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学衡》
估《学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2)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3),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4)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5)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6)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7)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8)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9),并未做Piaof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绅先生难言之”(10)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11)。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12)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13)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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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
(3)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列举了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
(4)《学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
(5)“聚宝之门”聚宝门是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主要成员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文中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聚宝之门”,是鲁迅故意模仿“学衡派”的“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讽刺他们的。下文的“英吉之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语,“知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桥,东北地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6)《弁言》以及下文所举《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作),《国学摭谭》(马承堃作)*?都前茁苟刺富ⅰ贰ⅰ队*丈人行》(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杂志第一期,《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先骕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学衡》杂志断续刊载。
(7)顾亭林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他著的《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
(8)“突而弁兮”语见《诗经·齐风·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9)摩耳(T.More,1478—1535),通译莫尔,英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作于一五一六年。乌托邦,英语Utopia的音译,意即理想国。
(10)太史公即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在所著《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叙述了五帝的事迹后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荐绅,即"|绅,《史记·封禅书》裴马困《集解》引李奇注:“"|,插也。插笏于绅。绅,大带。”后以“"|绅”为官吏的代称。
(11)“挂脚韵”我国旧体诗一般都在句末押韵,叫“韵脚”。如果不顾诗句的意思,仅是为了押韵而用一个同韵字硬凑上去,就被称为“挂脚韵”。
(12)《诗韵合璧》韵书,清代汤文潞编,六卷。是旧时初学作诗者检韵的工具书。“六麻”,旧诗韵“下平声”的第六个韵目。下文的“蛇”、“瓜”、“叉”均属此韵目。
(13)匡庐即江西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