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故

　一“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２）“批评工作的开始。所批评的作品，现在也大概举出几种如下：——

　　《女神》《呐喊》《超人》《彷徨》《沉沦》《故乡》《三个叛逆的女性》《飘渺的梦》《落叶》《荆棘》《咖啡店之一夜》《野草》《雨天的书》《心的探险》此项文字都只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现在也说不定几期可发表几篇，一切都决于我的时间的分配。”（３）二“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

　　党同：“《心的探险》。实价六角。长虹的散文及诗集。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量地吐露着。鲁迅选并画封面。”（４）伐异：“我早看过译出的一部分《察拉图斯德拉如是说》和一本《工人绥惠略夫》。”

　　三“幽默与批评的冲突”（５）批评：你学学亚拉借夫！你学学哥哥尔！你学学罗曼罗兰！……（６）　　幽默：前清的世故老人纪晓岚（７）的笔记里有一段故事，一个人想自杀，各种鬼便闻风而至，求作替代。缢鬼劝他上吊，溺鬼劝他投池，刀伤鬼劝他自刎。四面拖曳，又互相争持，闹得不可开交。那人先是左不是，右不是，后来晨鸡一叫，鬼们都一哄而散，他到底没有死成，仔细一想，索性不自杀了。

　　批评：唉，唉，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８）四新时代的月令

　　八月，鲁迅化为“思想界先驱者”。

　　十一月，“思想界先驱者”化为“绊脚石”。

　　传曰：先驱云者，鞭之使冲锋，所谓“他是受了人的帮助”也。不受“帮助”，于是“绊”矣。脚者，所谓“我们”之脚，非他们之脚也。其化在十二月，而云十一月者何，倒填年月也。

　　五世故与绊脚石

　　世故：不要再写，中了计，反而给他们做广告。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有时也“绊脚”的。

　　六新旧时代和新时代间的冲突新时代：我是青年，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旧时代：我是前辈，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新时代：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七希望与科学的冲突希望：勿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科学：“生存竞争，天演公例”，是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就有的。（９）八给………………（１０）见面时一谈，

　　不见面时一战。

　　在厦门的鲁迅，

　　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倘不信，有科学的耳朵为证。

　　但到上海才记起来了，真不能不早叹人心之死尽矣！

　　幸而新发见了近地的蔡孑民先生之雅量和周建人先生为科学作战。

　　九自由批评家走不到的出版界光华书局（１１）。

　　十忽而“认清界限”

　　以上也许近乎“蝎子撩尾”。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谓“我们的新时代”去一样，惟一的战略是打杀。

　　不过打的时候，须有说它要螫我，它是异类的小勇气。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义”，所以打，那就是还未组织成功的科学家的话，在旧时代尚且要觉得有些支离。

　　知其故而言其理，极简单的：争夺一个《莽原》（１２）；或者，《狂飙》（１３）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不过“新时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恶痛疾这思想，而偏从别人的“心”里面看出来。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１４）因为稿件的纠葛（１５），先前我曾主张将《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现在却不这样了，还是办下去，内容也像第一年一样。也并没有作什么“运动”（１６）的豪兴，不过是有人做，有人译，便印出来，给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会不看它，以前的印《乌合丛书》（１７）也是这意思。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译了几种书，就会有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出现，倘译一部世界史，不就会有许多拟中外古今的大人物猬集一堂么。但我想不干这件事。否则，拿破仑要我帮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帮同烧书，科仑布拉去旅行，梅特涅（１８）加以压制，一个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余的英雄们又要造谣。

　　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批评，我不知道怎样，自己是不会做，却也不“希望”别人不做。大叫科学，斥人不懂科学，不就是科学；翻印几张外国画片，不就是新艺术，这是显而易见的。称为批评，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评，做点杂感尚且支离，则伟大的工作也不难推见。“听见他怎么说”，“他‘希望’怎样”，“他‘想’怎样”，“他脸色怎样”，……还不如做自由新闻罢。

　　不过这也近乎蝎子撩尾，不多谈；但也不要紧。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１９）最无聊的倒是缠不清。我不想螫死谁，也不想绊某一只脚，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谁的路了，情愿力疾爬开，而且从速。但倘若我并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绕到我背后，忽然用作前驱，忽然斥为绊脚，那可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来隐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报招贤，也没有奔走求友，而终于被人查出，并且来访了。据“世故”所训示：青年们说，不见，是摆架子。于是乎见。有的是一见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种要求，见我无能为力而去了；有的是不过谈谈闲天；有的是播弄一点是非；有的是不过要一点物质上的补助；有的却这样那样，纠缠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将我造成合于他的胃口的人物。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２０）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我颇诧异，说：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２１）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小说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２２）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了。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２３）。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但也都不要紧。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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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２）“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和下一标题“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均见《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

　　（３）“批评工作的开始”等语，见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批评工作的开始》。（４）“《心的探险》。实价六角”等语，见未名社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版权页后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下一句引语出处未详。

　　（５）“幽默与批评的冲突”，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请大家认清界限》。（６）亚拉借夫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个人物。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使我想像到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哥哥尔，通译果戈理（Ｈ．Ｂ．YLZLM[，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等。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中说：“希望鲁迅先生保守着‘孤独者’的尊严，写一部死魂灵出来。”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琐记两则》中说：“我希望未名社诸君……去接触罗兰的精神。”（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这里所引的故事见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览僻地。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左右牵掣，莫知所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

　　（８）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这是模仿高长虹的文句，高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

　　（９）“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发表的《答国民大学Ｘ君》中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已经知道了。”彪门书局，应作彪蒙书室。这里所说的课本，当指清代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彪蒙书室出版的初级蒙学用书《格致实在易》。（１０）给……原为高长虹在《狂飙》周刊陆续发表的一组情诗的标题。这一节的文字，皆集自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的文章，并略加改变而成。

　　（１１）光华书局一九二五年创办于上海，当时的经理是沈松泉。《狂飙》周刊和《狂飙丛书》第三种皆由该局出版发行。（１２）《莽原》文艺性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１３）《狂飙》周刊，高长虹、向培良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附《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复刊，由光华书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共出十七期。（１４）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绵袍的世界》之初次使用”。又说，“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绵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１５）稿件的纠葛因为一九二六年韦素园接编《莽原》半月刊时未采用高歌和向培良的几篇稿件，高长虹便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进行指责和攻击。

　　（１６）“运动”这是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运动”的讽刺。狂飙运动，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因德国作家克林格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学运动。高长虹等人当时标榜要“建设科学艺术”，“用新的思想批评旧的思想”，自称为“狂飙运动”。

　　（１７）《乌合丛书》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书局出版，专收创作。

　　（１８）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科仑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通译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他在一四九二年开始的远航中发现美洲新大陆。梅特涅（Ｋ．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奥地利帝国首相，十九世纪前期反动的欧洲“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１９）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见德国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２０）《未名丛刊》鲁迅编辑，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专收译本。

　　（２１）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他的文艺论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曾由鲁迅译成中文。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中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但这“不在于厨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

　　（２２）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吴歌甲集及其他》中说：“中国小说史略我也老实不要看，更无论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之类。一天，我在泰东遇见一位老先生进来问有鲁迅的书没有，我立刻便想起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译书录来了。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２３）“以其好喝醋也”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语丝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