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乐府诗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编撰。郭茂倩不仅编撰了一百卷的乐府诗，他对每类乐府诗还写了题解，他的题解“徵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这部书不光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乐府诗，也是研究乐府诗的重要著作。题解中徵引的古籍，如《古今乐录》，今已失传，更值得重视。
　　郭茂倩的生平却湮没难考。《四库全书总目》称“《建炎以来繁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裦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本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此本题曰太原，盖署郡望也”。
　　郭茂倩叙述乐府诗的起源，说：“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这裹指出在汉惠帝时虽然已经有了乐府令的官，但设立乐府机关，采集歌谣来配上音乐，还是汉武帝时的事。这个叙述是简要而确切的。西汉设有太乐和乐府二署，分掌雅乐和俗乐。汉惠帝时的乐府令就是掌雅乐的太乐令。汉武帝设立的乐府，就是主管俗乐的乐府署。乐府所采的赵代秦楚之讴，都是当时的俗乐。《乐府诗集》编集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一直到五代，分为十二类：
　　一，郊朝歌辞是祭祀用的，祀天地、太朝、明堂、藉田、社稷。
　　二，燕射歌辞是宴会用的，以饮食之礼亲宗族，以宾射之礼亲故旧，以飨宴之礼亲四方宾客，是辟雍飨射所用。
　　三，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四，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五，相和歌辞是用丝竹相和，都是汉时的街陌讴谣。
　　六，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平调、清调、瑟调），皆古调及魏曹操、曹丕、曹叡所作。
　　七，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朝、朝飨，杂舞用于宴会。
　　八，琴曲歌辞有五曲、九引、十二操。
　　九，杂曲歌辞杂曲的内容，有写心志，抒情思，叙宴遊，发怨愤，言征战行役，或缘于佛老，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故称杂曲。
　　十，近代曲辞也是杂曲，因是隋唐的杂曲，故称近代。
　　十一，杂歌谣辞是徒歌、谣、识、谚语。
　　十二，新乐府辞是唐代新歌，辞拟乐府而未配乐，或寓意古题，刺美人事，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这十二类的分法，在当时是比较概括而不繁琐的。《隋书·乐志》和《通典·乐典一》，分乐府诗为四类：一，大予乐，郊朝上陵所用；二，雅颂乐，辟雍飨射所用；三，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所用；四，短箫铙歌，军中所用。这四类分法，是沿袭汉明帝时的分法（见《隋书·音乐志》上），显然已经不够。因为到了三国的魏，设立清商署，把相和歌包括清商三调从鼓吹署裹独立出来，把鼓吹专指短箫铙歌、横吹曲辞了。四分法更不能概括三国以后的乐府诗演变，所以郭茂倩要定出新的分法来。三国初又设总章管舞曲，晋以下也有总章，所以郭氏又立了舞曲歌辞。又《魏书·乐志》称：“神龟二年，陈仲孺言，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瑟调、清调、平调都依琴来调正，琴曲被重视，可能因此又分出琴曲歌辞。至于雜曲是无类可归的曲，雜歌谣辞和新乐府辞是不入乐的。所以这十二类的分法是适应于乐府诗的时代变化来的。它不像宋郑樵的《通志·乐略》，把乐府诗分为五十三类那样的繁琐。
　　这十二类的分法，也有可商处。如舞曲，分雅舞、雜舞，雅舞用之郊朝、朝飨，雜舞用之宴会，那已经包括在郊朝、燕射中了。再像鞞、铎、巾、拂等舞曲，都包括在清商曲内。那末舞曲就不必另立一类了。再像琴曲，本书中所收的唐尧《神人畅》、虞舜《思亲操》等都不可信。“当时一部份琴曲亦属清乐，故琴曲曲调常与相和相通。”那末琴曲似可分属相和、清商等类，似不必另立一类。本书裹收了合乐的和不合乐的乐府诗，不合乐的像雜歌谣辞和新乐府辞，前者是接近民歌，后者是模拟乐府而作，把这两部份收进去是好的。但在合乐的部份收得不免稍滥，“如薛道衡《昔昔监》凡二十句，唐赵嘏每句赋诗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试，摘句命题，本无关于乐府。乃列之薛诗之后，未免不伦。”又本集中疑有误收的诗，如卷三三收王褒《远征人》“黄河流水急”四句一首，王集不载，此四句即见于卷三二王褒《从军行》第二首中。又卷六八收李元操《鸣雁行》一首，乃詠雀，又卷七四收王胄《棗下何纂纂》两首，内容写柳写槐，并与题不合。疑皆误收。又它的杂歌谣辞，收录徒歌、谣识、谚语。其中“有些是伪讬的古歌，有些是和‘诗’相距很远的识辞和谚语。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谣又缺而不载。其采录标淮是有问题的”。如《绵州巴歌》就没有收。
　　本集在分类编选上虽有可商处，但还是最完备的乐府诗集，保存了极豊富的乐府诗。其中“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部份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再就题材说，像《雉子斑》、《晫蝶行》、《步出夏门行》、《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等无一不是新鲜的。就是拿题材相同的诗来比，乐府还照样给人新鲜之感。将写爱情的《上邪》比《柏舟》，写战阵的《战城南》比《击鼓》，写弃妇的《上山采蘼芜》比《谷风》和《氓》，写怀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胜场，或后来居上，绝不是陈陈相因。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至于《新乐府辞》，像“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白居易所作“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头同古义，全创新词，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请先蝼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郭茂倩把这部份不入乐的新乐府选入本书，更能见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本书中编入的郊朝燕射歌辞，几乎都是糟粕。但其中也有少数几篇是可取的。像郊朝中的《日出入》、《天马》。更因本书是先列古辞，后附拟作，因此像李白的《天马歌》也附在裹面，给这类作品增加了光彩。至于鼓吹横吹，其中名篇更多，像《艾如张》、《战城南》、《巫山高》、《有所思》、《上邪》都是，更附有李白的《战城南》、《将进酒》，李贺的《巫山高》、《将进酒》，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而传诵的《木兰辞》就见于横吹裹。相和裹的名篇有《平陵东》、《陌上桑》、《孤儿行》等，曹操的名篇《薤露》、《蒿里行》、《步出夏们行》都包括在内。这裹也收了《蜀道难》，还有李白的《蜀道难》，可证李白是模仿乐府旧题而作。清商裹以《子夜歌》最著名。雜曲裹名篇较多，像《羽林郎》、《焦仲卿妻》等，以及鲍照的《行路难》，李白的《北风行》、《行路难》都是。新乐府裹包括杜甫、白居易、元稹直到晚唐陸龟蒙、皮日休的乐府诗。类似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名篇，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鲁迅讲民间文学“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又说到民间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鲁迅提到的《子夜歌》，正收在本书的清商裹。由于本书的编例，把乐府古辞列在前面，文人的拟作列在后面，正好供我们研究，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学，怎样使文人吃驚，纷纷拟作。文人又怎样把它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来发展诗歌的创作。在这裹，我们更可以研究大作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怎样向民歌学习，他们不是一般的模仿，在吸取民歌营养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突破前人的杰出成就。我们正可以从本书中学习古代民歌，学习大作家怎样继承民歌的优良传统再加以发展，创作出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篇，从而发展我们的新诗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