尽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东汉史的读者提供方便。
　　五、仿资治通鉴点校本之例，于诸年号下括注干支和公历，以便检查。
　　六、本书辑得佚文七条，除附录于书末外，且分别列入相应卷之注中，予以说明。对其一、二条有疑义者，亦考辩之。
　　七、有关袁宏生平及着述的记载或评论，均不多见，是研究袁宏及其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现尽力网罗，分别归入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着录及杂论、叙跋诸目下，附之书末。
　　八、为读者阅读方便，书后还编附引用书目。
　　原　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一〕　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 “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 ”，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
　　〔二〕　“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
　　〔一〕　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 ，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
　　〔二〕　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