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和珅:和珅的籍贯

满洲人，不但有八大姓，还有八旗制度。每一个满洲人都应该是在旗的，和珅的家庭也不例外。

　　说起八旗制度，我们的读者并不陌生。

　　八旗制度起源于牛录制。其前身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时期（1125～1234年）实行的“猛安谋克制度”。满洲人（其前身为女真人）出兵或打猎，按族党屯寨进行。每人出一支箭，十人为一牛录（汉语“箭”的意思），其中有一首领，叫“牛录额真”（汉语译为“佐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黄、红、白、蓝四旗，分别打黄旗、红旗、白旗、蓝旗。四十三年（1615年）扩大为八旗。原四旗名称冠以“正”，另四旗名称以黄、红、白、蓝冠以“镶”，即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新增的四旗的旗子，镶黄旗的旗子在黄色旗上镶红边，镶白旗的旗子在白色旗上镶红边，镶红旗的旗子在红色旗上镶白边，镶蓝旗的旗子则在蓝色旗上镶红边。

　　每旗原则上应该包含二十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人，共计七千五百人。但是实际上，每旗的牛录数量都是不一样的、都不是固定的、都是随时可以按照皇帝个人的爱好而不断变更的。如努尔哈赤在位时期的八旗牛录数量大致是这样分布的：正黄旗四十五个牛录，镶蓝旗三十三个牛录，镶红旗二十六个牛录，正红旗二十五个牛录，正白旗二十五个牛录，镶黄旗二十个牛录，正蓝旗二十一个牛录，镶白旗十五个牛录。

　　牛录的长官叫牛录额真。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汉语“队”的意思），首领叫甲喇额真（汉语译为“参领”），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旗”的意思），首领叫固山额真（汉语译为“都统”）。每个固山设左右两个梅勒额真（副都统）。一个固山即为一旗。八旗的最高统帅叫“汗”，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固山额真由其子侄担任。努尔哈赤与各旗旗主都有精锐卫队，叫“巴牙喇”。

　　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政治制度。牛录额真（“佐领”）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战斗的指挥者，其所属的每个成员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战斗者。作为军事制度，有前锋、骁旗和护军之分：前锋披坚甲，持武器冲锋在前；骁旗披轻甲，从后冲击；护军是精兵，相机行事。

　　八旗制度还是一种经济制度：各种行政经费是按牛录为单位分摊。每个牛录派男丁十人和牛十头在空地上种粮食，收获的物品都要归公。

　　八旗制度还是一种行政制度：各级大小官员除是生产的组织者、战斗指挥员外，还是行政官员，八旗充当了国家机构。

　　努尔哈赤创建了满洲八旗，皇太极又发展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共有二十四旗。以后又将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编入“布特哈八旗”，也就是打胜八旗。但是，这些都通称八旗。入关后，八旗成为军事组织，并分为京师八旗与驻防八旗，分给土地，发给兵饷。八旗士兵的待遇，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物质上，都要比绿营士兵优越得多。

　　入关前，皇帝统管两黄旗，代善（清太祖次子）统管正红旗；庄亲王舒尔哈齐的儿子济尔哈朗统管镶蓝旗；清太祖十四子多尔衮与清太祖十二子阿济格统领镶白旗；清太祖十五子多铎统领正白旗；代善长子岳托统领镶红旗；太祖五子莽古尔泰掌管正蓝旗。

　　入关后，八旗逐渐有了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指镶黄、正白、正黄三旗，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自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构成八旗的核心；其他是下五旗，是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的分封之地，发展到后来旗主权利被削弱，八旗全归皇帝统领。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造成了正身旗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别，是八旗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

　　上三旗守卫皇城，挑取侍卫，皇帝外出时担任扈从，是皇帝最依重的亲军。下五旗除守卫京城外，被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戍卫。圣祖幼年即位时，以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为四辅政大臣，均出身上三旗，说明上三旗人在参预政治方面也享有优势。

　　为了破除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的隔阂，鼓励下五旗人为皇帝建功立业，特别建立了“抬旗”制度。“抬”意即由下往上升。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其本支子孙准一同抬旗，同胞兄弟仍隶属于原旗。皇太后、太后母家在下五旗的均准予抬旗。

　　以后，抬旗的方式多样化，上三旗的汉军可以抬入同一旗下的满洲旗。圣祖生母孝康皇后一家，佟佳氏，原隶镶黄旗汉军，后抬入镶黄旗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另外，包衣旗人可以拔出内务府抬入满洲旗。不同形式的“抬旗”，成为清代满、蒙、汉军旗人间、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中、正身旗人与非正身旗人间成分流通的一种特殊途径。

　　和珅的家庭，属于满洲正红旗人。正红旗的名人除了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大贪官和珅的家庭外，还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

　　满洲正红旗原来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东部，是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为旗色为纯红而得名，正红旗属于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旗，规模为下辖七十四个整佐领，兵丁两万三千人，男女老少总人口约十一万五千人。

　　清军入关以后，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北京内城。

　　顺治年间，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该四旗称为“左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该四旗称为“右翼”。当时，分居于北京内城的清八旗官兵，形成明显的但不甚规则的圈层结构，其中满洲八旗分居于皇城四周，为最内一圈层，其外为蒙古八旗，再外为汉军八旗。这种状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族属的官兵信任程度的差异。

　　康熙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又开始居住在北京城外。

　　康熙年间，清室开始营建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先是在已荒废的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基础上兴建起畅春园（在北大校园西边），作为康熙皇帝和皇太后避暑休闲的场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畅春园北修建圆明园，并赐予皇四子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后，雍亲王胤禛继位，建元雍正。此后以至乾隆年间，又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并在东侧水磨村增建长春园，又将圆明园东南墙外的以交辉园为主的几家私园归并改造，改名为绮春园。这样一来，由紧相毗联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就构成有“万园之园”盛誉的优美辉煌的皇家离宫—圆明三园。自雍正以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居住几个月，并上朝理政，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营房八所，每所营房建有官房一千五百余间，并有垣墙围绕，从北京城内的满洲八旗中挑选部分官兵前往驻扎。其中，镶黄旗营房在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镶白旗营房在长春园东北，正黄旗营房在圆明园西北角外的萧家河村北，正红旗营房在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营房在玉泉山东北，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镶蓝旗营房在清漪园（颐和园）南蓝靛厂。除正白旗另有一处小营房外，其他各旗都集中驻扎一处。每处营房驻有官兵四五百名，按照军职高低分配住房，多者十三间，少者三两间。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圆明园八旗营房都无一例外地演变成村落民居，散布于圆明园遗址周围，只有蓝旗营、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等地名宣示着这些村庄的来历。

　　乾隆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开始大规模的居住在北京城外。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一营“特种兵”，专门训练官兵爬云梯、攻城池的技艺战法，名为健锐云梯营。健锐云梯营的官兵都是此前征剿大小金川战役中的精锐之旅，骁勇善战。当时有八旗官兵千余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左翼建有四层碉楼十四座，三层碉楼十八座；右翼建有五层碉楼二座，四层碉楼十座，三层碉楼二十四座，供训练官兵爬云梯、登城头的技能使用。健锐云梯八旗官兵后又增加千余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香山静宜园时，专门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饭食，以示犒赏和关怀。后来，乾隆皇帝多次到香山健锐营检阅练兵状况，并大加赞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在他所写的《御制阅武诗》中描述到：“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知，在乾隆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的官兵发挥了威力，“所至奋勇先登，屡奏攻坚陷阵之捷，遂成大功。”而香山健锐云梯营八旗的营房就散布在香山东麓。这就是今香山公园前为什么有团城、阅武楼和有镶黄北营、镶黄西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村庄与地名的缘故。

　　不过，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却与满洲的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源于明朝的军制。

　　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几个村庄的形成与得名，是明代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一般地说，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百户所有一百一十二人。每个所统领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兵卒，每个总旗有五十名兵卒。可见，明代军队的编制，最基层单位也称为“旗”，犹如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镇，也称“九边”，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为了供给沿边驻军所需的战马，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草场和马房，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马，甚至民间也承担繁重的为官府养马的任务。有明一代，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房很多，其中在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有一处，称为黄土店马房。那时候，在黄土店周围没有几个村庄，到处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被分派到黄土店马房牧马养马的官军，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间牧马。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村庄就是明代牧马的各小旗官军的驻地，后来演变成村落，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所处方位命名。在今清河镇东边、清河北岸有个村庄名为“马房”，则是明代清河马房的遗存。而在昌平小汤山的南边、温榆河北岸也有一个“马房”村，则是属于小汤山马房的范围了。明代北京地区马房之多，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