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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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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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公布了它的主要内容，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月十四日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沫若一时顾下上这许多了，他感到弓拉得太紧了，实在需要稍稍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建国十多年来，他多次想回家乡去一下，却总因种种公务纠缠，脱不开身。这次他下了决心，先到成都，然后转回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谁能料到沫若在成都附近才考察了近两周，尚未来得及回到沙湾与姊弟们一晤，即于五月一日晚被北京来电召回了。显然，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哪儿还容得他回老家探亲？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年八月，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沫若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尽力“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而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六七月间，沫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被选为会议主席。七月四日他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讲话，强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反帝的文艺，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艺”。在讲话的第四、五部分，他还向各国作家代表们介绍了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说这是一场“保证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时，北京大学专门开辟出的屋子里，已经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因为毛泽东亲自下令要加以保护，他才未直接挨到批斗。①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彭真、陆定一、吴晗、田汉、翦伯赞等老战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沫若并非不清楚，可是既然党中央都批转了文件，要文化部等彻底干净地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沫若难道能公开唱对台戏吗？官样的文章必须照样做，不然特令的“保护”也会取消。沫若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生平最厌恶、憎恨虚伪造作，不过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想“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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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收获》1979年第5期。
　　②见陈明远：《怀念郭老师》。

　　八月，沫若两次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这位“接客先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强颜欢笑，激昂慷慨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内心深处却对这场突起的风云变幻，十分的捉摸不透。月初，正是他在上海时，数月前刚见过面、谈过心的叶以群，因忍受不住残暴的迫害而跳楼自杀了。接着二十四日，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他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也受不了侮辱与鞭笞，投河身亡了。夜晚，沫若独自坐在藤椅上，虽是八月“秋老虎”的天气，他却觉得阵阵寒气逼人，与立群默坐相对无言。他知道她在为老舍心痛得刀绞似的，为絜青牵肠又挂肚，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呜呼！当沫若获悉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这是他自一九六五年九月惊闻抱石突然病逝的消息后，又一次为中国美术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而悲痛不已。他只对秘书说了这样两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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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时慧：《怀念》，《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日，沫若是在参加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的活动，与接待外宾中度过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掀起所谓“一月风暴”，公开揭开了“夺权”的帷幕。四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见报了，这哪儿是在批什么反动影片，完全是为了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五月，《五·一六通知》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似乎已定。
　　沫若的“大局”也已定，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竟然删去了“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话，这对沫若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觉得凶猛的黑潮恶浪正在向自己席卷而来，他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于是在六月五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不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而且说：“请允许我把我的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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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这一年，沫若接受的又一大任务，就是给各个大学的某某战斗组复信，回答他们就《毛主席诗词》注释所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需要校阅他们的注释稿。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对待“红卫兵”小将可不能怠慢，他一直是谨慎行事，有求必应的。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沫若，它吞噬他心爱的儿子，也齿啮了做为父母的一颗伤透了的心。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沫若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一天！这天一清早，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在该校读书的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他有缺点错误，却真诚地知错必改。因此沫若也就特别疼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也尽可能常把世英带在身边。沫若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自然他也明白，当今的世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望着近乎癫狂了的立群，沫若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才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郭民英。他是世英的弟弟，一个有相当音乐天资的孩子，靠自学小提琴曾被录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由于觉得自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起步晚了，心情时常比较懊丧。不料，《内参》上刊载了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主席的信，其中提到郭民英把家里的录音机搬到学校里去搞“特殊化”，民英觉得精神压力更重了，便决心放弃音乐专业，到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去接受锻炼。他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快成了中共预备党员，然而，忧郁型神经分裂症的病魔日益猖獗地缠住了他，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沫若与立群只得将自己无以名状的悲哀，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写上爱子的名字和生卒年，让葱绿的竹叶陪伴着民英的骨灰；同时他们受伤的心灵还得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压力，沉重地颤抖着。①如今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的立群，再也经不住更多的刺激了。她只是重重复复地喊道：“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啊！”②她知道沫若晚上还要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沫若，要跟周总理提一提世英被绑架的事，无论如何得请求他营救无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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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86年5月13日郭平英复笔者信。
　　②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

　　晚上，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总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望着总理显得消瘦的面庞出神。恩来，这两年多以来把你累得够呛，寿斑骤然增添了这许多，你这脑袋里，一天要装下多少事，有多少头绪要你理？我怎么能忍心给你增加麻烦哩！世英啊，世英，别用这副冷峻的眼神盯着我，你最了解爸爸，会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向总理开口。你并不盼望会发生什么奇迹，但为什么要这样望着我？你以为儿子在吃皮鞭、棍棒，做父亲的真能无动于衷吗？外宾的谈话声、笑声虽然不断，沫若却感到要把握住对方话语的内涵真是太吃力了，比攀上一座高峰还要累。他实在很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总理、立群、世英的面影不时交叉又重迭在一起。他那本来就重听的耳朵，很难区别开他们三人的声音，恩来宏亮的嗓音、幽默的语调不时被立群伤心的喊叫所打断：“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是无罪的啊！”一会儿又被世英嘶哑的抗议所掩盖：“我没有罪！为什么不容许我讲真话？”带钩的皮鞭，苍白的脸庞，鲜红的血迹，母亲失神的眼，恩来脸上密集的寿斑，……一切在旋转，一切在倾斜，沫若竭力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才不致使自己滑跌下去；他也竭力紧闭自己的嘴，才免使“世英”的名字从自己心中飞蹦出来。外事活动结束，沫若在回家的路上怅然有所失，他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还是有所得，因为他今晚在天平上秤出了一个父亲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比重。
　　回到家中，虽然已是深夜，一家大小都还没睡，他们在等待沫若跟周总理汇报后的消息。当立群得知沫若根本没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的悲愤忍不住化成埋怨与责怪，冲着他而来了。望着情绪激动的妻子，沫若沉默着。对一个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孩子免受灾难的母亲，她的悲恸与绝望，他深深了解，一时既没有言语能安慰她，也没有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只是沉默着，过了好半晌，才吃力地迸出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得站起身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他不愿在妻子、孩子面前流露自己遏制不住的感情，是啊！再不能增加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了……
　　第二天，沫若想方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种什么都浑沌一团的日子里，连自己还是“保护”对象，他又有什么权力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能力解开那千头万绪的权力网中的疙瘩？
　　第四天早晨打听到世英关押的场所，由秘书王廷芳与平英等人匆匆赶到农大，然而世英已经被迫害含冤离开了人世，一个生龙活虎、雄辩滔滔、很有见地的青年，如今就这般永远闭上了嘴！他至死也没松绑，粗粗的麻绳竟嵌进了肉里。歹徒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当夜就草草将他的遗体火化了。当沫若听到这个噩耗时，神经中枢似乎都麻木了，一切就象在噩梦中似的。他神思恍惚似乎来到了关押世英的场所，那阴森森的气氛，就象《屈原》剧中关押三闾大夫的东皇太乙庙。年纪轻轻的儿子跟婵娟一样，如同暗夜里的闪电那样，明亮而急促地逝去了。但屈原还可以对着黑夜咆哮，吟诵他的《雷电颂》，而现在身为社会主义国家堂堂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沫若，面对某些人为他儿子所网织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却只能沉默无言，不能抗议，不能申诉，这是多大的不公平啊！
　　妻子立群则因过度悲愤，时而失声痛哭，泣不成声；时而痛骂那些目无法纪、嗜杀成性的歹徒；时而又呆若木鸡，只有间或一轮的眼珠才能证明她的生存，周恩来知道了这消息，赶来劝慰沫若夫妇。面对这真相不明的不正常死亡，特别是自己熟悉的年轻人的死亡，他也是十分痛心的，然而这样的事不是天天都在发生吗？作为总理的他只能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沫若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因此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只是从这一天起，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那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在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与儿子交谈的最好方式，也是寄托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泪眼昏花，不论手腕无力，他总是不停地抄写，作为历史学家的沫若，他坚信历史终将公正地给每个人作出恰如其份的评判，那时他手抄的这些日记，就会证明世英是含冤负屈而死的。孩子，你安息吧！同志们，你们安息吧！沫若时时手抚那些厚厚的抄本，想借此告慰儿子的亡灵，也安抚这两三年来接二连三被迫害至死的老战友的亡灵，请相信：历史的长河总有澄清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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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均参阅郭庶英等：《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五十六
　　历史跨进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狂涛中颠簸的中国，世界各国人士无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外事工作便又日渐忙碌。曾经好几个月都被闲置在家的沫若，这时又经常需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来接待外宾，并被派遣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沫若还曾在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骨灰告别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悼词，赞美她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一九七二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的日趋正常，以及紧接而来的中日建交等重大的外事活动，沫若总是与周恩来在一起，接待了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客人，和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朋友。中日之间结束了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状态，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这也是中日两国无数人士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沫若感到无限欣慰。这年秋天他作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以“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齿”的诗句表现“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更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衷心愿望。
　　特别令沫若感到兴奋的是，在那摧残文化的岁月里，当“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斩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化传统的时候，日本却于一九七二年春再度演出历史剧《屈原》，从一九五二年首次上演该剧算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仍由河原崎长十郎主演。这次演出，在日本也是经过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记得，一九六八年长十郎访问我国后即将离开北京之际，他跟沫若谈到自己回国后仍想上演《屈原》的愿望，当时的确使沫若感到意外，两眼紧盯着他问道：“您怎么看待我的《屈原》？”回答是：“我相信在现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肯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①沫若“嗯”了一声，没有明确表态。这一席话始终温暖着沫若的心，他深信将来总有再上演自己历史剧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虽然是由日本人来主演，不过这一事实昭示着：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是需要《屈原》的。
　　滋兰九畹成萧艾，桔树亭亭发浩歌。
　　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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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河原崎长十郎：《崇高精神的生涯》，见《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
　　②《沫若诗词选·〈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

　　这个信念给沫若屡受重创的心灵，带来慰藉与力量。沫若十分感谢长十郎等日本朋友，特地题赠上面这首诗，并曾捎信对“长十郎先生孤军奋战，不胜苦劳”表示慰问，“祝愿取得非凡的成功”。一九七三年，他邀长十郎等人再度访问中国，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再次表示亲切的慰问。
　　七十年代初的几年中，沫若又象当年在日本那样，以考古作为武器，争取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其实，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即使是沫若为了儿子民英、世英的死受到严重打击的年代，他也坚持工作，只要一听到哪儿在进行新的地下发掘，他总是马上不辞辛劳地赶到现场。一九六八年满城汉墓发掘时，沫若沿着崎岖的小径，居然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攀上了陵山山腰，亲自进入墓室参观指导。一九六九年夏，北京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元代和义门瓮门遗址，他马上来到现场，登临高达二十多米的城门楼上，细心察看城楼南壁上元代至正年间的墨书题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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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七○年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沫若派科学院考古所同志去成都凤凰山明墓进行发掘。翌年六月，又受总理嘱托，召集在北京的十三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故宫重新开放，逐句讨论、修改《故宫简介》初稿。老朋友们多年来彼此间因“文化大革命”都断绝了来往，这时重新相见，百感交集。会后他亲自总成这份稿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提了修改意见，最后才审定通过。①这些事情并不重大，但在非常时期能有这点事做做，且能取得小小的胜利，沫若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偌大的中国，考古、历史研究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七月间，经与文物考古部门负责人商量后，沫若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批准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并提出《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这一炮又打响了，沫若终于争得了出土文物到国外展出的机会，便亲自设计了展出方案，审定陈列展品。②工作越忙，他越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阵地上是有力量的，事实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与发扬，再也不能被延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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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仲超：《德业难忘》，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文物》1978年第9期。

　　一九七二年，沫若为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的刻辞作了考释，对陕西西安南郊出土的日本银币“和同开宝”作了考定，为山西发现的侯马盟书的新石筒和玉片进行考释，同时对自己旧作的不确切之处作了补正。他将这些论文连同上一年年底所著《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及《〈坎曼尔诗签〉试探》等论文结集在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版，题为《出土文物二三事》。这年冬，他又为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陈列的屄敖簋上字迹已模糊难辨的铭文作了考释，确定了该簋的年代和制器主人的身份。翌年春，又为陕西兰田出土的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青铜“永盂”铭文作释，并亲笔将释文写成一寸见方的正楷，列于盂旁，供参观者参考。由于意识到考古在这时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沫若又挤出时间来重操旧业，终于取得了新的收获，他觉得自己的笔，总该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尽量多留下点什么。
　　光自己发挥作用是不够的，沫若认为还要关心和支持同行业的朋友与后进。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就接受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甲骨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得以重新恢复，他感到很欣慰，特于一九七三年给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厚宣写信说：“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沫若顶着“四人帮”对知识分子挥舞大棒的压力，他还到处打电话寻找胡厚宣，想直接跟他谈谈，因为没有找到人，又设法捎信给他，希望他一要趁年富力强，赶快将自己的旧作整理出版，二要努力培养接班人，保证自己的工作后继有人。①这些话象春风一样，温暖了编委会同志们的心。至于对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接受任务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在它被“四人帮”解散和查封时，沫若于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地通过秘书王廷芳表示了愤慨和对同志们的关怀，给了大家鼓舞和力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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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厚宣：《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尹达：《革命精神永世长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在“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为了怕彼此受连累，连亲人、朋友间的正常往来都中断了，一个个都被迫蛰居在自己的蜗庐里，受着寂寞的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沫若虽尽力去温暖朋友、同行们的心，但他自己何尝不感到寂寞。因此一九七三年五月，当家乡乐山文管所负责同志因公出差去北京，到沫若家中去看望他时，那天他便分外地高兴。他翻着客人带来的实物，看到自己少年时代在“嘉定府官立中学堂”的成绩单上面，算术、经学、英语等学科都在九十分以上，而“修身”（操行）却只得了个“三十五分”时，禁不住摘下了眼镜，仰面哈哈大笑起来。立群看他笑得这么欢，好久都没见他这样开怀大笑了，不由得感到由衷的喜悦。谈话中他还关心地问起家乡乐山的大佛寺、乌尤寺、龙弘寺的石刻，老宵顶、千佛岩等地的文物保护情况，幸喜乐山的大佛总算没有毁掉。他感叹道：“要知道这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啊！”是啊！只有最愚蠢的不肖子孙才会连这些也要一概砸烂。砸烂容易，可是以后又怎么补救呢？最后，沫若还应邀提笔为家乡的名胜古迹题了字，回想起四年前因毛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要题字”，所以长期来他连字都不敢题了，不禁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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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黄高彬：《家乡人民的怀念》，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五十七
　　政治风云仍然变幻不定，处身这样的年代，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沫若认为在“风浪”中只有紧跟、依靠“舵手”，才能确保自己不迷航、不落水。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写诗颂“太阳出，光芒四射，欢呼雷动”，斥“大工贼，黄粱梦；帝修反，休放纵。”①到了一九七○年七月庐山会议后，他又写了《西江月》词，批判陈伯达：“地球依旧运转，庐山不见炸平。‘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有诗认定。”②就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他也有意迎合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书中过于扬李抑杜，有些认识明显地与他过去的看法是相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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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见《沫若诗词选》。
　　②《沫若诗词选·西江月》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林彪一伙妄图抢班夺权的野心家面目愈来愈暴露，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向。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恩来通宵未眠。次日清晨他去西郊机场，为宾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民族政府、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团送行，他们将由沫若夫妇陪同去西北地区访问。飞机临飞时，恩来突然大声喊叫：“郭老，快下来，飞机要开了！”幸好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了总理，是他亲自批件决定由沫若夫妇陪同宾努去参观访问，恩来这才笑着挥手示意他们快走。在机上的沫若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恩来今天是怎么搞的。到了新疆后不久，沫若听到了传闻，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仓皇驾机叛国私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他这才搞明白恩来为什么那天会在机场犯糊涂，总理实在太紧张、太辛苦了。
　　九月二十三日，沫若和立群陪同宾努等人回到北京，即由组织上正式向他传达了“九·一三”事件，这对沫若当然震动很大。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不顾疲劳，经常代总理接待外宾，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十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和立群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立群拉着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是的，年龄毕竟不饶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的沫若，要爬上长城谈何容易。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沫若积劳成疾。十月中旬，他本被派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终于病倒在新疆。①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比病魔可怕得多，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沫若预感到这是不吉祥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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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均据笔者1986年6月25日访问王廷芳谈话记录。

　　果然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下去，妄图发动对沫若的公开批判。是毛主席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并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恩来。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立群：“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大张旗鼓地“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这样的乌云滚滚而来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象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江青在会上就诬蔑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些毒如蛇蝎般的语言，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象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舌噬，“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
　　晚上，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前海西街十八号沫若的家，沫若不愿说话，立群面临这又一次袭来的风暴，真不知怎样安慰老伴是好。就在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探望，对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具体指示有四条：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在场的人听了总理这无微不至的四点指示，无不感到他对革命老同志的真挚感情与爱护，这与“四人帮”一伙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沫若听了这话，酸甜苦辣万般感触都掺杂在一起了。自己不能为恩来分挑一些担子，却要他在如此繁忙之中一再为自己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沫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①回想总理在大会前后也曾亲自来看望两次，多少年的老战友肝胆相照，何况他还是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怎么会不了解沫若呢？因此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著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熨贴了沫若受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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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副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批评沫若骂了秦始皇，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纠缠不清，妄图压沫若检讨，压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清楚历史和人民是他最好的证人，对历史发展起过作用、为人民所欢迎的著作，最终是无法用权力把它们从人民的心窝里剜去的，况且毛主席就曾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他相信几个跳梁小丑能一时搅浑了水，毕竟不能阻拦历史长河的流淌。二月十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沫若，她也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摄制的记录片《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周总理。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跟她答话。这场“疲劳轰炸”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直到天已大黑了，江青才走。沫若感到五中如焚，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再也受不住这样的摧残，当夜他就发烧了，由于疲乏到了极点，他希望当晚别把他送往医院，但大夫上门诊治后，坚持非送医院不可。待住进北京医院，他已烧得神志不清。①从此肺炎这病魔一直紧紧攥住了沫若，前后进出医院十多次，住在一○一病房的时间远比在家中的时间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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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王廷芳：

　　《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
　　周恩来知道了沫若的病情，马上指示大力抢救，并经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看望。江青等人第二天也来了一点小恩小惠，意图拉拢，沫若看清他们一打一拉的手腕，根本不予理睬。他一不做检讨，二不写文章，甚至连短短的旧体诗词也不再发表，完全沉默了，因为他已洞察了“四人帮”的阴谋，觉得再也不能玷污自己的史笔了。甚至连五月一日的庆祝活动，也因情绪不好，不愿看到那一帮人的无耻嘴脸，所以不想勉强去参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散布谣言：郭沫若有问题，郭沫若被捕了，郭沫若死了！……谣言传到沫若的耳朵里，他对大夫说：后悔不该不去参加一下“五一”的活动，否则可堵住造谣者的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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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刚从日本返国的安娜知道沫若身体不好住院多时，特地带了女儿淑瑀赶来看望他。多年不见，此中原委两心知。她带来了许多这次去日本拍的市川故居及周围环境的照片给他看，告诉他哪些地方还保持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了，亲自栽种的树木长得如何如何了，沫若兴致勃勃地听着，好象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居住过的屋子。①最后，她和女儿按照日本的方式，双手放在膝盖上向他行了告别礼，沫若躺在病榻上无法还礼，只能用深情的目光把她们送到门外，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俩最后一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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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王廷芳1986年6月23日复笔者信。

　　沫若的身体时好时坏，经常出入医院，对北京医院给中央送去的沫若病情报告，周总理总是不论工作如何繁忙，也要详细审阅。当沫若病情出现异常现象时，总理都通过自己的大夫了解情况，及时指示要慎重用药。毛主席也曾派人前来探望，并向沫若要去了他的《读〈随园诗话〉》备阅。这些温暖的关怀帮助沫若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袭来的病魔。同时，沫若也一直十分惦记着恩来的健康状况，近来由于自己不断住院，而总理又忙于国内外的大事，他们不可能常常见面了。但只要报上一出现总理的照片，沫若就要拿来端详半天，见恩来日益消瘦的面容，他心里十分不安。后来知道总理因健康状况欠佳，都不能接见外宾了，沫若常为那牵肠挂肚的思念而热泪盈眶、老眼昏花。恩来啊，你可要为中国人民多多保重，人民需要你！从报上看到恩来有时偶然能在医院中接见几位外宾，这消息能使沫若兴高采烈好几天。沫若情绪的水银柱，与总理的病体紧相连。
　　沫若最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他卒然感到象有一根巨大的冰柱向他打来，整个身体都被压住了，心儿冻住了，脑袋震呆了，一切思想活动都已停止，只有“总理死了，总理死了”的声音在轰鸣。护理人员和秘书只见他坐在临窗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痴呆呆的，他们喊他，搓他，揉他，全无反应，要想扶他站起来，也直不起腰，好不容易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了，他也不会行动。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休息，好半天他才从完全木然的情况下渐渐甦醒过来。恩来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他是不会走的，……往事如烟云一样在沫若眼前浮荡起来：在南昌起义的路上，是他热情地接待了遭抢挨打的沫若；在庄严的党旗下，是他介绍沫若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是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为沫若谋划出路，毅然决定送他去日本；在武汉、长沙、重庆每次面临艰难险阻时，又是恩来象一棵大树一样，庇护着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把来自延安的甘露洒向他们的心头；在建国后的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里，沫若曾无数次伴随恩来一起出席国内外的重大会议，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礁石；在“文化大革命”的蹉跎岁月中，又是恩来为保护革命同志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绞尽了脑汁，榨干了心血……沫若晃晃悠悠地从漫长的回忆中走回来。恩来啊，你为人太宽厚，一切只想等候、等候，可是你最后等候到的却是自己的逝世，千百万善良的人依旧没能逃脱“劫难”，沫若感到自己的心在抽搐。然而，总理毕竟是伟大的，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就此消逝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沫若胸中诗潮在澎湃，他要求医务人员重又将他扶到书桌旁，含着满眶的热泪和一腔的爱与憎，用颤抖得几乎写不成形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字句。
　　第二天沫若不听任何人的劝阻，无论如何也要去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他步履艰难，勉强由人们搀扶着，向恩来行了鞠躬礼。他双眼紧盯着恩来的脸庞，想要看得再清楚些，但昏花的老眼今日格外迷离；他想跟颖超说上几句知心的安慰话，但干涩的嘴唇徒然开合，发不出一点声音。没关系，战友们的心是相通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只是见到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恩来遗体告别会上的丑态，令他气得肺都要炸了。回医院后，他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只得把无尽的哀思熔铸成诗句，几经斟酌，十三日写下了七律一首：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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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沫若诗词选·悼念周总理》

　　沫若知道这样的诗在当时是不能发表的，因为家属、秘书、医务人员已给他带来种种个人气愤的消息：“四人帮”不允许老百姓开纪念总理的追悼会，甚至不允许刊载悼念文章，却以大批判文章充斥了报纸的版面！不过没有关系，“盛德在民长不没”，丑类们的倒行逆施只会更加暴露他们自己，有助于擦亮人民的眼睛。
　　十五日下午，沫若抱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被推进纪念的灵堂的，到该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一点没有力，两位同志左右挟着他都站不起来，沫若急得一身大汗，他咬着牙命令自己：“站起来，必须站起来，我一定要站着向恩来致哀！”是的，他要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他也要向“四人帮”显示一下：恩来是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战友们还挺立着，并没有倒下。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并昂然将弯曲的腰尽量地挺直，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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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自从恩来逝世后，谁也不敢在沫若面前提起总理的名字，一提起，他悲痛之情就难以抑制。这沉重的打击使他的病体又出现第三次危机，好不容易度过了难关，可是再也不可能康复如前了。这年的五月一日，他身体稍有好转，便参加了庆祝活动，与首都群众、各国朋友一起游园联欢。这也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怕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谣诼会再蜂起。八十多岁高龄的朱德也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谁知仅仅相隔两个月，平日相当健康的朱老总竟染上重病，不幸于七月六日溘然与世长辞。沫若回想起北伐途中在南昌朱德家，他连夜赶写了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抗战初期在武汉他与匆匆从华北前线飞来的朱德促膝谈心；一九三九年返故乡，他在凌云山尔雅台上曾赋就怀念朱德的诗篇。往事历历在目，而转瞬间友人又已成古人，现在沫若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前往医院，与永别的战友见上最后一面。能瞻仰到遗体的象范文澜、陈毅、周恩来、朱德等还算是令人欣慰的，还有多少朋友连看上一面都不可能……这一幕幕的惨剧实在不堪回首。
　　沫若正在惊魂未定、余痛未消之际，九月九日毛主席又相继去世了，这噩耗简直令沫若难以置信。大半年之内，一根根擎天柱都折断了，沫若一次又一次堕入悲痛的回忆之中。他实在不愿回想也不敢回想，然而在一个个不眠之夜，他总还是不能自已地想起他在广州林伯渠家中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于武昌的分手，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国共和谈他们重又欢聚，至于建国后两人经常以诗词酬答，相互改诗、论诗的情景，更永生难忘。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写给沫若的信中曾激励他研究太平军的经验，这件事他始终放在心上，也曾积累了一些资料准备着手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计划未能实现，沫若想起来就感到是一大遗憾，至今未能完成主席的嘱托。①如今主席逝世了，自己又病倒在床，看来这辈子也难完成这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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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怀着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对毛泽东逝世的巨大悲恸，沫若不仅抱病瞻仰了主席的遗容，而且勉力参加守灵。望着安详地躺在鲜花松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的毛泽东，沫若似乎难以相信主席大脑已中辍了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从今以后，中国革命将依靠谁？靠每一个中国人！想到这儿，不管两腿颤抖得多么厉害，不管浑身多么松软无力，他不断地咬着牙鞭策自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挺得住啊！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沫若登上天安门，参加毛泽东同志的追悼大会，随着庄严的哀乐声，他在心中酝酿了两首《悼念毛主席》的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
　　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
　　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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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改题为《毛主席永在》，见《沫若诗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