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成家

 其实，当初坚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而不是荷西。

后来长期留了下来，又是为了荷西，不是为了我。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定居时，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是西国的属地，我怀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了。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的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他知道我是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我心里已经决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荷西去沙漠之后，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谁也没有告别。上机前，给同租房子的三个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关上了门出来，也这样关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大漠奔去。

　　飞机停在活动房子的阿雍机场时，我见到了分别三个月的荷西。

他那天穿着卡其布土色如军装式的衬衫，很长的牛仔裤，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

我看见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居然在外形和面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令我心里震惊的抽痛了一下。

我这才联想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活，在我，已成了一个重大考验的事实，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着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了。

从机场出来，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半生的乡愁，一旦回归这片土地，感触不能自己。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荷西静静的等着我，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

我点点头，喉咙被梗住了。

“异乡人，走吧！”

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不是因为当时卡缪的小说正在流行，那是因为“异乡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称呼。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机场空荡荡的，少数下机的人，早已走光了。

荷西肩起了我的大箱子，我背着背包，一手提了一个枕头套，跟着他迈步走去。

　　从机场到荷西租下已经半个月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因为我的箱子和书刊都很重，我们走得很慢，沿途偶尔开过几辆车，我们伸手要搭车，没有人停下来。走了快四十分种，我们转进一个斜坡，到了一条硬路上，这才看见了炊烟和人家。

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浃背的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硬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的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开门时，我将肩上沉重的背包脱下来。

暗淡的一条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

荷西将我从背后拎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的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荷西走了四大步，走廊就走尽了，我抬眼便看见房子中间那一块四方形的大洞，洞外是鸽灰色的天空。

我挣扎着下地来，丢下手里的枕头套，赶快去看房间。

这个房子其实不必走路，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一间较大的面向着街，我去走了一下，是横四大步，直五大步。

另外一间，小得放下一个大床之外，只有进门的地方，还有手臂那么宽大的一条横的空间。

厨房是四张报纸平铺起来那么大，有一个污黄色裂了的水槽，还有一个水泥砌的平台。

浴室有抽水马桶，没有水箱，有洗脸池，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大吃一惊的白浴缸，它完全是达达派的艺术产品——不实际去用它，它就是雕塑。

我这时才想上厨房浴室外的石阶去，看看通到哪里。荷西说：“不用看了，上面是公用天台，明天再上去吧。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只母羊，正跟房东的混在一起养，以后我们可以有鲜奶喝。”

听见我们居然有一只羊，我意外的惊喜了一阵。荷西急着问我对家的第一印象。

我听见自己近似做作的声音很紧张的在回答他：“很好，我喜欢，真的，我们慢慢来布置。”

说这话时，我还在拼命打量这一切，地是水泥地，糊得高低不平，墙是空心砖原来的深灰色，上面没有再涂石灰，砖块接缝地方的干水泥就赤裸裸的挂在那儿。

我抬头看看，光秃秃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左角上面有个缺口，风不断的灌进来。打开水龙头，流出来几滴浓浓绿绿的液体，没有一滴水。我望着好似要垮下来的屋顶，问荷西：“这儿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

“一万，水电不在内。”（约七千台币）

“水贵吗？”

“一汽油桶装满是九十块，明天要去申请市政府送水。”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默然不语。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镇上买个冰箱，买些菜，民生问题要快快解决。”

我连忙提了枕头套跟他又出门去。

这一路上有人家，有沙地，有坟场，有汽油站，走到天快全暗下来了，镇上的灯光才看到了。

“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

　　“那排公寓这么整齐，是谁住的？你看，那个大白房子里有树，有游泳池——我听见音乐从白纱窗帘里飘出来的那个大厦也是酒家吗？”

“公寓是高级职员的宿舍，白房子是总督的家，当然有花园，你听见的音乐是军官俱乐部——”

“啊呀，有一个回教皇宫城堡哪，荷西，你看——”

　　“那是国家旅馆，四颗星的，给政府要人来住的，不是皇宫。”

“沙哈拉威人住哪里？我看见好多。”

“他们住在镇上，镇外，都有，我们住的一带叫坟场区，以后你如果叫计程车，就这么说。”

“有计程车？”

“有，还都是朋驰牌的，等一下买好了东西我们就找一辆坐回去。”

在同样的杂货店里，我们买了一个极小的冰箱，买了一只冷冻鸡、一个煤气炉、一条毯子。

“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我怕先买了，你不中意，现在给你自己来挑。”荷西低声下气的在解释。

我能挑什么？小冰箱这家店只有一个，煤气炉都是一样的，再一想到刚刚租下的灰暗的家，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了。付钱的时候，我打开枕头套来，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来付一点。”

这是过去跟荷西做朋友时的旧习惯，搭伙用钱。

荷西不知道我手里老是拎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伸头过来一看，吓了天大的一跳，一把将枕头套抱在胸口，又一面伸手掏口袋，付清了商店的钱。

等我们到了外面时，他才轻声问我：“你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怎么放在枕头套里也不讲一声。”

“是爸爸给我的，我都带来了。”

荷西绷着脸不响，我在风里定定的望着他。

“我想——我想，你不可能习惯长住沙漠的，等你旅行结束，我就辞工，一起走吧！”

“为什么？我抱怨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工作？”

　　荷西拍拍枕头套，对我很忍耐的笑了笑。

　　“你的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件，你很快就会厌它。你有那么多钱，你的日子不会肯跟别人一样过。”

“钱不是我的，是父亲的，我不用。”

“那好，明天早晨我们就存进银行，你——今后就用我赚的薪水过日子，好歹都要过下去。”

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份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

那第一个星期五的夜间，我果然坐了一辆朋驰大轿车回坟场区的家来。

沙漠的第一夜，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薄薄的毯子，在近乎零度的气温下，我们只在水泥地上铺了帐篷的一块帆布，冻到天亮。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去镇上法院申请结婚的事情，又买了一个价格贵得没有道理的床垫，床架是不去梦想了。

荷西在市政府申请送水时，我又去买了五大张沙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一个锅、四个盘子、叉匙各两份。刀，我们两个现成的合起来有十一把，都可当菜刀用，所以不再买。又买了水桶、扫把、刷子、衣夹、肥皂、油米糖醋……

东西贵得令人灰心，我拿着荷西给我薄薄的一叠钱，不敢再买下去。

父亲的钱，进了中央银行的定期存户，要半年后才可动用，利息是零点四六。

中午回家来，方才去拜访了房东一家，他是个很慷慨的沙哈拉威人，起码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

我们借了他半桶水，荷西在天台上清洗大水桶内的脏东西，我先煮饭，米熟了，倒出来，再用同样的锅做了半只鸡。

坐在草席上吃饭时，荷西说：“白饭你撒了盐吗？”

　　“没有啊，用房东借的水做的。”

我们这才想起来，阿雍的水是深井里抽出来的浓咸水，不是淡水。

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饭，自然不会想到这件事。

那个家，虽然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得见的只是地上铺满的席子，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洗扫工作，天窗的洞洞里，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沙哈拉威小孩子们在探头探脑。

星期天晚上，荷西要离家去磷矿工地了，我问他明日下午来不来，他说要来的，他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来回的路程。

那个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男主人，平日荷西下班了赶回来，夜深了，再坐交通车回宿舍。我白天一个人去镇上，午后不热了也会有沙哈拉威邻居来。

结婚文件弄得很慢。我经过外籍军团退休司令的介绍，常常跟了卖水的大卡车，去附近几百里方圆的沙漠奔驰，夜间我自己搭帐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因为军团司令的关照，没有人敢动我。我总也会带了白糖、尼龙龟线、药、烟之类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居民。

只有在深入大漠里，看日出日落时一群群飞奔野羚羊的美景时，我的心才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艰苦。这样过了两个月独自常常出镇去旅行的日子。

结婚的事在我们马德里原户籍地区法院公告时，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来了。

家，也突然成了一个离不开的地方。

那只我们的山羊，每次我去捉来挤奶，它都要跳起来用角顶我，我每天要买很多的牧草和麦子给它吃，房东还是不很高兴我们借他的羊栏。

有的时候，我去晚了一点，羊奶早已被房东的太太挤光了。我很想爱护这只羊，但是它不肯认我，也不认荷西，结果我们就将它送给房东了，不再去勉强它。

　　结婚前那一阵，荷西为了多赚钱，夜班也代人上，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无法常常见面。家，没有他来，我许多粗重的事也自己动手做了。

邻近除了沙哈拉威人之外，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这个太太是个健悍的卡纳利群岛来的女人。

每次她去买淡水，总是约了我一起去。

走路去时水箱是空的，当然跟得上她的步子。

等到买好十公升的淡水，我总是叫她先走。

“你那么没有用？这一生难道没有提过水吗？”她大声嘲笑我。

“我——这个很重，你先走——别等我。”

灼人的烈日下，我双手提着水箱的柄，走四五步，就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提十几步，再停，再走，汗流如雨，脊椎痛得发抖，面红耳赤，步子也软了，而家，还是远远的一个小黑点，似乎永远不会走到。

提水到家，我马上平躺在席子上，这样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

有时煤气用完了，我没有气力将空桶拖去镇上换，计程车要先走路到镇上去叫，我又懒得去。

于是，我常常借了邻居的铁皮炭炉子，蹲在门外扇火，烟呛得眼泪流个不停。

在这种时候，我总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千里眼，不然，她美丽的面颊要为她最爱的女儿浸湿了——我的女儿是我们捧在手里，掌上明珠也似的扶养大的啊！她一定会这样软弱的哭出来。

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

结婚前，如果荷西在加班，我就坐在席子上，听窗外吹过如泣如诉的风声。

家里没有书报，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吃饭坐在地上，睡觉换一个房间再躺在地上的床垫。

墙在中午是烫手的，在夜间是冰凉的。电，运气好时会来，大半是没有电。黄昏来了，我就望着那个四方的大洞，看灰沙静悄悄的像粉一样撒下来。

夜来了，我点上白蜡烛，看它的眼泪淌成什么形象。

这个家，没有抽屉，没有衣柜，我们的衣服就放在箱子里，鞋子和零碎东西装大纸盒，写字要找一块板来放在膝盖上写。夜间灰黑色的冷墙更使人觉得阴寒。

有时候荷西赶夜间交通车回工地，我等他将门卡塔一声带上时，就没有理性的流下泪来，我冲上天台去看，还看见他的身影，我就又冲下来出去追他。

我跑得气也喘不过来，赶到了他，一面喘气一面低头跟他走。

“你留下来行不行？求求你，今天又没有电，我很寂寞。”我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风向他哀求着。

荷西总是很难过，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他眼圈就红了。

“三毛，明天我要代人的早班，六点就要在了，留下来，清早怎么赶得上去那么远？而且我没有早晨的乘车证。”

“不要多赚了，我们银行有钱，不要拚命工作了。”

　　“银行的钱，将来请父亲借我们买幢小房子。生活费我多赚给你，忍耐一下，结婚后我就不再加班了。”

　　“你明天来不来？”

“下午一定来，你早晨去五金建材店问问木材的价钱，我下工了回来可以赶做桌子给你。”

他将我用力抱了一下，就将我往家的方向推。我一面慢慢跑步回去，一面又回头去看，荷西也在远远的星空下向我挥手。

有时候，荷西有家眷在的同事，夜间也会开了车来叫我。“三毛，来我们家吃晚饭，看电视，我们再送你回来，不要一个人闷着。”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里有怜悯我的成份，我就骄傲的拒绝掉。那一阵，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触怒我，甚而软弱的痛哭。

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的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是要付出无比的毅力来使自己适应下去啊！

我没有厌沙漠，我只是在习惯它的过程里受到了小小的挫折。

第二日，我拿着荷西事先写好的单子去镇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问问价钱。

等了很久才轮到我，店里的人左算右算，才告诉我，要两万五千块以上，木料还缺货。

　　我谢了他们走出来，想去邮局看信箱，预计做家具的钱是不够买几块板的了。

走过这家店外的广场，我突然看见这个店丢了一大堆装货来的长木箱，是极大的木条用铁皮包钉的，好似没有人要了。

我又跑回店去，问他们：“你们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给我？”

说这些话，我脸涨红了，我一生没有这样为了几块木板求过人。

老板很和气的说：“可以，可以，你爱拿几个都拿去。”

　　我说：“我想要五个，会不会太多？”

老板问我：“你们家几个人？”

我回答了他，觉得他问得文不对题。

我得到了老板的同意，马上去沙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叫了两辆驴车，将五个空木箱装上车。

同时才想起来，我要添的工具，于是我又买了锯子、榔头、软尺、两斤大小不同的钉子，又买了滑轮、麻绳和粗的磨沙纸。

我一路上跟在驴车的后面，几乎是吹着口哨走的。我变了，我跟荷西以前一样，经过三个月沙漠的生活，过去的我已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我居然会为了几个空木箱这么的欢悦起来。

到了家，箱子挤不进门。我不放心放在门外，怕邻居来拾了我的宝贝去。

那一整天，我每隔五分钟就开门去看木箱还在不在。这样紧张到黄昏，才看见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我赶紧到天台上去挥手打我们的旗语，他看懂了，马上跑起来。

跑到门口，他看见把窗子也挡住了的大木箱，张大了眼睛，赶快上去东摸西摸。

“那里来的好木头？”

我骑在天台的矮墙上对他说：“我讨来的，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快快做个滑车，把它们吊上来。”

那个晚上，我们吃了四个白水煮蛋，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滑车做好了，把木箱拖上天台，拆开包着的铁条，用力打散木箱，荷西的手被钉子弄得流出血来，我抱住大箱子，用脚抵住墙帮忙他一块一块的将厚板分开来。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沙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为什么不能改，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吃骆驼吗？”

　　“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这是很坏的解释，但是我要家具是要定了，这件事实在使我着愧。

第二日荷西不能来，那一阵我们用完了他赚的薪水，他拚命在加班，好使将来的日子安稳一点。

第三日荷西还是不能来，他的同事开车来通知我。

天台上堆满了两人高的厚木条，我一个早晨去镇上，回来木堆已经变成一人半高了，其他的被邻居取去压羊栏了。

我不能一直坐在天台上守望，只好去对面垃圾场捡了好几个空罐头，打了洞，将它们挂在木堆四周，有人偷宝贝，就会响，我好上去捉。

我还是被风骗了十几次，风吹过，罐子也会响。

那个下午，我整理海运寄到的书籍纸盒，无意间看到几张自己的照片。

一张是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的大衣，头发梳上去，挂了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另外一张是在马德里的冬夜里，跟一大群浪荡子（女）在旧城区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红酒，我在照片上非常美丽，长发光滑的披在肩上，笑意盈盈——

我看着看着一张一张的过去，丢下大叠照片，废然倒在地上，那对心情，好似一个死去的肉体，灵魂被领到望乡台上去看他的亲人一样怅然无奈。

不能回首，天台上的空罐罐又在叫我了，我要去守我的木条，这时候，再没有什么事，比我的木箱还重要了。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荒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星期五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荷西会回家来，住到星期天晚上再去。

荷西不是很罗曼蒂克的人，我在沙漠里也风花雪月不起来了，我们想到的事，就是要改善环境，克服物质上精神上的大苦难。

我以前很笨，做饭做菜用一个仅有的锅，分开两次做，现在悟出道理来了，我将生米和菜肉干脆混在一起煮，变成菜饭，这样简单多了。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在烛光下细细的画出了很多图样的家具式样叫我挑，我挑了最简单的。

星期六清晨，我们穿了厚厚的毛衣，开始动工。

“先把尺寸全部锯出来，你来坐在木板上，我好锯。”

荷西不停的工作，我把锯出来的木板写上号码。

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太阳升到头顶上了，我将一块湿毛巾盖在荷西的头上，又在他打赤膊的背上涂油。荷西的手磨出水泡来，我不会做什么事，但是我可以压住木条，不时拿冰水上来给他喝，也将闯过来的羊群和小孩们喝走。

太阳像溶化的铁浆一样洒下来，我被晒得看见天地都在慢慢的旋转。

荷西不说一句话，像希腊神话里的神祗一样在推着他的巨石。

我很为有这样的一个丈夫骄傲。

过去我只看过他整齐打出来的文件和情书，今天才又认识了一个新的他。

吃完菜饭，荷西躺在地上，我从厨房出来，他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叫醒他，轻轻上天台去，将桌子、书架、衣架和厨房小茶几的锯好木块，分类的一堆一堆区别开来。荷西醒来已是黄昏了，他跳起来，发怒的责怪我：“你为甚么不推醒我。”

我低头不语，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不必分辩他体力不济，要给他休息之类的话，荷西脑袋是高级水泥做的。弄到夜间十一点，我们居然有了一张桌子。

第二天是安息日，应该停工休息，但是荷西不做就不能在心灵上安息，所以他还是不停的在天台上敲打。“给我多添一点饭，晚上可以不再吃了。衣架还得砌到墙里去，这个很费事，要多点时间。”

吃饭时荷西突然抬起头来，好似记起什么事情来了似的对我笑起来。

“你知道我们这些木箱原来是装什么东西的？那天马丁那个卡车司机告诉我。”

“那么大，也许是包大冰柜来的？”

荷西听了笑个不住。

“讲给你听好不好？”

“难道是装机器来的？”

“是——棺——材。五金建材店是从西班牙买了十五口棺材来。”

我恍然大悟，这时才想起，五金店的老板很和气的问我家里有几人，原来是这个道理。

“你是说，我们这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

“你觉得怎么样？”我又问他。

“我觉得一样。”荷西擦了一下嘴站起来，就又上天台去做工了。

我因为这个意外，很兴奋了一下。我觉得不一样，我更加喜欢我的新桌子。

不几日，我们被法院通知，可以结婚了。

我们结好婚，赶快弯到荷西总公司去，请求荷西的早班乘车证，结婚补助，房租津贴，减税，我的社会健康保险——

我们正式结婚的时候，这个家，有一个书架，有一张桌子，在卧室空间架好了长排的挂衣柜，厨房有一个小茶几塞在炊事台下放油糖瓶，还有新的沙漠麻布的彩色条纹的窗帘——

客人来了还是要坐在席子上，我们也没有买铁丝的床架、墙，还是空心砖的，没有糊上石粉，当然不能粉刷。

　　结婚后，公司答应给两万块的家具补助费，薪水加了七千多，税减了，房租津贴给六千五一个月，还给了我们半个月的婚假。

我们因为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居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改善，我因此不再反传统了，结婚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好友自动愿代荷西的班，于是我们有一个整月完全是自己的时间。

“第一件事，就是带你去看磷矿。”

坐在公司的吉普车上，我们从爆矿的矿场一路跟着输送带。开了一百多里，直到磷矿出口装船的海上长堤，那儿就是荷西工作的地方。

“天啊！这是詹姆士宠德的电影啊！你是○○七，我是电影里那个东方的坏女子

——”

“壮观吧！”荷西在车上说。

“这个伟大工程是谁承建的？”

“德国克虏伯公司。”荷西有些气短起来。

“我看西班牙人就造不出这么了不起的东西来。”

　　“三毛，你帮帮忙给我闭嘴好不好。”

结婚的蜜月，我们请了向导，租了吉普车，往西走，经过“马克贝斯”进入“阿尔及利亚”，再转回西属撒哈拉，由“斯马拉”斜进“茅里塔尼亚”，直到新内加边界，再由另外一条路上升到西属沙漠下方的“维亚西纳略”，这才回到阿雍来。

这一次直渡撒哈拉，我们双双坠入了它的情网，再也离不开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了。

回到了甜蜜的家，只有一星期的假日了，我们开始疯狂的布置这间陋室。

我们向房东要求糊墙，他不肯，我们去镇上问问房租，都在三百美金以上，情形也并不理想。

荷西计算了一夜，第二天他去镇上买了石灰、水泥，再去借了梯子、工具，自己动起手来。

我们日日夜夜的工作，吃白面包、牛奶和多种维他命维持体力，但是长途艰苦的旅行回来，又接着不能休息，我们都突然瘦得眼睛又大又亮，脚步不稳。

“荷西，我将来是可以休息的，你下个星期马上就要工作，不能休息一两天再做吗？”

荷西在梯子上望也不望我。

“我们何必那么省，而且——我——我银行里还有钱。”

　　“你不知道此地泥水匠是用小时收工资的吗？而且我做得不比他们差。”

“你这个混蛋，你要把钱存到老了，给将来的小孩子乱用吗？”

“如果将来我们有孩子，他十二岁就得出去半工半读，不会给他钱的。”

“你将来的钱要给谁用？”我在梯子下面又轻轻的问了一句。

“给父母养老，你的父母以后我们离开沙漠，安定下来了，都要接来。”

我听见他提到我千山万水外的双亲，眼睛开始湿了。“父亲母亲都是很体谅我们而内心又很骄傲的人，父亲尤其不肯住外国——”

“管他肯不肯，你回去双手挟来，他们再要逃回台湾，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于是我为着这个乘龙快婿的空中楼阁，只好再努力调石灰水泥，梯子上不时有啪啪的湿块落下来，打在我的头顶和鼻尖上。

“荷西，你要快学中文。”

“学不会，这个我拒绝。”

荷西什么都行，就是语言很没有天份，法文搞了快十年，我看他还是不太会讲，更别说中文了，这个我是不逼他的。

最后一天，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

七月份，我们多领了一个月的底薪（我们做十一个月的工，拿十四个月的钱），结婚补助，房租津贴，统统发下来了。

荷西下班了，跑斜坡近路回来，一进门就将钱从每个口袋里掏出来，丢在地上，绿绿的一大堆。

在我看来，也许不惊人，但是对初出茅庐的荷西，却是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你看，你看，现在可以买海棉垫了，还可以再买一床毯子，可以有床单，有枕头，可以出去吃饭，可以再买一个存水桶，可以添新锅，新帐篷——”

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

把钱数清楚了，我笑吟吟的拿出八千块来分在一旁。“这做什么？”

“给你添衣服，你的长裤都磨亮了，衬衫领子都破了，袜子都是洞洞，鞋，也该有一双体面些的。”

“我不要，先给家，再来装修我，沙漠里用不着衣服。”他仍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

　　我用空心砖铺在房间的右排，上面用棺材外板放上，再买了两个厚海棉垫，一个竖放靠墙，一个贴着平放在板上，上面盖上跟窗廉一样的彩色条纹布，后面用线密密缝起来。

它，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长沙发，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墙，分外的明朗美丽。

桌子，我用白布铺上，上面放了母亲寄来给我的细竹廉卷。爱我的母亲，甚至寄了我要的中国棉纸糊的灯罩来。

陶土的茶具，我也收到了一份，爱友林复南寄来了大卷现代版书，平先生航空送了我大箱的皇冠丛书，父亲下班看到怪里怪气的海报，他也会买下来给我。姐姐向我进贡衣服，弟弟们最有意思，他们搞了一件和服似的浴衣来给荷西，穿上了像三船敏郎——我最欣赏的几个男演员之一。

等母亲的棉纸灯罩低低的挂着，林怀民那张黑底白字的“灵门舞集”四个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贴在墙上时，我们这个家，开始有了说不出的气氛和情调。

这样的家，才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

　　荷西上班时，我将书架油了一层深木色，那不是油漆，是用一种褐色的东西刷上去，中文不知叫什么。书架的感觉又厚重多了。

我常常分析自己，人，生下来被分到的阶级是很难再摆脱的。我的家，对沙哈拉威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而我，却脱不开这个枷锁，要使四周的环境复杂得跟从前一样。

慢慢的，我又步回过去的我了，也就是说，我又在风花雪月起来。

荷西上班去了，我就到家对面的垃圾场去拾破烂。

用旧的汽车外胎，我拾回来洗清洁，平放在席子上，里面填上一个红布坐垫，像一个鸟巢，谁来了也抢着坐。

深绿色的大水瓶。我抱回家来，上面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

不同的汽水瓶，我买下小罐的油漆给它们厚厚的涂上印地安人似的图案和色彩。

骆驼的头骨早已放在书架上。我又逼着荷西用铁皮和玻璃做了一盏风灯。

快腐烂的羊皮，拾回来学沙哈威人先用盐，再涂“色伯”（明矾）硝出来，又是一张坐垫。

　　圣诞节到了，我们离开沙漠回马德里去看公婆。

再回来，荷西童年的书到大学的，都搬来了，沙漠的小屋，从此有了书香。

我看沙漠真妩媚，沙漠看我却不是这回事。

可怜的文明人啊！跳不出这些无用的东西。

　　“这个家里还差植物，没有绿意。”有一个晚上我对荷西说。

“差的东西很多，永远不会满足的。”

“不会，所以要去各处捡。”

那个晚上，我们爬进了总督家的矮墙，用四只手拼命挖他的花。

“快，塞在塑胶袋里，快，还要那一棵大的爬藤的。”

　　“天啊，这个鬼根怎么长得那么深啊！”

“泥土也要，快丢进来。”

“够了吧！有三棵了。”荷西轻声问。

“再要一棵，再一棵我就好了。”我还在拔。

突然，我看到站在总督前门的那个卫兵慢慢踱过来了，我吓得魂飞胆裂，将大包塑胶袋一下塞在荷西胸前，急叫他：“抱住我，抱紧，用力亲我，狼来了，快！”

荷西一把抱住我，可怜的花被我们夹在中间。

卫兵果然快步走上来，枪弹咔哒上了膛。

“做什么？你们在这里鬼鬼祟祟？”

“我——我们——”

“快出去，这里不是给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

我们彼此用手抱紧，住短墙走去，天啊，爬墙时花不要掉出来才好。

“嘘，走大门出去，快！”卫兵又大喝。

我们就慢步互抱着跑掉了，我还向卫兵鞠了一个十五度的躬。

这件事我后来告诉外籍军团的老司令，他大笑了好久好久。

　　这个家，我还是不满足，没有音乐的地方，总像一幅山水画缺了溪水瀑布一样。

为了省出录音机的钱，我步行到很远的“外籍兵团”的福利社去买菜。

第一次去时，我很不自在，我也不会像其他的妇女们一样乱挤乱抢，我规规矩矩的排队，等了四小时才买到一篮子菜，价格比一般的杂货店要便宜三分之一。

后来我常常去，那些军人看出我的确是有教养，就来路见不平了。

他们甚而有点偏心，我一到柜台，还没有挤进去，他们就会公然隔着胖大粗鲁的女人群，高声问我：“今天要什么？”

　　我把单子递过去，过了一会儿，他们从后门整盒的装好，我付了钱，跑去叫计程车，远远车还没停好，就有军装大汉扛了盒子来替我装进车内，我不出半小时又回家了。

　　这里驻着的兵种很多，我独爱外籍兵团。（也就是我以前说的沙漠兵团。）

他们有男子气，能吃苦，尊重应该受敬重的某些妇女。他们会打仗，也会风雅，每星期天的黄昏，外籍兵团的交响乐团就在市政府广场上演奏，音乐从《魔笛》《荒山之夜》《玻丽路》种种古典的一直吹到《风流寡妇》才收场。

录音机、录音带就在军营的福利社里省出来了。电视机、洗衣机却一直不能吸引我。

我们又开始存钱，下一个计划是一匹白马，现代的马都可以分期付款，但是荷西不要做现代人，他一定要一次付清。所以只好再走路，等三五个月再说了。

　　我去镇上唯一快捷的路径就是穿过两个沙哈拉威人的大坟场，他们埋葬人的方式是用布包起来放在沙洞里，上面再盖上零乱的石块。

我有一日照例在一堆堆石块里绕着走，免得踏在永远睡过去的人身上打拢了他们的安宁。

这时，我看见一个极老的沙哈拉威男人坐在坟边，我好奇的上去看他在做什么，走近了才发觉他在刻石头。

天啊！他的脚下堆了快二十个石刻的形象，有立体凸出的人脸，有鸟，有小孩的站姿，有妇女裸体的卧姿正张开着双脚，私处居然连刻着半个在出生婴儿的身形，还刻了许许多多不用的动物，羚羊、骆驼……我震惊得要昏了过去，蹲下来问他：“伟大的艺术家啊，你这些东西卖不卖？”

我伸手去拿起一个人脸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粗糙感人而自然的创作，我一定要抢过来。

这个老人茫然的抬头望我，他的表情好似疯了一样。我拿了他三个雕像，塞给他一千块钱，进镇的事也忘了，就往家里逃去。他这才哑声嚷起来，蹒跚的上来追我。我抱紧了这些石块，不肯放手。

他捉着我拉我回去，我又拼命问他：“是不是不够，我现在手边没有钱了，我再加你，再加——”

他不会说话，又弯下腰去拾起了两只鸟的石像塞在我怀里，这才放我走了。

我那一日，饭也没有吃，躺在地上把玩赏着这伟大无名氏的艺术品，我内心的感动不能用字迹形容。

沙哈拉威邻居见我买下的东西是花了一千块弄来的，笑得几乎快死去，他们想，我是一个白痴。我想，这只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而产生的不能相通。

对我，这是无价之宝啊！

第二日，荷西又给了我两千块钱，我去上坟，那个老人没有再出现。

烈日照着空旷的坟场，除了黄沙石堆之外，一无人迹。我那五个石像，好似鬼魂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感激得不得了。

屋顶的大方洞，不久也被荷西盖上了。

我们的家，又添了羊皮鼓，羊皮水袋，皮风箱，水烟壶，沙漠人手织的彩色大床罩，奇形怪状的风沙聚合的石头——此地人叫它沙漠的玫瑰。

我们订的杂志也陆续的寄来了，除了西班牙文及中文的之外，当然少不了一份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们的家，在一年以后，已成了一个真正艺术的宫殿。

单身的同事们放假了，总也不厌的老远跑来坐上一整天。

没有家的人来了，我总想尽办法给他们吃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菜蔬，也做糖醋排骨。

荷西就这样交到了几个对我们死心塌地的爱友。

朋友们不是吃了就算了的，他们母亲千里外由西班牙寄来的火腿香肠，总也不会忘了叫荷西下班带来分给我，都是有良心的人。

有一个周末，荷西突然捧了一大把最名贵的“天堂鸟”的花回来，我慢慢的伸手接过来，怕这一大把花重拿了，红艳的鸟要飞回天堂去。

“马诺林给你的。”

我收到了比黄金还要可贵的礼物。

以后每一个周末都是天堂鸟在墙角怒放着燃烧着它们自己。这花都是转给荷西带回来的。

荷西，他的书籍大致都是平原大野、深海、星空的介绍，他不喜欢探讨人内心的问题，他也看，但总是说人生的面相不应那么去分析的。

所以，他对天堂鸟很爱护的换淡水，加阿斯匹灵片，切掉渐渐腐烂的茎梗，对马诺林的心理，他就没有去当心他。马诺林自从燃烧的火鸟进了我们家之后，再也不肯来了。

有一天荷西上工去了，我跑去公司打内线电话，打马诺林，我说我要单独见他一面。

他来了，我给他一杯冰汽水，严肃的望着他。

“说出来吧！心里会舒畅很多。”

“我——我——你还不明白吗？”他用手抱着头，苦闷极了的姿势。

“我以前有点觉得，现在才明白了。马诺林，好朋友，你抬起头来啊！”

“我没有任何企图，我没有抱一点点希望，你不用责怪我。”

“不要再送花了好吗？我受不起。”

“好，我走了，请你谅解我，我对不起你，还有荷西，我——”

“毕葛（我叫他的姓），你没有侵犯我，你给了一个女人很大的赞美和鼓励，你没有要请求我原谅你的必要——”

　　“我不会再麻烦你了，再见！”他的声音低得好似在无声的哭泣。

荷西不知道马诺林单独来过。

过了一星期，他下班回来，提了一大纸盒的书，他说：“马诺林那个怪人，突然辞职走了，公司留他到月底他都不肯，这些书他都送给我们了。”

我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居然是一本——《在亚洲的星空下》。

我的心里无端的掠过一丝怅然。

　　以后单身朋友们来，我总特别留意自己的言行。在厨房里的主妇，代替了以前挤在他们中间辩论天南地北话题的主要份子。

　　家布置得如此的舒适清洁而美丽，我一度开办的免费女子学校放长假了。

我教了邻近妇女们快一年的功课，但是她们不关心数目字，也不关心卫生课，她们也不在乎认不认识钱。她们每天来，就是跑进来要借穿我的衣服、鞋子，要口红、眉笔、涂手的油，再不然集体躺在我的床上，因为我已买了床架子，对于睡地席的她们来说，是多么新鲜的事。

她们来了，整齐的家就大乱起来。书不会念，贾桂琳甘迪、欧纳西斯等等名人却比我还认识，也认识李小龙，西班牙的性感男女明星她们更是如数家珍；看到喜欢的图片，就从杂志上撕走；衣服穿在布包下不告而取，过几天又会送回来，已经脏了，扣子有被剪掉的。

这个家，如果她们来了，不必编剧，她们就会自导自演给你观赏惊心动魄的“灾难电影”。

等荷西买下了电视时，她们再用力敲门骂我，我都不开了。

电视是电来时我们唯一最直接对外面大千世界的接触，但是我仍不很爱看它。

　　在我用手洗了不知多少床单之后，一架小小的洗衣机被荷西搬回定来了。

我仍不满足，我要一匹白马，要像彩色广告上的那匹一样。

　　那时候，我在镇上认识了许多欧洲妇女。

我从来没有串门子的习惯，但是，有一位荷西上司的太太是个十分投合的中年妇人，她主动要教我裁衣服，我勉为其难，就偶尔去公司高级职员宿舍里看她。

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接不上袖口的洋装去请教她，恰好她家里坐了一大群太太。

起初她们对我非常应酬，因为我的学历比她们高。（真是俗人，学历可以衡量人的什么？学历有什么用？）

　　后来不知那一个笨蛋，问起我：“你住在哪一幢宿舍？我们下次来看你。”

我很自然的回答她们：“荷西是一级职员，不是主管，我们没有分配宿舍。”

“那也可以去找你啊！你可以教我们英文，你住镇上什么街啊？”

我说：“我住在镇外，坟场区。”

室内突然一阵难堪的寂静。

好心的上司太太马上保护我似的对她们说：“她的家布置得真有格调，我从没有想过，沙哈拉威人出租的房子可以被她变成画报里似的美丽。”

“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哈哈，怕得传染病。”另外一个太太又说。

我不是一个自卑的人，她们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我想，来了沙漠，不经过生活物质上的困难，是对每一个人在经验上多多少少的损失。”我慢慢的说。

　　“什么沙漠，算了，我们住在这种宿舍里，根本觉都不觉得沙漠。你啊——可惜了，怎么不搬来镇上住，跟沙哈拉威人混在一起——啧啧——”

我告别出来的时候，上司太太又追出来，轻轻的说：“你再来哦！要来的哦！”

我笑笑点点头，下了楼飞奔我甜甜的小白屋去。我下定决心，不搬去镇上住了。

　　沙漠为了摩洛哥和茅里塔尼亚要瓜分西属撒哈拉时，此地成了风云地带，各国的记者都带了大批摄影装备来了。

他们都住在国家旅馆，那个地方我自然不会常常去。那时我们买下了一辆车（我的白马），更不会假日留在镇上。

恰好有一天，我们开车回镇，在镇外五十多里路的地方，看见有人在挥手，我们马上停车，看看那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他的车完全陷到软沙里去了，要人帮忙。

我们是有经验的，马上拿出一条旧毯子来，先帮这个外国人用手把轮胎下挖出四条沟来，再铺上毯子在前轮，叫他发动车，我们后面再推。

再软的沙地，铺上大毯子，轮胎都不会陷下去。

弄了也快一小时，才完全把他的车救到硬路上来。

这个人是个通讯社派来的记者，他一定要请我们去国家旅馆吃饭。

我们当时也太累太累了，推脱掉他，就回家来了。这事我们第二天就忘了。

　　过了没有半个月，我一个人在家，听见有人在窗外说：“不会错，就是这一家，我们试试看。”

我打开门来，眼前站的就是那个我们替他推车的人。

他手里抱了一束玻璃纸包着的大把——“天堂鸟”。另外跟着一个朋友，他介绍是他同事。

“我们可以进来吗？”很有礼貌的问。

“请进来。”

我把他的花先放到厨房去，又倒了冰汽水出来。我因为手里托着托盘，所以慢步的在走。

这时我听见这个外国人用英文对另外一个轻轻说：“天呀！我们是在撒哈拉吗？天呀！天呀！”

我走进小房间时，他们又从沙发里马上站起来接托盘。“不要麻烦，请坐。”

他们东张西望，又忍不住去摸了我坟场上买来的石像。也不看我，啧啧赞叹。

一个用手轻轻推了一下我由墙角挂下来的一个小脚踏车的锈铁丝内环，这个环荡了一个弧形。

“沙漠生活，我只好弄一点普普艺术。”我捉住铁环向他笑笑。

“天啊！这是我所见最美丽的沙漠家庭。”

“废物利用。”我再骄傲的笑了。

他们又坐下沙发。

“当心！你们坐的是棺材板。”

他们唬一下跳起来，轻轻翻开布套看看里面。

“里面没有木乃伊，不要怕。”

最后他们磨了好久，想买我一个石像。

我沉吟了一下，拿了一只石做的鸟给他们，鸟身有一抹自然石块的淡红色。

“多少钱？”

“不要钱。对懂得欣赏它的人，它是无价的，对不懂得的人，它一文不值。”

“我们——意思一下付给你。”

“你们不是送了我天堂鸟吗？我算交换好了。”他们千恩万谢的离去。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在镇上等看电影，突然有另一个外地人走过来，先伸出了手，我们只有莫名其妙的跟他握了一握。

“我听另外一个通讯社的记者说，你们有一个全沙漠最美丽的家，我想我不会认错人吧！”

“不会认错，在这儿，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我希望——如果——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想看看你们的家，给我参考一些事情。”

“请问您是——”荷西问他。

“我是荷兰人，我受西班牙政府的托，来此地承造一批给沙哈拉威人住的房子，是要造一个宿舍区，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欢迎你随时来。”荷西说。

“可以拍照吗？”

“可以，不要挂心这些小事。”

“您的太太我也可以拍进去吗？”

“我们是普通人，不要麻烦了。”我马上说。

第二日，那个人来了，拍了很多照片，又问我当初租到这个房子时是什么景象。

我给他看了第一个月搬来时的一卷照片。

他走时对我说：“请转告你的先生，你们把美丽的罗马造成了。”

我回答他：“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人，真是奇怪，没有外人来证明你，就往往看不出自己的价值。

我，那一阵，很陶醉在这个沙地的城堡里。

　　又有一天，房东来了，他一向很少进门内来坐下的。他走进来，坐下了，又大摆大摇的起身各处看了一看。接着他说：“我早就对你们说，你们租下的是全撒哈拉最好的一幢房子，我想你现在总清楚了吧！”

“请问有什么事情？”我直接的问他。

“这种水准的房子，现在用以前的价格是租不到的，我想——涨房租。”

我想告诉他——“你是只猪。”

但是我没有说一句话，我拿出合约书来，冷淡的丢在他面前，对他说：“你涨房租，我明天就去告你。”

　　“你——你——你们西班牙人要欺负我们沙哈拉威人。”他居然比我还发怒。

“你不是好回教徒，就算你天天祷告，你的神也不会照顾你的，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涨一点钱，被你污辱我的宗教——”他大叫。

　　“是自己污辱你的宗教，你请出去。”

“我——我——你他妈的——”

我将我的城堡关上，吊桥收起来，不听他在门外骂街。我放上一卷录音带，德弗乍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充满了房间。

我，走到轮胎做的圆椅垫里，慢慢的坐下去，好似一个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