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2003—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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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7/26
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2003—2008）（1）
〖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2003年3月6日，就在朱镕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当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的双重营造下，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出现，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2003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暴发缺电危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为了应对“电荒”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就连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也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一千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为了满足国内无法遏止的需求，中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矿石、天然气等，所到之处，国际市场无不惊呼：“中国饿虎来了！”精明的国际卖家立刻形成联盟，集体抬价，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国内渤海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的消息，竟然让温家宝总理兴奋得一夜未眠。
宏观形势的剧变立刻引起国内企业的骚动，于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一场浩浩荡荡的重化工运动又拉开了序幕。
席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重化工浪潮中的，不仅有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企图冲浪的民营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后者几乎无不遭遇“滑铁卢”。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随着企业投资能源行业的愈演愈烈，宏观投资过热已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警笛终于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