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三十八、林彪事件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⑤同上。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⑧同上书，第45页。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①毛泽东在吴法宪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4日。

　　②叶群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10月13日。

　　③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5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

　　⑤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示，手稿，1970年12月16日。

　　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⑦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9日。

　　⑧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写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手稿，1971年1月8日。

　　⑨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2月19日。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那个简报，影响最多，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Ｂ－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