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讲聊斋之第39节：于江

“牵衿”，“号咷”，“伏床悲啼”，各种娇啼之态写尽。窦旭带公主迁入自己茅屋，自谦“惭无金屋”，公主反而认为比自家宫殿大得多--人世不管多简陋的房屋，总比蜂巢大得多--公主进一步要求窦旭照顾父母，好像人世间出嫁的女儿要求女婿照顾娘家人……一切都像极了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

　　这时，梦境突然跟现实联系起来，窦旭在公主啼声中梦醒，“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娇婉的公主变成了嘤嘤啼鸣的蜜蜂，桂府变成旧圃中的蜂房，国王、学士均不复存在，变成了络绎不绝的群蜂。那威胁着桂府安全的、“头如山岳，目等江海”的千丈长巨蛇呢？不过是丈许蛇。蜜蜂就是蜜蜂，不是什么公主，桂府国王因国祚将覆迁都，变成群蜂移巢，“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人而物骤变，快速利落，作者像魔术大师，眨眼间，纸变飞鸟，活人切两半儿，人们深深惊诧之际，幕布垂下，留下无限回味让人琢磨。

　　《莲花公主》写梦，笔法多变，排场不一。处处围绕窦旭的心理感受，写得玲珑剔透，为描写梦境之翘楚。

　　第一次梦，写窦旭完全不知是梦的心境。他初见莲花公主：“神情摇动，木坐凝思”，既是为公主的美色所迷惑，又对自己何以邂逅美色而不知所以然。王者劝饮时，他“目竟罔睹”，乃魂魄随莲花而去。王有许婚意，又称“自惭不类”，窦旭“怅然若痴，即又不闻”，视听皆迷，其神情活现。而“不闻”的结果又使他对“不类”而难通婚全然没有思想准备，不能马上反驳。近坐者说他“王揖君未见，王言君未闻耶”？用旁观者的口，画出窦旭魂不守舍的姿态，仍然是写他的着迷心理。窦因在王者面前失态，羞愧之极，错过了结亲机会。归途中，内官提醒：“适王谓可匹敌，似欲附为婚姻，何默不一言？”窦旭顿足而悔，步步追恨而出梦。这段梦境描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子骤遇高贵女性时，既痴迷、留恋，又自惭非匹的心情，真实细腻，委曲婉转。继写窦旭“冀旧梦可以复寻”。梦境岂有求续之理？多么天真而痴迷！

　　但窦旭第一次梦中遇到的王者埋下了续梦之根：“若烦萦念，更当再邀。”窦旭果然再次进入“桂府”且与公主结婚。婚礼场面隆重而排场：“俄见数十宫女，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ｑú）毹（ｓｈū），与生交拜成礼。”此时的窦旭，娶了如花美眷，住进温情宫殿，乐极而以为是在梦中：“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此语贴合窦旭求梦得梦的心理。本来怀疑是梦，明明也正是梦，公主偏偏驳斥：“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妙问巧答。窦旭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戏为公主化妆，用带子量公主的腰围、用手掌量其脚的大小……以对美人的实际体验证明非梦。这些缘幻生情的描写，作者似不用心，读罢掩卷而思，才知其写梦、寻梦、悟梦，认梦非梦，一层层，一件件，都写得韵美而语隽。跟《莲花公主》类似的写梦名作，还有《凤阳士人》，都学唐传奇，又别于唐传奇。

　　凤阳士人

　　托梦为文抒孤愤

　　《绛妃》也是写梦，蒲松龄却郑重其事、清清楚楚地写明时间（癸亥年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3年）、地点（绰然堂）、人物（余，即蒲松龄自己）。在这个梦境里，花神要“背城借一”向“封家婢子”（风神）宣战，“余”文思泉涌，写成一篇《讨风神檄》。情节简单之至，大量篇幅是代绛妃捉刀的檄文。

　　绛妃（花神）

　　绛妃《讨风神檄》，称封氏“飞扬成性，忌嫉为心。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檄文洋洋洒洒，以形象笔法写风的历史，风的肆虐，巧妙运用虞帝、宋玉、刘邦、汉武故事，说明“风”如何邀帝王之宠捞取资本起家，日渐放纵肆暴。以一系列典故，写风的狂妄无比和暴虐之甚，如用《秋声赋》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控诉风持贪狠之逆气，使群花朝荣夕悴，备受荼毒，号召“兴草木之兵”，“洗千年粉黛之冤”，“销万古风流之恨”。

　　这位义愤填膺欲“歼尔豪强”的绛妃是何许人？应该属于哪个花妖门类？这骆宾王式的檄文，是否仅仅在于逞才肆笔，抬文士身份，成得意文章？

　　非也。檄文者，是蒲松龄又诉创作苦衷的《聊斋自志》也。檄文处处写风，无一字不写风，却又处处写世，无一处不写世。风者为谁？恶势力也，官虎吏狼也。难道不是吗？是什么像风吹落叶一样将蒲松龄出将入相、造福黎民的理想吹得烟消云散？是那个号称“盛世”的魍魉世界。是什么把本应为民造福的官吏变成狼贪虎猛、虚肚鬼王？是那个把读书人一网打尽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把蒲松龄珍爱的人间至情--父慈子孝、夫妇和美、朋友相欢--变成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是那些口头上标榜仁义廉耻、骨子里男盗女娼的大人先生。绛妃，非花神，非倩女，蒲松龄自谓也。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伊斯在《近代哲学精神》一书中有句名言：“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谁。”他进一步阐述：“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无限的，无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诗人和其他的各种天才能在梦境中把握它。”《绛妃》是蒲松龄天才的自我分析，浪漫的自我表现，神圣的自我寄托。这梦，才写得激情满纸，情文并茂。

　　小人得志黄粱梦

　　沈既济《枕中记》（又名《吕翁》）写衣衫破败的邯郸卢生对道士吕翁表露“生世不谐，困如是”的烦恼：“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授青瓷枕让其入梦，卢生梦中经历宦场沉浮，官至宰相，80岁在富贵荣耀中死去。卢生梦醒，感叹：“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放弃了求功名欲望。卢生官场得意时被人陷害下狱，向往“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的平民生活而不得，是著名细节。

　　蒲松龄《续黄粱》“异史氏曰”提出《续黄粱》可跟《枕中记》媲美：“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 。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枕中记》的主人公，即使不是贤相、名相，至少不是坏人。纵然高官厚禄、奢荡佚乐，却未糟害百姓、为患社稷。《续黄粱》里的曾某却是地地道道的坏蛋。他的梦中劣行又由现实个性生发而来，也就是说：小说梦幻的情节史是现实人物性格发展史。小说开头写曾某刚刚中举，跟二三新贵游览问卜，星者见其志得意满、意气洋洋而故意吹捧他。受恭维后曾某“摇箑（shà）微笑”，一副小人得志之态。接着问星者：“有蟒玉分否？”官迷心窍。星者煞有介事许以“二十年太平宰相”。于是“曾大悦，气益高”，众人凑趣，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立即封官许愿：“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还没做官就视公器为私物，连他家里的仆人都可带兵做官，真是一人得志，鸡犬升天。曾某仅是个举人，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还都是未知数，离宰相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表现却已可肯定，这样的人做宰相，绝对不是黎民之福、社稷之福。

　　聊斋故事常有对狂妄者当头棒喝的高人。曾某以“宰相”招摇过市时，有位“深目高鼻”、宛如域外人的高僧不瞅不睬 ，“偃蹇不为礼”，冷眼旁观并决定给狂徒教训：让他入梦，瞬息间尽享宰相威福，然后再痛切感受恶相的惨烈下场。

　　《续黄粱》写梦之妙，在于既像是真，又像是假；表层是真，深层是假；乍看是真，琢磨是假。写梦之妙，还在于，梦境虽如万花筒，却与现实人物性格逻辑相符。《续黄粱》中的宰相，既没有宰相常有的拯荒救溺、经纶在抱，也没有宰相应有的雍容大度、气宇轩昂。梦中宰相亮相倒很像京剧小丑登场：曾某见二中使捧天子手诏，请“太师决商国计”，“得意，疾趋入朝”。这“得意”，是穷人乍富的得意，是孝廉一步登天为太师的得意。“疾趋”描绘脑袋前倾、飞快小跑的形态，活画出名曰“太师”者实在沐猴而冠、缺乏宰相应有的派头。倘若真是太师，皇帝召唤是家常便饭，会宠辱无惊，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喝道入朝，下轿后再迈着四方步上金殿。决不会一听皇帝有请，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急急忙忙、颠颠地小跑入朝，宛如北京人挖苦的“翠白”（跑街）。接着，天子“温语良久”，命三品之下官员由曾某说了算，并重加赏赐。曾某家居也今非昔比，穷极壮丽，“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孝廉忽成宰相，似真非真、将信将疑，颇符合从现实渐入梦境的细微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