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第一个感到战争的空虚。作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他跟奥雷连诺上校在电话上每周联系两次。起初，他们在交谈中还能断定战争的进展情况，根据战争的轮廓，能够明了战争处在什么阶段，预先见到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奥雷连诺上校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吐露胸怀，然而当时他的口吻还是亲切随和的，在线路另一头马上就能听出是他。他经常毫无必要地延长谈话，扯一些家庭琐享。但是，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和扩大，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暗淡和虚幻了。每一次，他说起话来总是越来越含糊，他那断断续续的字眼儿连接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样的情况，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只能难受地倾听，觉得自己是在电话上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说话。

    “全明白啦，奥雷连诺，”他按了按电键，结束谈话。“自由党万岁！”

    最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完全脱离了战争。从前，战争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行动和难以遏制的嗜好，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遥远的、陌生的东西——空虚。他逃避现实的唯一处所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那儿。悄姑娘雷麦黛丝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他喜欢欣赏阿玛兰塔如何给雪白的衬裙布打褶子。女主人和客人满足于彼此作伴，默不吭声地度过许多个小时，阿玛兰塔心里高兴的是他那忠贞的火焰没有熄灭。但他却仍不明白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究竟有什么秘密打算。知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到马孔多之后，阿玛兰塔几乎激动死了。然而，当他左手吊着挎带走进来的时候（他只是奥雷连诺上校许多闹嘈嘈的随从人员中间的一个），阿玛兰塔看见离乡背井的艰苦生活把他折磨得多么厉害，荏苒的光阴使他变得多么苍老，看见他肮里肮脏、满脸是汗、浑身尘土、发出马厩气味，看见他样子丑陋，她失望得差点儿昏厥过去。“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我等候的那个人呀！”然而，他第二天来的时候，刮了脸，浑身整洁，没有血迹斑斑的绷带，胡子里还发出花露水的味儿。他送给阿玛兰塔一本用珠母钉装钉起来的祈祷书。

    “你真是个怪人，”她说，因为她想不出别的话来。“一辈子反对教士，却拿祈祷书送人。”

    从这时起，即使在战争的危急关头，他每天下午都来看她。有许多次，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在的时候，转动缝纫机把手的就是他。他的坚贞不渝和恭顺态度使她受到感动，因为这个拥有大权的人竟在她的面前俯首帖耳，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刀和手枪留在客厅里，空手走进她的房间。然而，在这四年中，每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向她表白爱情时，她总是想法拒绝他，尽管她也没有伤他的面子，因为，她虽还没爱上他，但她没有他已经过不了日子。俏姑娘雷麦黛丝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坚贞颇为感动，突然为他辩护，而以前她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是无动丁衷的——许多人甚至认为她脑了迟钝。阿玛兰塔忽然发现，她养大的姑娘刚刚进入青春期，却已成了马孔多从未见过的美女。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心里产生了从前对雷贝卡的那种怨恨。她希望这种怨恨不要让她走向极端，而把俏姑娘，雷麦黛丝弄死。接着，她就把这姑娘赶出了自己的房间。正好这个时候，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开始厌恶战争。他准备为阿玛兰塔牺牲自己的荣誉（这种荣誉使他耗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说尽了好话，表露了长期压抑的无限温情。但他未能说服阿玛兰塔。八月里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由于自己的顽固而感到十分痛苦，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打算至死都孤身过活了，因为她刚才给坚定的术婚者作了最后的回答。

    “咱们彼此永远忘记吧，”她说，“现在干这种事儿，咱们都太老啦。”

    就在这天下午，奥雷连诺上校叫他去听电话。这是一次通常的交谈，对于停滞不前的战争毫无一点作用。一切都已说完以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朝荒凉的街道扫了一眼，看见杏树枝上悬着的水珠，他就感到自己孤独得要死。

    “奥雷连诺，”他在电话上悲切地说，“马孔多正在下雨呵。”

    线路上沉寂了很久。然后，电话机里突然发出奥雷连诺上校生硬的话语。

    “别大惊小怪，格林列尔多，”对方说，“八月间下雨是正常的。”

    很久没有看见朋友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对异常生硬的回答感到不安。可是过了两个月，奥雷连诺上校回到马孔多的时候，这种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惊异，几乎变成了恐惧。对于儿子的变化，乌苏娜也觉得吃惊。他是不声不响回来的，没有侍从，尽管天气很热，还用斗篷裹着身子；随同他来的是三个情妇，他让她们一块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一个吊床上。他难得抽出时间来看战情电报和报告。有一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前来向他请示一个边境城镇的撤退问题，因为起义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啦，”奥雷连诺上校回答他。“你去请教上帝吧。”

    这大概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为了阻挠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查，跟保守派地主签订了秘密协议。在国外为战争提供经费的那些政客，公开谴责奥雷连诺上校采取的激烈措施，然而这种作法似乎也没有使他担心。他再也不读自己的诗了，这些诗约有五卷，现在放在箱子底儿给忘记了。夜晚或者午休时，他都把一个情妇叫到他的吊床上来，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儿快乐，然后就睡得象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心烦意乱，永远失去了信心。最初，他陶醉于凯旋回国和辉煌的胜利，俯临“伟大”的深渊。他喜欢坐在马博罗①公爵的肖像右方——这是他在战争艺术上的伟大导师，此人的虎皮衣服曾引起成年人的赞赏和孩子们的惊讶。正是那时，他决定不让任何人（甚至乌苏娜）接近他三米远。不管他到了哪儿，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他站在圆圈中心（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站进圆圈），用简短而果断的命令决定世界的命运。枪决蒙卡达将军之后，他刚一到达马诺尔，就赶忙去满足受害者的最后愿望。寡妇收下了眼镜、手表、戒指和女神像，可是不许他跨进门槛。

    “你不能进来，上校，”她说。“你可以指挥你的战争，可是我的家是由我指挥的。”

    ①马博罗（1650一1722），英国将军，1704年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击溃法国军队。

    奥雷连诺上校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但在他的随身卫队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提防你的心吧，奥雷连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当时警告他。“你在活活地烂掉。”大约这个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空想家、野心家、冒险家、社会渣滓、甚至一般罪犯。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但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泰菲罗.瓦加斯将军。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粗野、无知，具有诡谲伎俩和预见才能，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奥雷连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奥雷连诺上校向自己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于是，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说。”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之后，泰菲罗将军中了埋伏，被大砍刀剁成内酱，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就在那天夜里，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他突然惊恐地醒来，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在许多肩里都使他睡不着觉，终于变成一种病症，他原来醉心于权力，现在一阵一阵地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为了治好寒热病，他下令枪毙劝他杀死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但他还没发出命令，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线。他虽有无限的权力，可是陷入孤独，开始迷失方向。现在，在他占领的城镇里，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他觉得奇怪——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但是更加孤独了。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他对马博罗公爵也冷淡了。“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当时他喜欢这么说。由于经常多疑，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已困乏不堪；他绕来绕去，实际上是原地踏步，但却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精疲力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办？到何时为止？在粉笔划的圆圈外面，经常都站着什么人：有的缺钱；有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有的希望长眠，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字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