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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2003—2008)(1)

作者: 字数:2087 更新时间:2016/07/26

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2003—2008)(1)

 〖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2003年3月6日,就在朱镕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当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的双重营造下,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出现,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2003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暴发缺电危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为了应对“电荒”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就连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也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一千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为了满足国内无法遏止的需求,中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矿石、天然气等,所到之处,国际市场无不惊呼:“中国饿虎来了!”精明的国际卖家立刻形成联盟,集体抬价,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国内渤海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的消息,竟然让温家宝总理兴奋得一夜未眠。
 
    宏观形势的剧变立刻引起国内企业的骚动,于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一场浩浩荡荡的重化工运动又拉开了序幕。
 
    席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重化工浪潮中的,不仅有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企图冲浪的民营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后者几乎无不遭遇“滑铁卢”。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随着企业投资能源行业的愈演愈烈,宏观投资过热已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警笛终于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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