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

 二〇〇六年两会期间，网上有段视频热传，是一只猫被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踩死的过程。

    视频里，她脸上带着笑，照着它的眼睛踩下去。那只猫的爪子微微举起，无力地抓挠，直到被踩死。她踩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摄像机，录下的视频被拿来在网上收费观看。

    当时在忙两会，不及细看，路上听到出租车里电台主持人播报这件事，说：“已经通过对踩猫地点GoogleEarth和人肉搜索，发现踩踏的人是一名护士，拍摄者是一名记者。”

    这两个职业？我从椅背上坐直了。一个是同事眼里很文雅、“有洁癖”的“白衣天使”，另一个，是扛着摄像机拍新闻的同行。

    我写博客说这件事，写到曾收到观众用DV拍的录像，在河南，斗狗。现场全是人，老人蹲在那儿咬着烟卷，悠然说笑，小孩子嗑着瓜子跑来跑去找最好的角度，女人们抱着脸蛋红扑扑的婴儿，嬉笑着站在一边。斗狗场上的男人跪在地上，对咬在一起、身上全是血迹的狗吼叫：“杀！杀！”他们眼睛通红，嘴角能看到挂下来的白线。赢了的人，可以拿三十块钱。

    我在博客里写：“是的，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但那是出于生存。只有我们人类，是出于娱乐。”

    老范有只猫，小圆脸儿，有点小刘海儿，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经常我打电话给她，她就扯着两只后腿把猫拖到话筒边上：“叫，叫阿姨。”猫倔得很，一声不吭。

    我一直担心猫跟着这样的人也就算个苟活，但她认为自己相当疼爱猫。她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猫养得痴肥，胖得都不会喵了。每晚她还搂着睡，猫死命挣也挣不开，第二天她一脸猫毛。

    所以，她对踩猫的人气得很。到两会结束，这事儿已经过去一个月，她还耿耿于怀：“走，找他们去。”直到那时，踩猫的人、拍摄者、组织买卖者，都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也有人说，过去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了，还是新闻么，还做么？

    老范和我都没上过新闻学院，就靠直觉和欲望来判断，觉得新闻和时间不见得有必然的关联，就是观众想知而未知的东西。

    视频拍摄地是黑龙江与俄罗斯交界的县城，拍摄虐猫视频的人姓李，是我们同行，事出后离开了单位。老范给他发了很多短信，没有回复。

    找了一天，人影儿都没有，边境小城，晚上铁一样的天，苍灰大雪，我们又冻又饿，找了一个地儿，盘着大炕。火烧得红旺，坐在炕上穿着单衣，热气腾腾吃炖酸菜，一边说这节目算是没指望了。老范电话响了，她脸色一变，噌地滑下炕趿拉着鞋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还没回来。门开的这一缝，外面雪把地都白了，碎雪粒子夹着风一股子一股子地钻骨冷，小宏赶紧捞起大衣给她送出去。

    老范还站在雪里接电话，披上衣服，下意识说声“谢谢”。对方听见问怎么了，她说哦没事同事给送衣服。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刚才一直没穿大衣站在外头？”

    “哦，一看到你电话我忘了。”她说。

    李就这样接受了采访。

    这个光头坐在我对面，一根烟衔着，粘在嘴角悬悬不掉，“‘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隔了一个月才来做，肯定不是光来谴责的。问吧，越尖锐越好。”

    他对杀死一只猫没有兴趣，也不享受虐待的过程。他说这么做只是为钱，拍下来提供给网站，一次两千，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要高，还不包括卖碟和高跟鞋的钱。

    他说：“要只是一次性我也不会干，这是一个可以长期做的事，有一个群体需要，这是一个产业。就像一只耗子溜到猫嘴边了，我只要考虑吃不吃。”

    “你在做生意？”

    “对，不违法，没有成本，没有风险，收益很大。”他说。

    “那道德呢？”

    他笑一下：“公民道德规范里又没写不能踩猫。”

    我问他：“人的心里不该有这样的天性吗？”他说：“刚开始看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然后就麻木了。”说完眼睛不眨看着我。

    “什么让你麻木呢？”

    “利益。”他答得飞快。

    他不准备忏悔，也不是为了挑衅，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老范坐边上，后来她写道：“说实话，他的坦率让我绝望。一个过于主动甚至积极坦白自己内心阴暗面的人，往往会让原本想去挖掘他内心弱点的人感到尴尬和一丝不安。他甚至都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为什么不在镜头面前，哪怕是伪装歉意向大家忏悔以乞求宽恕呢？”

    采访间歇，老范跟他聊天。李说起多年前也曾经养过一只猫：“养了十七年，自己老死的，我经常抱着她睡。”我们都一愣。

    “如果现在付钱给你，让你踩你自己的那只猫呢？”老范试探地问。

    “这个如果不存在，她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如果有如果呢，你就当是一个心理实验。”

    “我会收下钱，让人把她带走，不要让我看见。”

    “如果一定要你看着，当面踩死呢？”

    “如果……钱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

    老范是个七情上面的人，脸上明明白白挂着伤心。这时候李开始反问她：“如果你也养猫……”

    她打断：“不用如果，我就养着一只猫。”

    “如果他们付给你足够髙的价格呢？”

    “绝不可能！”她说得斩钉截铁。

    “五百万。”

    “绝不会。”

    “一千万。”

    “不会。”

    “五千万。”

    “不会。”

    “一亿！”

    她脸上像有个顿号一样，很短地迟疑了一下。

    “不会。”她回答。

    他诡谲地笑了笑：“如果更多呢？总有一个能打动你的点吧？你只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动摇你的底线，这是你和我的区别。”

    知道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后，有人在我博客留言：“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那条底线，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不是随性而为，不是暴力、滥交、背叛、屠戮！”

    在同一页的留言里，另一个人说：“到底什么是道德的底线呢？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因为每个人的道德观不同，所以这个底线是没法规定的。他说至少要有个底线嘛，像孝敬父母什么的。我说，每个人的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你怎么知道你的底线就一定是别人的底线呢？他没再回答。”

    道德是什么？

    采访完，深夜里，我和老范人手一本日记，埋头刷刷写，面对这让人迷惑的古老问题。

    孟子说，“仁”就是“道德”……那么，什么是仁？他说，恻隐是“仁之端”。但恻隐是什么？对象是谁？在什么范围内存在？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

    我写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国医生施韦泽的故事，他在非洲丛林为黑人服务五十余年。在书里他写道：

    “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道：“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李的同事说他曾经救过四个人，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四人受重伤，他路过，把几人陆续送到医院。

    我问他，他说因为“看不过去”，但他对一只猫的死不以为意，“网上说我杀了猫，接下去就会杀人，杀完人就会变成希特勒，搞种族灭绝。”他笑了一下，说：“其实对动物不好的人不一定对人不好，对动物好的人也不一定对人好。”

    踩猫的视频被放在一个叫“Crushworld”的网站上，这网站一个月的注册量超过四万，事发之后李听到了无数的声讨，可他收到的信里，还有一些，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他的地址后，向他买光盘的。

    “不要以为他们离你很远，他们当中有官员，有商人，什么人都有，他们就是你生活里的普通人。”他说，“事件过去之后，这个市场还会存在，因为需求存在。”

    他解释：“因为如果规则只是道德的话，人的道德底线是不一样的。”

    “假如当时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你觉得你会做吗？”我问。

    “不可能。”

    “绝对不会？”

    “这个底线坚决不能超越。”

    十九世纪初，英国有人提出禁止虐待马、猪、牛、羊等动物。提案在国会引起巨大争议，最终被下院否决，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试图从法律上肯定动物以生命体存在。一八二二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法案在英国出台，之后，陆续有一百多个国家通过《反虐待动物法》。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此项法律。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尔姆斯说：“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我们问李，看视频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能说。”

    我们在杭州找Crushworld网站的负责人Gainmas,他姓郭，名字、车号、住址、手机、照片都被人肉搜索过，贴在网上。

    大风里我们等到半夜，传达室的人指指堆在桌上的一厚摞报纸：“已经十几天没人领过了，可能早搬走了，车也没在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醒了，老范披头散发坐在对面床上，问我：“咱们……再去一趟吧？”

    做新闻的人是赌徒，我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她不是，她会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赤膊再来一局。

    老范上楼去他家那层看看，我没着没落等在一楼。十五分钟后，我收到她的短信：“他家门开了，有人下楼了。”

    我刚奔到电梯口，门就开了，里头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跟照片上的Gainmas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比照片里的人起码要胖二十斤，满脸胡子。

    我不抱指望地迎上去喊：“郭先生。”

    他本能一应。

    反而我愣了一下，才说：“我是‘新闻调查’的记者，想跟您谈谈。”

    他倒是平静，说：“到我公司吧。”

    他说起自己的“伪装”，这一个月里，不断有人敲他的门，给他打电话，威胁杀了他。

    采访前，他不断地强调自己出身于文化世家，受过很好的教育，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一个低级的魔鬼。

    “那为什么要让踩猫视频出现在你的网站上？”我问。

    他说：“这是一个恋足的网站，我是一个恋足者。”我跟老范对望一眼，没听过这个词。

    他解释：“恋足，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对人体脚部强化的爱。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母系社会的遗留吧，就是一种对女权的崇拜，恋足，欣赏美丽的腿部，把它当作一种崇拜物来崇拜。”

    “为什么对于脚的迷恋会引申出来踩踏？”

    “作为一种极端的分支，用这种方式来剥夺生命，他会感觉到一种权力的无限扩张，感觉到女权的一种无限释放，感觉到生命被支配，他会反过来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

    他说他和很多恋足者都不愿意踩踏动物，觉得踩一些水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利用别的生命来满足自己。但他仍然提供了这个平台给另一些有踩踏欲望的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像欧美国家一样禁止这么做。”

    我问他，为什么会有人要看踩猫？

    “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心灵从小蒙受的阴影，包括受到过很大的挫折，那种报复心态有关系。”

    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找过踩猫的女人，她始终没有露面。

    她已经离开了工作的医院，也离开了家，她的女儿没办法上学，因为媒体会找到学校去。院长是她信任的人，帮我们在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免提开着，听见她的尖叫：“再来记者我就跳楼了！”

    院长慢慢按了电话，抬眼看我。我说那我们明天走吧。临走，我委托他：“您就转告她一声，我们既不是为了谴责她，也不是为了同情她才来的，只是想听她说说看是怎么回事。今晚正好有一期我的节目，请她看看，再选择要不要见一面吧。”

    当晚播的节目是“以公众的名义”，主角是郝劲松和陈法庆。节目放完半小时，院长打来电话，说她同意见见你们，但只是见一面，不采访。

    约在一百公里外一个陌生城市的宾馆里，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她，比视频上瘦很多，长发剪得很短，眼睛敏感，嘴唇极薄，涂了一线口红。

    我们说了很多，她只是有些拘谨地听着，说：“不，不采访。”老范委婉地再试，她说得很客气：“我见你们，只是不想让你们走的时候留下遗憾。”

    手机响了，她接了，突然站起身，“啪”一下按开电视，拿起遥控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迅速往下翻。

    我们问：“怎么了？”

    她不说话，眼睛盯着屏幕。一个电视节目刚播完预告片，要播虐猫的事。她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电视里自己的截图，面部没有作遮挡，主持人正指着她说：“没有人性。”

    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尴尬地把那期十分钟的节目看完，她一言不发，走进洗手间。我听到她隐隐在哭。

    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洗净了脸，看不出表情，拿起包要走：“你们去吃饭吧，我不陪了。”

    我们僵在那儿。

    还是院长说：“一起去吃顿饭吧，算我的面子。”

    雪粒子下起来了，越下越密，我们四个人，下午三点，找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馆子。

    知道不可能再采访，气氛倒是放松下来。院长跟我们聊看过的节目，她一直侧着头，不跟我们目光接触，只是说到抑郁症那期，我提到心理医生说有的人为什么要拼命吃东西，因为要抑制自己表达不出来的欲望。她拧过脸看着我，很专心地听。

    过了一会儿，她话多了一点：“你们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都收到了，没有删，经常返回去看一看。”

    老范看着我傻乐。

    院长给大家杯里倒了一点酒，举杯。这酒烈得，一点儿下去，老范就眼泪汪汪的，斜在我肩膀上。

    王忽然说：“这是我一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我们三人都意外得接不上话。

    她说事发之后，女儿被媒体围着，没法上学，她就一个人，一只包，离开单位，离开父母和孩子，四处走。不知去哪儿，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看见老范的短信里有句“一个人不应该一辈子背着不加解释的污点生活”，心里一动。

    下午很长，很静。外头雪下得更紧了，漫天都是。

    我们喝了挺多酒，那之前我从没喝过白酒，但她有东北女人张罗的习惯，过一小会儿就站起身给每个人添满。

    她说这些年，心里真是痛苦的时候，没人说，房子边上都是邻居，她就把音响开得很大，在音乐掩盖下大声尖叫……我问过她的同事，知道她婚姻有多年的问题，但她从不向人说起。她的同事说：“她太可怜了，连个说的人都没有。”

    “我再喝，就回不去了。”我手臂通红，转着手里那个已经空了的玻璃杯。

    “那就不回去了。”她说。

    谁也没提那件事，但临走前，她突兀地说了一句：“其实我也很善良很有爱心，这件事只是欠考虑。”

    我和老范没接话。

    晚上我们没走。反正也不拍了，飞机明天才有，来都来了，就待一天吧。她叫上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约我们一起去唱歌。

    小城市里的KTV，就是一个皮革绽开的长沙发，一台电视，头顶一个会转的圆球灯。她不唱，手交握着，两膝并拢，静静听别人唱。过一会儿，扭头对我说，你唱一个吧。

    我离开K坛很多年了，实在难为情。她坚持，我看了眼塑料袋里卷着边儿的点歌单，指了指第一行，陈淑桦的《问》，我高中时的歌。

    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

    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

    他会懂，谁为你感动。

    ……

    我的妈呀，这个幽怨的调调，已经多年没操弄了，我对着雪花飘飘的电视机唱：“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

    KTV包间里烟雾腾腾，男人们正大声聊着，我只好唱得声嘶力竭：“……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唱完，把自己都肉麻着了，不好意思。她一直盯着字幕看，一直到最后一点儿音乐消失，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挺好的。”

    过了一会儿，谁点了一首的士髙舞曲。音乐响起，头顶小球一转，小包间都是五颜六色小斑点，在座的人有点尴尬地坐立不安。

    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脱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人身上好像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从原来的身体里迸裂出来，她闭着眼睛，半弯着上身低着头狂热地甩，扑得满脸是头发，就是这一个姿势，跳了半个小时。别人也站起来陪着她跳，但她谁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们回了宾馆，送她到房间，也没开灯，借着街灯的光斜坐着。

    她忽然说起踩猫当天的事，李是怎么找的她，怎么说的。她根本不在乎钱，一口就答应了。他们怎么找的地方，怎么开始的。说得又多，又乱，又碎，像喷出来的，我和老范都没有问的间隙。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和老范沉默地听着。她忽然说：“你们录音了吗？”

    老范立刻把身边的东西都掀开：“怎么会呢？我们肯定尊重你怎么会这么……”

    她打断：“不，我是说，如果录了音的话，你们就这样播吧。”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釆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