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渡瀛洲

四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六日，郭开贞到达天津。一路上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轮船、乘火车，饱览垒垒高山、漠漠平林、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的风光，似乎不无新奇之感，但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北国的萧条和凄凉。大概时令的交冬更助长了青年人的伤感吧，耳闻火车“呜——呜——”的鸣叫声，他觉得这是黑色巨龙“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好象是一曲古代文化摇篮的葬歌。由于当时尚未存心学医，同时去军医学校参加复试后又感到不满，所以他没有等到揭晓，就往北京投奔正在做川边经略使驻京代表的长兄去了。北京之行，成了郭开贞“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①，因为在这里，由大哥橙坞决定托友人张次瑜带他去日本留学。“久欲奋飞万里游，茫茫大愿总难售。”②他未曾料到如此好事竟成于一旦，真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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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
　　②《寄先夫愚》，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郭沫若少年诗稿》。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在昏暗的北京站月台上，开贞深情地望着大哥黯然失色的脸，彼此相对无言，他心里在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列车沿着京奉铁路穿过山海关，开贞目睹盘绕万山的高峻城垒，想起明末经略使诸公坚守关隘的英雄气概，实在叹服古人志节和才力之伟大。而今“天下第一关”关门大开，帝国主义强盗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怎不叫人担忧和心寒？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们改搭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下子更好象跨入另一个国度，因为安奉铁路沿线广阔的土地早已“租借”给日本，一切全由人家摆布。车过安东（今丹东），向这不是国境的“国境”告别，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愿我学归来，仍见国旗鲜。”①可是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倒好象安奉铁路上的两股轨道，是通向苦难的深渊，还是驰往幸福的彼岸呢？开贞陷入了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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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代友人答舅氏劝阻留学之作》，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从朝鲜渡海登临瀛洲，已是一九一四年初。开贞对这块陌生的国土，处处感到新奇和狐疑。在码头上，他曾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杂沓的马蹄声，想来不禁失笑。他暂时寄居于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全身心都扑在学业上的郭开贞，青春的活力有了发挥的正当场所，因此连往昔苦闷期间引以为友的烟酒都戒绝了，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①
　　功夫毕竟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月的勤苦学习，郭开贞在日本语学校顺利结业，并于七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名列第七。凭他的天资和努力，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那时的留日学生，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一年预科，再读三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至于此时开贞之所以“立志学医，无复他顾”，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②，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③，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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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樱花书简》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樱花书简》第33页。
　　③《沸羹集·赞天地之化育》

　　有了官费，欣喜之余，便与同乡、高年级学生吴鹿苹等人相约，同往房州海岸避暑。房州的镜浦常常风平浪静，开贞畅游于异国的海水中，每每觉得仿佛在家乡的茶溪里凫水。有时独自一人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一边静听细诉大海身世的潮声，一边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由它的秀姿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他被大海迷住了，只要一看见海水的跃动，激情就会波逐浪涌。其实这时他还不怎么会游泳，可是他一点也不惧怕大海，大海的波涛在他看来就象母亲的胸膛，因此居然有一天，他一个人向大海深处游去，差点儿淹死，幸亏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来，并送回寓所。他似乎深信“母亲”绝不会淹死她的儿子，不过他心里仍然十分感谢那位救他的日本人。想想自己来到这个岛国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碰到的象这样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并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异样的日本人，他们不无恶意地叫中国留学生为“支那人”，当他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又要存心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听起来真令人反感。
　　海边生活煞是新鲜、舒畅，然而也更容易牵动情思，生发遐想。清晨在海滨散步，有时会从远方朦胧的海雾中发现一座座黑色的山头，这就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而此时此地在开贞的眼中，房州海岸却与渤海湾复合了，他好象又看到了日本陈兵祖国东大门的情景，胸中迸发的爱国反日情绪忽而凝结为如下的诗篇：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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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自然底追怀》，1934年3月4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

　　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习一技，长一艺”，藉以“报效国家”①，开贞不得不暂时遏制着如潮水般涌出的诗情。他觉得一切必须有利于当前的学习。鉴于大冢离校太远，他特地与吴鹿苹等人在本乡区真砂町合租了一间房子，集体开伙，生活极为简朴。在一高医科预备班，他仍把重点放在攻读日语上，同时对于其他各科亦不偏废，因此不但很快就能用日语会话和作文，而且连向来感到棘手的数学，这时也已冠于全班之首。同学们称赞他聪颖好学，戏呼之为“郭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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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樱花书简》第97页。

　　“大头大头，落雨不愁，……”入冬以后，每当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谈天之际，总有人喜欢摸摸他的头顶跟他开玩笑。其实开贞何尝不愁，东京郊区的冬天并不好过，天寒雨多风沙猛，冻得他把已小缩得不能扣结的卫生衣都绷上了身。不过这还好熬，最难受的是听见那些“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之类的新闻。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1859—1916）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五月七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祖国危亡，至堪悬念”，郭开贞闻讯后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觉得国家积弱到这等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欺侮“母亲”的国度里读书，随即决定与同寓友人吴鹿苹等连夜回国抗议。行前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作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为此，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①
　　然而待他们抵达上海，获悉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开贞一方面感到“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另一方面又觉得“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尖当”②。对时局存在的糊涂观念，对祖国命运的无穷忧虑，就象那又咸又涩的泪水浸渍着他心头的创伤：愿为“母亲”抛洒热血的孩儿，在祖国看到的却是一张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面孔，他仿佛感到了被“母亲”拒之于门外的浪子的悲哀。独踽在上海街头的他，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于同月十一日重又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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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创造十年》。
　　②《樱花书简》第65页。

　　国内如此多灾多难，欧战又正烽火连天，开贞惴惴不安，时在家书中谈及此事，还特意将此间新闻杂志所载时事插图寄归父母亲浏览，并希望在乡邻间广为传阅，以开通风气。连开贞自己也没有想到，返回东京后竟又如此思念家国，海外游子的心情，他算是体验够了。
　　一九一五年七月，郭开贞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名灏，1897—1984）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便相携“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①仿吾为人真挚朴讷，颇得沫若好评。平日他俩常于课余去学校附近的后乐园散步，每当看到园中翩翩起舞的丹顶鹤，总要伫步细细观看，喜不自禁。走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天，少不了谈论中、日关系问题。在开贞看来，日本不久一定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几度对仿吾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他很讨厌学校向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断然拒绝参加军事训练。②
　　“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开贞知道，既然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就得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为此他特地抄录了曾子的这段话，并取字“毅夫”以自勉。③不幸的是，由于为国事愁肠盘结，学习上又急躁冒进，以致忧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昏脑胀，心悸胸痛，少睡眠多噩梦，记忆力几乎丧失，真是苦不堪言，“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④，“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⑤，结果是王阳明拯救了他。在东京的一爿旧书店里，他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是讲究“静坐”功夫的，于是萌起了静坐的念头，立即上街买回一本《冈田式静坐法》，由此入门，每天早晚坚持静坐半小时，同时每天翻阅《王文成公全集》十页，不到两周时间，开贞的身体就渐渐复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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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②黑田寿男：《六高时代和郭先生》，见日本雄浑社版《郭沫若选集》第1卷。
　　③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录》，见1916年6月《中华留日大高同学会报》第2号。
　　④《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⑤《文艺论集·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①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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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絅女校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听说开贞的友人死了，顿时流了许多眼泪，并说了不少安慰他的话。他望着她娴淑的身姿，那多情的话语顷刻间化成了一股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分手后，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自有飞鸿为他们编织情网，一周之中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①“安娜啊，安娜！”郭开贞不止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他坚信自己的心声必能穿越遥远的路途，激起她情海中不平静的涟漪。那白净净、圆端端的脸庞呵，象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想象中的亲昵和温存，更加速他心儿的颤动。抚摸着称他为“哥哥”的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芳香的字迹。他的心时而弥漫着阴霾，如咆哮的海水掀起狂澜，想整个地吞噬那迎风飘来的小舟；时而又撒满了阳光，象干涸的池鱼，在姑娘的泪泉中获得了新生。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唯有这一对丰腴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迴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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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和夫1986年1月7日复笔者信，其中说：“安娜名字据母亲说父亲给取的。”

　　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郭开贞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①然而也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书信往来。开贞虽曾屡次想与张琼华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不幸的女子会自杀，于是只得一面写信恳求父母饶恕，一面驰函张氏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直到次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开贞的父母这才宽恕了他。这桩婚事也没有征得佐藤家的同意，结果安娜因此受了“破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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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五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郭开贞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课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对开贞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即把他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又煽动了起来。
　　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年，曾偶从同寓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所读的英语课外读物中，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个名字。次年，他好不容易买到了英译本《新月集》。这本充满童稚的想象和纯真的感情的诗集，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尽情地感受着泰戈尔诗作的清新而恬淡的风味，觉得这与他向来所读过的英国诗不同，与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相径庭。他实在爱不释手，一边读着一边居然用中文转译了若干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象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①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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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日，使正在此邦流行的泰戈尔热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年的秋天，开贞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好象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跑来坐在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美的欢悦，时而流着激动的眼泪，时而似有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他的身体内外，使他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在泰戈尔诗句的感召下，开贞的诗情似潮水般涌出，流向了笔端：“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哦，我也被你斫倒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Uenus》、《别离》以及“牧羊歌”等，便是通过诗人的心灵而流涌出来的痛苦，爱与欲。
　　既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又喜欢歌德和庄子，于是本来有些泛神论倾向的郭开贞，必然与有这种倾向的印度古诗人加皮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产生思想共鸣。他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爱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就是因为爱他们的泛神论。所谓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①。他借助于泛神论扩充了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和领域，以丰富创作的幻想，把宇宙全体作为对象，把思想化为形象，这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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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然而精神上的渴慕终究代替不了物质方面的需求。郭开贞与安娜同居后，曾送她去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可是不久即因怀孕而辍学回家。眼看孩子快要出世，一个人的官费怎够养活一家三口？为生计所迫，开贞便向精神上的导师泰戈尔寻求物质的帮助：他从泰戈尔诗集中选译了若干首，采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结集成一部《泰戈尔诗选》，先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料均遭拒绝。他与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受到这番打击，从此便疏远甚至决裂了。
　　当长子和生呱呱落地的时候，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尚未绝耳。随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创，郭开贞对新社会的憧憬似乎是明朗了些，产生了想进一步探求的愿望，因而也更增添了对旧社会的不满。他思念家国，忧心忡忡，深夜常在梦中哭醒，口中还念念有词：
　　　　　　　　　　　　　　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
　　　　　　　　　　　　　　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
　　　　　　　　　　　　　　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
　　　　　　　　　　　　　　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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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夜哭》，见《三叶集》。

　　开贞爱自己的祖国爱得这样痛苦，遥望俄罗斯人的家乡已经改换了从前的故步，却总不见自家故里的面貌有新的起色。他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曾对扑灭张勋复辟的段祺瑞（1865—1936）寄予希望，可是段氏继承的仍是袁氏的衣钵。一九一八年五月，这个国务总理竟与日本内阁签订了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拱手让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同时频频向日本乞求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如此丧权辱国之行径，中国留日学生忍无可忍，立即相率全体罢课，两周后又选派代表回北京、上海从事请愿和宣传，排日情绪极为高涨。郭开贞当然也参加了罢课，然而由于妻子是日本人，竟引起一些留学生的误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凡是有日本籍妻子的人都是汉奸，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间有不少夫妇因此被拆散了，而开贞颇不以为然，他既伤心又气愤，觉得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决不愿违心地将自己的爱情做那些人口舌的牺牲品，他坚信爱国的资格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郭开贞由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八月初，他抱着和生，与安娜一同向他们住过的小屋告别，遥望往日常去登临的操山，常去划船的旭川，以及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后乐园，他的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了，是和儿的啼哭声催促他迈开了脚步。这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丈夫，而且已经是父亲了，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需要肩负更沉重的担子。
　　九州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由于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博多湾就象一个平明如镜的大湖。这儿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散发着南国的氤氲。开贞挈妇将雏来到此地，主要不是贪慕这里的风光，而是别有原因的。据说这里是元兵东征日本的大战场：六百三十九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泊舟博多湾，致使全师十万余人、四千只楼船一夜之间覆没。开贞“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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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追怀博多》

　　一家人初到博多湾海岸，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教习，手舞足蹈，指天划地的在这沙岸上讲演，讲的正是当年元军覆没的事，引起开贞无限的敌忾。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饱受了旅馆掌柜和下女的奚落，费了半天工夫，才在大学对面一爿当铺里，租到了储藏室楼上一间纵横不过两丈宽的屋子，泥墙土壁，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而且离厕所太近，时有粪臭扑鼻。好歹也只得安下家来，室内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四周以至席上、桌角都堆满了书。开贞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只有一件事是最方便的，那就是每当缴不起杂费或揭不开锅的时候，可以咬着牙马上把自己的参考书送到楼下的当铺去。安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学习，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并且节衣缩食。不久，已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医治眼疾，特邀开贞全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请安娜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金。经济拮据的开贞夫妇当然非常乐意，安娜竟至泪花闪闪。
　　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头两年是基础课，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必须通盘学习，循序渐进，不能躐等，也不能中断。学习这些课的确很紧张，不过也很有趣，无论观察显微镜，抑或医化学实习，开贞都觉得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
　　天气转冷了，人体解剖开始。开贞早就跃跃欲试，而今一周有三个下午呆在解剖室里，四个月内每人需轮解八具尸体，人体的秘密从此在眼前和手底得以揭示，其兴奋和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八个人围坐在锌板制成的长条桌的四周，象吃西餐一样，桌上的尸体在刀、剪、钳子和锯子的穿梭往来中被肢解，然后各自抱着分工的部分细加剖析。供解剖实习用的尸体都是从刑务所运来的，不是处死就是病死的犯人。大凡日本人，当时都有文身的习俗，所以这些尸首全身往往也文有红蓝相间的人物画，而且画得异常工整。在这样奇怪的氛围中，开贞的创作欲又活动起来了，仿佛看到面前的这具男性尸体，胸部的文身是一个裸体女人像，旁边还有“滨田爱子”四个字……他不知不觉沉浸在想象之中：“啊，这不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吗！”与“我”一起解剖的一位日本同学突然惊叫了一声，接着这位同学便跟“我”说了一段盗尸的故事：名门闺秀滨田爱子洗海水澡时不幸淹死，尸体打捞上海岸已是黄昏时分，需待翌日黎明才能请来警官检验。谁知第二天尸首却失踪了，经过多方侦探，警察终于发现渔师斋藤寅吉行迹可疑，原来是他把尸首偷盗到船上，每天买来冰块冰着，夜间与她共眠……。开贞对自己所幻想的情节犹嫌不足，最后又以“我”梦见“骷髅”在大叫“还我的爱人来”而惊醒作为结尾。他的小说处女作《骷髅》就这样一气呵成了，读给友人听，颇得好评，尤其称赞落尾的梦收得最好。得意之下，斗胆将稿子投寄给国内《东方杂志》，遗憾的是未能采用，收到退稿后，一气之下，竟然被他火葬了。
　　解剖室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实验室，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驰骋艺术创造力的有效场所。与别的同学不一样，郭开贞在这里并不特别为人的骨胳、筋肉、神经系统和五脏六腑的种种秘密感到惊奇，而主要是被由此引起的各式各样的联想所激动。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想象力远胜于他的观察力。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孕育了发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他哪里是在解剖日本犯人的尸体，他觉得在手术刀下呻吟的分明是自己母国的身躯。为了拯救、医治大中华，开贞发出了紧急呼吁，一心期待精于医术的新时代的黄帝和岐伯出世：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
　　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
　　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
　　分开！离解！驱除！打坏！宰离！粉碎！
　　快！快！快！
　　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
　　医国医人的新黄岐快要诞生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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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剖室中》，1920年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六
　　常常沉浸在艺术想象的天国里，多少总要影响医学的学习，这对郭开贞说来似乎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和文学，这是他同时认识的“两位姑娘”，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他，往往把他陷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境”，他日后的生活也因此多生些变化。
　　开贞在课堂里“听讲稍差”，因为他有耳疾，平日虽不痛不痒，但时常嗡嗡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好在他的阅读能力很强，听课不足自己“还可以看参考书”。更为庆幸的是，他在这里也碰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医专碰到过的藤野严九郎那样的老师。内科学开课了，担任主讲的是小野寺直助（1883—1968）教授①，邻座的日本同学介绍说，他曾留学德国，怪不得那些拗口的医学名词术语，他能用德语念得那样顺口，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在讲课的过程中，他的眼光总喜欢在全班十七个中国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好象探询什么似的。他很快就发现，郭开贞因耳背而不能完全听清楚授课的内容，便于课后进行个别辅导，并为之检查、修改笔记，实习诊察时尤其格外关切。他还屡次邀请郭开贞上他家作客。在他家客厅里，开贞一边观赏小野寺教授珍藏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一边听先生侃侃而谈：“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对日本是很有帮助的。”异域老师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温暖了这位中国学生的心。开贞每当想起小野寺教授，学习上就勇气倍增，信心愈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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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生卒年等均据日本斋藤秋男、横松宗两先生1986年4月4日致笔者信。
　　②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九大毕竟不愧为日本的名牌大学，为了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除自身拥有许多本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之外，还不断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郭开贞在学期间，就曾听过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用德语讲的课，前后长达半年之久，内容为关于消化腺生理问题，并且看他亲自做了狗的“假饲”和胃瘘手术；另外还听了当时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关于“相对论”的讲演。①这些科学家的伟大创造精神犹如明灯，照亮了开贞勤学精进的征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贞在给元弟翊昌的信中说：
　　学之于人，犹相之于盲也。人生斯世，固非如书蠹砚鱼死向纸墨间，然而茫茫浮世，无楫无梁，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学有缉熙于光明，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拄，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亡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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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②《樱花书简》第152页。

　　“学有缉熙于光明”出于《诗·周颂·敬之》，原意为“且欲学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谓贤中之贤也”。开贞援引此语开导弟弟潜心向学，全是他的经验之谈。是啊，人生如登山，巴甫洛夫、爱因斯坦能够爬上的高峰，有朝一日我郭开贞未必不能登临！
　　成天价钻研医学，有时也会令人厌倦，于是开贞免不了又要去亲近一下文学。来到福冈不久先后与两个人的交谈，更助长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一天，他在博多湾海岸散步，偶与昔日东京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1893—1947）相遇。张资平当时尚在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补习，随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攻读的虽是地质学，但亦爱好文学。两人一见面，就谈论中国国内文化出版界的情形，颇多感慨。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资平不住地摇头叹气。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刊载文学方面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开贞胸有成竹地说。
　　“能出文学杂志当然很好，”开贞的话得到了资平的首肯，“但哪里去找同人呢？”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有两个人可谓志同道合者：一个是成仿吾，另一个是也曾在东京一高读过书的郁达夫（名文，1896—1945）。人手显然不足，资平不免有些迟疑。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就可以做印刷费了吗？”
　　资平终于表示赞同，便约定以开贞处为联络中心，待征得成仿吾和郁达夫的同意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一九一八年九至十一月间，开贞有机会得以与仿吾同住箱崎时，当然也商谈了筹办文学杂志的事，仿吾欣然同意，不过他主张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
　　有了张资平和成仿吾两人的同声相应，郭开贞受到了很大鼓舞，真想能在文学上显一显身手。富有诗味的博多湾时而诱发他的诗思，每天清晨或黄昏，他常往海滩去踏歌。这时他刚读了雷沫尔所著德国印象主义诗人《李林克隆传》，李林克隆晚年曾在北海配尔屋牟岛上做堤防总督，每当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前往海堤，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唱出激越的诗调。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德国诗人，开贞身心受到感发，他也常朝着大海，旁若无人地放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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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自然底追怀》。

　　所谓“舟中人”，指的是箱崎一带渔村上的居民。这些渔民为了御祭，总喜欢拉起三弦，伴着弦声载歌载舞，畅饮狂欢，开贞十分羡慕他们的乐天。
　　然而，开贞自己似乎很难乐天。平日生活穷苦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转瞬之间已是岁尾，日本人过年都喜欢吃米饼（相当于中国的年糕），这需要预先约好匠人上门舂制。匠人来时，三五成队，自抬锅灶、甑桶和臼杵，挨门挨户下灶开火，随煮随舂，舂时口中还唱歌，一唱数和，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将临的喜庆气氛。踡局在屋角复习功课的开贞，时而为左邻右舍舂饼匠人的歌声所扰，便干脆上街瞧瞧，只见家家户户已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习惯，在门前两旁竖起松竹，门上则挂满粘有字条的草链，以示吉庆。想想自己家中既未请匠人做米饼，又无钱买红鲷，甚至连红豆饭也没煮，简直不知以什么志喜，心中自然有些惆怅。恰在这时，邻人登门馈赠三十多个米饼，为开贞解了燃眉之急，感激之余，特赋小诗一首：
　　多情最是邻家子，送来米饼若干枚。
　　堪供“杂煮”过新岁，豆饭明朝不用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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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樱花书简》第155页。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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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