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工地战报）

　　每个人活在世界都是有他天的一份才能的，但才能会不会挖掘和表现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极少数的人获得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和环境，他就是成功者。

　　工地战报是一张16开的双道林纸，两面油印了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福印和安付的作品，他们去各民工连采访人物，动笔写了，又用蜡纸刻成，再油印、散发。原则上战报没有出版日期，但没特殊情况还是三四天就得印一期的，福印几乎是固定人员，当然他还要做所有的
　　宣传工作；安付除了刻蜡版，他却有兴趣去辅助技术员老陈，一个帆布口袋里总装着尺子和图纸。战报虽小，内容又简单，在那个注重社会舆论的年代，它却受到指挥部的重视，每期稿件要经副总指挥老李亲自审定，印出后要呈送公社和县革委会。我进入指挥部搞宣传后，刻了一期战报的蜡版，又写了两篇小文章。一篇为小评论，是为当时开展的大会战摇旗呐喊，尽管用夸张的字句；一篇则报道了负责运土方的民工连的生产进度。我并不懂得报道怎么写，把当时仅有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拿来，总结出了三段式，即开头讲形势，中间列举事实，最后要归纳，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如此写了，没想被福印大加赞赏，连老李也表扬，从此安付就退出战报组，我取而代之了。以后半年，福印也慢慢退出来，战报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是主编、是撰稿人、是排版工、是刻印工，然后去发行和在高音喇叭上广播。为了活泼版面，我开始学隶体字、仿宋体字、正楷体字，学着画题头题尾，学油印套红，还学起了写诗。我现在之所以能写文章能绘画和熟悉各种字体，都是那时练习培养的。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有他天生的一份才能的，但才能会不会挖掘和表现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极少数的人获得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和环境，他就是成功者；大多数的人是有锅盔时没牙或有牙了没锅盔，所以芸芸众生。我的才能平平，但我的好处是我喜欢文字，而能很早地就从事文字工作；以至后来就读文科大学，毕业后又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当。这犹如是相府的丫鬟久而久之也有了官宦贵气，小姐闺房里的苍蝇也喜欢了在菱花镜子上停落弄姿。
　　写诗最早是为了活泼战报的版面，写出了一首却来了兴头，惹得三五天就有了一首。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写诗，直写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才停止了要做诗人的梦。有一天，县革委会来了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福印告诉我，此人是“大秀才”，“文革”中在陕西师大当造反派，写过许多轰动一时的打油诗，要我与“大秀才”交谈交谈。福印这么一说，我倒吓坏了，我不敢去见他，钻到工地医疗所的小屋里去帮医生煮针头。医生姓田，不修边幅，不要求别人卫生，自己更不卫生，他一边吃着一个生萝卜一边给我讲他在公社卫生院的故事。说中街某某的父亲肚子疼需要化验粪便，让去拿些粪便来，那老汉竟拉了一大堆全部拿来堆在桌上。说西街某某的儿子婚后不生育，让弄些精液查查，他当时没有小瓶子，随手给了一个玻璃杯子。那儿子拿了杯子去隔壁屋子了，一个上午没有出来，下班时杯子端来了，里边是一指深的精液，还哭丧着脸说他实在没办法弄满一杯子。他就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给我听，我被逗得“哈哈”大笑，福印就来叫我了，说“大秀才”要见我呢。我只好硬了头皮去，“大秀才”手里拿着我编印的战报，指了上边的诗，问：“这是你写的？”我说：“嗯。”他说：“不是抄别人的吧？”我急了，说：“怎么是抄别人的？”他就把眼镜推到额颅上，看着我说：“好，写得还好！你可以给《陕西日报》投稿嘛！”他就说了这一句，晚上我睡在铺上激动得不行，爬起来又到指挥部办公室去写新诗，福印也鼓励我今夜不睡，把诗写好了，他明日去公社就投稿到陕报去。他说：“投稿有稿费哩！”但这一夜我并没有把新诗写成。3天后，我觉得那首诗已修改得满意了，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了《陕西日报》的地址，正好我的粮食吃完了，需要回家去取，就把稿件带上要亲自交给邮局。寄信要贴8分钱的邮票的，母亲却不给那8分钱。问干什么呀？我说：“你不要问干啥呀，权当我借钱，借8分，10天后还你8角！”母亲到底没给我，我还是向弟弟借的，他有一个牛皮纸叠成的钱包，里边有一角钱。寄完了稿件我就返回工地，估计着信得3天到西安，从西安再寄报纸过来也得3天，我的诗要发表那是10天之后的事。但从第10天起我天天翻看报纸，报纸上没有我的诗，看过了一个月也还是没有。我终于苦恼得把这件事告诉了才从部队复员回来待分配工作的顺正，他镶着两颗金牙，张嘴哈哈大笑，说：“人家怕早把你的诗擦了勾子了！”这给我打击不小，再不寄稿了，也再没提给母亲还8角钱的事。
　　自从办起了战报，所有民工连的人都知道了我，但大多的人并不知道我的名字，流传的而是“东街贾家的”孩子怎么样地有本事了！有本事又不张扬，坐在指挥部办公室门口的凳子上刻蜡版，坐得踏实，刻得认真，乖巧得愈发让一些人喜欢上了我。一次，一群民工，可能是陈家沟大队的，经过指挥部办公室门前，有人就说：“瞧，人家年纪小小的就吃轻巧饭了，咱肚里没墨水不掮石头谁掮去？！”有两个妇女跑进门，专要看我的坐势，嚷道我是方勾子，所以沉稳，将来还能当大官哩。我屁股是大点，但并不是方的，不晓得她们是怎么看的。到了年底，全县三个大的水库工地各项工作进行评比，苗沟水库除了土石方运输进度快外，战报是办得最好的，为此受到了表扬。而且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来到了工地视察工作，在河滩里开了一个会，讲话里又提到了战报。陪坐在主席台上的李治文就让坐在下边的我站起来让主任认认，我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李治文又说：“主任要认认你，你站起来呀！”我说：“我早站起来了呀！”全场的人都笑了，笑我的个子矮，主任也乐了，说了一句：“人小鬼大吗！”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的屁股越来越肥，但我的个子却仍没有长。几十年后，在西安遇见了这位主任，他已经是陕西省的一位很大的官了。说起往事，他告诉我第一批工农兵上大学的花名册报到县上，具体负责招生的人汇报我是从苗沟水库推荐的。他就问是不是办战报的，个子矮矮的？负责人说是，他看那名册上写着我被分配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火箭系，说：“他学什么火箭，让学中文吧。”就这样调换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我感谢着这位领导，他对我办的战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的矮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一生，所谓的方屁股带给我的是丑陋，个子矮却赐给了我许多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我白天在指挥部办公室忙活，吃饭和晚上住宿还在棣花民工连的工棚里，民工连在一段时间里让我兼任了伙食管理员。其实，伙食管理员的工作非常简单，每个民工来交粮给灶上，我记个账，每次做饭下的米面和菜，我记个斤两，一个月到头了，将这些账目汇总给大家念一遍就完事了。难缠的是民工常常吵架，吵起来免不了手脚并用，因为都牵扯到粮食和吃饭的事，连长处理问题时总要叫我当场作证。西街村的那个刮刀脸饭量大，每每一份饭是不够吃的；他吃得又特别快，你无法想象那么烫的饭他低了头一扒就扒完了，扒完了并不去水
　　沟里洗碗，而蹴在一边等着每个人都吃过了，谋算着锅底还有没有剩下的饭？他每次都能多吃到半碗到一碗。别的人当然有意见了，和炊事员吵起来，最后相互扭打在一起。炊事员的一颗门牙被打掉了，从此说话漏风。有人提议撤换炊事员，连长是不同意的——连长的宿舍单独安排在伙房旁边的小棚里，炊事员也常给他打的饭最稠——却问我怎么处理着好。我说刮刀脸多吃是多吃了，但刮刀脸收工后帮伙房干活，譬如劈柴火呀、提水呀、去水沟里洗萝卜呀，别人却一收工就进工棚睡觉了。连长立即宣布：给刮刀脸多吃一碗饭是应该的，谁如果每日帮伙房干活，就给谁多吃一碗！这么一公开，大家都没意见了，刮刀脸更积极了，以后伙房里脏活累活都归他干了。雷家坡村有一个姓雷的人在回家取粮时，回工地的半路上跌了一跤，袋子里的面粉撒在地上，他怕少了斤两，竟把撒出来的面粉连沙子一块装进口袋与干净面粉搅和在一起。结果有一顿糊汤面大家吃了都叫喊面条里有沙子，碜得牙不敢咬，就追查是谁交的面粉？为什么收粮时不好好检查？民工连整整一个晚上开追查会，我提供了近日交粮的人名，其中几个人指天发咒，信誓旦旦说不是他们干的。但姓雷的人不敢发咒，硬叫他发咒，他不说谁交了有沙子面粉死妈死大，只说要是我交了沙子面让我死了去！大伙儿就认定是他，再一逼，他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众人一声吼地要叫他赔偿，姓雷的人趴在那里就哭了。我出来给他打圆场：“让他赔？他哪儿赔得起，这不是逼他上吊跳崖吗？饭碜是碜，大家还不是都吃到肚里了，吃到肚里了还耐饥哩！罚他给大家唱一段样板戏吧！”大家还是一肚子的气，但也不再说什么。姓雷的人就给大家鞠躬，开唱了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他是会唱样板戏的。灯光下，我看见他一边唱着一边脸上流着泪。
　　这期间，灶上发生了两件事使我至今回想起来细节还是那么清晰。每每想起了，欲哭，又欲笑，哭笑不得。
　　第一件事是工地大会战告一段落后，县上给我们拨下来了一批面粉，我和连长商量好好改善一下伙食吧，就派人下山在棣花集市上买了猪肉要包饺子吃。消息公布后，众人欢呼，自大年初一吃过了一顿大肉水饺，所有的人都六七个月了没有再吃过。许多人就把在此一个月内的生日都改到这一天。但怎么个吃法，意见极不统一。以每人多少个饺子为一碗，但饺子有大有小不可能公平；以所有人尽饱来吃，又存在着有饭量大的和饭量小的，饭量小的就不同意。末了，干脆一人称八两面粉，半斤生肉，萝卜白菜随便，自己做馅儿自己包，然后一人一煮。那一顿，我竟将我包成的饺子全部吃下，还喝了一碗汤。包饺子时，大家又说又笑，也按传统风俗在饺子里包一个一分钱硬币。肯定是自己包的硬币自己吃，无法测定谁吃了谁有福，可还都是包了硬币。刮刀脸和贾源村的关印是饭量最大的，他们比别人多加了萝卜做馅。关印吃过了还觉欠欠的，他是吃饺子从不咬嚼的，吃罢了往起站，猛地一低头，一个饺子从喉咙里掉下来，捡起来吹吹土又吃下了。我是最后煮饺子的，秃子安民饺子煮熟后让我吃，我不吃。他夹一个让我尝尝馅儿调得怎么样，我尝的那个饺子偏偏里边就包了硬币，遗憾得他捶胸顿足，骂我“有福”。
　　第二件事是45人一个大灶，炕面大的锅台上支着平日杀猪时烫毛的大环锅，炊事员是一女两男。一日，又是吃包谷糁面片，面片已经下到锅里了，姓李的炊事员用一张小锨当铲子去搅饭。站在锅台下搅着不得力，就蹲在了锅台上，这边搅了搅，又要到那边去搅。他应该是下了锅台转过去再上锅台，但他懒，一跨腿就从锅上迈过去，他的一只鞋就掉到饭锅里了。他的鞋已破得没后帮，是趿着的，一年四季没有袜子，鞋里是厚厚的土和汗合成的污垢，一掉进锅，4个人全都呆了，我拿了笊篱赶紧去捞，但锅里到处冒泡，鞋在打转儿一时捞不着，眼瞧着黑水像墨一样漾开来。姓李的也急了，拿火钳把鞋夹出来；要用勺把黑汤舀出来时，黑汤已浸染了半锅。那女人脸色煞白，但脑子还清楚，明白若要再舀，就舀得太多，饭就不够了，四顾一看，远近再没别人，急忙就拿勺把饭搅起来。她这一搅，我也灵醒了，立即用另一个勺从锅边还没有黑的地方舀了三四下盛在了盆里，准备给我们自己吃的。饭是搅匀了，但饭肯定已不卫生，又担心被人吃出了怪味，另一男人就舀了半勺菜油倒在锅里，又和了一些面水在里边，说：“这事谁都不能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谁说漏了嘴，谁负责赔粮吧！”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得特别香，还说：今天是什么好日子，饭这么稠这么油的?！
　　我已经买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是用每月的两元钱补助买的，开始了记日记。我的日记并不是每日记那些流水账，而是模仿了《白洋淀纪事》的写法，写我身边的人和事。我竟然为我的记述才能感动了。写完一段就得意忘形，念给身边人听。大家听得十分开心，说写某某写得像，写某某还没写够，又讲某某的趣事。日记本平时是在枕头下压着的，我不在时常被人偷偷拿去当众念，竟还流传到别的连队，我写作的热情全是被这些人煽动起来的。到了后来，如麦场上扬麦粒，有风就多扬几木锨，如猴顺竿爬，我的写作竟完全是为了大家的赞
　　扬而写了，稍一有空就写得不亦乐乎。没写日记前，休息时我就拉着电工房的小巩下棋，现在小巩拿着棋袋怎么邀我，我都失去了兴趣，他把我的日记本夺过去扔到地上，为此我们反目了一个月。1990年的夏天，我回了一次老家，一晚上和本族的一个侄儿说话，他突然谈起了我的日记本，说：“平叔，你那日记写得真好！”我觉得奇怪，我离开家乡时他还没有上学，整日鼻涕涎水的，他哪儿读过那本日记？但我也想不起那本日记后来放在了哪里。他说，日记本在棣花流传着，先是贾塬村的倒换了三个主儿；后又传到中街雷某某的手里；再又到东街，转到他手里时他就藏起来了，再不外借人了。我赶紧求他能否还给我，而且愿意再送他一本我的新书。日记本保存得相当好，外边包了两层牛皮纸，上面写着：这是贾平凹在水库工地的日记，凡阅读者务必爱惜，不得涂抹、撕坏和丢失。我把日记本贴在胸口，一颗眼泪骨碌流了下来。这本日记，我带回了西安，我的几个文友读了，竟认为并不比我现在的作品差，建议拿去出版，公之于世。但我不愿这样做，我送给了我的女儿保存。她现在已经到了我当年的年龄，我要让她了解她的父亲当年是怎样个生活，又是怎样个写作的。