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下）

央视国际2005年04月25日09：56

　　主讲人简介：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近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内容简介：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防止重蹈秦朝覆辙，便大封同姓诸侯，立为藩王。可刘邦没有预料到，同姓王势力强大后，同样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晁错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他少习儒法，知识渊博。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景帝前元三年，晁错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汉景帝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开始了“削藩”。但是就在晁错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之时，他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的悲剧是源于他的性格所致。他是一个善于为人谋，不善于为己谋的人，他锋芒太露，不知迂回，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而一人立于朝廷之上，孤危之状却浑然不觉，只依仗皇上的宠信，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像这样一个谙于国政却疏于世故的忠臣，在朝廷大臣中就会不得人心。晁错一心为汉室尽忠，极力主张“削藩”，但是到头来却成为平息叛乱的牺牲品。自古以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忠须有道，“削藩”是一件有关大汉的江山社稷，千秋大业的大事，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像晁错这样一个书生意气的政治家来主持削藩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当“七国”叛乱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这时当他需要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时，这个书生意气十足的政治家，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不知所措，性情之下竟然向汉景帝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全文）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晁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颖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不是很合适吗？我们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讲清楚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你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你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没有。

　　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君臣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晁错的两个馊主意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杀袁盎，为什么要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袁盎到吴国去的时候，他就不想去，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是他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他们两个有矛盾，我夹在当中，我不是风箱里的耗子啊？他不想去。有人就跟他出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这个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被晁错找了个岔子罢了官，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晁错就把他的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看看，我主张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来报告说吴国不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我们现在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了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说这个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你把袁盎杀了，说不定还有用，你把袁盎抓起来看吴国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了，你把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就不同意杀。不同意杀。晁错就在那里犹犹豫豫举棋不定，消息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去找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是吴国的丞相，他熟悉吴国情况，我们现在既然要对付吴国造反，我们应该请袁盎来讨论一下。

　　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在旁边，汉景帝就说：袁盎，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你熟悉吴国的情况，你觉得吴国的造反能成还是不能成气候啊，袁盎说：不能成气候。汉景帝说：怎么可能不成气候呢？你想想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一大把白头发，他还造反，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会反吗？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肯定不能成气候。汉景帝一听，这个人不错，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走开，晁错还站那儿，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晁错就只好走掉了。袁盎说了一句话：“今计独斩错”，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古人打仗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你如果没有名义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吴楚两国的旗号是什么呢？他不是造反，因为吴楚两国一再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这张嘴堵起来，堵他这张嘴的办法是杀晁错，杀了晁错，它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不战而退。“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就说，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这一、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晁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杀袁盎，袁盎也不会杀他。

　　第二个馊主意更糟糕，他提出什么？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苏东坡说：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谁都知道的。你怎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所以苏东坡说：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我带兵去打，然后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是功臣，你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来？

　　当然了，晁错最大的错误那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认为他忠心耿耿，他认为他一心为公，他认为他一往无前，他认为他奋不顾身，他认为他给皇帝出了这个好主意，皇帝怎么着会保他，没想到，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同样是要杀人的。这就是晁错之错，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就是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就是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皇帝也舍弃他。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