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十九
　　大革命失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猜测郭沫若的去向，有的说他早就琅珰入狱，有的说他已经血卧疆场，谁会想到他竟隐姓埋名，又悄悄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在神户与家人会齐，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去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的娘家。
　　久违了，东京！这个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几乎溃灭的都会，现在又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日本人誉为“火中再生的凤凰”，沫若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东京的市容对他说来已经不那么熟悉了，但听着满街踢哒的木屐声，他感到无限的亲切。东京！你曾为我和安娜作了美好的“嫁接”，如今枝蔓上已经“果实”累累，可是自己多年来却未曾好好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似乎有些愧对你这“月下老人”。一种补偿的急切感追迫着沫若，必须赶快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好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了。他想起北伐前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结交过一个叫做村松梢风的日本朋友，目前正在东京编辑《骚人》杂志，不妨找他想想办法。村松热情接待，并辗转拜托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向市川检事樋口打了招呼，最后沫若由樋口陪同见了当地警察局局长，说明了来此地寄居的缘由。于是，沫若和安娜才得以从东京品川区花子娘家搬到了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最讨厌的是，沫若同时还受日本宪兵的监视。这些家伙身穿马裤、脚套长统马靴，来时必定吆五喝六，耀武扬威，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躲在父母身后，沫若一见到他们就感到一阵恶心。经常光顾的是一个恣肆横暴的宪兵中士，总是不打招呼就径直由后门闯入，有时还从甬道跨过栅栏窜进正屋。按日本的国法，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一天，沫若忍无可忍，不得不予以干涉，中士居然咆哮如雷：“怎么样！？我就是奉命来看管你的！”沫若亦不甘示弱，喝道：“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你犯了你们的国法！”后面这句不说犹可，一说出来反而给对方抓住了话柄，遭到了一番奚落：“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似万枝利箭穿心，沫若心头一阵又一阵绞痛，却只能紧攥着直冒冷汗的拳头。有什么好分辩的呢？趾高气扬的鬼子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耍威风，是因为他的同类正在中国境内横行，前不久发生的“济南惨案”，不知有多少同胞被他们奸淫杀戮，听说单单躺在血泊中的就有五千余人，连中国政府特派交涉员也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而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抵抗。小日本鬼，暂且记下你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更不会忘记你对中国欠下的一笔又一笔血债，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的！
　　就这样在日本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沫若重又钻进书斋埋首著述。新居的书斋是他的宝地，虽然只有四席半面积，但是蜗居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种种的不愉快，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问题上去。继《易经》之后，现在他又专攻《诗经》和《书经》，撰写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之后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的痕迹。
　　“自操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虫”，他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一部又一部古籍的研究和探讨上，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不过并不心满意足。因为这毕竟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他的心底里企求的原是更多的实际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新春伊始，他在给友人张资平的信中说：
　　我可以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都是因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们是单身，无论怎样冲，我们都冲得来的，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不过我们尽管不能作怎样轰轰烈烈的活动，我们的志趣操守总是正确的。①当此革命低潮时期，沫若根据形势发展和具体环境作出了新的努力，既注意保存实力，又积极充实自己，确实表现了志趣操守的坚贞不移。他要在这块新开拓的领域内，用智慧和汗水竖起一座辉煌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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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资平：《读“创造社”》，见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月版《创造社论》。

二十
　　在江户川的铁桥上，常常会看到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从东往西走着：前者方额广颐，一身和服，大大咧咧；后者身穿黑色制服，手上拎着一只提包，小心翼翼。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大亨带着跟班出门办事，其实这是刑士在跟踪郭沫若，他之所以为被监视者义务拎包，目的在于为了防止对方溜掉。一九二八年九月初，这一“主”一“仆”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东京城里。沫若走进文求堂书店，打听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店主田中庆大郎随手递给他两本《殷虚书契考释》。他喜出望外，可是一看书价要十二元，而自己的腰包里总共不过六元多钱。怎么办呢？承蒙田中庆大郎指点，可以去藏书丰富的东洋文库免费借阅。这当然必须有人介绍，沫若有幸找到过去在广州相识的日本新闻记者山上政义，在他的帮助下请作家藤村成吉出面，让沫若借用山上政义在中国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联系，终于取得同意，能够在一两个月内读完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而且把关于中国境内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全都翻阅了一遍。
　　沫若潜心于《诗》、《书》、《易》的研究，怎么会转到甲骨文、金文上来的呢？因为他对那些研究对象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觉得《诗》、《书》、《易》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古籍，但那是在世上流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入之见掺杂在里面，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多次的翻写，尤其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在这样的古书上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实在难免有海市蜃楼的危险。他要寻找第一手资料，即未被后人加工过的、确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自然要找最可靠的考古发掘所得的地下材料。想起一九一九年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期间，曾为日本和国内报刊上介绍的殷墟出土文物所陶醉，一度兴致勃勃地研读过所见到的甲骨文照片和摹本，可惜未曾识得几个字。如今翻开罗振玉（1866—1940）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沫若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这些文字原是商周时代王室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可识的汉字中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体系，读不懂就休想揭开其中的秘密。结果靠了王国维（1877—1927）《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化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他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几千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图画一幅幅展现在眼前，仿佛看到殷代的人们饮酒射猎，在山野丛林中与野兽搏斗的情景。他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甲骨文就如同一盏神灯，帮你打开了门，引你走上那探宝的神秘的曲径。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生往往猜中的最多，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事情是这样的：郭家的饭桌上一般不备酒，因为安娜怕丈夫嗜酒饮过量对身体不好。但他们家却从未断过酒，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总是放着一瓶。一天一天地酒在减少，谁也不追究是谁喝掉的，一旦酒瓶空了，安娜又会重新摆上一瓶。原来沫若总是趁没人看见的时候，跑到厨房去干上一杯过过瘾。博生便钻空子，也时常偷偷去呷上两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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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菊地三郎：《郭沫若先生流亡十年拾零》，1986年《郭沫若研究》第2辑。

　　诚然，甲骨文字之学大抵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两大宗师，沫若对他们极为推崇，但又认为他们未能摆脱陈腐的封建观念，诸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之类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笔端，这当然会影响他们治学的科学性。至于一般古文字学者，平素更缺乏科学的教养，对绝好的史料往往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不过是一些材料的杂揉，沫若戏呼之为“纸上的杂货店”，对此他当然很难满足。他的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罗、王等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他觉得：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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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未知友”以帮助。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①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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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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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交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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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精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甲骨青铜余事耳 惊看造诣敌罗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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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文坛杂咏》之二，见《枷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竟成，其造诣果真令人吃惊：一九三二年一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八月、十一月，《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又相继问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月，《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名刻汇考四种》亦陆续发行。这些书稿都是由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的，初版册数不多，一般每种只印五百部，输入国内为数更少，坊间倚为奇货，许多史学工作者竟相购阅而不可得。在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大郎的眼中，郭沫若的前途真是无可估量，一度想认他作乘龙快婿，未成，又把次子田中震二托付给他，拜在他门下攻读中国古文字学。
　　沫若于甲骨彝器之研究可谓费尽心机，许多古文奇字都被他天才地辨识了。罗、王诸家曾以阙疑、待问相号召，以待能者冰释，而今沫若一再揭榜呼应。在他看来，人患不知用心，倘若知道用心，有如国际间谍，虽密码电报亦有法破之，何况祖先所使用过的文字。当然，这并非说在他面前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所感慨的只是，有些学者对于难题往往未经苦思就以其难而弃置一旁，这太没有出息了。《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全书录成后，他在序中倾吐了这类肺腑之言：
　　并世学者多优游岁月，碌碌无为，其或亘数年而成一编者，语其内容则依样葫芦，毫无心得，略加考释，即多乖互，而彼辈乃动辄以阙疑、勤慎自矜许，而讥人以妄腾口说。呜呼勤慎，呜呼阙疑，汝乃成为偷惰藏拙之雅名耶？余实不敏，亦颇知用心，妄腾之讥在所不免，阙疑之妙期能善用矣。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二十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统治更加趋向反动，经济生活也很不稳定。中国境内亦同样如此，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二月连创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闭。郭沫若好比夹在两块板中间的一团肉，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原先创造社承担按月接济的生活费从此断绝，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价暴涨，一时简直难以应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为了顾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专门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而必须分出精力兼搞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什么呢？直接描绘祖国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嘛，显然不可能，那么就从追记自己往日的经历中抒发眷恋祖国人民的情怀吧。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回忆散文，就象大渡河由于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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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的童年〉后话》

　　至于翻译，对沫若说来倒是更符合他心愿的快事。从知名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乐此不疲，确有无限的情趣。美国作家辛克莱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的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深深地打动了沫若，觉得自己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保罗等人的命运使他牵肠挂肚，虽然他不满意在辛克莱的作品中，追寻不出苏俄新兴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意识，不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勇敢的暴露了，强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暴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①，因而他将这三部小说都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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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写在〈煤油〉后面》，见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版《煤油》。

　　早年瞿秋白曾劝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沫若虽有意却一直未遂心愿，现在有时间重新考虑了，恰好上海文艺书局也托人来交涉翻译这本书的事，尽管他有难处，但主要为解决生计也就答应了。这次的译事相当艰巨，因为他不懂俄文，是从德译本转译开始的，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后又改用英译本为蓝本。由于书局急于出版，他只好边译边寄，书局则边印边出。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第一分册诞生，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第三分册问世，书局出于营业困难竟戛然而止。这时全书只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还有部分译稿寄存在内山完造那里，当然已无须转交文艺书局，沫若被迫也只好立即停笔。
　　除文艺作品之外，这期间沫若还翻译了给过他不少教益的德国米海里斯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歌德的《真实与诗艺》，以及英国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等著作。有意思的是，沫若当时的译著，出版时署名有时被换作了别人的名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后，不久坊间即出现了另一种版本，封面上居然标着“李季译”。这位曾留学德国后来参加了托派组织的史学家李季，其本人当然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书局企图借用他的大名以逃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可见当时“郭沫若”这个名朋字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有一次，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友告诉沫若，国内反动当局在拿他的作品来测量青年们的思想，凡是喜欢读他的著译的，往往遭到反动当局的杀害。沫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迭问：“真有这回事吗？”朋友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有这样的事，而且我曾亲眼看到在长沙为了一部《橄榄》，杀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至于为《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杀的，也不知有多少。”①听完这话，热血直往头部涌，沫若觉得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橄榄》，滴着鲜血的头颅，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稚气的脸，一具具失去脑袋的躯体，它们在旋转，倾倒，都压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没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气无力，只是在喃喃自语：“笔！我的笔！重！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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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记》，见黄人影编、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坛印象记》。

　　一九三○年，沫若还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长篇小说《同志爱》，后定名为《骑士》，是歌颂北伐中的一位女战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黄慕兰。篇幅在十万字上下。这部书多少弥补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一九二九年，高尔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写成一部小说，希望有中国的同志和他协作，朋友们推荐郭沫若去，遗憾的是沫若终因种种羁绊而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自此，高尔基的那个意趣时时挑逗着沫若，多少个熟悉的面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多么沉重的对牺牲了的同志的缅怀，不时缭绕心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中国那段光辉的历史形诸文字。于是他一鼓作气地写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时又创作了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骑士》。
　　在此前后，有人曾将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也有人将郭沫若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沫若认为这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情况，难道中国的作家不跟外国的名家相比较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身价？如果一定要比，“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称号只有鲁迅才配。对于鲁迅的伟大，郭沫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次来日本不久，曾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声浪相呼应，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当时可谓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觉得唯有这样才痛快，可事后却深感内疚、羞愧，甚至不愿向朋友提起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历史上的这一笔是涂抹不了的，怎样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只有借一切机会来作一些自我批评。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
　　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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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一九三○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阿英曾就此事写信向沫若征求过意见，沫若即回信表示支持。三月二日，由鲁迅与郭沫若、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沫若无法直接参加成立大会，他在心里遥祝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从此开创了大联合的新局面。作为“左联”的一个忠诚的盟员，他特地献给新团体一份礼物，即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将该书版税用作联盟的基金。
　　不到半年时间，北平、东京等地都成立了“左联”支部，同时在上海还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沫若为文化界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振奋，他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好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赴欧洲路经东京时，为帮助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一千元。一九三○年九月，沫若和安娜就用这笔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下了二六七番，从此定居在这里。①这是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前者还长有肉质根，后者是块茎，都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②看着妻子儿女们的劳动成果，沫若常为之动心，他不愿做闲士惰夫，便于读书写作之余，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特别是这株大山朴，是他在庙会上花了一元五角钱买来的，他更为珍惜。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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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朱长滨：《安娜老人谈郭沫若、成仿吾》，《老人天地》1985年第3期。
　　②1982年11月16日承蒙郭和夫面告笔者：“父亲、母亲最喜欢吃牛蒡、蒟蒻，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③辛文芷：《泰山木和诗碑——访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和故友》，1978年7月5日香港《大公报》。

　　新居的环境堪称地利人和，这里的邻舍对佐藤家非常友好。为图孩子们出入方便，邻人特地把两家中间隔着的篱栅锯开了一个通道。出门不远有一条公路，对面松林覆盖的浅山是附近村里人的公墓。沫若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脑海里不知多少回翻腾过这样的念头：“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①当时的感受，直到二、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长松荫古墓，孤影为流连。
　　故国正涂炭，生民如倒悬。
　　自疑归不得，或将葬此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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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芍药及其他·影子》
　　②《访日杂咏·别须和田》，见《骆驼集》。

　　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完全改变沫若的心境，他忘不了自己是流亡到江户川畔来的不速之客，刑士对他的盯梢一刻也没放松过，连篱栅处打开的那个通道都被注意到了，居然怀疑这是他偷偷开辟的逃路。困居在如此不自由的小天地里，他每每挥舞破毛笔，借抄录庄子的《逍遥游》等古籍以明志。一九三一年初夏，炎热的天气早早来到岛国，沫若又卷起衣袖铺开纸张，学用隶书工工正正地写道：
　　方地为车
　　员天为盖
　　长剑耿耿
　　倚乎天外
　　右节录宋玉小言贱语
　　破笔不能成字可笑
　　辛未初夏
　　郭沫若
　　沫若觉得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受日本警察凌辱的朝鲜人一样，他们也有祖国，然而自从惨遭日本侵略者大屠杀逃亡到此地之后，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隶，天天起早摸黑做苦工也填不饱肚子，却还要被指控为偷这偷那，甚至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吃人肉。有时沫若抱着孩子到工地去，看他们为人家推车运土填沼泽打地基，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为他们抱不平：“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①
　　当年对征服朝鲜已经露出了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又妄图在中国领土上制造同样的惨剧。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将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而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绝对不准抵抗。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大好河山一片一片沦陷，心中无限悲伤，恨不能立刻回到母亲的怀抱，再一次投笔从戎。可惜报国之心无处诉，他只能在致北平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白一二：“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惜无壤流可报耳。……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能来旧都奉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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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归去来·鸡之归去来》
　　②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116页。

　　真能实现归国的愿望吗？沫若心中并无确切的把握。想想自己原是个被赶出国门的人，现在又受着敌国鹰犬的监视，要获得归国的自由谈何容易！展望前景，归途冰雪弥漫，感叹之余，成五律一首：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貆损，顿感泪痕幽。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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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有国归不得的郭沫若，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度着流亡的生涯。
　　岁月的轮子碾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牵动沫若忧愤的情思。继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又悍然攻占了沫若早年赴日途中经过的山海关，不久魔爪即伸向热河和河北。三月，我驻守喜峰口的官兵奋起反击，全国各界闻讯争相支援抗日前线。对国内情况十分隔膜的沫若，只能从日本的报纸上将正面报道当作反面消息看。当他推测到喜峰口战役大捷时，好象亲临卢龙山下、濡水之滨，目睹长城一带狼烟滚滚，胸中怎能不翻卷洪波巨澜？他提起多年来从不离身的笔，心驰神往，情不自禁，顺手在抄录甲骨文的稿纸上写下一首七绝：
　　濡水南来千里长 卢龙东走塞云黄
　　毫端怪底风云满 望断鸿图写故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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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叶簇：《祖国情深风云满纸》，《星星》诗歌月刊1984年第5期。

　　然而，人毕竟是最复杂的动物，“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郭沫若当然同意狄德罗的这句话，而且他绝不否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忧患深如苍海之际，他还有另一种难于向人启齿的隐私，即由于个人行为不检点而酿成的祸害。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致小野寺直助的信中说：
　　且说我万分惭愧和悔恨的是，今年三月末一时寻开心，由仅仅一次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外表尚无显著表现）。在此期间，我传染给了妻子。她忍耐了很久，但是现在病势已经相当严重，症状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今天早晨开始自行检查了小便，发现有多量菌丝和类似之物，至此才感到吃惊，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真是自作自受。我不忍心看着妻子熬受病毒之苦，所以想尽快彻底治疗，已请当地妇产科医生看过。现在非常希望能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如果您在东京或千叶有知交，拜托您能为我们介绍这样的妇科医生。恩德无量，不胜感激之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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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信为日文，现存小野寺直助的女儿小野寺和子处。郭沫若落款标示的日期为11月1日，信封上的邮戳却是10月31日。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沫若夫妇的病才得到了根治，尽管沫若自己也曾一度很悔恨，但终究不及安娜那样认真和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