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个表弟“罗炼”

    广州似乎无所谓初冬，一切还是秋凉的味道。记者石扉客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寻找表弟罗炼的文章，苍凉而无奈的伤感让人顿时领悟，在这个所谓的媒介时代，所谓的无所不能的记者，面对自己的生活，显得越来越无力。石扉客对表弟的记忆通过媒介呈现，他的焦虑和心酸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表弟“罗炼”。都市里光鲜体面的城里人，几乎都能找出距离自己不远的“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亲戚们，他们在为生计奔忙，过着曾经被我们视为单纯麻木的生活，而我们也在为生计奔忙，只不过以另外一种方式，看似稍微体面些，实际上我们常常比那些被我们忘却在“另一个世界”的亲戚们更为麻木和茫然，当然，我们常常浑然不觉。
   
    忙碌而程序化的生活方式，让每一个个体越来越成为孤立的个体，无暇旁顾过去被我们视为温情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只有当生活发生了变故，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温情的存在，但是让人沮丧的是，重拾这种温情的时候，我们竟然只能依赖着媒介的传播和媒介的话语方式，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已经对生活无能为力。
   
    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由一堆媒介关联着的时代，技术手段将原子化的个人扔给了物质社会，并以一系列的符号为每个人贴了标签，取代了熟人社会的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也掠走了曾经被传统中国人视为温情的乡族聚居、乡里亲情的生活方式。
   
    通过媒体呈现出来的罗炼，手机里仅有自己的姐姐等几个为数不多的联系电话，但几乎连姐姐们也不太知道罗炼在想什么，在异乡异地打工的罗炼，甚至找不到倾诉心事的对象。周围的人觉得他与一般的打工者有异，似乎也不太能够与他交流。于是，罗炼的世界，只有他自己的心灵以及给予他的心灵些许抚慰的冰冷的庄子。
   
    中国所谓的儒家传统，甚重家族关系，无论是《红楼梦》呈现的大家庭，还是孔子所说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德不孤，必有邻”，都能够让现代人想象得到那样一种重亲情乡情的生活共同体的存在。亲人、邻里、乡党的关系既是基于人群自然聚居形成的时空关系，又是一种在生活上互相关切、互相激励的道德关系。而个体生命，往往能够依着伦理关系和“礼”的约束，在这种生活共同体当中，寻求到身心的安顿。个人的生老病死，在这个系统里都依照传统和习俗的惯性，被有序地安排。
   
    这种个体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无疑是完全被瓦解了。一切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迅速替代了过往生活的那种礼俗的约束，也同时丢弃了互相体恤的亲族生活的伦理关系。现代人在媒介的关联中，时空距离看似更近了，便利的媒介似乎将个体完全无缝地连结了起来，生活的细枝末节，无不被这张媒介的大网笼罩其中。然而，如同石扉客的文字所追问的，我们每一个人所共同面对的，便是这样的喟叹：“仿佛只有在出事的时候，才会让人意识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是什么让这些生命个体在喧哗的媒体时代显得如此沉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在这个便捷的媒体时代显得如此冷漠？“沉默的大多数”或许忙碌得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像我们这样絮絮叨叨地写博客，或者是说，他们根本无力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去构筑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没有条件上网，他们没有时间写，也或者，我们常常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但罗炼的日记本，一笔一划地写着他的梦想，他的庄子，那一笔一划，比我们打字的这些冰冷的黑体字，显得凝重有力得多了，而此前，我们却一直轻飘飘地以为，他们或许只是那样沉默地、勤劳地以劳作在换取生活的基本必需。在他们面前，飞快地打字、拇指运动不歇的我们，的确显得轻飘飘，而且冷酷无力。有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互相之间沉默以对？让我们甚至连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也不曾给他们？生活的忙碌肯定不是唯一的解释，更多的似乎是，媒介时代的话语方式在改变我们，不同的话语方式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开一道巨大的鸿沟，让彼此之间的沟通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彼此之间听不懂对方的话语，不懂对方的生活。
   
    石扉客不无难过地写道：“在这样剧烈动荡又希望渺茫的现实中，越是心有梦想而存慧根，想守护着什么的人，越是自绝于这个环境”，所谓“越有梦越痛苦”。是的，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心灵世界越是博大，越是与环境的冰冷单一格格不入。不知道庄子却照样“活得”好好的人，大有人在，像猪一样地“快乐”着，当然，庄子也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猪”到底是否快乐。
   
    这的确是一个“鸡同鸭讲”的时代。我们不仅仅无法知道有梦的人在何方、在怎样的活着，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即时通信时代，究竟被赋予了什么，被剥夺了什么。媒体通过只言片语的回忆，勾勒起两个月前骤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的打工者罗炼的形象，但媒体的描述，依然无法真的走进罗炼的心灵世界。媒体只是多了一条关于打工者的社会新闻，对于冰冷的媒体来说，这没什么，它们就专事这种营生。
   
    而在这个冰冷的媒介大机器面前，我们这些所谓的新闻民工，与罗炼其实并无不同，尽管我们一直以为有所不同。
   
    前几日见一个朋友不无沉重地在博客写下这样一种感慨，他对忙碌于赚钱而无暇照顾自己孩子的朋友感到悲哀，孩子们的心灵世界中，父母便是整日忙碌的，甚至是一个不相干的存在，而只有保姆才是他们真实的伙伴和依靠，朋友担心，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恐怕无法真正理解亲情伦理，他甚至担心，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将来会产生什么心理的问题、人格的障碍。估计多数的都市人对这样的“危言耸听”不以为然，我的朋友生活在一个安逸的中等城市，生活节奏比广州悠闲，他和妻子每日陪伴着自己未满一岁的儿子玩耍，工作，对他们来说，是生活的陪衬。中小城市的悠闲，足以让他们即便在中午也回家吃饭，足以让他们在下班之后以几分钟的时间迅速回到家里，和孩子、父母一起，坐到餐桌前，享受一顿自在而缓慢的晚餐。
   
    而我们和罗炼一样，失去了缓慢地生活的条件。在一个所谓的抢新闻的媒介时代里，忙碌紧张不知所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随着缓慢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的亲情伦理。当强大的工作压力和强烈的个人欲望将人们卷入不停息的所谓奋斗中时，整个社会的能量总和未必因此而剧增，因为，他们这是以燃烧自己而牺牲下一代及上一代本应获取的体贴关照为代价的。
   
    因母亲离去而不可承受失去亲情之痛苦的罗炼，在庄子的世界里试图寻求解脱，但庄子的逍遥和缓慢，让他更加剧烈地与这个快捷的媒介时代分裂乃至决裂。我们希翼着罗炼平安归来，但我们也深深地知道，我们无法给予罗炼温情，甚至，我们也无法给予自己温情。生活的轨道，依然会在这冰冷的新闻纸上飞速前行，不留一息喘息的空间，了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