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深山的格格作家 -叶广芩
进深山的格格作家 -叶广芩
主讲人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家族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黄连厚朴》以及长篇小说《采桑子》,纪实题材的《没有日记罗敷河》、《琢玉记》等。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内容简介:
叶广芩出生于北京的满族贵族家庭。1968年,中学毕业的叶广芩被迫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身患绝症的母亲来到陕西农村养猪务农。由于家庭的背景,时年二十岁的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始她人生阅历中最痛苦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旅程。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报社做编辑、记者十多年,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调入西安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她自1994年第一次接触“家族题材”小说以来,先后发表了《采桑子》、《全家福》等一系列家族小说,一时间声名鹊起。电影《谁说我不在乎》由叶广芩的小说改编成,诙谐幽默,发人深省,也使人们对这位以创作京味儿家族小说而扬名的满族女作家刮目相看。电影《黄连厚朴》、《红灯停 绿灯行》,电视连续剧《家族》和《全家福》也都是由她编写。如今,她又完成了老舍名著《茶馆》的电视剧改编工作。把这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舞台的经典剧目,改编为21集的电视连续剧,成功与否,令人关注。
一本副标题为“我与母亲之间的战争”的《琢玉记》,记录了叶广芩与女儿之间,二十余年生活经历中矛盾冲突的方方面面,为读者描述了她们最真挚的母女感情,展现了叶广芩作为母亲鲜为人知的一面。
2000年,叶广芩在陕西省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和大熊猫保护站。此时,她的创作题材也由家族小说转向生态小说,她的作品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态和动物保护。
从格格作家到县委书记,从深宅大院到秦岭山区,叶广芩展现给我们的,永远是作为满族女作家最为执着的一面。3月15日《百家讲坛》播出女作家叶广芩访谈——走深山的格格作叶广芩。
(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作家叶广芩老师,叶老师,您好,近来,您成了文坛的新闻人物,肯定是因为您担纲改编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要把它改成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我们知道《茶馆》是一经典的话剧名作,把它改编成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就意味着这种情节的铺陈,人物的线索,要有很大的拓展,那么您当初改编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叶:岂止是压力大,老舍先生的《茶馆》,经过“人艺”这些经典演员的演出,成了一个山,立在我面前,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电视连续剧,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不是一件好干的事情,有时候我也想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电视毕竟它是一个大众化的普及的东西,你像在外地,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要想看一场“人艺”演的话剧,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来了解老舍的《茶馆》,让老百姓来读这个剧本,也是很艰难的,所以这个电视剧的创意,我觉得作为一种普及化,大众化的东西,它是一个好事情,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有品味的文化人,你可以从这里边能够看出来很多文化内涵的东西,老百姓想看热闹,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娱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所以就接下来了。
主持人:记得您在改编过程当中,改第一稿的时候,您自己就说过,好像感觉老舍先生的魂儿附体了,那么是不是说您在改编过程当中,找到了这种感觉,或者说改编很顺畅,自己也非常满意吗?
叶:对这个东西,我不敢说满意,但是至少我说我这个人是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改编《茶馆》首先一个是我要非常谨慎,不能胡编乱造,不能戏说,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社会背景、包括语言习惯,这都要认真的考证的,所以工作起来进度不是太快,但是做得工作做得很细。这个稿子交到电视剧中心以后,他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一点首先通过他们是一关,第二关就是广大观众了。
主持人:国内的名著改变热可以说持续很长时间了,有的名著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以后,面目全非了,或者走了味,还有一种说法这是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那么您在改编老舍《茶馆》的时候,是怎么样把握在忠实于原著和满足于现在观众的所谓的欣赏要求之间,这个尺度您自己怎么样来把握?
叶:一个原则就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不要走得太远,离开了原作任意的发挥,这是不现实的,我觉得也不可取的,所谓的发挥是在老舍《茶馆》台词的基础上,把一些台词所表现出的东西,用画面给它展示出来。比如说,太监娶媳妇,老舍在话剧里边也不过就是来了个庞太监,把康顺子娶走了,至于背后的东西全没有,那么我就要展现出来,太监娶媳妇,太监为什么要娶媳妇?太监的钱是那儿来的?太监的院子是怎么盖成的?然后为什么在盖上院子以后要娶媳妇,要完成人生的整个完美?他娶了媳妇怎么对待这个媳妇?太监的性格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在皇宫,在太后面前那是奴才,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是主子,那种主子摆的谱比他在皇宫里看到太后摆的谱还要大,吃饭的时候那要下人把一个碟盖着一个一个的都像传膳一样要传上来,然后叫他几个侄子坐在他旁边陪着他吃饭,把盖一揭开以后,都是非常简陋的窝窝头,咸菜,都是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太监很抠门儿,既要摆谱,又要抠门儿,这个人物的性格他就立起来了,所以娶来媳妇以后,那是对媳妇是一种虐待,名分我是娶了个媳妇,实际上是一种性的变态,那种残酷的折磨,是他的性格所决定了的,所以,康顺子在那儿才过着那种凄惨的日子,才和后来买来的那个孩子相依为命,后来投靠了王掌柜。这些很精彩的故事,把它一旦展现开来,我想它既好看,又不脱离老舍先生原著的实际,就达到了改编的目的了,它不是胡说八道。
主持人:另外就是说选择一个女性来改编《茶馆》,他们有没有这种考虑,或者说您自己有没有这种考虑,就是说从女性的视觉来审视思考老舍先生的《茶馆》,变一种视角,变一种角度给它一种新的诠释?
叶:说到女性我想女性作家有她独特的优势,一个是感觉上的细腻,再一个是严谨,她不像男同志那么粗犷,写起东西来大刀阔斧的,这个电视剧它要求的是,像这种《茶馆》是细腻要真实,还要在感情方面一定要到位。这可能是女性比较具有的优势吧。
主持人:那您觉得男作家和女作家优势劣势是怎么一种呈现出来的状态?
叶:现在越来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差别越小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写作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女作家,但是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中性的状态,如果单纯把我自己女性的角色放在最前边,一考虑到什么就女人怎么样,反而写不出东西,你不要考虑是男是女,写出来以后自然你女性的气味就会带出来的,这个我想,男作家他也不会刻意的去想,男作家怎么样,男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各自的角色,自然不自然的我们扮演各样的角色。
主持人:写女性的时候,是否很刻意的把您自己对于女性的一种理解投射到人物身上,您心目当中的女性特质是什么样的呢?
叶:我心目中的女性啊,是一个被动的,都是处于被动的,很凄凉的,这样的角色,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照人的形象,我写过一个叫《黄连厚朴》的小说,写一个女性婚外恋的,第一个丈夫因为给人家写匿名信诬告什么的,她和他离婚了,第二个丈夫,她没有结婚,正在谈的这个对象,本身又没有离婚,但是他在升迁的前夕告诉这个女的,你不要跟我来往,暂时不要来往,怕人家看见,怕影响自己的升迁,那么这个女性就反思这些男人,同时也是作者我在反思男人,反思什么呢?我就说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最投入的是女人,婚外恋一旦事情败露了,男人往往把自己摘的干干净净,躲到一边去了,女人相反扑上去,全部承担下来,任人唾骂,任人撕扯,我为了爱情我豁出去了,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对于标准男人设计在男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情结。
你想我们都知道,中国最英雄的男人是谁呀?是关公,关云长,又忠,又义,又不近女色,这是中国标准的男人,但是,近女色情感比较丰富,感情很外露,像贾宝玉,像这样的话就不是中国所推崇的典型的男人,中国的男人就是那种戴着假面具的男人,我们读外国的诗歌的时候,你不管是读海涅的、歌德的,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他的爱情生活,他的爱情观,相反你读李白杜甫的诗,你把它读完你也不知道李白的爱情观,杜甫的爱情观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所锻造了的中国的男人可悲的一面。是不是我这一说,把中国的男人都得罪了啊?
主持人:没有,您没有得罪我。
叶:不,因为这个话我说出来以后,就在小说里写出来以后,在我们陕西至少有很多的男人包括男作家、男评论家,有一次把我逼到一个酒店那儿要跟我辩论这个问题,说我把男人写得太坏了,但是我想,从女人的角度来思考,这可能和男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主持人:在感情上男人可能是比女人要自私的多,就是他的付出可能往往是有保留的。
叶:女人的付出往往是没有顾忌的,豁出去的,所以我说男人是一个社会型的人,女人她不是,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主持人:所以才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最懂得感情的、最有这种情感波澜壮阔的女性是青楼女子,您认可这样一个说法吗?就她们对于爱的大痛大悲,好像比日常生活当中尘世中的女性来得更勇猛,甚至是更洞彻,您觉得吗,比如说像李香君那样的、柳如是那样的?
叶:是的,你说的青楼女子一方面,但是我想还有更多的隐藏在家庭内部的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承受着感情压力的女子,她们的一生那种悲苦绝不亚于青楼女子,默默无闻那是没有人知道,连姓氏都没有。
我最爱看的是什么,各地的县志,最爱看贞节烈妇这一段倒不是我对这些贞节烈妇多么的推崇,我是觉得每一个贞节烈妇的背后都是一条生命,都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但是所有的县志就没有一个贞节烈男,是吧?
主持人:现在的女性主义者,都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保障的地位,那么您觉着目前的状况下,女性的位置理想吗?
叶:谈到这就是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了,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我想对于不同的女性也应该给予不同的分析,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我来谈,这应该找一个下岗女工,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弱势群体的女性来谈这个问题,她们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很反感一些比较成功的女士坐在台上侃侃而谈,谈妇女的问题,谈妇女的解放,我觉得这都是扯淡,你应该找最基层的妇女来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那您对您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和这个位置是不是满意?或者觉得自己是个成功女性吗?
叶:我不算成功,至少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不算成功。我说现在独身子女政策,就让生一个,结果我这一个生了以后,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孩子教育我,不是我教育孩子,我写过一本书叫《琢玉记》,我的女儿叫顾大玉,我说琢玉啊,从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开始雕琢她,玉不琢不成器啊,最后雕琢来雕琢去,我给你举一个最可笑的例子,我的孩子现在国外读研究生,她元旦的时候,回到家来了,说妈你这个上网老用真名字在网上出现,非常的不好,我给你取个名吧,我说你起吧,代号嘛,她说我给你取一个叫“鼠老大”,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在家里边她说我爱在家里称王称霸,“鼠老大”,我说好,“鼠老大”就“鼠老大”。后来她回到日本,我跟她一联机,我才发现她叫“猫”,所以你说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往往我们老是被孩子所教育,所左右,不成功。
主持人:您比如说你这个《琢玉记》,它有个副标题叫“我与妈妈之间的战争”,您的这个顾大玉可以说是您的格格,那么您说您教育子女有一个原则,绝不娇惯,您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也给她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叶:我的女朋友们跟我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叶广芩你这个形象对孩子的形象就是一个贾政的形象,就是让孩子念书,你要走正路,一天到晚的就是教训,几乎是很少跟孩子那种很亲热的抱啊、搂啊,这我的性格好像都没有这种性格,但是我对我的孩子要求是这么的严格,我想将来一定能长成一颗大树,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呀,好像似乎都不成功,虽然现在当了研究生了,准备再考博士生,但是我说她究竟是这个算是成功吗?我现在问自己,成功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就不成功吗?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教育孩子怎么做人,怎么来承载社会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的大课题,也是所有父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您教育这个孩子我是从书里感触特别深,您比如说您逼着她学琴,甚至上什么英语班之类,她非常的反感,甚至9岁的时候,好像还离家出走了一次,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您今天重新做一次母亲,审视自己以往教育子女的方法,您现在还会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吗?
叶:哎呀,我想我至少不会那么逼她,在学习上,在其他做事情不能逼她,我会顺其自然,愿意做你就做,你不愿意做我不勉强你,可是当时是没有这种觉悟啊,你一定得给我好好念书啊,你一定得要考上大学啊,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也是一个误导,把孩子给逼的,嫌我太严厉了,你竟让我干一些我不爱干的事情,甚至于我的孩子念英语,你看因为我不会英语,我让她念,站在阳台上念,我住在交大,周围不是博士生导师,就是什么教授,你给我胡念,谁都能听见,所以她就天天给我念英语在外边,结果考试得两分,毕业考试,英语考试两分,我跟小孩她爸爸说,你看孩子考英语两分,你还是外语系主任呢,丢人不丢人,我爱人那人也比较大大咧咧,哎,这还能考两分的英语,怎么考的,结果我一问去,老师说根本就没答,我说怎么会不答呢,我说每天逼着她念英语呀,后来一问是小孩把书丢了,念的都是前两年的书,骗我呢!就是她不愿意学,我就硬逼着她学,产生了那样一种逆反心理,如果再重新教育的话,顺势利导吧,就不会那么严厉了,那当然一顿臭揍是免不了当时。
主持人:您的青春期是在女中度过的,女一中,到了您的女儿这一辈,肯定早就男女混校了,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现在社会上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做父母的很头疼地一件事就是子女的早恋问题,您怎么看待自己女儿的早恋问题,怎么看待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这个早恋的现象在学校里头?
叶:这种现象学校太普遍了,你现在在初中高中好像没有哪一个班里边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母亲来说,我采取的政策是内紧外松,我表面上对顾大玉早恋的问题不太在乎,甚至于我还开玩笑跟她说,我说顾大玉,找对象,你看门口有个卖豆腐脑的,我每天早上出去喝豆腐脑去,那个豆腐脑的小伙子长得也很漂亮,每天我去了他也认识我了,给我多搁点调料香油,还挺会来事,我说干脆咱就选他当女婿,你嫁给他得了,以后我再去吃豆腐脑,连钱都不用交了,我就这种开玩笑这种说,那我的女儿也是,行啊,您看看给我提提,我过几天我就跟她说,这个卖豆腐脑的不行了,她说怎么不行了,我说卖豆腐脑的媳妇来了,抱着孩子在那儿帮着收钱呢,然后她就问我,那你看看旁边卖油条的行不行?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心里边是非常提拉着心,女孩子,十五六的女孩到了这个年龄,哪一个母亲不担心呀!
所以我就很注意我们家住在三楼,顶层,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看我们那个楼梯有粉笔写的暗号,不是这样的台阶嘛,在这儿拿粉笔写一个B画一个圈,明天又换一个什么字,又画一个圈,有一次写个李字,又画一个圈,我说这肯定是顾大玉给小男生留的暗号,然后我就问顾大玉,我说顾大玉你在那儿留了那么多暗号,给那男生什么意思,顾大玉说那不是我留的,我说你说瞎话,我说从一楼到三楼,有学问的就你一个,我说小孩还有一个上托儿所的,托儿所的孩子不会在三楼这儿写个B写个什么的,我说不是你是谁?她说就不是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拿块麻布把所有的暗号都擦了,后来她只要一上学,我就在后边跟着,只要发现那个暗号我都给擦,我就想我断绝你们的联络,结果有一天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一个小伙子,他说,楼上这些粉笔字记号都是你擦的?我说是啊,是我擦的呀,我说是谁写的,他说我写的,我说你是干吗的,他说我是送广告,我每天送到三楼我得做记号,人家检查我,我确实送到了,你都给我擦了算怎么回事,就是说这种警觉作为母亲来说,它是随时随地的,但是这样也是防不胜防。
主持人: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这种谨慎过于敏感了,作为母亲来说?
叶:可能是敏感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母亲甚至于比我还敏感。不管是男孩的母亲还是女孩的母亲,翻抽屉,我想很多家长都翻过孩子的抽屉,悄悄地翻,但是小孩们都知道,我的小孩在抽屉里给我留了一个字条:“不许你乱翻我的抽屉,卑鄙”。后来就不翻了,但是那种心里边担忧啊,还是存在的,不担忧反而就不正常了。
主持人:人有时候很怪,越是痛苦的记忆,往往弥足珍贵,您现在回想过去,特别是1968年您离开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去插队,您今天回想起来,母亲给您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
叶:那是非常凄惨,我当时决定我到陕西来,我母亲脸上长了很多疮,当时她是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拿着十块钱领我母亲去看病。医生把我母亲放到外边,把我留到那个房间里边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妈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他说她得的是“亚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已经没有多少活了,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当时呢,是读初中,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后来就这样的话,你也没有理由留下来,走的那天呢,我就去跟我母亲告别,当时老太太躺在床上,脸朝着墙,我说,妈我要走了,我母亲一声没吭,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后来我说:“妈我要走了”。这时候我妹妹就把我给拉出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上了火车。当时呢,车上的人都有亲人来送,我是什么也没有,身上只有这么几块钱,我妹妹说,那你中午饭怎么办呢?我说中午饭就不吃,她就下去,拿出两毛钱,在火车站那时候买烧饼是不要粮票的,买了一个烧饼,就想给我从车窗递上来,就在这时候,她买烧饼的时候,回头一看火车已经走了,当时举着烧饼就在站台上追这个火车,我就看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举着这个烧饼,这个景象我说我这被辈子也不会忘记,就这么离开了北京。
北京一别三十多年,从68年到现在,后来我每当到火车站的时候,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就是今天我也是及不愿意坐火车,极不愿意到火车站去,因为一到那个地方,就想起当年自己的那些情景。那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为现行反革命,就被弄到农村去了,非常的冤枉,非常的无辜。我就说这个人生的坎坷呀,对我来说当时是觉得蹂躏太大了,后来有了一把年纪了,到今天我才觉得这确实是一笔财富,没有这个坎坷的话,你成为一个作家是不可能的,没这个经历,我记得丛维熙说过一句话:“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给你”。确实是这样。
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包括对人的宽容,我想这个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一个人所能成熟的,他必须有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才能会很平淡的,以很平常的心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我们这个社会,对待我们这个自然,这儿少了那儿多了,我们不会去计较这些了,人活着就是活着,短短的这几十年,这么渺小,你这么短暂的一个人生,现在就好好的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善待一切人,善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
主持人:家里边挂着您先生送您的四个字,难得清醒,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初衷想起给您写这四个字?
叶:他说我糊涂,一个是对于家庭财产的管理,没谱,再一个呢,就是写的文章没有一定的深刻,太浅薄,甚至于有的时候,错别字病句还得拿来他来挑,他是搞语言的,他就说你这个作家是怎么当的,真是,就是稀里糊涂的,就你这样,你还能写出小说来?就你这样,你还让人家小说评论家来评论你,你这稀里糊涂地想让人家清醒?你“其昏昏能使人昭昭”吗?就是这样,送了我几个字,难得清醒,确实是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地糊涂,经常地被算计,被小偷偷,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多有生活能力的人。
主持人:我看到报道说您获得鲁迅文学奖去领这个奖的时候,是穿着一席端庄素雅的旗袍去领奖显得格外抢眼。
叶:是,我所有领奖的场合全部穿旗袍,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第一中国传统的女性她的魅力,第二就是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想我应该为我的民族争光。
主持人:因为你的姓氏,您的这个身份,对您有一个称谓,说您是格格作家,您对这个称谓接受吗,反感吗?
叶:反感,非常反感,我在西安的时候,我们那些评论家们,老爱评“叶光芩小说的什么贵族倾向”等等之类的,我是很不看重这个,我觉得什么贵族啊,我觉得应该从人性的高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格格嘛,不是贵族家的女孩都叫格格,满族的女孩没出嫁都叫格格,这点大家可能有定误解。
我说我在陕西是一个最平民化的作家,我是一个最平易近人的人,甚至于我都说我们陕西有些作家出生那真是农家子弟,那是贫下中农,他们老爱说我贵族贵族的,我说你们现在比我都贵族,我说我能在深山老林里一呆几年,我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住下来,往往我邀请你们到山里边去,你们给我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地方的厕所怎么样?招待所条件怎么样?吃得好不好?我说现在究竟谁是贵族?这个问题是值得想一想的事情。
主持人:从《还珠格格》开始,由电视连续剧闹得社会上也形成了一股格格热,您对这股格格热怎么看?
叶:它热就让它热去好了,反正它有凉的时候,顺其自然吧。
主持人:现在您又不大写家族小说了,而写起了动物小说系列,生态小说,您深入到了秦岭深山,写以扶贫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的生态、自然、动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使您去关注自然,关注动物,关注生态?
叶:关注自然环境我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到了陕西、到周至县以后,我才体会到确实是到周至来给我换了一幅“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用动物的思考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应该对它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对它们要理解要尊重,它作为一个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在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去干预它,改变它。
我写家族小说也可以完完全全地、顺顺当当地写下去,但是我总想,在我还有精力在还能跑得动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精力分出一大部分来,关注于大家共同所需要关注的东西。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很喜欢游离,也喜欢唱京戏,一个人的时候,好像还爱耍木偶,而且是自编戏词,您这样一种童趣的保留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叶:有时候累,写东西非常非常的累,在累的情况下,一个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放松一下吧,因为我平常在家老是一个人,当作家最难耐的就是寂寞和孤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没人跟你说,你完全和你作品当中的人物在对话,那么轻松下来干什么呢,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点乐,我们家有时候沙发上放着一些狗熊老鼠,这些小玩具,捏过来一个就跟它说了半天话,然后用它演这个角色,和别的小木偶们再去对话去,有时候玩得自个也挺高兴的,都忘了写作了,一个人在那儿演半天,想我这干吗呢,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还这样,索性是没有人看见。
主持人:我知道您有这个爱好,而且是童趣不减当年,我特地把我女儿两个玩具到到演播室来了,您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能够看到您在家里边不让外人看的童趣,好不好?
叶:我叫小猪猪,我盖房子我盖房子防大灰狼,大灰狼在那儿呢,大灰狼在这儿呢,坐着呢,小红帽,小红帽来了,小猪你好,你的小房子真好,大灰狼肯定进不来,我就在你们家住吧,在你们家住大灰狼就吃不了了我,要不然大灰狼把我吃到它肚子里还要把我吐出来,那肚子里可脏了你进过它的肚子吗,我没进过大灰狼的肚子,可是我进过人的肚子,人的肚子比大灰狼的肚子还脏。
主持人:叶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